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桐［中国传媒大学，北京 100024］

一、“通变”的含义

（一）“通变”的哲学含义

“通变”一词，最早作为一个哲学概念而提出，来源于《易传·系辞》：“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在《周易》里，“通”与“变”是一对相互关联的概念，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两种联系。首先，“通”与“变”具有时间上的线性因果关系，“通”是“变”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的必然结果，在逻辑上形成“变—通—久”的对应关系。在这里，《易传》强调的是变的规律和重要意义，事物随着时代的发展是一直变动的，并且，唯有“变”，才可通，“通”，才可“久”。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易传》中也把握到了在这个过程中的人为作用，即“化而裁之”与“推而行之”，这就使得客观规律具有实践价值。在这里，“通”与“变”，不仅具有了时间上的因果关系，也更加强调了逻辑的互动。人们可以能动地以“变”求“通”，最终使得“变”成为“通”的动力和结果，“通”成为“变”的前提和保障。以上就是“通变”最早的哲学含义，在刘勰之前，“通”与“变”仍然是一对并举的概念，而将这一概念作为一个统一的范畴引入文艺美学领域，则属刘勰的首创。在《文心雕龙》里，刘勰赋予“通变”一词以新的含义和意义，影响深远。

（二）刘勰“通变”的文艺美学含义

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所体现出的“通变”观点，首先体现在专立的《通变》篇；其次，“通变”的思想也散见于《文心雕龙》的许多篇章，是统领全书的重要思想之一。

笔者认为，刘勰的“通变”观，首先继承了前文中来自《易传》的两层含义，即时间上的因果与逻辑上的相互推动，“通”与“变”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当代学者刘业超在《文心雕龙通论》中指出：“刘勰通变立论的系统机制，不仅表现在这两个基本点的并不偏重上，也表现在这两个基本点的互动和互制上。”然而，在《通变》篇中，刘勰将“通”与“变”的关系在文艺领域进行了进一步的具体化，他指出：“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他看到，在文学艺术中，每一种文体都有着各自独有的写作规律和特点。他认为，诗、赋、书、记是名理相因的，也即它们各自之间从名称到写作的原则，都有着很典型的“因革”关系，这样的一种规律性经过时间的推移，代代相传，是不可以变的。抛弃了对于规律性的把握，一种文体也就失去了它的本质和核心。然而，刘勰同时看到，每一种文体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是没有一定之规的，即在特定文体的统摄之下，每一篇文章的风格、气势、语言文采等，都各自不同，所谓“文辞气力，通变则久”。

为保障有常之体，刘勰认为，应“体咨故实”，即某一文体的基本写作规律，还要以前人的写作样式和经验为规范，必须遵守，不可以忘却本源，舍本逐末。但是，具体的文章写作，虽然没有一定之规，但他认为还应“数酌新声”，即要学习当代人新的作文之法，从中汲取所需的营养。就像在《议对》篇里所讲的：“采故实于前代，观通变于当今。”这样，刘勰“通变”的含义，在文艺领域之内，就表现为“常”与“变”的辩证统一，在“常”也就是规律性保障的前提之下，求新求“变”。“常”与“变”也是相互依存、双向互动的。刘业超指出：“‘常’与‘变’之间的制约与平衡，就是‘通变’系统机制的核心内容，也就是刘勰‘通变’理论的真谛之所在。”

刘勰在《文心雕龙》的其他篇里，也有类似“常”与“变”相统一的观点。如《风骨》篇：“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刘勰将“昭体”与“晓变”并举，强调在辨别清楚文体的基础上追求一定的新变，才能避免杂乱和拼凑。又如《定势》篇：“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体性》篇：“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神思》篇：“元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明诗》篇：“诗有恒裁，思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通圆。”这些论述都与刘勰所说的“有常之体”与“无方之术”相呼应。

（三）后人对于刘勰“通变”观的阐释

关于刘勰“通变”观的内涵，历来有着不同的解释，莫衷一是。

一种观点认为，刘勰的“通变”即为复古。清代纪昀在评论中指出：“复古之名以通变，盖云此尔。”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指出：“此篇大旨，示人勿为循俗之文，宜反之于古。”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里也认为刘勰是以复古为革新的。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刘勰的“通变”重点在于强调变革。20世纪80年代，学者牟世今发表《文运律周，日新其业——〈文心雕龙·通变〉新探》一文，他认为，“强调文学的发展创新，才是刘勰通变论的主要思想，而本篇中的通变之义，主要指‘文辞气力’的创新发展”。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还有张少康：“刘勰在论述通变的过程中，其主要着眼点在论变。”

第三种观点则把“通变”理解为继承与创新，并且强调二者的对立与统一。马茂元认为：“‘通与变’对举成文，是一个问题矛盾的两面。”郭绍虞、王文生在《中国历代文论选中》提出：“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就其先后继承的一面则为‘通’，就其日新月异的变化而言则为‘变’。‘通’与‘变’对举成文，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

本文认为，以上三种观点，都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也都不是对于刘勰“通变”观的完整概括和理解。首先，如前文所说，在刘勰的表述里，“通变”是一个完整的概念，不可分割并举；另外，它也是一个并无侧重的表达。刘勰对于“变”与“不变”的两个方面同样重视。并且，“通变”与继承和创新之间虽有关联，但并不能直接等同，因为两种概念之间并不在同一层次，刘勰的“通变”更具有逻辑意义上的互动关系：“通”的根本保障，是“变”，而非单纯地“继承”；“变”的本质基础是“通”，并非只是简单革新。以上，便是对于刘勰“通变”内涵的理解。

二、“通变”的文学史意义

明确了刘勰所说的“通变”的内涵，下面将要探讨的就是这种观点有何意义了。

本文认为，刘勰将“通变”一词统一为一个文艺领域范畴，创造性地将“通变”具体为文学的“常”与“变”的相互依存、相互发展的辩证关系，并且他对“变”与“常”对于文学的重要意义有了进一步的深刻见解。

首先，刘勰认为，在历史的长河中，文学的不断向前发展，是一个总体的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对此，他专门在《时序》篇有过论述。他认为，每一时代有每一时代的文学，这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蔚映十代，辞采九变”，这体现出刘勰的观点中对于文学客观规律的尊重。但是，刘勰思考的关键在于，文学应该“如何发展”。“通变”的思想，对于文学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有了正确的发展方向，文学才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欣欣向荣，获得焕发蓬勃的新活力。

他在《通变》篇中，举出了九代诗文的例子，认为从黄帝开始，到晋代，都是“志合文则”“其揆一也”的。虽然它们在文辞气力的表达上有所差异，但是，它们在表现情感、叙写时事方面所遵循的道理、原则却是一致的，也就是文章所具备的“常”的部分。随着时间的流逝，没有发生明显变革，而改变的只是外在的文学风貌。但是，刘勰还是在它们的内部做出了区分。他认为，从黄唐到商周，文学的发展从质朴走向雅丽，他对这样的发展是赞许和肯定的，但是从楚汉到晋宋时期，文学的发展就开始有了不好的变化，文学开始“从质及讹，弥近弥淡”。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讹变”，刘勰认为，主要是因为后代的文人竞今疏古，慢慢抛弃了流传下来的文学传统。对此，刘勰持批判的态度。他认为，文学的发展变化，要在“有常之体”的统摄下来进行，即不能忽略一种文体的本来风貌，而去以自己的意志没有凭据地追求新变。“常”是“变”的统摄，是一种规范文学发展的总高度。而这种文学规范的获得，则要在向古人学习的基础之上获得。刘勰指出，之所以后代的文学“风昧气衰”，是因为“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近附远疏”。

对于学习古人，刘勰认为，宗经是一条重要的原则。对于儒家经典的重视，是《文心雕龙》文学观点的重要部分。刘勰认为，经典具有无可比拟的标杆作用，是后人应该不断去学习的。在《宗经》篇，他开宗明义地指出：“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这里，他指出了经典对于文学各个层面都具有指导意义。只有不断向经典以及古人的优秀作品学习，才能做到“矫讹翻浅”，纠正文坛上的不良文风。就像《情采》中所指出，文章之所以产生不良的变化，就是对于经典的重视不够所造就。“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

然而，要想真正达到文学发展的“通变”，除了有“有常之体”作为基础，还应在此之上不断变化。如果只是一味地对于前人进行模仿，就会造成文风的阻塞，同样不利于文学的发展。

对此，在《通变》篇，他举出了汉代五家的例子，认为他们的写作“广寓极状，而五家如一”，因为他们只看了因袭的一面，而忽略了文章本身应该具有的变化，没有能够在规范继承的前提之下，很好地形成自己独立的风格。长此以往，文学就会变得单调而乏味，而缺乏差异化和多样化，进而缺乏进一步成长的生机。

刘勰“通变”的观点对于文学史的意义，也延续到了后代。后人也看到了文学想要健康地不断向前发展，就要注重“常”与“变”的矛盾运动关系。例如，初唐的文风就延续了六朝，在当时产生了很不利的影响，使得文学的发展一度缓慢不前。陈子昂看到了这样的文坛现象，认为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延续了六朝的浮靡文风，“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汉魏风骨，晋宋莫传”，也就是丢掉了古人写文章的传统，并且一味对于前代的作品因袭模拟，才导致文章只有华丽的外表，而没有实质的内容。并且，他对于文章独特的“风骨”是十分重视和肯定的。可见，陈子昂所说的复古，也是在学习古人的基础之上形成自己的风格，并非单纯地继承和模仿。他认为唯有如此，文学才能不断获得向前的动力。以上便是刘勰的“通变”思想对于文学历史发展的指导意义。

三、“通变”的方法论意义

文学史的发展，离不开具体的文学创作，在“通变”思想的指引之下，如何创作出好的文学作品，以推动文学的健康发展呢？刘勰给出的答案是“参伍因革”，即错综变化地对前人的遗产进行学习。在这个过程当中，望今制奇，参古定法。也就是说，对待古人和今人的态度不可偏废。更为具体地，刘勰给出了以下几个观点。

第一，在规划、安排文章的纲要的时候，要注重这一文体的基本原则，为确定基本原则，就需要在写作之前“先博览以精阅，总纲纪而摄契”，即对于前人留下的优秀作品，要广泛且精细地研读，找出其中恒定不变的规律。也就是《知音》篇所谓“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风骨》篇所说“若夫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在这里都是指前人的文学作品对于当代人的指导意义。

第二，刘勰认为，想要真正达到文学之“通变”，还要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之上形成自己的风格，所谓“文辞气力，通变则久”。像曹丕在《典论·论文》里提出的“文以气为主”，每一篇文章中的文辞气力都应该是不同的，以此而形成作家独特的标记，才会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闪耀光芒，所以要“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在文章写作中，首先要有自己的真情流露，而不是机械地模仿。其次，要在写作过程中运用独特的语言、修辞等，形成文章独特的气势，如《体性》篇所言：“各师成心，其异如面”“才性异区，文辞繁诡”。最后，“采如宛虹之奋鬐，光若长离之振翼”，使文章因为特殊的文采而光彩熠熠。

第三，关于文章的结构，刘勰也给出了他的观点：在总览纲领的前提之下拓展思路，设置好一篇文章的核心枢纽，然后使文章按照一定的次序和步骤进行，才不至于使文章过于流散，没有中心，或是思路过于狭窄，即《通变》篇里指出的：“拓衢路，置关键，长辔远驭，从容按节。”

最后，刘勰认为，进行文学创作时，要“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檃栝乎雅俗之际”。可见，这体现出刘勰折中的思想。他认为，好的文章应该在质文之间，不能偏于一端：要像孔子所言，“文质彬彬”，不能过分质朴，也不能过分华美；也应该在典雅和通俗之间找到平衡，过于典雅可能会导致文章的晦涩难懂，过于通俗又会使得文章失去应有的价值内涵，这些都不利于文学的发展变化。好文章要像《离骚》一样，“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想象奇伟而不失雅正，辞藻华丽而情感真实。

四、结语

刘勰《文心雕龙》的“通变”思想，前瞻性地作为文学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存在，是推动文学前进的重要动力。他准确地把握住了文学“文运律周，日新其业”的总高度和总过程，使得他的“通变”观同时具有文学史和文艺理论的双重意义，是不可忽视的一种重要思想。另外，他首次使得“通变”一词作为整体概念进入美学领域，是一种独有的开创。

我们只有首先正确地理解这种思想的核心含义，才能更好地体会它的意义和贡献。刘勰的“通变”思想，建立在他对于具体文学作品和文艺现象的观察总结的基础之上，使其具有现实的意义而不空洞，更具有真实的说服力量。

①②③④⑤ 转引自刘业超：《文心雕龙通论·下》，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57页，第1457页，第1457页，第1457—1458页，第1459页。

⑥ 黄霖编著：《文心雕龙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页。

⑦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周勋初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页。

⑧ 牟世今：《文运律周·日新其业》，《文史哲》1989年第3期。

⑨ 张少康：《文心雕龙新探》，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146页。

⑩ 马茂源：《谈通变》，见《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28页。

⑪ 郭绍虞、王文生选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62页。

⑫ 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见《中国文学批评史资料选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5页。

⑬ 曹丕：《典论·论文》，见《中国文学批评史资料选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