陈水映　梁学成　余东丰　徐燕

[摘    要]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各界亟须探索和总结出更多可供借鉴的乡村发展经验。文章以传统村落转型发展为分析视角，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陕西省袁家村向旅游特色小镇转型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袁家村转型过程可分为村落再生（2007—2011年）、村落发展（2012—2016年）和村镇形成（2017年至今）3个阶段，体现了袁家村由空心村式微经济到乡村旅游经济，再到村镇综合经济的发展历程。（2）袁家村3个转型阶段的驱动因素存在动态差异，村落再生阶段以精英治理、村民参与、资源和市场为关键驱动因素;村落发展阶段以制度治理、村民协动、旅游深度体验为关键驱动因素;村镇形成阶段以社区营造和公共性建构为关键驱动因素。（3）袁家村转型发展过程中，多元参与、利益共享的包容性基层治理，村民能动性參与和合作行为，特色文化地方性建构和价值再生产始终发挥着主导力量，推动着袁家村纵深发展。研究结果从本土经验角度为乡村振兴提供新的观察视角和实践启示。

[关键词]传统村落;旅游特色小镇;转型;驱动因素;袁家村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0）07-0073-13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0.07.011

引言

村落是与城邑相对应的社会最基本的结构单位。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村落表征了以其为基础的传统组织构造和文明形态[1]。传统村落是指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文化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和经济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2]。它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和主体[3]。自2003年起，为落实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工作，住建部、财政部等部门公布了6批276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5批6799个中国传统村落。但传统村落的抢救和保护进展远赶不上其消亡的速度，大量传统村落空心化和内卷化，衰落现象日渐凸显，正遭遇生存危机。近15年来，中国村落锐减近92万个，并正以每天1.6个的速度持续递减，这其中有不少是具有历史风貌的传统村落1。因此，深化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探索迫在眉睫。

传统村落的未来出路，一直以来都是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旅游学等多个学科的重要研究内容，学术界大体上存在“村落终结论”和“村落再生论”两个不同的判断。村落终结论认为，伴随着工业化和非农化的快速推进，村落生活制度和社会关系网络面临着失序和解体，村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1，4]。终结形式主要分为城市边缘地带被逐渐蚕食的村落终结、偏远地带因“过疏化”和“老龄化”的村落消亡和政策驱动下的村落合并3种类型[5]。而村落再生论认为，村落可以与城市化和现代化构成对话互动机制，获得再生的发展资源，实现乡土文化传承和村落共同体延续[6-7]。从国外的发展经验看，日本的“故乡重建”、美国的“都市化村庄”、英国的“乡村城市化”等，都表现出不同形式的村落再生，重构了传统乡土社会[8]。村落再生论强调了村落形态的延续、重组和可持续发展，具有历史必然性，是多数学者坚持的观点，也是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村落再生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村落转型发展[1]。村落转型就是村落从一种组织形态变迁到另一种组织形态，使村落经济形态、空间格局、社会关系、功能角色等在新的机遇下得到了新的发展，转向一个“新乡村”[8]。传统村落转型强调了村落形态的延续、适应和再造，是学界回归本土田野的一次学科实践，相关研究集中在传统村落治理结构转型[9-12]、空间转型[13]、经济发展方式转型[14]、转型模式和路径[15-16]等方面。但以往研究较少关注传统村落自组织建设和内生动力培育，也缺乏对传统村落转型的动态驱动机制等必要的学术跟进。在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战略背景下，开展新的理论探讨成为必然。

特色小镇始于2014年浙江省的创新和实践，是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特定阶段的创新产物。经过近几年的探索，特色小镇建设也不再局限于大城市周边区域的推广和实践，远离城市的广大乡村地区的成功案例正在不断增多。作为特色小镇的一种重要类型，旅游特色小镇是指，以旅游产业建设和发展为出发点，依托原有古村、古镇或借助有吸引力的地域文化资源、产业资源、生态资源等相关资源，通过文化旅游融合、文化创意设计等手段而发展起来的特色空间组织形式1。旅游特色小镇不完全是行政建制镇或中心镇，与传统的行政建制镇相比，它不仅承担着产业集聚、经济带动、社会服务等功能，还承担着促进地域文化保护、产业发展、就业拉动、社区建设等多个层面的平台价值，强调对乡村经济转型升级的带动和宜居、宜业、宜游空间的打造，是旅游业发展与村民生活品质化建设的创新融合。旅游特色小镇建设有助于恢复乡村地区经济和文化[17]，促进传统村落复苏[18-19]，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20]。陕西省袁家村2007年至今的转型发展，地域样态从“空心村”到“旅游型乡村”再到“旅游特色小镇”，经历了从萧条到繁盛，从村到镇的过程，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村落升级。基于此，文章以袁家村为例，探究其向旅游特色小镇转型的内在机理，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提供新的启发和借鉴。

1 文献回顾

1.1 传统村落转型发展模式相关研究

传统村落转型发展模式是乡村转型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研究典范。国内外学者对传统村落转型发展模式研究聚焦于探索村落发展与演变的过程、特征与内在规律。文献梳理发现，传统村落转型发展模式主要有生态博物馆、旅游景区化和社区营造3种类型。生态博物馆模式（eco-museum）萌芽于博物馆的户外创建。1980年，法国学者Riviere第3次也是生前最后一次给生态博物馆下了定义，指出生态博物馆是由公共权力机构和当地人民共同设想，共同修建，共同经营管理的一种工具，并认为生态博物馆具有多元化、时空性、遗产性和居民参与等特征[21]。生态博物馆理念来源于人们对旧博物馆的反思和观念的更新，它以现代化的物质实践为基础[22]。生态博物馆模式奉行以传统村落为对象建立博物馆，坚持“严格的可持续”，强调在原社区生态环境范围内开展整体性保护[23]，倡导“活态保护”“村民在场”等保护理念[24]。该模式能有效解决文化遗产被闲置、破坏、流失的问题，建构了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记忆，重建乡土文化的根脉载体[25]。旅游景区化模式就是以村落空间为基本地域单位，通过整合其资源禀赋，采用景区化的运营和管理模式实现村落价值增值[26];它能有序重建传统村落内生发展机制，是驱动村落新生的可行途径[27]，也能实现传统要素和现代功能的有机结合[28]。“社区营造”一词起源于日本，又被称为“造町”，主要是指居住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人们为了提高生活质量，进行多样性合作，进而提高社区活力所开展的一连串持续的活动[29]。社区营造内容包括人、文、地、产、景5个方面[30]。社区营造模式强调社会参与与村民自治，以构建社区共同体作为目标，倡导多方合作，重塑社区生命力，是传统村落重要的再生模式之一[31]。

1.2 传统村落转型的驱动因素相关研究

传统村落转型的驱动因素历来为国内外乡村研究的核心内容[32]。相关研究者主要从产业发展、经济基础、治理机制等方面阐述传统村落转型的内外驱动力。在产业发展方面，Ghaderi和Henderson认为，旅游开发是传统村落转型的重要驱动力，对村落文化景观、社区参与和可持续发展产生影响[33];张红认为，农业现代化推动着传统村落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发生变迁[34];刘红星以温州村落为例，认为家庭工业驱动着村落自下而上地发展升级，是重要的转型驱动力[35]。在经济基础方面，McGee等认为，村落转型的动力在于农村生产力的提高，并通过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形成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自由流动的平台和机制[36];李裕瑞等通过考察黄淮海平原5个代表性村域在过去30年的发展历程，认为宏观经济环境、国内外市场等引起传统农区农业型村落社会经济形态和地域空间格局重构[37];高慧智等通过研究高淳国际慢城大山村的转型发展，发现现代消费造成传统的、自然的乡村绝对空间消失，驱动着乡村原生空间重构和再构，是重要的外源驱动力[38]。在治理机制方面，杨忍等通过对逢简村的空间重构过程与机制分析，发现地方政府以行政征召和环境整治征召为主要征召方式，将目标不同的多元行动者吸纳进来，推动村落生产空间、生态空间、生活空间的转型和重构，是重要的初始动力[13];李伯华等认为传统村落自下而上的村民自治意识、合作意识等自组织力推动着村落人居环境系统的演化，是重要内部驱动力[39]。此外，其他学者还研究发现，村民素养[15]、区位优势[16]、制度创新[40]、资源禀赋[41]、社区响应[42]、外部资源注入[43]也是推动传统村落转型的重要驱动因素。

1.3 研究评价

综上所述，学者围绕传统村落转型发展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现有研究也显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生态博物馆侧重于保护，强调真实性，但忽视了村落现代化发展的权利，缺乏理解与关照人的生存与发展诉求，以致出现了实践限度问题。旅游景区化一定程度上能促进村落复兴，但也充满着政府、开发商、村民等主体的利益摩擦，还易造成村落空心化、形象同质化、文化异化等多重风险。由于市场逻辑的渗透导致社区很难形成共同利益，社区营造面临着市场、体制、资本等多重矛盾与困境。现今，传统村落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有必要对传统村落转型模式和驱动因素进一步探索。由此，文章采用扎根研究方法，对袁家村向旅游特色小镇转型的过程和机制进行分析，试图回答以下几方面问题：袁家村向旅游特色小镇转型过程经历哪些阶段？不同阶段关键驱动因素是什么？前后因素之间有什么逻辑关联？什么因素始终发挥着主导力量？乡村地区旅游特色小镇建设需要规避哪些问题？

2 研究设计

2.1 案例地选择

袁家村位于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烟霞镇，地处关中平原腹地，坐落在世界最大的皇家陵园唐太宗昭陵九嵕山下，处于西安—咸阳半小时经济圈内。袁家村是一个拥有13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具有浓厚的关中历史文化遗存和较强的地域特色，2014年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早期，该村干旱貧困。20世纪70年代，郭裕禄被推荐为生产队队长并担任党支部书记，他带领村民甩掉了扣在袁家村头上的穷帽子。改革开放后，袁家村先后兴办起印刷厂、海绵厂、水泥厂、砖窑厂、药厂等企业，发展成为小康村。90年代后期，随着国家调整产业政策，高能耗、高污染的村办企业相继破产。2000年以后，村民收入骤降，陆续进城务工，袁家村变成了一个“空心村”。2007年，老支书郭裕禄的儿子郭占武担起了重振袁家村的重任，他带领村民，以村为载体，以村民为主体，打造以关中民俗文化为主题的村景一体式旅游景区，建成了文化浓厚、地方特色鲜明的“关中印象体验地”。

袁家村具有很强的发展典型性，是一个现象级的旅游目的地，受到业界和媒体等广泛关注，这也是本文选择其作为案例地的原因所在。经过10余年的发展，袁家村旅游接待总人数从2007年的3万人次增长到2019年的580万人次，2019年，旅游总收入超10亿元，村民年人均收入10万元，村内常住人口也由原来的62户286人壮大到3000多人，汇聚了1000多名创客[44]。袁家村还通过统筹周边10余个村庄的产业合作，带动周边数万名农民增收，实现了村域经济和社会转型。袁家村先后获得“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全国乡村旅游示范村”“国家特色景观旅游名村”“中国十大最有魅力休闲乡村”“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中国十佳小康村”“中国最美村镇”“就地就近转移就业示范基地”“最具旅游特色小镇”等殊荣。

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扎根研究方法（grounded theory）进行质性分析。扎根理论由两位社会学学者Glaser和Strauss于1967年首次提出[45]。所谓扎根理论，是在系统搜集和分析质性资料的基础上，将资料分解并概念化，然后再上升到理论高度，是一种自下而上建立实质理论的定性归纳方法[46]。该研究方法所需要的数据资料来源广泛，包括观察、访谈、报纸、录音、书籍等，是质性研究中比较科学有效的方法，分为开放性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3个过程。

2.3 数据来源

扎根研究方法强调从资料中发现概念、建构理论，所以数据收集是关键一步。本研究通过对案例地持续地田野调查来获取数据，团队先后于2017年3月和5月、2018年9月和10月以及2019年3月前往案例地进行实地调查，重点寻找长期介入袁家村旅游发展中的人员进行深度访谈来获取资料。访谈工作是在告知受访者调研目的和问题后，以开放式和半结构访谈方法进行一对一访谈。访谈对象包括农家乐经营者、民宿经营者、小吃店店主、合作社员工、村委会人员等群体。访谈内容包括袁家村旅游发展历史、发展动力、关键事件、规章制度等。正式调研共访谈78人次，其中与本文主题最为相关的访谈对象31名（表1）。访谈地点集中在原住民所在的农家乐一条街、康庄老街和小吃街，重点寻找早期涉入旅游经营的人员，比如1号、11号、22号农家乐经营者。单个访谈时长维持在30～60分钟范围，以录音和笔录为手段记录，在后期整理资料时进行匿名编码处理（A代表农家乐经营者、B代表民宿经营者、C代表小吃街店主、D代表合作社员工、E代表村委会人员、F代表其他，比如201803-A-01指的是2018年3月份对1号农家乐经营者的访谈资料）。其他佐证资料，一是来源于与袁家村旅游发展的相关学术文献、袁家村规划和制度文本、新闻采访、微信公众平台等，二是对袁家村村容村况、生产生活、乡风习俗等方面进行的实地考察。

2.4 袁家村的转型过程

袁家村向旅游特色小镇转型是在旅游产业集聚作用下的综合表征。其10余年的发展，既是袁家村游客接待量稳步增长的过程，也是袁家村逐渐走向现代化和城镇化的过程。参照以下指标：（1）旅游业综合贡献率，包括社区就业贡献、社区增收贡献等;（2）旅游产品集聚度，包括旅游吸引力水平、旅游业态集聚度等;（3）村镇建设水平，主要包括交通、水电、医疗、消防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水平。再结合袁家村历年发展情况的调研资料，对指标体系进行赋值评判，文章将袁家村转型过程分为村落再生（2007—2011年）、村落发展（2012—2016年）和村镇形成（2017年至今）3个阶段（图1）。

村落再生阶段，袁家村旅游业态比较单一，旅游产品种类有限，游客量少，基础设施和旅游接待设施短缺，未形成明显的品牌效应;旅游产业集聚效应和就业拉动能力不显著，对地域经济贡献率低。村落发展阶段，袁家村补充和升级旅游业态，村民参与度和积极性提高;同时，又以免租等优惠条件，吸引回创人员和外来人员入驻村庄创业，并吸纳大量外部资本投入。旅游接待能力、旅游业态体系、市场知名度、村落建设和发展环境等有了较大的提升，品牌影响力增强。村镇形成阶段，袁家村进一步发展创意、文化、休闲、度假等旅游产品，深化了旅游体验，并通过“一村带十村”的共同富裕发展战略制定、社区营造、公共服务设施水平提升等措施，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旅游特色小镇，走上了旅游城镇化发展之路。

3 袁家村转型的驱动因素

开放性编码过程中，对收集到的原始资料进行分解，初步概念化和范畴化。主轴编码过程中，对次范畴逐级缩编，明确范畴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发展主范畴，再次概念化、抽象化。最后，选择编码过程中，通过处理范畴与范畴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从主范畴中挖掘统领其他所有范畴的核心范畴，进行第3次抽象。

3.1 开放性编码结果

3.1.1    村落再生阶段的关键驱动因素

袁家村转型属于市场导向内生型，肇始于当时农耕生计结构中的人地矛盾。2007年的袁家村，由于村办企业陆续倒闭，村民也由过去的农工兼收转向依赖农业收入。当时全村286人，耕地面积660亩，主要种植玉米、大豆、小麦等农作物，收成好可以满足家庭口粮，如遇自然灾害，基本家庭开支就很难保障。就像Tawney所描绘的那样：中国有些地区的农民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47]。面对新困境，村民纷纷外出务工，袁家村处于发展失序状态。

此时，村支书郭占武担起了重振袁家村、复兴地域经济的责任，成为袁家村转型发展的直接推动者和实践者。他带领村民购置老房子、老物件，先后建成了集关中作坊、关中民俗体验、关中小吃、关中杂耍等于一体的拥有100多间店铺的康庄老街。随着康庄老街经营成效日益明朗，袁家村开始了拓展步伐，又相继在康庄老街北侧建成了涵蓋关中客栈、各式酒吧、咖啡屋等商业街道，并号召和鼓励村民经营农家乐，在关中地区率先打造村景一体式旅游景区，走上了旅游兴村的发展道路。

村落再生阶段首先是基于乡村带头人的个人优秀特质以及他对地域文化的精准挖掘和阐释，但也离不开人地矛盾下村民主动对接市场的理性选择。村落再生阶段的开放性编码得出卓越带头人、优秀领导团队、自治理念、示范效应、村民理性选择、旅游资源开发、旅游吸引力和旅游市场共8个关键驱动因素（表2）。

3.1.2    村落发展阶段的关键驱动因素

袁家村经过再生阶段的培育，基本夯实和积淀了乡村旅游发展基础，进而走向规模扩大和质量提升的快速发展阶段。2014年到2016年，袁家村再次开出优惠条件吸引回创人员和特色项目入驻，推动了外部资源进入袁家村，并进行要素重组。期间通过自筹和引入外部资本相继建成了秦琼酒店、关中民俗客栈、关中古镇等9个项目，旅游和其他配套设施不断完善，地域空间不断扩展。此阶段，袁家村把面粉、豆腐、酸奶、辣子、粉条、油、醋等小作坊组建成多个股份制合作社，村民和商户均可自愿入股，实行全民股份制利益分配形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度利益交互格局和商业共同体氛围，有效解决了村民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恶性竞争。

值得关注的还有，袁家村在发展阶段始终把教育村民和塑造诚信文化作为治理之本，不仅倡导村规民约、契约规范等非正式管理制度，保护优秀乡村价值观念远离商业负面浸染，而且创办农民夜校和道德讲堂，重构乡村价值体系和人际网络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转型。这一努力促使地域治理力量得以彰显，地域发展不断升级，无形中降低了合作者间的组织成本。村落发展阶段开放性编码得出利益分享制度、治理制度创新、非正式制度、村民参与深度、村民参与广度、旅游产品集聚和旅游感知7个关键驱动因素（表3）。

3.1.3    村镇形成阶段的关键驱动因素

2017年以后，袁家村村集体、市场需求等推动袁家村由观光旅游地向休闲度假旅游地转型，旅游产业规模大幅度增长，产业链不断延伸，达到了比较高的聚集度和深耕水平。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此阶段，地方政府和村集体加大民生事务和公共服务供给，推动了袁家村教育、医疗、消防等建设水平，促进了村落生产和居住环境的品质化发展。村民由传统农民向现代产业经营者、管理者、服务者的身份转变和综合素养的持续提升，实现了人的现代化。

村镇形成阶段是与社区营造等话语相结合的，目的在于构建社区共同体，促进地域可持续发展，包括地域边界构建、生活边界构建和地域公共性构建。在地方政府支持下，袁家村通过村村融合（一村带十村）突破传统乡土社会地域空间界限和资源分配模式，创立“袁家村社区”，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重构地域边界;通过产镇融合、城乡融合等策略，优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提升了村民生活质量，重构地域生活边界;同时，以血缘、亲缘、地缘的差序格局为基础，吸取本地优秀文化传统、礼仪规范和道义准则，强化地域共同体归属感，重构地域公共性。村镇形成阶段的开放性编码得出村村融合、产镇融合、城乡融合、价值观整合、地方依恋和公共服务共6个关键驱动因素（表4）。

3.2 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结果

在主轴编码过程中，把村落再生阶段的驱动因素概括为精英治理、村民参与以及资源和市场3个主范畴;把村落发展阶段的驱动因素概括为制度治理、村民协动和旅游深度体验3个主范畴;把村镇形成阶段的驱动因素概括为社区营造和公共性建构2个主范畴（表5）。最后，在选择性编码过程中，借鉴Strauss提出的典范模型[45]（paradigm model），再结合原始资料记录的反复比较，发现村落再生、村落发展和村镇形成可以很好地统领各阶段的驱动因素，故可作为核心范畴。

4    袁家村转型过程中的主导力量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虽然袁家村转型过程中不同阶段的驱动因素存在价值追求、关注重点、发挥效能等方面的差别，但前后因素之间存在着密切的逻辑关联。如果把这些关联因素加以分析，可以更加清楚地呈现袁家村转型过程中的主导力量，这些力量贯穿始终且表现出强大的张力，推动着袁家村纵深发展（图2）。

4.1 多元参与、利益共享的包容性基层治理

包容性治理强调以人为本、多元参与和发展成果的利益共享。袁家村从再生阶段的“精英治理”到发展阶段的“制度治理”，再到村镇形成阶段的“公共性建构”，彰显了包容性理念的持续发展。包容性治理将包容性发展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完美融合，是社会治理的实践创新[48]。这种治理制度的价值取向将社会治理看成是共同体构建的过程，促进以村民为本的多元主体（政府、投资者、运营者、原住民、新村民等）相结合，其目标在于促进社区认同感增强。包容性治理不仅渗透着传统社会秩序塑造的惯习模式，还加入了现代化的管理制度，形成对各个利益主体的规制和约束，控制不确定性的行动后果，增强了治理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这种治理机制消除了对某个或某些弱势群体的排斥，保障利益相关者机会均等、收益共享，有效防止了财富分配不均，避免了乡村阶层分化;并且这种治理机制还提高了村落发展所需要的治理效能，最大限度地保障旅游发展服務于村民整体生活水平的提升。

全民参与，入股自愿，钱少先入，钱多后入，照顾小户，限制大户，风险共担，收益共享。——《袁家村农民合作社入股规章制度》

4.2 村民能动性参与和合作行为

传统村落的传承和发展应该始终以生活在其中的村民为基本主体。村民是村落发展中最为积极的资源之一[47]。袁家村从再生阶段的“村民参与”到发展阶段的“村民协动”，再到形成阶段的“社区营造”，均凸显了村民能动性参与在村落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协动”是比“参与”更主动性的一个词汇，强调村民的主动参与、积极作为。村民能动性参与首先建立在对其行使权利的把控上，村民在相关事务中获得了权利表达的机会且这种表达被有效回应，那么村民就会产生被重视感，进而强化参与旅游发展的意愿和行动力。村民能动性还受到社会形态、制度安排、政策支持、市场激励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村民合作行为是嵌入社会行动之中的一种行为实践，它产生的原因受制于现有的社会结构，同时又影响着新型社会结构和社区秩序的形成。利益认同是村民采取合作的基础，在合作初期发挥着较大作用;但是，随着合作的深入和发展，利益的作用开始减弱，公共精神培育则为村民持续合作提供有力保障。公共精神是指村民超越私人利益，对公共利益的主动认知和关怀，并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行为。具有公共精神的村民表现出合作、守法、促进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特征。袁家村村民通过自组织以及乡规民约等非正式管理制度建设，提高了合作程度，重塑了自身文化观念、道德素养和社会属性，逐渐摆脱传统农民意识，向“新村民”转变，完成了户籍未改但社会思想观念的现代化转变。

我所在的小吃街组建的有小吃街合作社、协会等组织，大家通过合作社、协会进行自我管理。每周三，大家去夜校听课，学习规定条例，探讨服务和管理细节。（201809-C-02）

4.3 特色文化的地方性建构与价值再生产

地域特色文化资源具有唯一性、历史性和增值性，具有深厚的人文价值和经济价值。袁家村因地制宜，挖掘、传承和创新地域特色文化资源，营造主题风貌，打造特色旅游体验项目、文化衍生品等文化旅游产品，突出地方异质性。旅游消费是建立在地方商品化基础之上的地方消费的过程（consumption of places）[38]。袁家村通过对地域特色文化的地方表达、旅游诠释和生动彰显，不断完成具有地域色彩的地方性身份、记忆和行动的知识建构，塑造了鲜明的旅游形象，给游客带来独特文化体验，唤起游客的文化认知和认同。

传统村落传承发展还来自地域特色文化价值再生产。文化价值再生产把村落置入更广阔的生产空间，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建立传统村落生产性支持体系，促进村落文化价值增值，推动传统村落生产生活融入现代经济发展体系之中。文化再生产的意义不仅在于强调地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还在于强调地域文化的不停顿性、创新性、增值性等动态发展性质。

我们把本村和周边村的老艺人也请来，为他们提供零成本创业平台，鼓励他们经营老字号，让地方老手艺发扬光大。（201705-E-04）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袁家村向旅游特色小镇的自主性转型过程，揭示了村落转型不应是外部强力介入下的运动式转型，而应遵循主动构建新动能、自然成长、动态递进的发展逻辑。相较于静态分析和单一因素的研究范式，本研究将影响传统村落转型发展的多维因素纳入研究框架进行动态分析，探讨了不同发展阶段驱动因素和前后因素之间的逻辑关联。该分析范式有助于更清晰地了解村落递进发展的过程、所具备的条件和内外驱动力，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有些村落复兴动力不足，有些村落后续发展乏力的现实问题。研究结果从本土经验角度为乡村振兴提供新的观察视角和实践启示。本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从“精英治理”到“制度治理”，治理机制的持续创新是袁家村成功转型的关键。早期，以郭占武为代表的乡村精英锐意进取、为民谋福，将个人影响力转化为“精英治理”效能;随着村落发展，袁家村探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发展模式，适时推出一系列多元参与、利益共享的包容性治理制度，倡导“村民在场”“共同富裕”等终极发展思想，治理机制从“精英治理”主导迈向“制度治理”主导。这种转变既是村镇形成阶段“公共性建构”的前提条件，也是基层治理机制创新发展的应然选择。

（2）从“村民参与”到“村民协动”，村民主体意识的成长是推动袁家村转型发展的核心内生动力。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人，村民能动性参与和合作行为强化了其参与乡村发展的意愿和行动力。因此，乡村建设不应是以资本或政府为本位，而应是致力于创建有利于村民成长的自治空间，培育村民现代化意识和公共精神，真正发挥村民主体能力和价值的乡村复兴过程。

（3）坚持外部旅游市场需求与内部地方特色文化生产的协调统一，推动袁家村良性转型发展。袁家村把村落作为整体文化生产空间，以优化游客深度体验为导向，挖掘、整合、展示关中特色民俗文化，丰富旅游产品和服务供给，重构了“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的地方吸引力，体现了对旅游市场供需规律的充分尊重。

5.2 讨论

（1）袁家村的成功转型表明，旅游特色小镇发展取向把传统村落作为整体生产空间，使村落获得自由生长的空间和向度，从而重新获得生命动力。此模式并不意味着“乡村性”的快速崩溃，反而延续了传统社会多维价值与功能，是对当前困扰传统村落发展问题的一次大胆尝试和突破。但是，袁家村转型是在特定的历史、经济、区位等条件下乡村精英与村民创新、互动的结果，具有很强的本地性和复杂性。因此，本研究既不认同将袁家村发展经验视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模式的观点，也不同意简单否定其具有可借鉴性的观点。

（2）就目前来看，乡村地区旅游特色小镇数量有增多趋势，但整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从开发现状看，一些旅游特色小镇缺少对地域特色文化的汇聚凝炼，忽略了历史文脉的延续和旅游审美体验，出现了文化仿制符号化、文化遗存利用模式化、旅游形象趋同化等危险倾向，使村落建设遭遇不同程度的文化危机。中国社会的根基源于乡村性[49]，地域特色是旅游特色小镇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基础，旅游特色小镇应摆脱互相模仿的建设导向，注重地方文化保护和传承，形成与城市建设不同的本地化图景。因此，乡村地区旅游特色小镇建设如何统合村落现代化与地域特色鲜明化，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3）旅游特色小镇是乡村振兴探索和发展的新形态。当下建设的一些旅游特色小镇对乡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带动效应并不显著。其重要原因在于村民有效参与受限，实际诉求和发展权利被边缘化。袁家村村民通过建立合作社、协会、夜校等自组织来对收益分配、社区建设产生影响，提高了其自身素养和参与能力。当地政府部门则因势利导培育发展环境，减少行政干预，在降低治理成本的同时促成了更为理性的乡村治理体系，从而形成了地域价值提升、产品开发和村民获益的良性循环，保障村民的主体地位和真正参与。因此，乡村振兴应是致力于推动资源要素流入乡村领域，服务于三农问题解决，使村民真正获益的乡村复兴过程。

5.3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在以下两方面存在不足与未尽之处：一是未对袁家村转型的驱动因素进行深度探讨，未来持续思考与分析内外部驱动因素是十分必要的。二是单案例获取的研究结论并不完全适用其他传统村落发展实际，应在肯定旅游特色小镇积极作用的同时，保持足够的谨慎，预防因过度资本化而造成对传统村落的永久伤害。村落转型发展已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1]，未来研究需要超越传统村落“是否终结”的固化思维，而去关注传统村落的发展权利，突出地方存在的价值定位[50]，开展以村民为主体的、主动式、动态的传统村落发展路径探讨，并将传统村落放在乡村之外、整个国家的宏大视野下，探索传统村落发展的本土化实践机制以及与现代社会对接的转型模式，如整合发展模式、空间联动模式、资本聚合模式[28，51]等。综合考虑村落发展条件，因村施策，前瞻性地把握村落命运走向，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多可遵循的科学路径。

致谢：感谢2019年《旅游学刊》中国旅游研究年会上评审老师对文章提出的修改建议;感谢袁家村村委会在实地调研与资料搜集过程中所提供的协助。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文军， 吴越菲. 流失“村民”的村落： 传统村落的转型及其乡村性反思──基于15個典型村落的经验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17， 32（4）： 22-45. [WEN Jun， WU Yuefei. Villages losing “villagers”：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rural reflection：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15 typical villages[J]. Sociological Studies， 2017， 32（4）： 22-45. ]

[2] 孙九霞. 传统村落： 理论内涵与发展路径[J]. 旅游学刊， 2017， 32（1）： 1-3. [SUN Jiuxia. Traditional villages：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development path[J]. Tourism Tribune， 2017， 32（1）： 1-3. ]

[3] 汪欣. 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4： 23-117. [WANG Xin. On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M]. Beij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Publishing House， 2014： 23-117. ]

[4] 李培林. 村落的终结： 羊城村的故事[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142. [LI Peilin. The End of Villages： The Story of Yangcheng Village[M].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4： 142. ]

[5] 田毅鹏， 韩丹. 城市化与“村落终结”[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1， 51（2）： 11-17. [TIAN Yipeng， HAN Dan. Urbanization and “the disappearance of villages”[J]. Jilin University Journal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1， 51（2） ： 11-17. ]

[6] 李伯华， 刘沛林， 窦银娣， 等. 中国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及其研究进展[J]. 地理研究， 2017， 36（10）： 1886-1900. [LI Bohua， LIU Peilin， DOU Yindi，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on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human settlement in China[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7， 36（10）： 1886-1900. ]

[7] 杨贵庆， 戴庭曦， 王祯， 等. 社会变迁视角下历史文化村落再生的若干思考[J]. 城市规划学刊， 2016（3）： 45-54. [YANG Guiqing， DAI Tingxi， WANG Zhen， et al. Regeneration of historical cultural villag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hange[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6（3）： 45-54. ]

[8] 彭兆荣. 城镇化与逆城镇化： 一种新型的双向对流关系──以厦门城中村曾厝垵为例[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39（3）： 69-73. [PENG Zhaorong. Urbanization and counter-urbanization： A new type of two-way convection： A case study of Zengcuoan village in Xiamen[J]. Journal of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9， 39 （3）： 69-73. ]

[9] JING G， WU B. Revitalizing traditional villages through rural tourism： A case study of Yuanjia village， Shaanxi province， China[J]. Tourism Management， 2017， 63： 223-233.

[10] 唐娜. 民族民间传统实践与村落共同体的保护[J]. 贵州民族研究， 2017， 38（5）： 69-72. [TANG Na. The practice of folk tradition and the protection of village community[J]. Guizhou Ethnic Studies， 2017， 38（5）： 69-72. ]

[11] 田鵬.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村落共同体消解及地域共同体重建[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9（3）： 27-34. [TIAN Peng. The practical logic of the settlement of village community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community in the process of new urbanization： Analysi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society [J]. Journal of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9， 19（3）： 27-34. ]

[12] 杨婵， 贺小刚. 村长权威与村落发展──基于中国千村调查的数据分析[J]. 管理世界， 2019， 35（4）： 90-108. [YANG Chan， HE Xiaogang. Authority of village chiefs and the rural development：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TVS data[J]. Management World， 2019， 35（4）： 90-108. ]

[13] 杨忍， 徐茜， 周敬东， 等.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逢简村传统村落空间转型机制解析[J]. 地理学报， 2018， 38（11）： 1817-1827. [YANG Ren， XU Qian， ZHOU Jingdong， et al. Mechanism of rural space transformation in Fengjian ancient village of Shunde district， Foshan based on the actor network[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8， 38 （11） ： 1817-1827. ]

[14] 刘改芳， 李亚茹. 古村落集体经济转型影响因素的动态演化研究──基于山西古村落“煤转旅”个案的质性分析[J]. 旅游学刊， 2017， 32（11）： 69-80. [LIU Gaifang， LI Yaru. A dynamic evolution study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ancient village collectives： Based on a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coal industry to the tourism industry in ancient Shanxi villages[J]. Tourism Tribune， 2017， 32（11）： 69-80. ]

[15] 李玉新， 靳乐山. 基于产业协同与城乡统筹的乡村旅游转型路径──以山东省寿光市、蓬莱市、长岛县为例[J]. 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6）： 105-111. [LI Yuxin， JIN Leshan. A transformational path for rural tourism based on industry synergy and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Three cases on Shouguang， Penglai and Changdao in Shandong[J]. Journal of Harb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2（6）： 105-111. ]

[16] 魏超， 戈大专， 龙花楼， 等. 大城市边缘区旅游开发引导的乡村转型发展模式──以武汉市为例[J]. 经济地理， 2018， 38（10）： 211-217. [WEI Chao， GE Dazhuan， LONG Hualou， et al. The tourism-led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mode in the metropolitan fringe region： The case of Wuhan city[J]. Economic geography， 2018， 38（10）： 211-217. ]

[17] 厉新建， 傅林峰， 时姗姗， 等. 旅游特色小镇的内生发展与路径[J]. 旅游学刊， 2018， 33（6）： 7-9. [LI Xinjian， FU Linfeng， SHI Shanshan， et al.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and paths of tourist characteristic town[J]. Tourism Tribune， 2008， 33（6）： 7-9. ]

[18] 罗德胤. 传统村落能否成为特色小镇？ [J]. 旅游学刊， 2018， 33（5）： 4-6. [LUO Deyin. Can traditional villages become characteristic towns？[J]. Tourism Tribune， 2008， 33（5）： 4-6. ]

[19] 王思明， 刘馨秋. 中国传统村落： 记忆、传承与发展研究[M]. 北京：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 228. [WANG Siming， LIU Xinqiu.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Research on Memory，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M]. Beijing： China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2017： 228. ]

[20] 徐虹， 王彩彩. 旅游特色小镇建设的取势、明道和优术[J]. 旅游学刊， 2018， 33（6）： 5-7. [XU Hong， WANG Caicai. The construction of tourism towns： Trend， tenet and strategy [J]. Tourism Tribune， 2008， 33（6）： 5-7. ]

[21] 喬治·亨利·里维埃. 生态博物馆——一个进化的定义[J]. 中国博物馆， 1986（4）： 75. [RIVIERE G H. Eco-museum： An evolutionary definition[J]. Chinese Museum， 1986（4）： 75.]

[22] 刘宗碧. 生态博物馆的传统村落保护问题反思[J]. 东南文化， 2017（6）： 103-108. [LIU Zongbi. Reflection on the ecomuseum practic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preservation[J]. Southeast Culture， 2017 （6） ： 103-108. ]

[23] 张成渝. 村落文化景观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两种实践──解读生态博物馆和乡村旅游[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22（3）： 35-44. [ZHANG Chengyu. Two activities about village cultural landscapes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alyzing eco-museum and rural tourism[J]. Journal of Tongji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ction）， 2011， 22（3）： 35-44. ]

[24] KIMEEV V M. Ecomuseums in Siberia as centers for ethnic and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i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J]. Archaeology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2008， 35（3）： 119-128.

[25] 袁同凯， 房静静. 空间文化与博物馆： 古村落历史记忆建构逻辑──以山东雄崖所村为例[J]. 河北学刊， 2018， 38（5）： 169-174. [YUAN Tongkai， FANG Jingjing. Space culture and museum： The construction logic of historical memory of ancient villages： A case study of Xiongyasuo village[J]. Hebei Academic Journal， 2008， 38（5）： 169-174. ]

[26] 段银河， 马良灿. 论民族村落景区化发展的主体[J]. 青海民族研究， 2015， 26（3）： 49-54. [DUAN Yinhe， MA Liangcan. On the subject of scenic developing into scenic spots in ethnic villages[J]. Qinghai Journal of Ethnology， 2015， 26（3）： 49-54. ]

[27] 黄杰， 李晓东， 谢霞. 少数民族传统村落活化与旅游开发的互动性研究[J]. 广西民族研究， 2018（5）： 119-128. [HUANG Jie， LI Xiaodong， XIE Xia. Research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rejuvenation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minority areas [J]. Guangxi Ethnics Studies， 2018（5）： 119-128. ]

[28] 吴必虎. 基于乡村旅游的传统村落保护与活化[J]. 社会科学家， 2016（2）： 7-9. [WU Bihu. Protection and activ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based on rural tourism [J]. Social Scientist， 2016（2）： 7-9. ]

[29] 于海漪. 日本公众参与社区规划研究之一： 社区培育的概念、年表与启示[J]. 华中建筑， 2011， 29（2）： 16-23. [YU Haiyi. Study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community planning in Japan （part one）： Concept， chronology tables and enlightenment of machi-zukuri movement[J]. Huazhong Architecture， 2011， 29（2）： 16-23. ]

[30] 刘勇， 韩力， 侯全华. “社区营造”视角下的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探析[J]. 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 2017， 34（4）： 112-119. [LIU Yong， HAN Li， HOU Quanhua. Research on protection planning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illage from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building”[J]. 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and Civil Engineering， 2017， 34（4）： 112-119. ]

[31] 陶慧， 麻国庆， 冉非小， 等. 基于H-I-S视角下传统村落分类与发展模式研──以邯郸市为例[J]. 旅游学刊， 2019， 34（11）： 82-95. [TAO Hui， MA Guoqing， RAN Feixiao， et al. The class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 mod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from H-I-S perspective ： A case study of Handan[J]. Tourism Tribune ， 2019， 34（11）： 82-95. ]

[32] 杨忍， 刘彦随， 龙花楼， 等. 中国乡村转型重构研究进展与展望——逻辑主线与内容框架[J]. 地理科学进展， 2015， 34（8）： 1019-1030. [YANG Ren， LIU Yansui， LONG Hualou，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in China — Logic thread and content framework [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5， 34（8）： 1019-1030. ]

[33] GHADERI Z， HENDERSON J C. Sustainable rural tourism in Iran： A perspective from Hawraman village[J]. 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12， 2-3： 47-54.

[34] 张红. 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村落变迁研究──山东寿光三元朱村的个案调查[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17（6）： 11-16. [ZHANG Hong. Research on village change during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process： Based on the case investigation of Sanyuanzhu village in Shouguang of Shandong province[J].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1， 17（6）： 11-16. ]

[35] 劉红星. 温州市城镇化特点分析和水平预测[J]. 城市规划， 1987（2）： 39-43. [LIU Hongxing. Analysis of urbaniz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level prediction of Wenzhou[J]. City Planning Review， 1987 （2） ： 39-43. ]

[36] MCGEE T G. Managing the rural-urban transformation in East Asia in the 21st century[J]. Sustainability Science， 2008， 3（1）： 155-167.

[37] 李裕瑞， 刘彦随， 龙花楼. 黄淮海典型地区村域转型发展的特征与机理[J]. 地理学报， 2012， 67（6）： 771-782. [LI Yurui， LIU Yansui， LONG Hualou.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village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n typical regions of Huang-Huai-Hai Plain[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 67（6）： 771-782. ]

[38] 高慧智， 张京祥， 罗震东. 复兴还是异化？ 消费文化驱动下的大都市边缘乡村空间转型──对高淳国际慢城大山村的实证观察[J]. 国际城市规划， 2014， 29（1）： 68-73. [GAO Huizhi， ZHANG Jingxiang， LUO Zhendong. Renaissance or alienation？ Spatial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space of metropolis fringe area driven by consumer culture： Empirical observation on Dashan village of Gaochun international slow city[J].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14， 29（1）： 68-73. ]

[39] 李伯華， 曾灿， 刘沛林， 等.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系统特征及动力机制研究──以江永县兰溪村为例[J]. 经济地理， 2019， 39（8）： 153-159. [LI Bohua， ZHENG Can， LIU Peilin， et al. System characteristics and dynamic mechanism of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A case study of Lanxi village， Jiangyong county[J]. Economic Geography， 2019， 39 （8） ： 153-159. ]

[40] 冯健， 刘玉， 吕智浩， 等. 乡村转型： 政策与保障[M].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123-172. [FENG Jian， LIU Yu， LYU Zhihao， et al. Rural Transformation： Policy and Guarantee [M]. Nanjing：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9： 123-172. ]

[41] 程哲， 蔡建明， 崔莉， 等. 乡村转型发展产业驱动机制： 以盘锦乡村旅游为例[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6， 37（1）： 143-150. [CHENG Zhe， CAI Jianming， CUI Li， et al. Facilitating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by tourism industry： A case study of Panjin， Liaoning province[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16， 37（1）： 143-150. ]

[42] LEE T H . Influence analysis of community resident support for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J]. Tourism Management， 2013， 34（2）：37-46.

[43] 王瑗. 大城市边缘区乡村旅游地经济重构──开放的村落和被消费的乡村[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3（10）： 111-116. [WANG Yuan. Rural tourist destination economic reconstructing in urban fringe： The open and consumed country[J]. Journal of Technical Economics&Management ， 2013（10）： 111-116. ]

[44] 吕贵民. 袁家村里的人气又旺了[N]. 陕西日报， 2020-03-26（11）. [LYU Guimin. The popularity of Yuanjiacun village is booming again [N]. Shaanxi Daily， 2020-03-26 （11）. ]

[45] GLASER B G， STRAUSS A L.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M]. Chicago： Aldine， 1967.

[46] 陈向明. 扎根理论的思路和方法[J]. 教育研究与实验， 1999（4）： 58-63. [CHEN Xiangming. Thoughts and methods of grounded theory [J].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Experiment， 1999（4）： 58-63. ]

[47] TAWENY R H. Land and Labor in China[M].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77.

[48] 李烁， 曹现强. 以包容性城市治理推动城市转型发展[J]. 行政论坛， 2018， 25（4）： 76-84. [LI Shuo， CAO Xianqiang. Inclusive urban governance for the promotion of urban transition[J]. Administrative Tribune， 2008， 25（4）： 76-84. ]

[49] KLAUS D， JIN S Q， XIA F， et al. Moving off the farm： Land institutions to facilitat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a[J]. World Development， 2014， 59（7）： 505-520.

[50] 潘魯生. 传统村落的活化与发展──写在中国民间文化抢救工程巡礼之际[J]. 设计艺术（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学报）， 2015（3）： 61-64. [PAN Lusheng. Acti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Written during the tour of Chinese folk culture rescue project[J]. 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Art and Design， 2015（3）： 61-64. ]

[51] 李忠斌， 陈剑. 村寨镇化： 城镇化背景下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路径选择[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35（6）： 51-58. [LI Zhongbin， CHEN Jian. Village urbanization： Choices of rural rejuvenation in ethnic minority regions of China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urbanization [J]. Journal of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8， 35（6）： 51-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