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佳育

摘要：鲁迅与五四文学、左翼文学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持续关注的话题。鲁迅与五四文学、左翼文学的关系深刻贯穿在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从新文化运动的开山者到左翼文学的见证人，鲁迅思想作为一种象征与标志，贯穿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道路和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进程中。从鲁迅与五四文学出发，在鲁迅与左翼文学的纠葛历史中分析鲁迅于中国现代文学运动的领军意义，能够更好地理解鲁迅精神思想的伟大与不朽。

关键词：五四文学;左翼文学;鲁迅;领军意义

一、鲁迅与五四文学

五四时期是一个新旧思想、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历史大变动、大发展的时代。以胡适、陈独秀等人为开端，以鲁迅为旗手，一场声势浩荡、规模盛大的文学思潮运动开启。鲁迅对于五四文学思潮的贡献、对于现代文学转型初期的引领意义主要体现在他的文学经典之中。

在五四文学时期，鲁迅的创作成就以小说为最高，虽仅限于短篇，但思想内容和形式远胜于同时代的其他小说。鲁迅对五四文学思潮的引领与贡献，首先是在思想启蒙与解放层面。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鲁迅曾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清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1]所以鲁迅的小说往往通过极简的描写，直击人物的灵魂深处，直中社会的黑暗之处，从平凡的生活、平凡的人物（如农民、知识分子）身上，诉说一个个意蕴深刻的故事，散发无穷的艺术魅力。

1918年5月，鲁迅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发表，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作为鲁迅作品的总纲，小说借一个狂人的日记，展现出深刻的思想内容，即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通过“狂人谱系”和病态人物的描写揭示了“礼教吃人”的主题。在《阿Q正传》中，鲁迅则抒发了对中国革命和国民性的思考。这些有关国民性的思考带有强烈的批判意味，透过文学，揭示了更为深广的社会意义。就像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写的“从来如此，便对么？”一样，鲁迅以一个启蒙者的姿态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予以全方位的关照，对人们的人格、灵魂进行了准确的刻画，力图打破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专制主义文化的束缚，从而开启民智，追求民主。对解放国民精神的渴望、对封建旧思想旧文化的宣战、对社会疾苦的揭露和对封建专制的反抗影响着一批作家对传统文化的重估。

鲁迅对五四文学的领军意义还体现在语言的革新和形式的多样化上。“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 [2]鲁迅在五四文学时期的小说创作实现了小说结构与形式手法的创新。如《狂人日记》的“日记体”模式，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创作形式，自由真切的语言，文白夹杂的结构读来耐人寻味，形成了双重叙述的效果。鲁迅在借鉴外国形式的基础上，实现了对中国傳统文学创作形式的实际性突破。

所以，鲁迅的小说一出现，艺术上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除鲁迅之外的其他小说还普遍幼稚，鲁迅可谓是将中国新文学一下子提升到了一定高度。像《狂人日记》《阿Q正传》《孔乙己》等文学经典的诞生，则是给了思想解放、文化多元的五四时代以实质性的文化内涵的承载。文学家们所批判的文化专制，所倡导的思想自由，所有的“破旧立新”观念都可以在鲁迅的作品中体现出来。鲁迅对于五四新文学的引领作用，是将口号转为了实际，将新文学的精神内涵推向了实质性的发展。前有胡适、蔡元培、陈独秀、刘半农等文学革命前驱和主将为文学运动提供的足够空间与声势，后有鲁迅的创作成果与文学实绩，将文学革命先行者们的“尝试”变为“实际”，为这些倡导提供了说服力与公信力，改变了“提倡有心，创作无力”的状况。因而在这场思想运动潮流中，鲁迅是起主导作用的。关于鲁迅对五四文学的重要意义，钱理群曾提出“鲁迅五四”的命题，即鲁迅是当之无愧的五四文学形象代言人，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

以鲁迅为领袖的五四文学运动打响了中国文学现代化转型的第一枪，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转型与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不同的作家、不同的流派再分别进行创作发展。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作家大多数都是沿着鲁迅的文学轨迹进行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基础和源泉是由鲁迅奠定的。

二、鲁迅与左翼文学：从论争到联合

（一）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争

冯乃超在1928年1月的《文化批判》上发文表达了对新文化运动及鲁迅的不满，就此拉开了争论的序幕。“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但我到了上海，却遇见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了，创造社，太阳社，‘正人君子们的新月社中人，都说我不好，连并不标榜文派的现在多升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们，那时的文字里，也得时常暗暗地奚落我几句，以表示他们的高明。我当初还不过是‘有闲既是有钱，‘封建余孽或‘没落者，后来竟被判为主张杀青年的棒喝主义者了。” [3] [P4]对于这场论争，鲁迅如是说到。探究这场论战的原因，是鲁迅与太阳社、创造社的思想并不在同一层面上。

首先，对于太阳社与创造社成员来说，他们对鲁迅的攻击并非是针对鲁迅个人，而是将鲁迅视为老一代作家的代表，认为只有把老的统统打倒，才能建立起新的普罗文艺。而且刚从日本回来的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对此时的国内文学界了解的并不全面，自然在分析评判方面会有失偏颇。其次，鲁迅虽然认为不应该夸大文学的革命作用，但肯定了革命文学是一种反抗思潮。他批评的仅是革命文学中存在的盲目浮夸、不切实际等问题，认为太阳社和创造社存在着公式化、标语化的弊端，不免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在不同的国情之下，中国绝不能因照搬日本和俄国而忽视了文学自身的特点，将文学变为了政治的“留声机”。当时的鲁迅并未明确表示支持无产阶级文艺与革命，创造社、太阳社便误认为鲁迅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因而对鲁迅进行攻击和批判。

这场论争在当时的文坛掀起了一场波澜，却也为左翼文学的发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

鲁迅的思想与行动是马克思主义化的，他认为文艺要想发挥革命的战斗的作用，是必须要脚踏实地，正视现实的。他所希望的是，“我只希望有切实的人，肯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至少，是一部简易浅显的，两部精密的——还要一两本反对的著作。那么，争论起来，可以省说许多话。” [3] 鲁迅是一个能够对革命付诸实际行动的人，“不是关在玻璃窗里写文章的人”。[4]

鲁迅与太阳社、创造社并不是位于对立面的敌对两方，是二者之间的思想层面和认识高度导致了分歧的形成和论战的产生，太阳社、创造社的攻击带来了鲁迅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正面碰撞，对革命文学大方向的共同追求使得他们最终走向同路。这其中的共同追求包括：对封建专制的反抗，对人民大众的忧心，对社会黑暗的抨击以及对资产阶级文艺的斗争。这些共同的追求使得鲁迅与太阳社、创造社最终能够实现差异中的合作。这场争论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介入下告一段落，于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三）魯迅对左联的领军意义

鲁迅对左联的领军地位首先体现在思想上。鲁迅的思想是超越了同时代的左翼文学家的，他在争论中所展现出来的对于“人民性”和“国民性”的深刻文化内涵更加适合时代发展的潮流，对左翼文学运动中存在的错误倾向起到了纠偏作用。鲁迅批判小资产阶级文学家，认为他们往往不敢正视现实，他对“革命文学家”提出了标准，即要身处革命的潮流当中，坚定无产阶级的主张与立场，同时敢于正视现实，用主动性来体察无产阶级。只有将自己彻底置于无产阶级的情形当中，才能够用无产阶级文学来实现战斗。所以在思想上，鲁迅能够成为左联的领导人，成为左翼文学发展的一面旗帜。

其次，是鲁迅对于文艺大众化的倡导。为完成当前的紧迫任务，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必须确定新的路线，首要任务便是倡导文艺大众化。“只有通过大众化的路线，即实现了运动与组织的大众化，作品，批评以及其他一切的大众化，才能完成我们当前的反帝反国民党的苏维埃革命的任务，才能创造出真正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5]大众化贯穿在左翼文化运动的全过程，鲁迅就曾写过《文艺的大众化》《门外文谈》等论文，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为文艺大众化运动做出了宝贵贡献。在“提倡新文学”“提倡白话文”上，鲁迅继承了五四文学精神。鲁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强调人民大众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地位，同时认同政治外力对文艺大众化的帮助。鲁迅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现状的清醒分析和深刻认识，及他对中国人民及中华民族的关切与忧心，使他能够准确地指出在当下国情下文艺大众化应该发展的方向。

再者，在文学活动上，鲁迅的杂文创作在揭露现实、指引路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左翼文化运动所提倡的创作方向，鲁迅的创作题材也有所不同了，杂文创作取代小说创作占据了中心地位。鲁迅将小说创作中蕴含的丰富情感和艺术感知也注入到了杂文创作中，左翼时期的杂文创作在质与量上都达到了一个巅峰。一方面，杂文创作巅峰的背后有社会环境因素的必然性，在彼时的上海这样一个忙碌和动乱的大环境下，杂文这一篇幅短小、时效快、刊载周期短而又影响显著的文体更容易受到人们的欢迎。在时间与经济的限制下，“杂文就是这动乱社会的产物”，[6]另一方面，杂文创作在鲁迅文学创作生涯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鲁迅对于杂文的作用曾说过，“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 [7]。他曾把杂文分为“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两类，所强调的正是杂文的批评内涵与功能。[8]

鲁迅在左翼时期的杂文创作带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他打破了传统美学风格的束缚，通过杂文这种短小自由、形式丰富多样的文体更加自由无羁地发挥才华，将笔触伸向现代生活的不同领域、不同阶层中的不同人物，从社会、历史、政治、伦理道德、审美等角度全面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百态和现代人的复杂情感体验，展现出了杂文与当时生活的密切互动关系。鲁迅将高超的艺术表现能力倾注于杂文创作之中，延续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杂文不屈不挠的批判精神和否定性特色，以丰富的主观性，在反叛中国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的中庸传统上，与时代环境相结合，拓宽了批判的广度。从与太阳社、创造社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的《三闲集》，到1930年代的《二心集》，再到对彼时处于文化中心的上海这一半殖民地社会的批判与鞭挞的《伪自由书》《花边文学》。通过此时期的杂文创作，鲁迅表达了对现行体制、现存社会更加分明的对抗。“五卅运动”“三一八惨案”“四一二政变”使得鲁迅对革命现状感到失望与震惊，残酷的现实更让他意识到以实际行动来实现生存抗争的重要性。杂文可以说是最适合鲁迅发挥创造天赋的文体了，杂文创作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的风潮之中承担起了更为重大的使命，展现出了鲁迅思想的新的高度。

与此同时，在译介苏联无产阶级文艺作品、提携青年作家、支持文学刊物的创办等方面，鲁迅也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推动了左翼文学浪潮的前进。

三、鲁迅在现代文学运动中的领军意义

鲁迅在现代文学进程中始终保持着先锋姿态。在五四文学时期，面对高涨的文学革新声势，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为中国文学的变革指明了发展道路。在左翼文学时期，从被太阳社、创造社的攻击批判到与其联合并成为左翼的领袖，鲁迅都始终清醒地保持着个人性与独立性。鲁迅以丰富的主体性精神加入左联，赋予了左翼文化以新的品质，为中国革命文学的发展指引了道路，成为左翼时期的精神引领。在这两个中国现代文学转型与发展的重要阶段，鲁迅是作为旗帜意义而存在的。

此后左翼文学成为时代主流。中国共共产党人通过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积极不断地探索自己的文艺观，最终确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共意识形态和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文艺政策，为40年代“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延安文艺政策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再到1942年《讲话》的发表，也是左翼文化运动的一种延续与发展。所以，在鲁迅旗帜引领下的左翼文学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始终占据重要地位，推动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

通过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道路我们可以看到，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重要奠基人到左翼文学运动的领军人物，以及在延安文化中的精神核心作用，鲁迅始终能够在文学实践中诠释着文学的时代精神，并且能够顺应时代提出的新要求不断完善发展。一直到现在，鲁迅精神也始终具有丰富的可阐释性，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中始终占据标志和象征意义。他并不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他始终是一个思考者、追求者与实践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面旗帜，鲁迅精神不朽。

参考文献：

[1]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12.

[2]茅盾.关于鲁迅研究的一点意见.茅盾心目中的鲁迅[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52.

[3]鲁迅.三闲集·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田本相.李何林传[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88.

[5]文振庭.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Z].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3.

[6]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卷[Z].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5：1224.

[7]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

[8]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