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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朱自清“诗教”思想的现实意义

2020-07-12徐琦天津理工大学语言文化学院天津300384

名作欣赏 2020年36期

⊙徐琦[天津理工大学语言文化学院,天津 300384]

“诗教”是中国的一种诗学传统与教育传统。《礼记·经解》有云:“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孔子的理想是通过“诗教”塑造具有“温柔敦厚而不愚”的君子,也奠定了“诗教”传统注重道德品性的塑造,培养“温柔敦厚”的文化人格的基础。“五四”初期,传统“诗教”因其蕴含着腐朽与落后的思想饱受非议与质疑,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延续了两千多年的“诗教”传统才在众多学者的关注与革新下发生了“新生”,“诗教”成为传播现代文化、启蒙民心、动员革命、声援抗战的一种重要手段,更是一种重要的美育教育方式。

现代新诗的生产与发展始终与“启蒙”“新民”“大众化”等问题息息相关,“五四”时期,新诗作者和理论家就提出了“八不主义”“作诗如作文”等口号以破除旧的格律体对诗歌的束缚,一方面可以让更多的社会内容、思想情感进入到诗歌中;另一方面,追求平易易懂的表达能够更多地获得普通读者的共鸣。20世纪30年代,左翼作家们更注意发挥诗歌宣传、鼓动的作用。直到抗战时期,更涌现出不少经典的诗剧宣扬爱国救亡的思想;此外,作家们还在传统的民歌、歌谣之中发现了韵律、节奏的美,这些容易为大众所接受的新诗作品,真正成为“诗教”最好的工具。

新文化运动时期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念被颠覆,“温柔敦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诗教”传统受到质疑,诗界改革后,白话文创作成为趋势,文言作品被过度贬斥,尤其是古诗因为其重视格律的形式,被看作是空洞无物的载道的旧文学的代表。直至20世纪20年代后期,新诗的发展出现了高潮,白话诗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的同时,古诗的思想情感与艺术的价值也获得了正视。诗人、理论家、教育家们更理性地去思考与探索中国诗歌发展的前途。朱自清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重新审视与革新了传统的“诗教”理念。

第一,朱自清“诗教”理论的来源一部分是继承中国古典传统,一部分源于西方教育思想。朱自清自幼接受了严格的传统诗学教育,在他进入清华中文系之后,对于中西方诗艺、古典与现代的诗论有了全面与深入的考察。朱自清先后开设了古典诗歌研究的课程,如“李杜诗”“宋诗”“李贺诗”“陶渊明诗”,也开设了对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如“中国歌谣”“中国新文学研究”。

在《诗言志辩》中,朱自清对中国传统的“诗教”理念做了详细的梳理,阐释了“温柔敦厚”的历史演变与发展过程,认为“‘温柔敦厚’是‘和’,是‘亲’,也是‘节’,是‘敬’,也是‘适’,是‘中’”。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诗歌是表现内心情感的艺术,是情感的外在表现形式,诗歌通过“谐和”使人达到内心的宁和,可以实现社会的和谐,体现了传统“温柔敦厚”的“诗教”理念。“诗教”的目的是使人的性格趋于温柔敦厚,并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提升民众的文化品格。朱自清也发现了传统“诗教”强调发挥讽谏、关注民生的作用,但压抑了人的个性发展,这是不符合中国现代时期的时代要求的。因此,朱自清将西方人本主义、唯美主义等思想,把表现人生和表现自我统一起来,强调“为人生”和“为艺术”二者的统一。并且朱自清极其重视西方的新诗思潮,比如,他所推崇的现代主义、象征主义,这类诗歌不仅仅有新颖的表现形式,更重要的是现代主义的主题就是反映个体的现时的情感、现代的感觉,着意捕捉人们思想的特质微妙的变化,而厌倦对旧题的反复吟咏。朱自清的“诗教”理论从过去中沉淀精华,并且融合西方优秀的诗学思想,博采百家,自成体系。正如叶圣陶评价朱自清:

他兼有新旧文学的修养,凭借他的修养讨论语文教学的内容跟方法,自然能够深知甘苦,不会畸轻畸重……除了本国语文的修养之外,他又有外国语文的精深的造诣,因而对于语文教学的研究,更能够多所比较,相互贯通,不至于抱残守网,拘墟短视。朱先生具备这么些条件,所以就语文教学方面说,他真是个全才。

第二,朱自清的“诗教”理论是符合中国时代特色的。在朱自清“诗教”思想发展之初,是具有典型的“五四”特质的——朱自清注重诗歌思想情感的现实性、真实性,他又主张诗在创作中运用独特的技巧与创新的形式,这才能将“为人生”的主题和“为艺术”的技艺完美地结合,实现诗歌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的并重。抗战后期的朱自清受左翼影响,“人民性”一词出现在他的“诗教”理念中,诗歌这种艺术形式应该服务于群众,“人民性”是苏俄文艺理论术语,指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待人民的态度问题。左翼评判文学的重要标准是作品是否能体现“人民性”,即文学作品应服务于大众,诗歌这种艺术形式同样也应该服务于群众。在朱自清的《论朗读诗》中有这样的阐述:

朗诵诗是群众的诗,是集体的诗。写作者虽然是个人,可是他的出发点是群众,他只是群众的代言人。

朱自清此时从对个体的关注、抒发个人的感情,过渡到对时代精神的呼唤,在《诗与建国》中,朱自清写道:

现在已经不是英雄时代,一般人对于制造神话也已不感兴趣了。真的,我们已经渐渐不注重个人英雄而注重群体了。

朱自清从纯诗化过渡到“人民性”,适应时代的变化,正确地把握诗歌的教化作用,与左翼不同的是他没有直接打着“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或者用激进的文学形式参与革命,他选择用带有人民性倾向的文学作品,推动民众思想的解放。朱自清在《论雅俗共赏·序》中进一步完善了新的文学思想:雅俗共赏的立场,偏重俗人或常人的立场,也可以说是近于人民的立场。

他又在《民众文学谈》中提到:

为民众的文学,也绝不是骈枝的文学,更不是第二流的文学。

雅俗共赏的立场也体现在他“诗教”理想之中,这种追求文学的“大众化”的理想与当时左翼所提倡的文学服务于人民不谋而合。

第三,朱自清的“诗教”理论不仅有时代的特点,还有他本人对“诗教”的独特见解,其“诗教”理念中最有特色的是关于诗歌的朗读的问题。他有多篇文章谈论朗诵诗的问题《论朗诵诗》《朗读与诗》《论朗读》等。他认为诗与歌二者是统一的,但诗是精粹的语言,只有通过反复诵读,蕴藉的语言、晦涩的语句方能理解,把握诗歌独特的韵味,获得诗的整体感觉。朱自清还将诵读和朗读加以辨析,诵读脱胎于“乐”,诗歌伴随着音乐而发展,是情感节奏的外在形式。诗和乐的“谐和”,就是中国传统诗歌的共鸣作用和效果,但注重音乐性,可能会忽略诗中的意韵。朱自清在《论朗读》中提倡白话诗文:“不要唱,不要吟,与旧诗的背诵不同,它的生命在于朗读,它的生活在朗读里。”有关于朗读重要性的论述,抗战前就有学者讨论并实践,他们注重的是关于白话诗歌的音乐性。抗战之后,朗诵诗既是政治的宣传工具,又有独立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朗诵诗本身的生命力,朗诵诗应该是属于集体的诗,应该朴素、自然。朱自清大力提倡诗歌朗诵,推进了诗歌的大众化。温儒敏就曾谈道:“朱熹就认为,‘读诗之法,只有熟读涵味,自然和气从胸中流出,其妙处不可得而言。’古诗词教学要注重让学生感受诗词音韵之美、汉语之美,小学生也许一时说不清美在哪里,总之是积淀下来,有所感觉了,就起到熏陶的作用了。很多幼年时诵读熟记的诗词,一辈子都难忘,而且不同的人生阶段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与感觉。这真是滋养终生。”朗读诗歌是要“会意”,理解诗歌的诗意和蕴含着的感情,就是继承了中国古典的诗歌传统,延续着灿烂的中国诗歌史。

当代中国,官方与民间都在积极推动“诗教”的发展,常见各种关于诗歌的旅游文化活动、电视综艺、书店活动、名人读诗会等。诗歌创作、阅读的热潮虽没有褪去,但这种热潮可能仅仅停留在表面,像一场嘉年华在流行文化中走过场。当这股不温不火的热潮散去,逐渐边缘化的“诗教”会不会进一步地被人遗忘?

诗歌的边缘化极大的原因在于“诗教”传统没有得到重视,也没有形成现代性的“诗教”成熟教育思想、教育方法等。

“诗教”的前提是理解诗歌的思想感情和内涵。当下读懂诗歌似乎成了难事,诗歌本身的特征决定了它的受众偏少。古典诗歌的文言与文化传统于现代人而言已是十分隔膜;现代诗虽用白话写作,但其中包含着的传统文化的内魂及近代以来吸收西方文化,使普通人读懂现代诗也成难事。语言的魔障、意象的繁杂、朦胧的感情限制了诗歌的受众群体。

诗歌教育在学校中只是人文教育的点缀,中小学课本当中虽然每年都在增加赏析与背诵的诗歌篇目,但是大部分孩子都因为这些诗歌增加了作业负担而有抵触情绪,而且部分舆论也认为,徒增诗歌鉴赏与记诵于国文素质的培养并无多大的益处。“诗教”观念的淡漠,“诗教”手段的贫乏反映出来的是当代人文教育的缺失。以“诗教”为例,高中时期的诗歌教育以应试为主,阻断了学生作为主体的感受。温儒敏认为:

“诗教”中就要启发学生获取这样的“会意”,这对于改变我们比较僵化死板的诗歌教学,是大有帮助的。那种不顾学生诗歌欣赏中的“会意”,硬要抽离出几条“意义”“手法”让学生去记忆的做法,是和“诗教”的本意悖谬的。

由于中学的诗歌教育不够,这种危机自然转到了大学。而更令人遗憾的是高校的教育几近为“诗教”的沙漠,根据笔者的问卷调查,在一个理工科为主的学校,学生印象深刻的多是中学时习得的古诗词,而新诗的了解仅限于20 世纪80 年代几个“朦胧派”的诗人,对于课本之外的文学史中活跃的现代时期的诗人的作品几乎是一无所知。学生们能够获得“诗教”的途径太有限了,全国高校中知名的诗歌社团屈指可数,大学校园里留给诗歌的必修课、选修课有限得可怜。

通过诗歌进行人格教育应是贯穿学校教学始终的,育人才是教育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培养学生对诗歌的兴趣,导致“诗教”中培养人格的传统无法继承下去,令人遗憾与担忧。朱自清“诗教”观念的主要内容之一,即“教育的价值是在培养健全的人格”。朱自清注意到学校教育除了传授必要的知识,更多的应该重视学生人格的培养。优秀的诗歌不仅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更凝结了作家的艺术匠心,以此来熏陶与感染读者,令人可以获得一种净化与升华之感,正视内心,修正思想,健全人格。如果能够在学生时期就养成阅读与思索的习惯,让“诗教”成为个人的一种自觉的修习方式,那么在学生离开了学校之后,他依然能够主动在日常生活中寻找诗意,获得精神方面不断的发展。因此在当代教育阶段提倡“诗教”尤为必要。

朱自清还指出“诗教”实际上是现代美育的重要手段,而美育的主要目标在于提升整个社会的文明水平,因此朱自清“诗教”理念之“群”的方法也值得当代人的借鉴。他在英国留学阶段经常去参加“读诗会”,这是英国民间最为普遍的一种文学、文化交流聚会,大概与西方的“沙龙文化”的传统有关。朱自清对此非常欣赏,在日记中连连记载、称颂。朱自清回国之后,是朱光潜家举办的“读诗会”中最积极的人物,“读诗会”中不仅有当时最知名的学者、作家,更有许多青年学生与新秀诗人,他们诵读诗歌,演出诗剧,讨论具体的诗歌问题。虽然他们没有具体的派别,可这种围绕诗歌展开的活动却是最典型的一种社会文化活动。与此同时,北平的文化沙龙还有林徽因家的茶话会、新月派的聚餐会等。可是如今,这样的具有目标性、互动性、规律性的文化活动少了。尤其是大众在参与文学文化活动时,只有文化讲座、作家签售会等形式,多处于“受教”的地位,缺乏平等讨论的机会。“诗教”之“群”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启发人们的某种思想和情感,更要促使大家真正去发掘兴趣、投入精力。因此,朱自清等同仁当时以“诗”为主题的有特色的“诗教”方式作为一种文化生活很值得借鉴。

回望历史,百年前朱自清提出其语文教育思想的时代与当下背景有诸多相似之处,他的“诗教”理论与“诗教”实践活动是现代教育史上的宝贵财富。有效地继承其教育理念,发掘其中仍富有生命力的现实意义,对指导今天的教育改革、民族文化继承与复兴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