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莹婧［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语文教育中心，香港 999077］

引言

以父权文化为核心的封建制度与伦理道德，改变了整个社会的文化土壤，激化了“阴性文化”下的“玫瑰生态”，使那些“红白玫瑰们”被迫迁移到杂刺遍地的“荆棘林”中，即使有些幸存者们与之抗衡，亦是以一种日趋窘迫、扭曲的生存姿态在战斗。张爱玲的小说鲜明地塑造了众多异化的女性，并形成了一种畸变现象，从而抨击了父权压抑与封建迫害。

本文以张爱玲小说中的畸变女性为研究对象，通过剖析作品中异化的女性形象，归结出她们的畸化类型及成因；再从畸变女性的形象塑造中，探讨作者塑造异化女性的意义。

一、“自我”的迷失

张爱玲笔下的畸化女性，较多是以“迷失自我”的形态呈现于作品当中。所谓“‘自我’的迷失”，是指女性在被生存、欲望、婚恋等物化，或被父权奴化时，所体现的主体性丧失与模糊，从而沦为从属地位的“他者”。她们通常是为了满足欲望，不惜呈现出懦弱、退缩或奉承等姿态。

一如《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虽受过西式教育，但骨子里却是一整套的封建思想。她视婚姻为生存的保障，择偶再嫁亦是源于维持生计。她大可以在与前夫离异之后选择自力更生，走向她所追求的“独立自主”，但她并没有这么做，反而利用自己仅剩的青春与美貌，获取经济上的救赎者。她清楚，范柳原经济条件优越，而且样貌俊朗，她更清楚他是别人给她妹妹介绍的对象，但她毅然展开攻势。当白流苏得知范柳原亦对她怀有爱意之时，她更以取悦的姿态抓住他不放，结局自然是她赢得了那张“长期粮票”。白流苏在面对生存困境之时，选择利用爱情，甚至婚姻去俘获物质基础，从反抗生存窘境的角度来看，她无疑是一个赢家；但从维持精神上的主体性的角度来看，她输得一败涂地。按照“常态”，女性因爱而主动，因爱而取悦；但白流苏则是出于谋生之目的，因而才趋于“异态”的。

又如《心经》中的女大学生许小寒，她的畸变并非出于谋生，而是谋爱。小寒居然与父亲许峰仪发生了一场畸形的恋爱。她从小便有“恋父情结”，为满足她对此种乱伦之恋的欲望，她竟无视自己所接受的伦理思想，而是主动追求这场长达几年的禁忌的“父女恋”，其异类属性不言而喻。更甚者，她为了隐瞒这场乱伦之爱，逃避、拒绝与其他男性深入接触及成婚的可能。由于她执着于“父女恋”，故其多次视母亲为情敌，从而离间了父母之间的情爱。当她得知父亲找段绫卿为外室时，她便想方设法地破坏，更哀求父亲不要放弃自己，可见她的畸变程度之深。小寒在这场禁忌之恋中一直充当着“他者”，女儿的身份本身就决定了她的客体地位；在维持这段禁忌感情的时间里，她虽然费尽心机排除父亲身边的人，包括其母与绫卿，但是她的立场是让父亲不要放弃她，故她在这段感情中，“自我”或主体性是一直处于边缘状态的，而且一直在“父权阴影”下畸变。

再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她本是上海一个破落户家的小姐，面对生活困境，投奔到以勾引男人为能事的姑妈那里，依靠姑妈的金钱来读书。那句充满奉承、讨喜的“姑妈把我教育成人了，我就是您的孩子……报答您”证明她已从“出淤泥而不染”开始异化了。之后，她无法抵挡洋场社会的诱惑，选择成为姑妈手中的一颗棋子。当她发现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乔琪乔，实则是个花花公子时，她虽然生气，却没有离开他。因为她想到若自己一走了之，便不能继续享受此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优越生活。于是，她选择忍耐。此时的她表现出了懦弱的姿态，而且她应该是不爱乔琪乔了。但她却在三个月后，与乔琪乔闪电结婚，此举虽可满足她的物质欲望，但也见证了她的畸化。可见，她堕落之后，早已被物质、被金钱所役使，成为迷失自我的边缘女性。

此外，《鸿鸾禧》中的邱玉清，在父母包办婚姻之下，懦弱地下嫁给自己不爱的暴发户之子；《多少恨》中的夏太太，乞求自己的情敌不要让丈夫与她离婚；《小艾》中的五太太，为保全自己的第一夫人身份，不惜向姨太太使出种种讨好的手段，等等。更有《创世纪》中的紫薇、《留情》中的敦凤、《等》中的童太太与奚太太等“丧失自我”的异化女性形象。

二、“母性”的泯灭

所谓“母性”，是指身为母亲的女性所具备的“关爱儿女”之特质，即母亲的自然属性；而“母性”的泯灭，大都呈现“丧失慈爱”“不顾儿女幸福”“残忍暴力”等病态。张爱玲小说中亦有许多泯灭母性的畸变女性。

一如《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在家庭中总是扮演着“施虐者”的角色。她先是千方百计地给儿子长白娶妻，还追根究底地盘问儿子的房中“秘事”，并在公共场合取笑他们，使儿子、儿媳妇自尊尽失；然后，为了将儿女牢牢牵制，她不惜教儿子吸大烟、逛窑子，更不惜破坏女儿的幸福，还相继害死了儿子的两个媳妇。可见，曹七巧对儿女的施虐是生理与心理上的双重施虐，甚至将他们摧毁；更可怕的是，她制造了另一个“小曹七巧”（女儿长安）的悲剧。笔者认为，作者在小说中的逻辑框架是：畸变的家产生了畸变的“人”，而畸变的“人”又延续了畸变的家。因七巧嫁给一个性无能的丈夫，在爱与性上得不到满足，而且刚嫁入夫家之时，她也处于被虐的地位，故这来自多方面的长期压抑，势必导致她的异化，甚至兽化。再加上她对金钱与权力的疯狂追逐，也使得她与生俱来的母性被吞噬了。她的异化范畴虽是“母性”的泯灭，但已经达到丧心病狂的地步，甚至她的病态与畸变是不自知，也无法控制的。根据拉康的主体理论所说，主体是一种无意识载体，主体没有自我控制和自主的能力。这种无意识对应到曹七巧身上，恰好指她精神上的畸变是无法控制的，故曹七巧应是张爱玲笔下的异化女性中的典型。

此外，张爱玲笔下母性尽丧的女性形象还有《沉香屑·第一炉香》中为了赢得情欲与物欲而残害葛薇龙的梁太太，《沉香屑·第二炉香》中为“制造”自己以外的“新寡妇”而对女儿们实行禁欲主义教育、剥夺女儿幸福的蜜秋儿太太，《封锁》中为获得富贵姻亲而培育女儿的吴翠远之母，以及《半生缘》中顾曼桢的母亲顾太太、《鸿鸾禧》中的娄太太、《琉璃瓦》中的姚太太，等等。

另外，“泯灭母性”的畸形女性特质不仅包括歇斯底里、雷厉风行，还包括沉默不语，或视而不见。此类母亲的角色，大都呈现“自私”“敛财”“懦弱”“不顾儿女幸福”等姿态，属于潜在的病变。

例如《心经》中的许太太，面对父亲与女儿的乱伦之恋、女儿离间她和丈夫的感情之时，以及丈夫后来与绫卿同居的情形皆是默默无语，最后只能默默离开。她并未对女儿进行良好的教育与管束，在“父女恋”发生之时，没有出面阻止，而让女儿背负一个“乱伦”“变态”的骂名。可见，她没有为女儿的幸福着想，只是保持着她一贯的懦弱姿态，充当着这个名不副实的母亲。

再如《花凋》中的郑夫人，身为母亲竟因为害怕给女儿治病而暴露私房钱，便狠心地看着女儿渐渐地死去。她罔顾子女的性命，只是为了保住她的私房钱，此种“母性的丧失”，体现了她的自私与贪财。她本身的那一点母性是经不起金钱冲击的，沉默的姿态在畸形的女性身上往往代言着“残忍”。除此二者以外，张爱玲笔下畸变的、沉默的母亲形象，还有《倾城之恋》中不顾女儿后半生幸福，一心只想家庭生计得以维系的白老太太等例。

三、“自虐”的病态

“自虐”是一种病症，即自己惩罚自己，但“自虐”并不完全表现在生理层面上，若针对心理或心灵来说，它的摧毁能力会比身体上的摧残更加慑人。对于张爱玲小说中的一部分女性，可以用“自虐”作为诊断她们是否异化的表征。很多时候，“自虐”作为畸变现象的一种，不单单体现为激进，还体现为奴化。

一如《连环套》中的霓喜，她渴望拥有一场正常的婚姻，而在她一路追求婚姻的路途中所表现出的卑微、自私与不自爱，暴露了她的“自虐”倾向。她原是广东乡下一个贫苦家庭中的小姑娘，被养母卖出，过上姘居的生活。她先后与三个男人姘居，却没有取得妻子的身份，因为男人们都不愿意为她放弃些什么。她重复地经历婚姻与被骗，明知道不会开花结果，还偏要自愿地踏入同一个圈套。最后，她不得不假爱，在情欲中追求快乐与满足，利用自己残存的姿色让自己活得更加惬意。张爱玲设置的循环往复的情节，看似平常，却衬托出霓喜在婚姻窠臼中的奋力挣扎。霓喜所经历的每一次婚姻圈套，皆是她自己一手造成的，由于渴望的强烈，她拼命抓住每一次可能成为妻子的机会。无论她利用“卑微法”还是“勾引法”，哪怕那些方法会给自身带来压抑或痛楚，她始终以“心甘情愿”的态度周旋于一段段感情中，无法逃脱“连环套”的命运。可见，霓喜的“自虐”方式是自甘堕落，堕入一场场她认为可能开花结果的爱情，最后自愿地退而求其次，通过堕入性欲的深谷，企图填补她追寻美满婚姻路途中所遗留下的空白。她是被婚姻奴化了的女性，她的盲目自愿，便是她异化的体现。

又如《茉莉香片》中的冯碧落，她本是一个追求幸福的女学生，在她十八岁时爱上了大学生言子夜，但是封建家长的不同意，给他们的婚姻带来很大的障碍。子夜要求碧落与他一起私奔，但碧落顾虑到家里的名声和子夜的前途，便拒绝了子夜远走高飞的提议。最后，她做出了一个自虐的决定，听从媒妁之言另嫁他人。从“关于碧落的嫁后生涯……她不是笼子里的鸟。笼子里的鸟，开了笼，还会飞出来。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可知，她乖乖地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人，这种作茧自缚的“自虐”行径，不得不令人究其原因。她如一只渴望自由、爱情的鸟，从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女子，变成了一个循规蹈矩的、丧失活力的女人，如一只毫无生机的、没有自由的屏风上的鸟，这种异化是悲凉的。在她那个时代，以父权为基础的封建教化是不允许她实现自由恋爱的理想的，而且封建传统与伦理道德早已内化为她的道德准则，只是她不自知罢了。在她考虑到家里名声、拒绝私奔与听从媒妁之言的时候，她已然成为父权文化的奴隶了，故而说服自己的不甘，以自欺、自虐的方式承受一段抑郁的人生。

此外，还有《金锁记》中对婆婆的虐待与丈夫的不尊重都逆来顺受的芝寿，《桂花蒸阿小悲秋》中对经常拈花惹草的丈夫哑忍且任劳任怨的奴仆阿小，《琉璃瓦》中屈服于父权包办婚姻的长女琤琤等女性，皆是深受封建伦理道德（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旧有观念）浸染而甘愿自己受委屈，以至于她们向父权屈服的同时，也被激化为异类，呈现着“自虐”的病态。

四、“顺势”的异化

前文已提及的三种女性畸变的类型，皆涉及“从常态到变态”的“质”的转化，但此种“顺势的异化”，则是放大女性的原有特质，从一个夸张的角度切入父权中心的心脏，是一种“量”的改变，可使女性内敛地、变相地强大起来。张爱玲之所以构思此种顺势异化的女性，是因为她要开采一项新的策略去反抗父权文化，而这种畸变的女性，正说明了在坚持或保有女性特质的基础上扩充它，则足以颠覆男权主义，而不是光呈现处在压迫下的女权意识的被迫自觉而已。

一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孟烟鹂，她嫁给了佟振保，在家中一直扮演着贤惠妻子的角色。她羞涩、体贴、淳朴、勤劳，振保负责外出工作，她则负责料理一切家务。她对振保的爱多于振保对她的，从“等我问问振保看”“顶好带把伞，振保说待会儿要下雨”可知。当她发现振保对他冷淡，还在外面玩女人时，她竟保持了一贯的贤惠与淳朴，甚至比之前更加的温顺。因为她知道振保在意，甚至重视他的名声，不敢太过明目张胆，故而默默地反抗。即使后来振保发觉她与裁缝私通，她仍不改其贤惠、温和的角色。在此层面上，烟鹂顺势姿态下的反抗亦是一种异化，因为她并非以男性阳刚、强势的姿态去武装自己，而是维持着自身女性的特征去与男性对峙。后来，她胜利了：“地板正中躺着烟鹂的一双绣花鞋，微带八字式，一只前些，一只后些，像有一个不敢现形的鬼怯怯向他走过来，央求着。……他旧日的善良的空气一点一点偷着走近，包围了他，无数的烦忧与责任与蚊子一同嗡嗡飞绕，叮他，吮吸他。第二天起床，振保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从鞋的描写臆想到人的哀求，最后振保用“精神胜利法”战胜自己，获得解脱。可见，烟鹂由忍耐、顺从，到愈发沉默、内敛地反抗，实现了女性反叛的胜利。烟鹂的胜利，更突显了她的异化。

再如《相见欢》中的伍、荀两位太太，皆以“贤妻良母”的形象存在于家庭之中，而不是强势的。伍太太对伍先生的照顾可谓无微不至，她更在伍先生组织的旅行中，几乎料理了一切琐碎的事务；荀太太亦是贤惠，她平时除了料理日常家务，还处理好婆媳之间的关系，四邻都夸她：“都说她好。说话那么细声细气的……安详幽娴……真文气。”《相见欢》叙述了伍、荀两位太太重逢叙旧的过程，她们都是以“闲聊”的姿态在与父权抗衡。其中，“闲聊”的琐碎本是女性最大的爱好与特点，张爱玲把这个特点夸张化，甚至在伍、荀两位太太的“闲聊”中忽略了荀太太的丈夫绍甫。而且，荀太太忙着聊天，身为妻子的她竟然对丈夫手指鲜红的状况毫无留意，甚至绍甫在太太们的交际中是插不上嘴的。可见，伍、荀两位太太的女性特质被放大（即呈顺势之态），这对于一般女性来说是畸化的，但这避免落入父权文化编码的圈套当中，故曰“变相的强大”。且绍甫作为男性的话语权在女性的唾沫中被悄然地剥夺，并处于从属、边缘的位置。另一方面，伍太太的先生虽未出现在太太们聊天的场域，但他即使生意蚀本，仍会“按月寄家用，没短过她（伍太太）的”。可见，伍太太在与男性中心的抗衡中是赢家。两位太太间的交际在张爱玲笔下显得十分投入与忘我，加之两位太太又以贤惠的形象呈现，令各自的先生无可挑剔的同时，从女性文化特质的角度攻陷了父权的堡垒。

另外，此种“顺势的异化”的畸变类型在张爱玲小说中比较少见，也许是因为从属于此类范畴的女性畸变不甚明显，但它对父权文化的批判是强有力的。纵观四种女性畸化的类型，笔者认为，张爱玲将“常”与“变”（或“异”）的辩证应用到小说中，尤其凸显了“变”（或“异”）这一方，而它又包括“外在”和“内化”两个呈现维度。其中“外在”的变异呈现，大都源于“内化”的变异基因。那么，她对畸变女性的塑造，不仅使她的作品及人物形象深入人心，更为她颠覆男性霸权、宣扬女性自觉意识，增加了生理表层与精神内核上的理论与思考深度。

结语

畸形的社会势必造就畸变的群体。张爱玲笔下的女性畸变之所以成为一种现象，除了出于女性或人性的贪婪与虚荣等弱点之外，更因为父权文化的长期压抑，以及以男权中心为背景的封建制度、伦理道德的压迫，导致女性价值观的扭曲与变异。

本文针对张爱玲小说中的畸变女性，总结出“‘自我’的迷失”“‘母性’的泯灭”“‘自虐’的病态”与“‘顺势’的异化”这四个女性畸化的类型，并从畸变女性形象的分析中，发掘出张爱玲运用小说中的女性畸变，反抗父权文化体系的批判性意义。

①⑬ 沈丽莎：《张爱玲作品中女性病态现象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第9页，第19页。

② 毕静枝：《被时代抛弃的淑女群体——试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作家》2011年第2期，第14—15页。

③⑥⑨ 何永贤：《论张爱玲小说对女性丑的揭示》，延边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8页，第18页，第23页。

④ 金宏达、于青合编：《张爱玲文集·第2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此版本为典藏本，故页码缺；本文有关张爱玲小说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⑤⑭ 阮少茜：《论张爱玲小说的人性书写》，浙江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3页，第24页。

⑦ 张丽媛：《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刍议》，《安徽文学（下半月）》2010年第3期，第45页。

⑧ 甘甜：《拉康主体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及其研究——兼论拉康理论对中国文论建设的意义》，上海外国语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4页。

⑩ 黄萍：《高压下的病变与疯狂——张爱玲女性形象塑造心理分析》，《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第80—83页。

⑪ 闫秋霞：《论张爱玲对“家”的拆解》，郑州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1页。

⑫ 陈慧茹：《母性的沦丧与异化——张爱玲小说中的母亲形象及母女关系探析》，《太原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第48页。

⑮ 张竹赢：《论张爱玲小说变态心理的描写和意义》，东北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0页。

⑯ 姚昌美：《张爱玲小说中的几种女性形象剖析》，《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2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