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麒

王熙凤管理“贾府”的成与败

美国经济学家曼昆有一本《经济学原理》，是畅销全球的书籍。尤其是其“十大经济学原理”，被奉为谙通经济的魔咒。以此来检索和验证《红楼梦》中贾府的经济人物和经济生活，则十分通灵，百问得以其解。

曼昆认为：经济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原意是“管理一个家族的人”。《红楼梦》中的贾府的当家人其实是王夫人，但管理这个大家族事务的正是王熙凤。曼昆指出：一个家庭面临着许多决策。它必须决定各个家庭成员分别去做什么，以及每个家庭成员能得到什么回报……家庭必须考虑到每个成员的能力、努力和愿望，以在其各个成员中分配稀缺资源。按照这个逻辑来看贾府，来审视王熙凤的点点滴滴，则许多困扰在《红楼梦》和王熙凤身上的纠缠和“死结”则很容易解开。

首先，我们来看“家庭成员分别去做什么，每个家庭成员能得到什么回报”。这一条，王熙凤就得失参半，有处理好的，也有没处理好的。在秦可卿丧没，她前去“协理宁国府”期间的行为表现，王熙凤有板有眼，处事公平恰当，给每个人的利益回报恰如预期，尤其是对那个“负责迎送亲客的”男佣人“当班迟到”的处罚，令举府动容，众人皆惊。书中有这样的文字，恰是王熙凤深知经济学治理的内心写照：

凤姐便说道：“明儿他也睡迷了，后儿我也睡迷了，将来都没了人了。本来要饶你，只是我头一次宽了，下次人就难管，不如现开发的好。”登时放下脸来，喝令：“带出去，打二十板子！”一面又掷下宁国府对牌：“出去说与来升，革他一月银来！”

过去，人们对这一情节，多从管理不讲情面的“铁娘子”风范的角度加以分析，这都未说到点子上。殊不知，没有经济思想的治理，只能是越治理越混乱。王熙凤是具有经济思维的素朴的家族治理专家，她对人丁逾千人的荣、宁二府是看透了，她没去处理秦可卿丧事之前就在想着如下问题：

头一件是人口混杂，遗失东西；第二件，事务专责，临期推诿；第三件，费用过费，滥支冒领；第四件，任无大小，苦乐不均；第五件，家人豪纵，有脸者不服钤束，无脸者不能上进。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在经济学研究中，激励起着中心作用。一位经济学家甚至提出，整个经济学的内容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其余内容都是对此的解释。”激励是这样，惩罚同样如此。王熙凤对那个男佣的惩罚，就是对其他人的激励。我们还不应该只看到这种激励的直接影响，还要看到激励产生的不太明显的间接影响。

王熙凤还是一位极善于考虑“边际量”的人物，在尤二姐事件的处理上，她走的是“灰色地带”。尽管从传统道德上讲，王熙凤是“阴险的、奸恶的”，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它又是合理的。贾琏偷娶了尤二姐，事情败露后，王熙凤的反应是理智的、冷静的，她对尤二姐说：

还求姐姐下体奴心，启动大驾挪至家中。你我姊妹同居同处，彼此合心谏劝二爷，慎重世务，方为大礼。

…… ……

（如不搬过来）使外人闻知……二爷之名也要紧。姐姐竟是我的大恩人，使我从前之名一洗无余了。

王熙凤之所以选择这“灰色地带”正是出于以上话里的考量。贾琏偷娶尤二姐，既以成事实，如果闹将出去，那是两败俱伤。王熙凤是生不出“儿子”的，这在过去是“失德”行为，是可以被男人“休”去的。而她自己又是两府的大管家，深得贾母的喜欢，又被王夫人百般信任和依赖，两府千余号人，谁不看自己的脸色行事？如果随性地闹将出去，自己地位不保不说，还将随时被扫地出门，“哭向金陵”，至少落得个“不贤德”的骂名。王熙凤思前想后，最终“像什么事没发生”似的把尤二姐“赚”进了大观园里。

曼昆的经济学告诉我们：为什么手机使用者会打那么多的电话，为什么航空公司愿意以低于平均成本的价格卖票，为什么人们愿意为钻石支付比水高那么多的价格……这是因为当且仅当一种行为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时，一个理性决策者会采取这种行为。王熙凤是“理性决策者”，她的决策和行事方式，我们应多从经济学的角度加以观照，加以审视，单单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来衡量和评判，往往会讲不通的。

当然，王熙凤也有“失败”的案例。如贾芸他们通过走她的“门子”而频频得好处，捞油水，就是“回報”和行为的失衡。这种“导向”激励的副作用，对自己，对贾府的府邸经济成长都是极其有害的。王熙凤，按现在的话来讲，她是个企业家管理者，我们以经济的眼光来审视和打量她，她是有得有失，得失参半吧。这对我们理解《红楼梦》和其中人物的种种行为表现不无好处，对处在现实经济社会生活中的我们确有借鉴和帮助。

贾府的“公共物品”

按照美国经济学家曼昆的解释：所谓“公共物品”，它不具备排他性（譬如烟火晚会），要阻止人们去看是不可能的，因而它不具有消费中的竞争性。作为主办方来说，这是社会福利。

那么，《红楼梦》中的贾府有没有这种“公共物品”呢？回答是：有。贾府年节里唱大戏，去清虚观打平安醮等等就是一种十足的公共福利。贾府在过年或其他节日的日子里，是要安排“唱大戏”的。《红楼梦》第五十三回、五十四回就记载唱大戏的情形：

当又有林之孝之妻带来六个媳妇，抬了三张炕桌，每一张上搭着一条红毡，毡上放着选净一般大新出局的铜钱，用大红彩绳串着，每二人搭一张……

不但唱戏，还有赏钱。书第五十三回说：

早有三个媳妇已经手下预备下簸箩，听见一个“赏”字，走上去向桌上的撒钱堆内，每人便撮了一簸箩，走出来向戏台说“老祖宗，姨太太，亲家太太赏文豹买果子吃的！”只听豁啷啷满台的钱响……

贾府有自家的戏班子，常年花钱养着。那十二个优伶，也是花银子从江南姑苏那边买来的。贾府唱大戏撒钱，当然有“一府至尊”贾母喜好的因素，可收益的却是众人，是街坊四邻，是周围百姓。那贾府这笔钱该不该花？该不该唱戏还撒钱？这就得从经济和社会荣誉两方面来说了。

曼昆指出：在一个贫困的社会里，人们会有一种搭其他人慈善事业便车的倾向。贾府年节上演大戏，而且还撒钱，许多家奴和穷苦人便搭这个“便车”了。贾母多次说贾府只是个“中等人家”，她在工部做官的儿子贾政最后也慨叹整个家族不知省俭，挥霍无度，到头来是“坐吃山空”。平心而论，贾府的做派和排场，是一种封建贵族生活方式，是荣誉感、优越感的一种自然流露，是以自己独特的行事方式区别于一般人家而显露自身，有其合理的一面。但过度和放大，替代政府去做一些社会公益性的事，劳民伤财则是不可取的。还有清虚观打平安醮，又是捐款，又是撒钱，让观内观外看热闹的人挤都挤不过来，也是一个府邸的“尽责过度”。

清代的社会公共资源匮乏，公共管理只在人口、治安等少数领域。清代前期，因为北京内城都让给八旗军居住，原在内城居住的汉人都被赶到外城去。据《燕京杂记》载：北京的公共厕所，入者必须交钱。故人都当道中便溺，妇女也都当街倒便器，加之牛溲马尿，有增无减，重污叠秽，触处皆闻。夏仁虎《旧京琐记》说：行人便溺多在路途，虽有厉害的官吏惩治，但颓风不可挽，有的官员也在道上便溺。贾府的公共资源是很多的，如祠堂、庙宇、学校还有那大观园，但由于缺少经营，不收费，因而只投入不产出。长此以往，必然入不敷出。贾府的学堂是公办的，学子们进学堂不交学费，还有补贴。薛蟠进学堂就更是无厘头了，他连“唐寅”都能读成“庚黄”，且三天打魚两天晒网，经常不去学堂，偶尔去一次，也是专门结交契弟，可想荒唐不堪到什么地步。还有贾蔷，他跟贾蓉关系亲密，虽然应名来上学，亦不过虚掩眼目而已，仍是斗鸡走狗，赏花玩柳。贾府的庙宇都是“家庙”，像铁槛寺、水月庵，就是贾府常年贴钱供奉的。没有收入便罢，还滋生了许多伤风败俗的事，如智能儿和秦钟偷情就发生在水月庵里。贾府是官宦之家，不修经济，放纵家人，门风败坏，最后落得个“呼啦啦大厦倾塌”的下场。教训极为深刻。

曼昆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讲到一些物品可以在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之间转换的例子。如果在一个有许多居民的镇上放焰火，焰火表演就是一种公共物品，但如果在一个私人经营的游乐场放焰火，焰火表演更像是私人物品，因为游人要付费才能进入观看。如何把一个封建府邸变成外向度很高、进入市场的独立个体，贾府的主人想不到，整个国家当时还没有这种意识和思维。所以贾府的经营者们所发出的“大有大的难处”“登高必跌重”“后手不接”等等的慨叹和忧虑其实都是徒劳的，于事无补。清朝的府邸经济是整个国家经济的微观，一个家族如此，整个国家也就那样。尽管那时的资本主义刚开始萌芽，但始终未能破土发育和成长，这与不懂得市场、不尊重经济规律有很大关系。

（作者系文化学者、中国红楼梦学会会员、中国中小企业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