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凯音

摘 要：传统村落以其久远的建村历史和丰厚的历史文化留存，极具中华文化的本源性和历史传承性，彰显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与独特的精神特质。在现时代的发展中，我国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的文化安全问题尤显凸出。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和文化生态博物馆是提升传统村落文化安全的两个新的视角。

关键词：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文化安全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2-0177-02

传统村落体现了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与独特的精神特质，极具民族文化的本源性和历史传承性，具有一定的文化、科学、艺术以及经济与社会价值。在城镇化、信息化、工业化快速发展的今天，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中的文化安全问题尤显突出。建立村落的文化生态保护区与文化生态博物馆，是进行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发展、提升村落文化安全的重要之举。

一、文化安全视域下的传统村落

根据住建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和财政部对关于开展传统村落调查的通知中的界定，传统村落是指村落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在我国学术界，传统村落通常是指建于民国以前、目前仍留有较大历史沿革的村落。对传统村落的界定着重突出了村落历史文化的丰厚历史留存以及完好地延续与传承。从2012年我国启动中国传统村落保护项目始，至今已经评选三批，共有2 555个村落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传统村落与通常所称谓的古村落、历史文化名村以及中国景观村落等都有一定的区别。古村落是人们对建村年代久远、具有一定数量村落历史的村落的总体称谓。学术界通常认为古村落最大的特色是体现在家族的血源性和区域的地域性上。与此相伴的是村落社会、民俗等村落历史文化的厚积。传统村落也被俗称为古村落。当前，古村落的称谓当前通常用在社会活动中以及相关的学术活动中。因此，古村落虽然具有一定年代的历史与一定数量的文化，但在规模与文化的传承上都不能与传统村落相媲美。在我国一定数量的古村落都通过申报入选了传统村落，进入到国家认定与系统保护的行列之中。2012年9月，经我国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专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将习惯称谓“古村落”改为“传统村落”。

文化安全是“指一国的观念形态的文化（如民族精神、政治价值理念、信仰追求等）生存和发展不受威胁的客观状态。它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对传统村落的界定上，可以看出，传统村落厚重的文化积累在现实复杂的社会环境面前凸显出文化安全的紧迫性。

二、我国文化生态保护区与文化生态博物馆的建立情况

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指在一个特定的区域中，通过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修复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头传统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和与之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不可移动文物、可移动文物、历史文化街区和村镇等）互相依存，与人们的生活生产紧密相关，并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谐共处的生态环境。我国“十一五”期间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设立国家级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我国文化部于2007年开始组织实施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内容的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工程，至今已经在全国16个省区市建立了18个文化生态实验保护区。处在文化生态保护区之中的传统村落，由于政府的资金投入和管理的加强，村民具有很强的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传统村落的文化遗产资源也保存较好。

生态博物馆的概念最早于1971年由法国人弗朗索瓦·于贝尔和乔治·亨利·里维埃提出。自1971年以来，世界范围内在欧洲、拉丁美洲和北美已经建立了300多家生态博物馆。生态博物馆其“生态”的含义既包括自然生态，也包括人文生态。生态博物馆是在文化资源独特和丰富的地区，以原地保护、动态保护、居民参与的原则建立的文化保护形式。是一种以村寨社区为单位，没有围墙的“活体博物馆”。它强调保护和保存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生性。挪威博物馆学家约翰·杰斯特龙认为，生态博物馆的观点对于处在多数或统治地位文化包围之中的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精华的保护和延续具有重要意义。生态博物馆向社会提供的是一个正在生活着的社区的环境、经济、文化的整体，是一个正在生活着的社会的活标本。1995年，我国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梭戛乡生态博物馆是我国大陆最早建立的生态博物馆，也是亚洲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目前，我国已在贵州、广西、云南和内蒙古四省区建立了16座生态博物馆。

从整体上看，文化生态保护区和文化生态博物馆具有相同的理念与价值目标，都是意在以原生态的方式从整体上对文化形态进行动态的保护。从微观处进行区别，文化生态保护区主要集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文化部负责监管;文化生态博物馆则关注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主要由国家文物局进行监管。严格讲，对文化进行物质与非物质的区分也是为了更好地对文化进行整理与监管，两者的区分是相对的。因此也可以说，文化生态保护区和文化生态博物馆并没有质的区别，都是为动态与原地保护文化资源而进行的尝试。

三、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与文化生态博物馆提升文化安全的必然性

我国民族地区的传统村落文化具有独特性与丰厚性两大基本特征，这是建立村落文化生态保护区和文化生态博物馆的基本前提。目前我国仅建立了18个文化生态实验保护区和16个生态博物馆，这从数量上与我国为数众多的民族地区的传统村落以及丰厚的亟待保护的民族文化资源是不相符的。当前，在我国城镇化的进程中，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转移，村落的数量也呈下降之势，而且这种趋势依然在发展之中。由此，民族地区的村落文化将面临无人继承与保存发展的状态。一些传统村落的古老民居建筑多是明清时期的留存，是人类先祖在完全适应与依靠自然的基础上进行的创造。从现代的发展来看，大部分古旧民居等已经不是最适宜的人居场所。加之现在对此进行保护而实施的“修旧如旧”的原则，村民在古旧民居建筑中继续生活具有一定的实际困难。如云南大理的诺邓村，整个村子坐落在平均海拔2 300米的山坡上，用水问题一直困扰着整个村庄。从进村的路口到村内的民居，全部是石砌的台阶，现代化的摩托车、农用车等都只能停在山脚下。村民的生活用品依然靠马驮或人力背到位于山顶的民居中，这在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已经显得极为不协调。

当前学术界对村落保护的研究一致认为，活态保护——即保留与传承当地居民日常的生活痕迹，认为这是活体保护的最好办法。但是，我们要注意两个事实，一是村落的青壮年人口的逐渐流失，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逐渐开始在城市落地生根。数量众多的传统村落已经开始成为“空心村”。冷清的村子在春节期间顿时热闹和拥挤起来，一派生机景象，但是这种热闹最多持续半个月。之后，随着春节过后的农民工返城潮的到来，村落又恢复了一年中最漫长的寂静景象。另外，众多村落在历史生成上主要是与自然相依相存，古旧民居建筑即便是维修坚固，原来的设计也已经不再适应今天舒适人居的标准与水平。综合以上两点，以动态和发展的眼光去预测今后的村落变迁，我们更多的焦虑是村落文化的传承人问题。因此，从长远发展来看建立文化生态博物馆也是必要的文化留存的方式。

四、数字化保护提升传统村落文化安全的运用

在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文化生态保护区和生态博物馆的建立中，除了最基本的对村落文化进行活体保护之外，还要运用数字化信息技术，以保障对民族地区村落的文化资源进行还原性、全景性的再现。以此，通过对文化遗产的全息还原与保护，构筑文化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在世界范围内，最早利用信息化技术对文化资源进行保护的要回溯到1992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柬埔寨吴哥所实施的“世界的记忆”的项目。

我国对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始于2000年，敦煌和故宫是我国数字化保护文化遗产的最早受益者。数字化保护文化资源不是通常所说的运用照相机和摄像机的技术，而是利用计算机技术，通过保存、还原、处理以及再现的形式对文化资源进行真实性与全景性的保存。村落的文化变迁处于永不静止的动态过程中，放眼农村社会未来的发展变迁，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的日新月异，村落的缩减依然在继续。在村落总体数量以及村落人口数量都在呈绝对的下降之时，在民族地区村落建立生态博物馆以及进行数字化保护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潘守永认为，当前，我国生态博物馆建设和发展虽然取得了一系列的显著成绩，但是目前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或不足，如目前的数量、规模距离我国民族村寨、工业遗产和古村古镇等保护的实际需求还有较大差距;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制定一个全国性的生态博物馆发展规划，也没有生态博物馆建设管理的“行业标准”和机制，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处于一种“自发”状态;目前的30多个生态博物馆需要在功能和层次上提升;生态博物馆的专业人才队伍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提高;人们虽然对生态博物馆有了一定的了解，但相当多的人仍然缺乏基本了解和正确理解，个别知识精英甚至缺少“宽容态度”。

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文化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在现代经济的总体格局中作用越来越突出。传统村落的传统文化，在急速变革的社会中面临着传承危机，因此，适应传统村落文化保护的文化生态保护区与文化生态博物馆，在村落文化安全构建的路上依然是任重而道远的。

参考文献：

[1]庞朴.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

[2]周炳群.文化共生与民族地区文化发展[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6）.

[3]张金鹏.乡村少数民族社区的制度建设研究[J].宁夏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5）.

[4]王崇印.宗族文化传承与古村落保护研究——以永嘉芙蓉古村落为个案[D].温州：温州大学，2009.

[5]颜维琦.古村落，我拿什么留住你[N].光明日报，2014-04-

26（9）.

[6]林艺，王笛.一份关于云南传统村落的调研报告[J].学术探索，2015（2）.

[7]冯天瑜.中华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