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芸［山西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山西 运城 044000］

一、引言

凯特·肖邦（Kate Chopin，1851—1904）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美国19世纪重要的女性作家，于1889年开始创作小说，其主题主要涉及爱情、婚姻、女性和独立等方面。肖邦创作时期，女性主义运动才刚刚兴起，那时候妇女仍被认为是丈夫的合法财产，而肖邦的作品中所描述的勇敢、性感且追求自由的主人公都具有超前性，因此肖邦被认为是一位意识超前的女性主义作家（李新梅、张谡过，2015：108）。1890年，凯特·肖邦的第一部小说《困惑》（

At Fault

）于1890年自费出版，1899年，肖邦出版了她的第二部小说《觉醒》（

The Awakening

），这部作品一出版就备受学界关注，故事是关于已婚妇女与男性发生婚外情，作品中女性主题的超前性为读者所不齿，很快遭到停印，从此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20 世纪60 年代，随着女性主义革命浪潮来临而且愈演愈烈，肖邦才重新被发掘并被尊崇为研究女性主义问题的重要女作家，因而她的许多经典之作在国内外得到关注与研究，其中最受关注之一的便是《一小时的故事》（

The Story of an Hour

，1894），原名为《一小时的梦想》（

The Dream of an Hour

），小说形象具体地展现了主人公马拉德太太在获悉丈夫死讯后异于常人的表现：由开始的以为丈夫去世自己可以挣脱婚姻枷锁而获得自由的梦想实现，而表现出“邪恶的欢欣”的心理，到后来的猝不及防见到丈夫又安然归来的梦想破灭，而猝死于“致命的欢欣”的结局，这种反差极具反讽性。文中最经典的描述就是马德拉太太像着了魔一样被自由之“幽灵”所控制，觉得丈夫死了，自己就脱离了婚姻的约束完全自由了，还把这种自由称之为“长生不老药”，结果必然会得到惩罚。

美国女性主义叙事专家苏珊·兰瑟在《叙事行为》中指出《一小时的故事》是一部典型的女性主义小说，主题清晰地体现了单一的男权压迫下的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Susan Lanser，1981：261）。近年来，国内也有不少学者赞同此看法，刘杰伟和唐伟胜通过分析男权社会里女性意识的觉醒，从而揭示了该小说主题的多层次性。戴祝君指出小说的深层空间结构由社会空间与个体空间架构而成：社会空间以男性空间与女性空间的对立为主体，个体空间则以现实空间与心理空间的对立为主体，剖析了人物的心理状态。毛延生基于语言象似性表征层面，对诸多反讽层面进行分析，发现这些特征并未表现出单一的性别政治控诉性倾向。然而，由于文本内容的多层次性为一些学者提供了更多的研究空间，正如申丹教授提出：《一小时的故事》并非“单一的”女性主义的作品，文中的意识形态涉及的并非性别政治，而是婚姻枷锁与单身自由之间的关系，且文中隐含着对追求单身自由的多重反讽，作者对女主人公既有所同情，又不无反讽，对独立自由也态度矛盾（申丹，2004：102）。肖邦五岁丧父，三十一岁丧夫，这些经历使她不得不承担养家糊口的所有工作，她在日记中曾写道：“假如我的丈夫和母亲能够复活，我觉得自己会毫不犹豫地放弃他们去世后进入我生活的所有东西，与他们的生存重新结合在一起。”（Kate Chopin，1998：183）。从她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虽然丈夫的去世迫使她不得不自我成长，但如果丈夫能够复活，她宁愿放弃成长，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小说中对女主人公追求单身自由的反讽态度是显而易见的。

本文将基于前面很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文本细读，旨在深入剖析《一小时的故事》隐含的多重反讽和深层意义，从主人公经历由“邪恶的欢欣”到“致命的欢欣”的命运发展过程中，发掘出更为深刻的主题意义。

二、反讽的定义及功能

反讽可以视为文学中有效的叙事策略，它可以赋予故事出乎意料的迂回曲折的戏剧化效果。反讽是种修辞手法，指话语在表达时采用欲表达的含义和实际含义截然相反的方式，通常来讲，许多作家运用反讽的策略主要为了创造幽默感，增加故事的惊喜元素以及推动故事的主题发展。文学上所用的三种反讽分别为：言语反讽（verbal irony）、戏剧性反讽（dramatic irony）、情景式反讽（situational irony）。

言语反讽（verbal irony）指讲话者的意图和他所说的话完全相反。例如，某人走出去碰到飓风，说道：“多么好的天气呀！”

再比如英国文学中运用言语反讽的著名的典例，乔纳森·斯威夫特在《一个温和的建议》中说：“建议那些爱尔兰穷人可以把他们的孩子当作肉卖给有钱的绅士淑女来减轻他们的经济困难。”斯威夫特是真的建议有钱人去吃小孩子的肉吗？当然不是。他实际上出人意料地创造出了反讽的效果。

戏剧性反讽（dramatic irony）指读者或观众比剧中人物更能领会其台词的言外之意。

比如在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罗密欧为朱丽叶的死亡感到无比悲伤时，读者或观众却非常清楚朱丽叶其实并没有死，她实际上只是睡着了，这就是戏剧性讽示。

情景式反讽（situational irony）指情景中的意图和结果之间出现反差。

大家所熟知的欧·亨利的《麦琪的礼物》中，妻子卖掉了自己的头发给丈夫买了个表链，而丈夫卖掉了自己的表给妻子买了把梳子，两人都做出了牺牲，然而结果是他们买给对方的礼物对于彼此都是无用的，读者最终认识到真正的礼物其实是双方都愿意放弃自己最珍贵的东西来表达对彼此的爱，故事的结局出人意料。

三、小说分析

1.婚姻中女性的渴求

显而易见，《一个小时的故事》中整个故事发生在短短的一个小时内，其中的很多细节值得我们去探究。首先，我们从文中可以看出丈夫马拉德先生是一位“亲切体贴”的、一向“充满爱意的”丈夫：“When she saw the kind，tender hands folded in death；the face that had never looked save with love upon her.”（等她见到死者那亲切体贴的双手交叉在胸前时，等她见到那一张一向含情脉脉地望着她的脸庞时。）不难看出，马拉德太太并没有受到虐待过着悲惨的生活，恰恰相反，她因嫁了个好丈夫而过着幸福的生活，那么从文中对她家的描述中可以看出马拉德夫妇属于中产阶级，生活很安逸，比如在二楼他们的卧室放着一把“舒适，宽大的安乐椅”（a comfortable，roomy armchair），说明马拉德太太对未来生活从未有过经济上的担忧，那么一个女人拥有体贴的丈夫和优渥的经济条件，她真正想要追求什么？这是在阅读小说时不断困惑我们的问题。

我们注意到，马拉德太太在得知丈夫的死讯时的表现和别的妇女遇到这样的情况表现完全不同，虽然马拉德太太当时也表现出明显的悲痛，当她独自一人在卧室时，她的表现在小说的第10、12和13段中原文是这样描述的：“She was beginning to recognize this thing that was approaching to possess her......she did not stop to ask if it were not “a monstrous joy” that held her......she saw beyond that bitter moment a long procession of years to come that would belong to her absolutely.And she opened and spread her arms out to them in welcome.”（她开始认出那正在向她逼近，就要占有她的东西……她没有停下来问问，控制自己的究竟是否为一种‘邪恶的欢欣’……不过她透过那痛苦的时刻看到，来日方长的岁月可能就完全属于她了。她张开双臂迎接这岁月的到来。）

这些描写诠释了马拉德太太渴求“自由”意识产生的过程，马拉德太太欣喜于自己即将开始完全属于自己的全新的生活，来日方长的岁月可就完全属于她了，她张开双臂迎接这岁月的到来。

既然她有那么温柔的丈夫，丈夫的去世应该是非常悲痛难以接受的，那么马拉德太太为何会有这样的幻想？我们来看小说中第15段的描述：“And yet she had loved him——sometimes.Often she had not.What did it matter! What could love，the unsolved mystery count for in face of this possession of self-assertion which she suddenly recognized as the strongest impulse of her being!”（然而她是爱过他的——有时候是爱他的。但经常是不爱他的。那又有什么关系！现在可以自作主张了——她突然意识到这是她的生存中最为强烈的冲动！在这种情况下，爱情这还未有答案的神秘事物，又算得了什么呢！）

马拉德太太是爱她的丈夫的，知道应该为了丈夫的死而伤心，但是和自由相比，爱情算得了什么呢？ 她认为可以“自作主张”的自由岁月比爱情更重要，她对未来的日子充满了幻想。

此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文中描写的景色、气息和声音都很好地反映了马拉德太太的内心情感。在文学作品中，树木、春天、雨水以及鸟叫声通常被赋予象征意义来表明希望和新生命，文中的这些都反映出她对自由生活的内心向往。

我们回到之前一直困惑我们的问题：马拉德太太究竟想要追求什么样的生活？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探寻美国当时女性的地位和生存状态。在19世纪的美国，男女双方结婚后，妇女的财产所有权全部转移给丈夫，一旦离婚会让她们带上社会污名，妇女还必须学习社会礼仪并且遵从男权制定的法规的准则，也就是说，女性没有真正的自由。文中有个值得注意的小细节，在故事的末尾，我们通过马拉德太太的姐姐喊她才知道她的名字叫路易斯，这表明在当时妇女还不被重视，不被视为独立的个体，在男权统治的社会环境中，假如丈夫健在，妻子不能掌控财产，只有丈夫死了，妻子才能获得财产管理权，不仅如此，连他们孩子的一切都完全属于父亲，所有事情妻子都得听丈夫的，在婚姻关系中，女性是绝对的弱势群体。小说第二段中写道：“It was her sister Josephine who told her，in broken sentences，veiled hints that revealed in half concealing.”（是她的姐姐朱赛芬告诉她的，话都没说成句；吞吞吐吐，遮遮掩掩地暗示着。）选择让马拉德太太的姐姐朱赛芬告诉她丈夫死亡的消息是因为她们都是女人，由姐姐来说她可能更容易接受，女人都是比较谨慎体贴的，这也暗示了女性这个弱势群体的惯有形象。

生存在男权压迫下的这些女性弱势群体找不到出路，婚姻限制了她们的自由，在这种性别压迫的婚姻枷锁中，单身自由就成为她们内心最向往的东西，但是自由这种东西又是不被允许的，只能在她们不能见光的幻想中，那么小说中马拉德太太的行为和态度就不难理解。我们来看看第14、19段描述她的心理的原文：“There would be no one to live for during those coming years; she would live for herself.There would be no powerful will bending hers in that blind persistence with which men and women believe they have a right to impose a private will upon a fellow-creature......Her fancy was running riot along those days ahead of her.Spring days，and summer days，and all sorts of days that would be her own.”（在那即将到来的岁月里，没有人会为了她而活着，她会为了自己而活着。不会有强有力的意志使她屈从——男人和女人都盲目坚信自己有权把个人意志强加于自己的伴侣......她在纵情地幻想未来的岁月将会如何。春天，还有夏天以及所有各种时光都将为她自己所有。）申丹指出：这里的“强有力的意志”和“个人意志”所指对象是夫妻双方，强调男人和女人都盲目坚信自己有权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自己的伴侣，话语没有涉及男权压迫，故事也没有控诉男权压迫，两者仅仅涉及婚姻约束与单身自由之间的关系（申丹，2004：110-111）。实际上马拉德太太真正想要的生活就是不屈从于强有力的意志只为自己而活，幻想未来所有的岁月都完全属于她，彻底地获得身心的自由。肖邦指出所有婚姻关系中，即使是最和谐的婚姻在她那个特殊时代的社会背景之下都存在固有的压迫性（Kate Chopin，1998：193）。肖邦在创作这部小说的时期，社会的男权统治地位还是非常稳固的，男性掌权恐怕在婚姻关系中体现最为突出。事实上，肖邦的作品推动了旨在改变这种不平等的两性关系运动的发展。

2.反讽与主题

如前所述，《一小时的故事》中马拉德太太对婚姻约束中自由的渴求在文中隐含着多重反讽意义，反讽对揭示故事主题的深层意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反讽出现在马拉德太太听到丈夫死讯后的反应，从文本表面层次来看，马拉德太太闻讯后突然放肆地大哭起来，房间里所有人都认为她十分悲伤，但若仔细阅读，读者会发现并非如此，隐含着更深层的意义，我们看到文中“当哀伤的风暴势穷而静止时，她独自走向自己的房间，不要人跟着她”，那么风暴般的哀伤过后，她走向房间是去独自疗伤了吗？并不尽然，文中也将别的妇女对丈夫去世的消息的反应进行了对比，一般她们都是因震惊而无法接受现实，而马太太的反应就好像内心一直期盼着丈夫死亡的梦想终于实现，而自己按常理要对死者的逝去进行一番哭诉就完事了，由此会引起读者的质疑和反感。我们看到后面的描写中只有第7段再次提到她的哭泣：“偶尔有个抽噎冲到她的嗓子眼里，使她全身一抖，就像那睡着了的小孩，做梦还在抽噎。”仔细推敲，这种抽噎并不是哀伤的哭泣，而是放肆大哭之后身体上的余波效应。小说中的其他人对马太太心里的想法都一无所知，还都为她担心，只有读者能洞察到马太太的心思，由此产生了戏剧性反讽；另外，读者期待马太太会为丈夫的死而伤心，结果她却开始幻想着新生活，完全出乎读者的意料，形成了情景式反讽，因此马太太对丈夫死讯的反应形成了两种反讽形式。

接下来的内容都是描写马拉德太太对未来自由日子的幻想，第5、6段马太太“能看到”窗外的景色和发生的一切，试问如果沉浸在悲伤的状态下还会注意到这些吗？反讽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一般对窗外景色的描写都暗示着新生活的开始，更加反映出马太太对自由新生活的迫不及待。第8 段中开始刚描写了马太太面孔上表明的抑制力（repression），紧接着又说到她两眼只是呆滞凝视（dull stare），暂时停止了理性思考（intelligent thought），这样的描写也充满了反讽意味。

小说第9、10段描写马太太开始追求自由的过程，“什么东西正向她走来，向她逼近，就要占有她，虽然感到恐惧，也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她却等待着，挣扎着”。从空中爬出来的东西正是在她潜意识中一直存在着的东西，现在慢慢变清晰了，因此她的意志力根本无法抵挡她一直渴求的东西。

在第11和12段中，马太太终于在无意识的状态下道出了那个“东西”，“一个悄声说出的词语从她那微张的嘴唇间溜了出来”（a little whispered word escaped her slightly parted lips），显然，自由这个“东西”像个幽灵一样缠着马太太，在丈夫去世前就存在于潜意识中，现在丈夫去世了，这个以前绝对不可能得到的“东西”现在完全属于她了，想到这里“快速流动的血液使她全身感到温暖、松快”，但是她的神情又是“茫然凝视的，恐惧的”，这表明她不是在理智地思考，这种非理性的行为被“自由”之幽灵占有更具反讽性张力，这时的马太太感到一种“邪恶的欢欣”，虽然在不自主的状态下没有停下来问问自己，但是一种清楚和亢奋地感知使她认为这一问题无关紧要，不再加以考虑，这其中的反讽意味相当突出。

第13段首次对马先生进行了描写，“那亲切体贴的双手”，“那一向含情脉脉地望着她的脸”。文中把马先生描述成一位好男人、好丈夫，读者自然会对其产生好感，反而会觉得马太太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嫁给这样的好丈夫，马太太自然会为他的死而伤心哭泣，但想到未来将要完全属于她的日子，她的痛苦就大大减轻了。我们需要特别注意，肖邦把马先生描述成婚姻家庭中好丈夫的形象说明小说并非单一的男权压迫，在19世纪末期的美国，即使是最美好最和谐的婚姻也存在于父权制压迫的社会体制之下。文中马太太对婚姻约束下自由的过分追求，对照“亲切体贴、含情脉脉”的丈夫，更加突出了对马太太的反讽，这里其实产生了情景式反讽。

在第14段和第15段中，主要讲述了婚姻中的男女关系，并非男权对女性的压迫，涉及的并非性别政治，而是婚姻约束与单身自由之间的关系（申丹，2004：107）。“没有人会为她而活着，她会为了自己而活着”就说明了婚姻约束，而非男权压迫，“男人和女人都盲目相信自己有权把个人意志强加于自己的伴侣”也更加说明了马太太并没有遭受性别压迫，而只是婚姻中的相互约束（刘杰伟、唐伟胜，2006：43）。马太太觉得“现在可以自作主张了”（this possession of self-assertion），为此她感到 “强烈的冲动（strongest impulse），甚至是欣喜，既然婚姻中夫妻双方都要受到约束，那么马太太丝毫不考虑她在婚姻中必须受到的约束而产生这种自作主张（即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丈夫）的意识，这岂不是极大的讽刺？！

在第18段和第19段的描述中，马太太对自由的追求和欢欣达到了极致，甚至认为占居她整个身心的自由之“幽灵”是“真正的长生不老药（a very elixir），有了自由她祈祷自己能活得长久一些，而就在她丈夫去世的前一天，她还为自己要活很久而颤抖，可以看出自由在马太太身上所产生的魔力，这种魔力使她失去所有的理智，在她打开门那刻，“她眼睛里充满了胜利的狂热，她的举止不知不觉竟像胜利女神一样了”，这种非自主行为是她的自然和必然的表现，在第4段中提到了马太太身体上的疲惫，“她一屁股坐了下来，全身累得就像散了架，这种体力上的劳累似乎进入了她的灵魂”（Into this she sank，pressed down by a physical exhaustion that haunted her body and seemed to reach into her soul），这种劳累就像一名战士在经过浴血奋战获取胜利后在身体上的反应，马太太为了追求自由不知经历了多“惨烈”的斗争才得到现在的胜利，由此，她身体上的劳累和现在的胜利相呼应，制造了鲜明的反讽对照。

小说的结局是最具反讽意义之处了，最后一段中写道：“医生来后，他们说她是死于心脏病——死于致命的欢欣”，马太太才刚刚得到她的“长生不老药”和获得斗争后的“胜利”，可就在她走出房门到楼下几分钟的功夫，便猝死于“致命的欢欣”，医生和其他人都认为马太太是看到丈夫安然无恙地回到家，乐极生悲而死，但读者都知道马太太是因为她即将得到并非常珍爱的自由的幻想破灭受刺激而死，这里产生了戏剧性反讽。申丹教授认为这一结局最重要的反讽对象是“自由”本身，“致命的欢欣”（of joy that kills）与前文中的“邪恶的欢欣”（monstrous joy）直接呼应，巧妙地暗示着作为自由之幽灵的“邪恶的欢欣”控制了马太太，并导致了她的猝死（申丹，2004：108）。事实上，“邪恶的欢欣”与“致命的欢欣”之间的关系是必然的，就像马先生的“死亡”导致了马太太的“新生”，而马先生的归来又导致了马太太的死亡，文中围绕”欢欣”（joy）这个词的前后呼应，是占有她整个灵魂的“邪恶的欢欣”最终导致了马太太的猝死。小说中环环紧扣巧妙设计的呼应和对照，如“邪恶的欢欣”与“致命的欢欣”以及“长生不老药”与“猝死”，都隐含了反讽的效果，正如苏珊·兰瑟说：“马太太的猝死是诗学层面的合理要求对这位胆敢觉得丈夫的死给自己带来了自由的的女人的惩罚。”（Susan Lanser，1981：261）也可以说马太太所追求的自由是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的，虽然并不是她自己选择死亡的，就像是被命运捉弄的牺牲品，这样的结局让读者觉得可笑，但也发人深思，产生了更加尖锐的反讽张力。

从对《一小时的故事》小说中隐含的多重反讽的分析，我们可以发掘小说主题及深层含义。由于作品创作的立场观点会随着作者的政治立场而不同，因此每位作家的作品的主题往往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凯特·肖邦一直以来都被评论界尊崇为女性主义文学的先驱，况且她生活的时代正是妇女运动兴起的时期，她的很多作品都体现出清晰的反对男权压迫的女性主义意识，但是肖邦也曾经说过，在那个特殊的男权压迫的时代社会体制下，也会存在美好和谐的婚姻，正如她的婚姻，虽然丈夫早逝，她不得不承担起家庭的所有重任，但肖邦对丈夫有着深深的眷恋，她主张婚姻中既要互相约束也要互为责任，失去一方，虽然没有了约束，但责任会加倍。她在日记中写的“她会毫不犹豫地放弃她生活中所有的东西来换回丈夫的重生”（ibid），他对丈夫如此深刻的感情怎么会认同她小说《一小时的故事》中女主人公的行为，显然是对她的反讽，同时她也是要提醒警示自己和其他的女性在男权压迫下的婚姻中绝不能产生任何邪念，由此，笔者认为《一小时的故事》的主题涉及在婚姻中夫妻之间相互约束同时也要意识到双方的责任，否则会付出惨重的代价，更重要的是肖邦对美好婚姻的推崇，她是在丈夫去世后才开始写作的，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在丈夫去世之前，她对婚姻生活是非常珍惜看重的，通过对《一小时的故事》中女主的反讽来映射出如同自己的婚姻般的美好婚姻，这种意识也是对男权社会中性别压迫的一种挑战。

四、结语

笔者通过对凯特·肖邦的《一小时的故事》中隐含的多重反讽来发掘小说的主题及其创作立场，发现这部作品源于作者对在男权社会中婚姻生活的理解，小说中作者对女主为挣脱婚姻枷锁而追求单身自由的意识进行了讽刺，并且透露出“女人的自由是以男人的死亡为代价的”（李新梅、张谡过，2015：110），这种情节非常符合肖邦的大胆、超前的写作手法。本文再结合肖邦的日记记载，认为作者虽然是反对男权压迫的女性主义作家，但非常赞同婚姻中男女应该互相约束互为责任，双方都不能逾越最起码的道德底线，过分地追求婚姻之外的东西只会受到惩罚。当然，肖邦在创作此作品时究竟想要表达何种意义是无法确定的，可能众多读者立场不同，生活阅历不同，对文本的解读都会具有矛盾性和复杂性。肖邦的作品也确实存在着“广阔的阐释空间”，“似乎具有无限被解读的可能性”（万雪梅，2013：157），期待后来的学者能探索出更新的阅读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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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ory of an hour

英 文 版 选 自Chopin，Kate.

The Awakening and Selected Stories of Kate Chopin

.Solomon，Barbara H.，（ed）.New York：Signet Classics，1976：217-219.中文译本《一小时的故事》，选自朱红主编：《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葛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页。以下引文不再单独注明出处，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