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茜　李君轶

[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下，居家防疫成为常态，疫情以及各种信息的披露导致人们的压力增大、焦虑情绪激增。在外出旅游成为奢望的情况下，虚拟旅游成为行业热点。居家防疫之际，虚拟旅游体验能否改善居民心理健康状况成为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文章以环境心理学的恢复性理论为基础，以大理古城和仙境鲁朗的虚拟旅游为案例，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实证检验了虚拟旅游体验对居家人群压力和情绪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疫情期间，6～8分钟的虚拟旅游体验有助于缓解居家人群的压力和消极情绪，并能够诱发积极情绪。（2）自然类虚拟旅游体验的恢复效果显著高于城市类虚拟旅游体验。（3）居住地差异（农村和城市）影响情绪恢复，农村居民参与虚拟旅游更有助于缓解消极情绪。研究结果为特殊情况下虚拟旅游体验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疫情期间缓解居民压力、激发积极情绪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途径。

[关键词]疫情;虚拟旅游体验;压力;情绪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0）07-0013-11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0.00.005

引言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封锁、隔离以及居家防疫是中国政府采取的有效防控措施。疫情居家约束下，出行计划中断、媒体信息过载以及危机感等因素极易引发人们的焦虑和压力等心理健康问题[1-3]。《柳叶刀-精神病学》（Lancet Psychiatry）发文强调，疫情期间加强对心理健康的研究是全球应对这一流行病的核心内容[4]。然而，现有的研究重点关注疫情期间居民心理状况的描述及影响因素的分析[1-3，5]，未基于相关学科实证研究和检验疫情期间缓解压力及改善情绪的有效途径。

虚拟现实技术（virtual reality，VR）的发展突破了以往通过图片或视频来模拟环境的局限性，为参与者提供了更优质的“沉浸感”体验[6-7]。虚拟现实技术不仅应用于景观设计[8-9]、医学教育[10]、疾病治疗[11]等方面，也为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工具、方法和思路[12]。疫情期间，在无法进行旅游在场体验的情况下，虚拟景区纷纷上线，催热了旅游新市场。旅游的目的是审美和愉悦[13]，愉悦的旅游体验有助于缓解压力和焦虑、改善情绪、促进心理健康[14]。虚拟旅游作为一种享乐体验[15]，在疫情居家约束下，虚拟旅游体验能否改善居民心理状况并成为缓解压力的有效途径？因此，本文通过实验法实证检验了虚拟旅游体验对居家人群压力和情绪的影响。具体包括：（1）沉浸于虚拟旅游体验是否可以帮助居民从压力和情绪中恢复过来？（2）不同类型的虚拟旅游（自然类和城市类）对居民缓解压力和激发情绪是否存在差异？（3）考虑农村和城市的居住地差异，进一步地研究了虚拟旅游对不同居住环境中居民恢复性的影响。

1 文献综述

1.1 虚拟旅游及虚拟旅游体验

Perry Hobson和Williams[16]首次提出虚拟旅游，即将虚拟现实技术与旅游业相结合所催生出的一个新业态。它将现实中或不存在的旅游景观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动态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使旅游者足不出户就可以获得身临其境般的旅游体验[17]。虚拟旅游作为场景化旅游的一种表现形态[18]，与真实性旅游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19]。大量研究证明，在无法访问现实环境的情况下，虚拟现实技术是一种有效的替代工具[7，16]，它有可能为人们制造出一种超越时空和超越人的“存在的真实”体验[20]。但是，虚拟现实技术也存在让参与者眩晕、恶心和眼疲劳等局限 性[21-22]。目前，关于虚拟旅游的研究主要聚焦在概念界定[23]、虚拟现实技术的实现[17]、虚拟旅游的优势和缺憾[24]以及基于虚拟旅游的目的地营销[25-26]等方面，未从恢复性角度展开虚拟旅游的相关研究。

旅游体验作为旅游活动的硬核，贯穿整个旅游世界[27]。实地的旅游活动为旅游者带来在场旅游体验，虚拟的旅游活动则带来虚拟旅游体验。基于谢彦君[27]的旅游体验理论，国内学者郑鹏等[28]最早对虚拟旅游体验的内核和范畴进行了研究，认为镜像体验是对旅游体验的模拟，它们在获取路径和感知效果上存在强烈的耦合关系。随后，胡宁[29]基于镜像体验理论，对虚拟旅游体验的实现途径进行了分析，并对虚拟体验和现实体验的互动机制进行了对比研究。也有学者对虚拟旅游体验的影响因素[30]、体验质量[20，31]、体验类型（互动型和观光型）[15，32]、对游客行为及满意度的影响[30，33]以及能否替代实地旅游[20]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但是关于虚拟旅游体验与心理健康之间的研究较少，更多的是关注虚拟环境带来的恢复效果。

1.2 虚拟环境的恢复性

现阶段关于虚拟环境恢复性的研究主要基于环境心理学中的3个重要理论，即Kaplan夫妇[34]的注意力恢复理论（attention restoration theory，SRT），Ulrich[35]的压力缓解理论（stress recovery theory，ART）和Wilson[36]的亲生命性假设理论（biophilia hypothesis）。注意力恢复理论强调自然环境对认知功能的恢复作用[37]，该理论认为，具有“距离感”“吸引力”“丰富性”和“适应性”特点的环境更有可能引起人们的无意注意，从而缓解压力[34]。压力缓解理论认为，自然环境能激活个体的积极情绪，从而影响生理和社会功能[38]。亲生命性假设理论则认为，接触自然环境有助于与人类进化本源建立联系，進而影响健康状态[36]。总之，3种理论从不同方面论证了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强调自然环境带来的恢复性。在已有的虚拟环境恢复性的研究中，从虚拟方式上，主要包括360°漫游、影像视频、幻灯片和VR等虚拟技术[6-7];从环境类型上，主要包括虚拟森林环境[39]、虚拟室内环境[40]和虚拟城市绿色环境[41];从恢复性上，主要包括情绪、压力和活力的恢复[39，42-45]。从体验时长上，主要有6分钟[46]、9分钟[7]、10分钟[47]和15分钟[48]的虚拟体验。虚拟环境恢复性的研究总结见表1。

3.2 虚拟旅游体验的恢复性

进行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检验虚拟旅游体验的恢复性（表3）。Mauchly球形检验结果显示，压力和积极情绪两个测量因素均满足球形假设无需校正，而消极情绪的检验结果不满足球形检验，需校正自由度，采用Greenhouse-Geisser校正的结果。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时间和环境对积极情绪（F=0.94，p>0.05）和消极情绪（F=1.45，p>0.05）无显著的交互作用，对压力（F=6.96，p<0.01）有显著的交互作用。随后，简单效应分析显示，时间因素对压力（F=74.83，p<0.001）、積极情绪（F=4.76，p<0.05）和消极情绪（F=54.48，p<0.001）均有显著影响，即通过参与虚拟旅游活动，被试的压力、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随着时间变化发生了显著变化，从表2中的均值也可以看出，无论是自然类还是城市类，从T1～T3，被试的压力、消极情绪显著降低，而积极情绪显著提高;环境因素对压力（F=14.47，p<0.001）、积极情绪（F=1.68，p<0.05）和消极情绪（F=5.21，p<0.05）均有显著影响，即不同类型的虚拟旅游环境（自然类、城市类）对压力、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影响均有显著差异，从表2中的均值也可以看出，无论是在T2还是在T3，自然类的压力和消极情绪的均值明显低于城市类，而积极情绪的均值明显高于城市类。

3.3 不同类型环境对虚拟旅游体验恢复性的影响

方差分析显示，时间和环境对压力有显著的交互作用。为了进一步区分环境对压力的影响，进行了两样本t检验，即固定时间因素对两类虚拟旅游下的压力值进行比较。结果表明，疫情以来（T1）两类虚拟旅游环境中被试的压力无显著变化（t=0.32，p>0.05），且均值都较高（M自然=3.93;M城市=3.88），即疫情居家约束下居民的心理压力较高;而在T2和T3这两个时间点，被试在自然类环境中的压力均显著低于城市类环境中的压力（T2：t=-5.84，p<0.05;T3：t=-3.96，p<0.05），即自然类虚拟旅游体验更有助于缓解压力。

图3是虚拟旅游体验中测量因素的时间（T1、T2和T3）和环境（城市与自然）的交互轮廓图。就压力状况而言，在两类虚拟旅游体验过程中（T2）被试的压力值均最低，体验结束时（T3）均有上升趋势，同时，在T1～T2的时间段，自然类虚拟旅游中被试的压力下降速度明显高于城市类，即自然类虚拟旅游体验更有助于缓解压力。就消极情绪而言，从T1～T3，两类环境中被试的消极情绪均呈现下降趋势，且自然类虚拟旅游中消极情绪下降的速度明显高于城市类。就积极情绪而言，从T1～T3，自然类虚拟旅游中被试的积极情绪均是上升趋势，而城市类虚拟旅游中被试的积极情绪则是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且在T1～T2的时间段，自然类虚拟旅游中积极情绪的上升速度明显高于城市类。总体而言，参与虚拟旅游后，被试的压力和消极情绪都得到了降低，积极情绪则得到了提高，虚拟旅游体验恢复性明显。但是，沉浸于自然类虚拟旅游体验的被试，其压力和消极情绪都低于城市类虚拟旅游体验者，而积极情绪则高于城市类虚拟旅游体验者。可见，自然类虚拟旅游体验的情绪恢复和压力缓解效果更明显。

3.4 居住地差异对虚拟旅游体验恢复性的影响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国家实施了一系列的防疫政策，“居家防疫，减少外出”成为社会准则。城市和农村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城市地区以高密度的建筑、高聚集的人口为特征，农村地区则以广袤的田野、散居的村落为特征。因此，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居住地差异对虚拟旅游体验恢复性的影响差异。

方差分析结果（表4）进一步证明了，时间因素对压力（F=67.00，p<0.001）、积极情绪（F=4.82，p<0.05）和消极情绪（F=52.43，p<0.001）均有显著影响。而居住地差异对压力（F=0.07，p>0.05）和积极情绪（F=0.81，p>0.05）无显著影响，对消极情绪（F=4.95，p<0.05）有显著影响。交互效应检验表明，时间和居住地对压力（F=0.80，p>0.05）和积极情绪（F=0.22，p>0.05）无显著的交互作用，对消极情绪（F=3.64，p<0.05）有显著的交互作用。为了进一步分析居住地差异对消极情绪的影响差异，进行了两样本t检验，即固定时间因素对不同居住地被试的消极情绪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在T1和T2这两个时间点，不同居住地被试的消极情绪无显著差异（T1：t=-746，p>0.05;T2：t=1.910，p>0.05），且在T1时被试的均值都较高（M农村=3.92;M城市=3.83），即疫情居家约束下容易激发消极情绪;而在虚拟旅游体验结束时（T3），不同居住地被试的消极情绪有显著差异（t=2.460，p<0.05），且农村居民消极情绪的均值低于城市居民（M农村=2.72;M城市=3.17），可见，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居民参与虚拟旅游更有助于缓解消极情绪。

4 结论与讨论

4.1 研究结论

恢复性环境是国内外环境心理学的研究热点[47]，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已有大量学者研究了虚拟环境的恢复性[7，39-44]。文章基于环境心理学的恢复性理论，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居家防疫的特点，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法，实证检验了虚拟旅游体验的恢复性，即虚拟旅游体验对压力和情绪的影响。通过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1）疫情期间，6～8分钟的虚拟旅游体验能够为体验者带来较好的情绪恢复，并有助于缓解压力。具体而言，居家防疫之际居民通过参与虚拟旅游活动，能够有效地缓解压力和消极情绪，并激发积极情绪，且在虚拟旅游体验过程中人们的心理压力降至最低。该结论也符合学者们关于旅游体验的研究，即旅游的目的是审美和愉悦[13]，风景优美的旅游地更是一种“有益健康的资源”[53]。同时，研究发现，虚拟旅游体验的预设时长和实际时长存在差异，需要合理控制体验时长。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虚拟现实技术存在让参与者眩晕、眼疲劳和恶心等[21-22]局限性。因此，在无法进行旅游在场体验的特殊时期，6～8分钟的虚拟旅游体验可以成为改善居民心理健康的重要途径，能为个体带来明显的情绪恢复和压力缓解的效益。

（2）与城市类虚拟旅游体验相比，自然类虚拟旅游体验带来的情绪恢复和压力缓解效果更明显。在压力和消极情绪方面，自然类参与者的压力水平和消极情绪的下降速度明显高于城市类，即自然类虚拟旅游体验更有助于缓解压力和消极情绪。在积极情绪方面，自然类参与者积极情绪的上升速度明显高于城市类，即自然类虚拟旅游体验更有助于激发参与者的积极情绪。这一结论也符合环境心理学中注意力恢复理论和压力缓解理论的观点，即自然环境具有明显的恢复性[34-35，37]。大量学者也证明了这一观点，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暴露于自然类虚拟环境对情绪和压力等心理问题都有一定的恢复作用[7，39-44]。因此，不论是特殊的旅游环境还是普通的日常环境，不论是在场体验还是虚拟体验，自然类环境的恢复效果都要优于人工环境。

（3）疫情期间，居住地差异影响虚拟旅游体验的情绪恢复，居住在农村更有助于缓解消极情绪。研究发现，参与虚拟旅游活动，农村人群的消极情绪显著低于城市人群，而压力和积极情绪无显著差异。这可能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疫情突袭人类社会，无论是农村居民还是城市居民，这一危机事件都严重影响了日常工作和社会生活。第二，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居民接触虚拟旅游的机会较少，对虚拟现实技术的感知新颖度有助于缓解消极情绪。第三，农村地区活动空间较大，并且长期暴露于自然环境中，对情绪恢复有益，而城市地区多为高聚集的建筑环境，居住空间较为封闭、狭窄，不利于缓解消极情绪。

4.2 启示

本研究为特殊情况下虚拟旅游体验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为疫情期间缓解居民压力、激发积极情绪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途径。在全民战“疫”的特殊期，线下旅游业虽遭遇了寒冬，但线上旅游业更要紧握时机，为行业谋出路，为人民谋福祉。对于旅游业而言，旅游企业、景区和从业人员应该积极拓展线上业务，为居民提供丰富的虚拟旅游产品。在制作的虚拟旅游产品中，虚拟方式不能再局限于传统的图片或视频等方式，应该引入新技术、新形式，并且虚拟旅游产品的制作时长以6～8分钟为宜，也可以为居民更多地提供自然类的旅游产品。对于政府而言，不仅要重视虚拟旅游体验对居民心理的影响，也要关注到居住地差异（农村和城市）带来的防疫差异，尊重中国农村的原生价值并使其成为抗“疫”的大后方。

4.3 不足和展望

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1）采用量表从心理层面证实了虚拟旅游体验的恢复效应，而在环境心理学中，已有研究表明虚拟自然环境具有积极的生理效应[7，41]，但是本文目前关于虚拟旅游的研究无法得出生理层面的结论。（2）沿袭传统环境心理学中对自然环境和城市环境的对比研究，但是旅游资源具有综合性，不能简单地将其归为自然类旅游或城市类旅游。同时，两类环境下的参与者具有不同的性别、年龄、职业等人口统计学特征，应该谨慎考虑这类因素的影响。

环境心理學主要探索环境与人的生理、心理及行为之间的关联[47]，未来的研究可以在本研究的基础上，引入皮肤电导、血压、心率等生理指标进行生理层面的研究，也可从行为层面探析虚拟旅游体验带来的恢复性。同时，本研究是在疫情居家约束的背景下开展，未来的研究可以不再局限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而是延伸到一般生活状态下虚拟旅游的恢复性。环境心理学领域已有学者研究了虚拟自然环境和实地自然环境带来的恢复差异[54]，旅游学领域也有学者从真实性的角度研究了虚拟旅游与实地旅游的关系[20]，未来的研究可以在此基础上，从恢复性的角度出发，进一步探讨虚拟旅游和实地旅游在生理、心理和行为层面的恢复差异。与此同时，旅游环境并不是一个同质空间，未来的研究可以跳出传统的将环境分为自然和城市两类的范式，进一步考虑不同层次、类型、组合下旅游环境的恢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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