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旅游安全评价是旅游安全管理的基础和重要环节，旅游安全评价研究已成为旅游安全研究的重要领域。文章以近20余年国内外旅游安全评价研究文献为基础，阐述了旅游安全评价的研究缘起，尝试厘清旅游安全的概念并阐述了旅游安全评价的研究基础，从旅游要素的安全评价、旅游安全评价的影响因素和作用与意义等方面综述了旅游安全评价的研究内容，梳理了旅游安全评价研究应用的主要理论与方法，并对旅游安全评价研究进行总体评述和进一步研究做出了展望。

[关键词]旅游安全;旅游安全评价;研究现状;综述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0）07-0133-14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0.07.015

引言

随着全球化力量推进和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可预见与难以预见的不安全因素影响和制约着旅游业发展，给旅游安全的稳定性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全面系统的旅游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和科学有效的旅游安全评价，是旅游业发展过程中需要执行的首要任务。旅游安全评价研究则为旅游安全评价的具体实施和旅游安全的综合治理提供理论依据，在旅游业稳定发展和安全保障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理论推动作用。纵观国内外旅游安全评价的相关研究，虽起步较晚，但近20余年来研究对象和视角多样，取得了诸多理论成果。本研究通过全面系统性地梳理旅游安全评价研究内容，评述研究现状，展望未来旅游安全评价研究应重点关注的议题，对于进一步深化旅游安全评价研究，完善和丰富旅游安全评价理论体系，创新优化旅游安全治理，提供有益的理论和实践参考。

1 旅游安全评价的研究源起

从全球对旅游安全的关注情况看，旅游安全评价研究源自跨政府组织的国际会议和具有国际影响性灾难事件的推动并备受重视。1985年，第6届世界旅游组织大会在保加利亚召开，会议通过了《旅游权利法案和旅游者守则》（the Tourism Bill of Rights and Tourist Code），旅游权利法案约定：保护旅游者安全、提供最干净卫生的旅游环境和服务、防控传染性疾病传播和旅游安全事故发生等，成为每个会员国应履行的使命[1]。1989年，在阿根廷举行的第9届世界旅游组织大会采纳了《旅游安全保障措施》（Recommended Measures for Security in Tourism），该措施宣告了保护和尊重旅游者权利的重要性。此后，一项保护旅游者安全的全球行动形成于1994年在西班牙召开的世界旅游组织旅游安全专家会议，会议正式明确旅游者安全作为基本权利，同时批准了7项旅游安全保障措施[1]。尽管旅游安全问题已引起全球关注，并采取保障措施，但旅游安全事件依然发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旅游业造成灾难性的影响，特别是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受危机影响，主要旅游企业纷纷破产。2001年，“9·11事件”给美国旅游业造成了巨大冲击，也导致全球旅游业经营下滑。2003年，SARS席卷全球，对旅游业波及较大，世界各地入境旅游出现自1983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其中，亚洲和非洲受影响最为严重。2004年印度洋海啸和2008年汶川地震對旅游业也带来了直接负面影响。旅游学界和业界也已经意识到突发事件对特定区域或全球旅游业的负面影响[2]，基于此，这些事件直接推动了旅游地安全风险评价、旅游产业安全评价等旅游安全相关评价研究。

在20余年的研究历程中，学者们展开了深入研究。笔者以“旅游+安全评价/评估”“旅游安全+评价/评估”等作为题名、关键词、摘要以及主题，在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维普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Elsevier-SDOL（ScienceDirect Online）等数据库进行检索，共搜集相关文献153篇，遴选了1992—2020年间重要研究文献93篇进行梳理。

2 旅游安全评价的研究基础

2.1 旅游安全的概念界定

旅游安全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事实，是旅游安全评价的研究对象，但学术界依然没有统一的界定。国外学者主要研究战争、恐怖主义、犯罪和民众骚乱对旅游的影响[3]，同时将旅游安全认为是旅游过程中遇到的安全风险。Pinhey和Iverson认为旅游安全是指旅游者从客源地到目的地之间对旅游影响的各种可能风险因素，包括疾病、犯罪和交通事故等[4]。世界旅游组织具体提出，旅游者、旅游东道主和旅游经营者的安全风险主要有4个来源：旅游业人员和制度环境的外部因素、旅游业和相关商业因素、个人风险、物理或环境风险（自然、气候和流行病等）[5]。国内学者的旅游安全概念界定，如许纯玲和李志飞认为，“旅游安全是在整个旅游过程中，旅游者人身不受伤害、随身财物不受损害，同时不受外来骚扰和威胁，也未发生有惊无险的特殊情况，始终处于轻松愉悦的环境中”[6]。郑向敏则认为，旅游安全指“旅游活动过程中所发生的涉及旅游者等各相关主体的人身、财物安全现象的总称”[7]。《中国旅游辞典》中将旅游安全定义为：“旅游活动可以容忍的风险程度，是对旅游活动处于平衡、稳定、正常状态的一种统称，主要表现为旅游者、旅游企业和旅游资源等主体不受危险、不受外界因素干扰而免于承受身心压力、人身伤害或财物损失的自然状态”[8]。

由上可见，随着研究的深入，旅游安全的概念经历着逐步厘清的过程。旅游安全有自身独特的现象、本质特征与发生规律，本研究认为现有的旅游安全概念界定还存在待完善之处，如：（1）概念界定的片面性错误。部分概念将旅游安全与“没有危险、威胁、没有人身、财物损失”或“旅游安全问题”“游安全风险”等相提并论且等价，“没有危险”“无问题”等只是安全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而不是安全的本质内涵[9]。从逻辑上看，“没有危险、威胁”仅仅只是旅游安全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2）概念本质的抽象复杂。部分概念将旅游安全的本质抽象表述为“不受外来威胁”“免遭身心压力、人身伤害或财物损失”等诸如此类，其实上述抽象的本质表征较为复杂，不具体，也难以理解“旅游安全”的本质。（3）概念涵盖的双重模糊。也有概念认为旅游安全包含两方面：即“免受伤害或损失的状态”和“始终处于轻松愉悦的环境”[6]。从定义上看，将一个旅游安全概念通过“状态”和“环境（条件）”双重属性进行界定，违背了概念定义双重属性的基本逻辑原理[10]。（4）概念表述的形式非惯常。旅游安全的定义通常被表述为“不受威胁”“不出事故”“不受危险”“不受外界干扰”等，即旅游安全概念的界定为“不是什么”，而不是界定“是什么”。此表述与概念的一般解释和惯常表述规则相悖[11]。

从一般意义上说，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产物，是对客观现实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的概况和反映，最基本的特征是抽象性和概括性[10]。概念的定义方法一般有：属加种差定义、操作定义和外延定义3种[10]。在对现有旅游安全的概念及其存在的问题等进行剖析的基础上，本研究采用属加种差定义的方法，认为旅游安全是旅游系统（包括特定的社会行为主体或特定的旅游事物）在自组织运行过程中，在内部和外部因素及其相互作用下，所拥有的一种有保证或有保障的状态。

2.2 旅游安全评价的内涵与外延

评价是按照明确目标测定对象的属性，并把它变成主观效用的行为，即明确价值的过程[12]。由此认为，旅游安全评价是确定旅游安全的评价对象，判断其安全的功能属性，也即明确旅游安全价值的过程。而关于旅游安全的属性可溯源并由安全的属性进行逻辑演绎阐释。安全的属性，一直以来备受学者认同，且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是安全，在客观意义上，表明对所获得价值不存在威胁;在主观意义上，表明不存在这样的价值会受到攻击的恐惧[13]。后来，该界定也被一些学者理解为“安全不单涉及客观状态，而且还涉及一种心态，即安全感（a sense of security）”“安全状态包括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客观状态是指外界的现状，而主观状态则是指人们的心态”[14]。翟安康提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安全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体，安全是其依附主体的一种客观属性，是客观存在状态，同时，安全的客观存在状态需要依附主体的主观判断来反映[14]。由此逻辑演绎推理，本研究认为旅游安全是客观与主观属性的统一体，旅游安全评价则是判断旅游安全客观与主观属性，旅游安全评价既要体现旅游系统有保证或有保障的客观状态，还需表征旅游行为主体的主观感受[15]。显然，旅游安全评价包括两层含义：其一是旅游系统自身的客观状态，其自身结构是否合理，运行是否稳定;其二是旅游系统对于依附主体的主观感受，即旅游主体旅游系统能否满足旅游行为主体的主观安全需要[16]。前者指客观属性的评价，简称客观评价，后者则是主观属性的评价，简称主观评价。

旅游的范畴和构成要素较多，旅游安全评价的外延也较广。依据上述的逻辑演绎，旅游安全评价的外延理应涵盖旅游地、旅游资源、旅游基础设施、旅游产品等归属旅游范畴和其构成要素的安全评价，旅游安全评价研究内容包括旅游地、旅游资源、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产品等安全的客观存在状态及其旅游主体的主观感受。

3 旅游安全评价的研究内容

3.1 旅游要素的安全评价研究

从现有的研究文献来看，旅游要素的安全评价研究内容的重点在于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由评价指标来表征旅游要素安全的客观状态和主观感受。

3.1.1    旅游地安全评价研究

旅游地是旅游活动的空间载体，旅游地安全评价是旅游地安全管理的主要环节。旅游地安全评价是衡量旅游地系统在实际运行和自组织发展过程中，在内部和外部因素的相互作用下，旅游地系统的保障能力，旅游地系统结构的稳定性状况，以及旅游行為主体的主观安全需要满足程度。学者们从宏观、微观两个尺度开展旅游地安全评价研究。

宏观尺度的旅游地安全评价是较多学者关注的对象。客观状态的评价，如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提出了国家旅游安全状况可通过中外政治关系、宗教和文化、安全形势、交通状况和自然灾害（含医疗卫生条件）5个方面综合评估[17]。张捷雷则根据城市旅游安全事故评价和风险因素的分析，通过环境因素、旅客因素、设施设备因素和管理措施4个维度构建城市旅游安全指标体系[18]。而王新越和刘兰玲在明确城市旅游安全内涵的基础上，从环境因素、设施设备和管理措施3个方面，构建城市旅游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综合测度城市旅游安全水平[19]。邹永广从旅游安全抵抗力和风险入侵度两方面建构目的地旅游安全度评价模型，并以城市为样本进行了测度分析[20]。叶欣梁从旅游地灾害风险形成机理出发，以旅游地的致灾因子、暴露与脆弱性为基础，对旅游地自然灾害风险进行评价研究[21]。席建超等构建了涵盖交通、治安、卫生、住宿、气候、旅游线路和医疗救援7个方面的旅游地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22]。王丽华和俞金国提出城市旅游安全系统由核心子系统、辅助子系统和支撑子系统3个部分组成的，并以此构建了城市旅游安全评价指标体系[23]。马晓路和王杏丹研究发现，灾后旅游地安全风险主要可以由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旅游地责任人、旅游者个人行为和旅游活动意外事故5个方面安全风险表征和衡量[24]。裴玮则指出地震引发的旅游地灾害风险，可以通过地区GDP、交通安全性、气候变化差异性、地质灾害发生可能、卫生条件状况、沿线住宿安全性、基础设施完备程度，以及目的地救援体系等指标进行评估[25]。Ruan 等采用“状态-压力-响应”模型评价了旅游地生态安全状况[26]。Yang等研究了旅游地微气候与旅游安全的影响关系[27]。主观评价研究主要有：邹永广和郑向敏认为“旅游目的地游客安全感是游客在旅游过程中的特定时空条件下，不受危险、不受外界因素干扰而免于承受身心压力、人身伤害或财物损失等综合主观心理感受，是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安全客观状况的主观感受”[28]。Demos通过对华盛顿游客进行访谈发现，有1/3的游客非常关心自身安全，39%的游客认为，在晚上，城市没有安全感 [29]。Barker和Page研究新西兰奥克兰城市旅游安全，发现89%的游客感知安全，但依然存在对犯罪的恐惧[30]。Arise-Anuar等研究发现，自2004年开展的针对旅游业的安全城市项目以来，许多城市的旅游和司法部门联合起来控制犯罪，建设安全旅游城市[31]。Boakye研究发现，加纳地区游客认为旅游景点比旅游住宿和开放的空间更不安全[32]。邹永广和郑向敏研究发现，旅游地游客安全感受到治安状况、旅游环境、旅游服务、地域文化和感知信息等因素的综合影响[33]。郑向敏和殷炜琳提出了一个衡量旅游地主观评价的指标，即旅游者安全价值。“旅游者安全价值是旅游者以安全需要为心理基础形成的安全效用对其自身价值的定量化判断，外在表现为旅游者为保障自身安全所愿意支付的代价，反映出旅游者在一定时空背景下的安全需求层次和程度”[34]，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旅游地安全状况。

作为微观尺度的旅游景区安全评价也是旅游地安全评价的主要研究议题。如崔秀娟建立了包括综合安全管理、设施设备安全和旅游环境安全3个方面的旅游区安全评估体系[35]。邹永广和郑向敏提出，旅游景区安全系统由核心、辅助和保障3个子系统组成，并以此构建了旅游景区安全评价体系[36]。孙滢悦等利用风险识别与分析等方法，从研究区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及责任人为3个方面筛选景区致险因子，构建景区旅游安全风险危险性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动态贝叶斯方法综合构建景区旅游安全风险动态评价模型[37]。胡文艺以珠峰景区为核心研究对象，根据高海拔地区旅游风险特征，确定了旅游通道安全、景区旅游环境容量、高原反应3个影响景区安全的关键因素，并通过上述3个影响因素指标测度旅游安全风险[38]。何进等基于层次分析法以及模糊综合评价法建立了山地景区旅游安全风险评价模型[39]。李新娟采用危险指数评价法，提出山地景区旅游安全风险指数=旅游安全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发生的概率[40]。周丽君提出了山地景区旅游安全风险评价的概念模型，用公式表达为：旅游安全风险度=危险性×暴露性×脆弱性/（1+防灾减灾能力）[41]。梅诗婧等也从危险性、暴露性、脆弱性和防灾减灾能力4方面构建沙漠型景区旅游安全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评价研究[42]。王杏则基于拥挤视角对黄山风景区的旅游安全进行了风险识别与评估[43]。景区安全容量是衡量和表征旅游景区安全状况的评价指标之一。景区的安全容量（safety capacity）是指在不破坏景区环境及基础设施，不危害公共安全，满足游客最低游览要求（如心理感应气氛），并保持景区运营秩序和保障人员安全时，所能容纳的人员量[44]。景区安全容量可通过高峰期需求测定、空间面积度量拥挤度、游人数量期望、旅游关键环节限度评估、心理容量测定等5个方面综合测算[44]。可见，旅游景区的类型多样，其安全由诸多共性和个性因素影响，旅游景区安全评价研究指标体现了景区类型的特殊性，且研究也兼具了旅游景区客观安全状况的评价和主观游客心理容量的分析。

3.1.2    旅游资源安全评价研究

旅游资源安全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可以获得稳定的旅游资源供给，同时旅游资源基础赖以依存的生态系统处于良好或免遭不可恢复破坏的状态”[45]。具体而言，旅游资源安全是“保证目的地旅游资源需在数量、质量、结构和功能上持续、稳定的供给，维持目的地旅游资源的生态系统平衡”[45]。邹永广和郑向敏通过建构旅游资源的生态子系统、人类行为子系统与保障机制子系统，刻画旅游资源的“压力-状态-响应”（P-S-R）机制，揭示三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并测度旅游资源安全状况[45]。刘浩龙等认为区域旅游资源的灾害风险是旅游资源所在地（以景区为基本单元）的自然灾害或人为灾害与其承灾体（旅游资源）所固有的易损性之间相互作用而导致旅游资源价值降低的可能性，相应地，区域旅游资源的灾害风险评估由致灾危险性、旅游资源的易损性及风险防治能力3大要素构成[46]。孙滢悦和陈鹏建立了区域旅游资源灾害风险评价模型，模型由旅游资源灾害的危险性、旅游资源暴露性、脆弱性、防灾减灾能力4大要素构成 [47]。

3.1.3    旅游基础设施安全评价研究

旅游基础设施安全评价也是学者关注的方向。学者依据风险认知概念模型，研究发现在感知安全风险维度中（主要包括设施设备、医疗、财务、身体、心理、社会治安，以及支付风险等）[48]，游客较为重视设施设备等实体安全风险感知[49]。同时，从国内外旅游安全事故案例发现，旅游道路交通、旅游线路等旅游基础设施安全事故发生概率较高，因此，旅游道路交通、旅游线路等旅游基础设施安全评价研究较多。

朱向彩等提出旅游交通安全可以通过车辆情况包括轮胎状况、司机情况、天气情况、道路情况、服务情况和游客情况等指标予以评价[50]。黄晓婷认为死亡可以作为交通安全与否的重要指标，而事故的死伤比可以反映事故严重程度和救援水平，因此选择万车事故率、万车死亡率、万车受伤率和事故死伤比作为旅游交通安全评价指标[51]。宋建学等认为旅游基础设施的主要结构形式主要包括栈道、螺旋梯、悬索桥等，栈道安全评价技术路线内容包括栈道依附的岩体、栈道与岩体结点、栈道结构本身及栈道附属结构等4项[52]。

旅游线路及沿线区域也是旅游基础设施的重要内容之一。EI-Sherbiny等研究滨海旅游沿线项目建设的环境风险评价，构建了由生态接受体的敏感性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的分析评价矩阵[53]。肖爱连和吴孝政基于旅游者因素对旅游线路安全进行建模和评价，评价指标包括身体状况、安全意识、旅游经验、知识能力、个性特点、对旅游环境的熟悉程度等6大因子[54]。席建超等提出了旅游沿线区域安全评价模型：Y=f（X1，X2，X3），式中Y指旅游沿线区域旅游安全风险，X1指致災体的危险性，X2指承灾体的易损性，X3指孕灾环境的暴露性[55]。石飞等运用风险分析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评价川藏公路沿线旅游安全风险，并建立旅游安全风险基本模型：R=（H×E）/S。式中：R为沿线旅游安全风险指数基本模型，其值越大，风险的程度越高;H表示致险性;E表示物理暴露;S表示安全保障能力[56]。

3.1.4    旅游产品安全评价研究

旅游业态较多，旅游产品丰富，其中探险、漂流产品的安全问题较多，学者也予以了关注。胡明雷从我国徒步探险在发展过程中的存在的安全方面问题和影响因素，建立了一套涵盖游客因素、环境因素、相关人员因素和政府因素的徒步探险旅游线路安全保障指标评价体系[57]。林香民和李剑峰应用安全系统工程原理，对漂流旅游重大危险源进行辨识，建立漂流旅游“人、机、环境、管理”重大危险源的综合安全评价体系 [58]。陈炜和李军辉从竹筏因素、人员因素、管理因素和环境因素4个方面建构漓江流域竹筏旅游安全风险评价指标体系，评价竹筏旅游安全风险程度[59]。上述现有旅游产品安全评价研究均基于传统的事故致因的“人-机-环-管”理论，并从危险源辨识角度的进行客观状态评价分析。

3.1.5    旅游产业安全评价研究

旅游产业安全是指某一国家或地区旅游产业运行环境、市场需求与供给要素之间处于相互适应、协调发展、持续增长的状态，通过旅游产业的运行，旅游经济体系能够达到旅游资源的优化配置，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60]。旅游产业安全强调在产业内、外部影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其生存和发展环境的安全;强调旅游产业协调发展;强调旅游产业竞争力是旅游产业安全的核心[61];强调旅游产业运行主体能主导其运行状态，能控制发展方向、速度及协调程度等[62]。旅游产业安全的观测指标：宏观指标/旅游环境、产业发展、产业运行、企业活力，其中产业运行和企业活力指标中包含了旅游者评价和从业人员满意程度等主观评价指标[60]。影响旅游产业安全的因素主要有：旅游产业生存环境、客源市场、旅游产业竞争力、旅游资源、旅游产业对外依存度等，上述因素也是作为评估旅游产业安全状态的指标[61-62]。Tsai和Chen研究了旅游业灾难风险评价，提出了风险评价的方法包括风险映射法（hazard mapping）和检查表法[63]。

综上所述，旅游地、旅游资源、旅游基础设施、旅游产品和旅游产业等旅游要素的安全评价研究内容和思路可概括为：阐述旅游评价对象的安全内涵，分析其影响因素，借鉴事故致因理论、灾害风险理论或安全风险评估理论，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评价及结果分析。研究的特点体现在：一是研究重点在于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指标有仅包括客观属性或主观属性的评价指标，也有综合评价指标;二是旅游要素安全评价研究，更多地从客观或主观单一角度开展，即使存在涵盖客观和主观属性的综合评价指标，也尚未发现评价对象兼具客观和主观属性完整统一的判断。

3.2 旅游安全评价的影响因素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旅游安全评价的影响因素研究中，客观评价的影响因素研究甚少，或许由于客观评价依赖于客观评价指标和数据，受人为因素的干扰较少。而旅游安全主观评价的影响因素较多，主观评价易受到旅游主体个性特征、所处社会环境和旅游经历等综合因素的影响。

（1）个体特征。旅游者安全认知评价是对实际的安全信息在人脑中的主观反映，是个体对客观存在的安全环境的直觉判断，是旅游者感知的安全程度，体现了旅游者个性的差异，具有价值属性[64]。Demos通过对华盛顿游客进行访谈发现，游客安全认知和态度受到其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等个体因素影响[29]。Nell研究了年轻旅游者对伦敦都市度假环境的危险感知，认为危险感知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是游客的权利，而且在于危险感知对游客休闲时空的影响，同时还比较了不同性别和组织形式的游客白天和晚上的危险感知差异[65]。Ballantyne等通过对澳大利亚昆士兰海滩旅游的国际和国内学生的安全认知进行访谈和问卷调查，发现国际学生比国内学生更喜欢从事沙滩冒险行为，而且安全意识较低[66]。Kozakl等研究显示，国际旅游者的个性特征对目的地旅游安全风险感知存在差异性，如旅游经验的增加，而旅游安全风险感知降低;女性比男性更多的关心旅游安全风险;游客所在国家文化的不同，而旅游安全感知也存在差异等[67]。George实证研究表明，游客的年龄、国籍、旅游动机等社会人口统计特征会影响游客安全感，如随着年龄的增加，游客安全感在降低[68]。张捷雷认为，不同类型的游客群体对安全风险认知不同，如潜水、漂流、滑冰等从事高风险旅游项目的特殊游客群体，对某些安全事件关注度较高，但受其影响较小[69]。邓梅调查表明，国内旅游者个体的差异，其旅游安全认知也存在差异[70]。安辉和付蓉研究得出，消费者的个性差异是旅游者主观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64]。安启等研究阐述了旅游者、从业人员安全和社区居民等不同利益相关者对生态旅游安全认知存在差异[71]。黄磊等研究发现，游客性别、教育程度、职业、薪资在游客旅游安全感知上有显著差异[72]。

（2）社会环境。社区环境、自然环境、服务环境等社会环境都会对旅游者安全认知产生影响。Mansfeld和Pizam阐述了犯罪、抢劫、恐怖主义等社会环境因素对旅游安全的影响[3]。Brunt等研究发现，治安状况一直是游客选择旅游地和度假的重要因素[73]。Rittichainuwat和Chakraborty认为，恐怖主义、流行性疾病（SARS、禽流感等）是泰国服务业安全风险感知的决定性影响因素[74]。Boakye研究发现，犯罪是影响游客住宿安全感知的最主要因素[32]。安辉等认为，主观的风险认知还受犯罪和恐怖威胁所引致的特殊风险因素影响[64]。Wolff和Larsen研究发现，恐怖袭击对旅游安全感知的影响具有阶段性，不会立即产生影响，随着时间旅游安全感知逐渐降低[75]。Lepp等通过设计两组随机实验，分析发现旅游官方网站对旅游形象和安全风险感知有影响，政府部门可以通过旅游官方网站更好传播旅游形象和风险感知形象[76]。黄磊等以北疆旅游线路“天—吐—喀—伊”线为例，以进疆游客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影响游客安全感知的因素主要是治安状况、旅游活动安全管理、旅游服务设施安全、商品与信息情况、目的地基础保障[72]。Poku和Boakye研究揭示旅游地支持服务的感知存在和服务质量对游客安全感起着关键作用[77]。杨钦钦和谢朝武研究显示，冲突情景下的旅游地好客環境和游客旅游经验对安全感知的交互作用，好客度对游客的旅游安全感知机制具有前导作用，好客度分别正向影响旅游安全感知、旅游形象与满意度[78]。

（3）旅游经历。“旅游者安全认知是旅游者对安全问题的认识、关注与反应，是旅游者在旅行前后对某一旅游地的感觉，结合个人的心情、期盼和过去经验所知，对某一旅游地是否安全的一种认识”[79]。因此，旅游所处的情境经历不同，旅游者安全认知评价也不尽相同。黄磊等研究发现，进疆次数对游客的旅游安全感知显著相关[72]。Fuchs 和Reichel在高风险旅游目的地进行了一项探索性研究，对760名国际旅游者进行调查，将初次前往目的地的游客（first-time visitors）和重游游客（repeat visitors）分为两大类，研究发现初次游游客和重游游客在安全感知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初次游游客重点关注人为引致风险、社会-心理风险、食品安全及天气安全风险等因素;重游游客主要关注财物风险、服务质量风险、自然灾害及交通事故风险等[80]。岑乔和黄玉理提出，旅游者容易因曾经遭受过或目睹旅游安全事故而放大旅游安全认知，从而也可能使其他旅游者产生安全认知误区[81]。Warton和Brander认为，观看海滨应急救援演练可以增强海滨旅游安全意识和安全感知[82]。

（4）综合因素。刘春济等研究发现，游客对设施设备、医疗、治安和身体等实体风险较为重视，同时，上述实体风险认知还存在个性差异和群体差异[49]。王兴琼总结得出综合因素有：①危机事件本身的影响。游客因传染病、自然灾难和恐怖袭击等突发性和破坏性事件，而对自身旅游安全产生担忧。②游客个人因素。旅游者个人因素（年龄、性别、教育和职业、个人主观印象、所处文化圈）不同，安全风险认知存在差异。③游客所在客源国因素。游客安全感知随着地理区域的不同而不同。④目的地因素。目的地信息传播和媒体效能等影响游客安全感知[83]。Woosnam等研究认为，游客与当地居民的情感依赖，特别是受欢迎程度正向影响游客的安全感知[84]。Seabra等依据Hofstede的理论研究，分析了因国别、文化距离、不确定性等因素共同影响了跨国旅游者的安全感知[85]。

3.3 旅游安全评价的作用与意义

旅游安全评价表征旅游系统运行状况和旅游行为主体的主观安全需求满足程度，是旅游安全状况的“显示器”。旅游安全评价研究是旅游业发展的客观要求，评价结果为旅游安全管理的提供依据和指南。加强旅游安全评价研究，使之更加科学合理，才能更好地预测预警，并把可能出现的旅游安全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86]。

旅游者的主观评价对旅游者安全事故防范，以及旅游者购买决策、满意度、推荐意愿和重游意愿等都将产生影响。Prideaux研究指出，国际旅游者对旅游地的法律和交通状况认知差异，导致了许多交通事故和伤亡事件[87]。Barker等研究表明，旅游者的安全感知和城市旅游体验，受其对城市旅游地各种大型节事活动的安全风险认知影响[88]。游客安全感知是影响游客出游决策的基本决定因素，游客出行决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目的地环境的安全认知[89]。张捷雷研究指出，旅游者对旅游地安全事件报道的认知会影响其购买决策[69]。Wong和Yeh实证结果表明，旅游者安全风险感知对其旅游购买决策犹豫产生正向影响[90]。Demos通过对华盛顿游客进行访谈发现，1/3的游客认为华盛顿安全问题会影响其重游[29]。游客对旅游目的地安全感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旅游业发展[83]。George研究认为，如果旅游者对旅游度假地感知不安全或存在危险，就会对度假地产生负面印象，严重的话可能导致度假地旅游业受损和旅游人次的减少[91]。Tasci和Boylu研究发现，旅游目的地的卫生环境和安全感知有助于提升游客满意度，卫生环境和安全感知越高，游客停留时间越长和满意度越高[92]。George和Booyens研究认为，乡镇旅游安全感知对其旅游推荐意愿有积极影响[93]。Patwardhan等研究表明，旅游安全感知在游客地方依恋和忠诚度起着间接调节作用[94]。

4 旅游安全评价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旅游安全评价对象较多且存在差异性，学者们借鉴或采用多学科、跨学科的理论，针对评价对象建构评价指标体系，同时运用定性分析和定量测算相结合的方法，评价安全状况。

4.1 旅游安全评价研究的理论

现有的旅游安全评价研究使用的基础理论与模型主要有：（1）系统论，用于旅游安全风险系统的危险因素和重大危险源辨识[15];（2）风险评估理论，用于探险、漂流旅游安全风险的评估与管理等[57-58];（3）灾害风险理论，用于旅游地自然灾害风险评价[21]、区域旅游资源灾害风险评估[46]、山地景区旅游安全风险评价[40]等;（4）事故致因理论，用于旅游线路安全风险评价[22]和旅游产品安全评价[58-59];（5）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用于旅游资源安全评价[26， 45]等;（6）效用论，用于旅游者安全价值评价[34];（7）风险认知模型等，用于旅游安全认知评价[70]等。其中，使用较为广泛的是灾害风险理论。例如席建超等认为，旅游安全风险评价可以采用由致灾体的危险性、承灾体的易损性和孕災环境的暴露性组合而成的三角形来表达[55]（图1）。三角形的三边分别是危险性（Hazard，H）、易损性（Vulnerability，V）和暴露性（Exposure，E），三角形面积代表旅游安全风险（Risk，R）。公式表示为：旅游安全风险度（R）=H×V×E。

4.2 旅游安全评价研究的方法

从现有的文献看，旅游安全评价研究使用的方法主要有：（1）模糊综合评价法和灰色关联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分析用于旅游地安全[22]、旅游景区（点）安全[35]、旅游资源安全[46]，以及旅游产业安全[61]等评价研究等。灰色关联分析法，用于探险旅游线路安全评估[22]、旅游地安全评估[24-25]、旅游道路交通安全评价[51]等。（2）人工神经网络分析、改进的TOPSIS法和集对分析-可变模糊方法，用于旅游安全预警指标构建及信息系统应用[95-97]。（3）Logistics回归分析，用于旅游者风险感知的要素判别等研究[49]。（4）情景分析法，用于评价分析景区不同情景下自然灾害风险状况[98]。（5）动态贝叶斯方法，用于构建景区旅游安全风险动态评价模型[37]。

5 旅游安全评价研究评述与展望

5.1 研究评述

（1）理论基础夯实，对象特殊性要凸显。目前，学者普遍借鉴或采用灾害风险理论模型、事故致因理论、P-S-R模型等理论模型，作为建构旅游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依据和来源，逐渐夯实旅游安全评价的理论基础。但在具体指标选取过程中，诸多指标未能体现旅游安全评价对象的本质特征，也尚未从不同对象的安全内涵出发建构评价指标体系，因此，旅游安全的特殊性尚未凸显。

（2）研究内容丰富，评价匹配性需完善。现有的旅游安全评价对象多样，评价内容丰富，包括旅游地、旅游资源、旅游基础设施、旅游产品等安全评价，涉及旅游业宏观、微观领域。但是现有旅游安全评价较多侧重于安全客观或主观属性的单方面的评价，旅游安全客观和主观属性评价的统一性被割裂。如旅游地安全评价，只是评价旅游地安全的客观状态，而缺乏相互匹配的旅游地的旅游行为主体主观评价。旅游安全评价研究需要对同一评价对象客观和主观属性的全面评估，以更全面地衡量其安全状况。

（3）評价程序借鉴，范式创新性待建构。学者较多采用风险评估理论的危险源辨识、危险评价、危机控制的评价流程。如陆燕春认为，旅游安全风险评估是指分析与确定风险类型，确定可能的危险源，进而对所有风险因素进行合理评估，同时建立风险评定等级[99]。赵怀琼等认为，旅游安全评价应包括危险性鉴定和危险性评价两个部分（图2）[15]。而且，基本采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确定指标权重系数、得出评价结果的评价研究范式。评价程序和思路都是按照安全系统工程学科规范的风险评价程序，缺乏对评价对象和评价内容的本质透析，迫切需要从旅游安全形成机理和内在机制的理论内涵，以及旅游安全现象的特殊性进行剖析的基础上建构旅游安全评价的研究范式。

（4）注重评价方法，对策针对性待提升。通常情况下，旅游安全评价过程中，旅游安全危险源辨识采用事故树法和事故致因分析等方法，指标权重的确定采取层次分析法、熵权系数法、模糊评价法等方法。本研究认为评价方法不宜追求复杂性和新颖性，若旅游安全评价的理论分析与方法选择恰当，则评价结果真实性和可靠性定较高。现有旅游安全评价大都依托一个理论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借助一套评价方法，遵循规范评价流程，往往计算评价结果研究就结束，依据旅游安全评价结果提出的安全管理对策的针对性和实操性还有待补充提升。

5.2 研究展望

（1）通过评价对象安全内涵的理论探索，建构出评价指标体系，并在实践中检验和修正，最终形成旅游安全评价标准。旅游安全评价研究需要寻找其研究范式，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探索旅游安全判定的构成要素，建立旅游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理论探索和实践反复检验，形成较科学的旅游安全评价标准。旅游安全评价标准是旅游安全监管的重要技术参数和量尺，为旅游安全规范化和标准化管理奠定基础。

（2）进一步明确旅游安全评价的主体、客体、介体，建构内容完整的旅游安全评价理论体系。本研究认为旅游安全评价理论体系的形成，首先应明确旅游安全评价对象、评价内容、评价方法，其次还需深入研究旅游安全评价的目的与意义、影响评价的因素与评价的影响、评价结果分析与策略提出，以及旅游安全预警等内容，最后构建旅游安全评价研究的理论框架（图3）。

（3）旅游安全评价研究的未来趋势还需“关口”前移，由“事后”安全结果评价向“事前”的安全风险评价与预警转变，由“事后”安全管理向“事前”风险防范过渡。同时旅游安全评价需考虑时空因素，探索不同时段、不同区域的安全风险评价。后续的旅游安全评价研究：一是依据旅游安全风险的发生、发展、演化的阶段性特征，进行旅游安全风险评价与预警研究;二是可根据区域的空间特征，进行不同区域空间尺度的旅游安全风险评价与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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