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树郁

摘要：《郑风·女曰鸡鸣》的内容一直被定格在夫妻生活这一题材之上，其实乃男女节日欢会上的情歌。其情节多以悬想出之，这是诗义领略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女曰鸡鸣;节日欢会;情歌;悬想

《郑风·女曰鸡鸣》自朱熹《诗集传》“此诗人述贤夫妇相警戒之词”[1]之说一出，则被定格在夫妻生活这一题材之上，一直以来几乎毫无争议地作为“平实幸福的平民夫妻生活”来加以解说和阐述，全篇被概述为“这首赋体诗恰似一幕生活小剧”。诗人通过士女对话，展示了三个情意融融的特写镜头”：“第一个镜头：鸡鸣晨催”;“第二个镜头：女子祈愿”;“第三个镜头：男子赠佩”，于是，诗旨被归结为“统观全篇，实是赞美青年夫妇和睦的生活、诚笃的感情和美好的人生心愿的诗作。”[2]闻一多《风诗类钞》有更为具体的情景限定：“《女曰鸡鸣》，乐新婚也。”[3]然仔细品读文章，对内容有新的理解与联想，以求共同商榷。

若单纯以第一章之“鸡鸣”、“昧旦”的士女对话的时间来看，似乎应是发生于夫妻之间，然而，至第三章赠佩之情节似乎又在否定着夫妻的关系，因为投报馈赠之类往往发生于恋爱男女之间的情意传达。另于第二章所谓夫妻有好菜——野鸭大雁、美酒与“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之间的逻辑关系上缺乏必然性的联系。仔细品味，结合《诗经》尤其是时代风俗和民间情歌的惯常表达方式，方能领略篇章情节的虚实及其艺术韵味。

“鸡鸣”一直被解说为鸡叫了，是情节发生的时间，笼统地讲它确实属于时间范畴的概念，但确切地说它并非一个具体的时间点，而是一个时辰——丑时鸡鸣（1时至3时）的名称。“昧旦”当如朱熹《诗集传》所谓：“昧旦，天欲旦、晦明未辨之际也。”《传疏》：“昧旦后于鸡鸣时。”是丑时鸡鸣后“平旦（3——5时）”的前段时间。这“鸡鸣”和“昧旦”是人物口中提示的时辰和时间，绝对不是情节发生的时间。要想了解这一点，尚须理清情节本身的发生情形：

其射并非为吃，第一章中说到“弋凫与雁”，便承接着将第二章的“宜”解释为烹调菜肴，实际上“煮熟可吃的肉”确实是“宜”的一个义项，但它还有一个义项值得我们注意——“祭名”——祭祀土地之神，《尔雅》云：“起大事，动大众，必先有事乎社而后出，谓之宜。”[4]这女与士要祭祀土地神，是因为要完成一件大事，终身大事——婚姻，那又如何要“弋凫与雁”？上古有纳雁提亲之礼，（雁为候鸟，当取其象征顺乎阴阳之意。后又生出新意，雁失配偶，终生不再成双，取其忠贞。） 所以有弋雁（若不得雁，其凫或可代之？）在先，而后有祭祀之事。这祭祀也未必仅限于土地神，当亦有天地诸神，惯常婚典所谓一拜天地是也。然后又有置酒谢客，招待亲朋，于是，方遂“与子偕老”之企望，于是，才生“琴瑟在御，莫不静好”之愿景。这或许就发生在“有女如云”的东门欢会上（《郑风·出其东门》），当然这样的欢会如何缺得了另一半主角——男士，若说“有女如云”，恐怕必是有男如风了，这是一年一度的上巳节的青年男女祭祀高媒和水滨祓契。这春天的冶游，《郑风·溱洧》描写得更为有声有色，这是寻求良匹佳偶的大好时机，谁会错过？于是呼朋唤友、招侣引伴，三三五五、陆陆续续出于东门之外，聚于溱洧之滨。那么这寻求过程中不免有相互的试探，其试探想必少不了对歌这一古老的传统方式，想必这对歌也要出题目的，或以眼前的实物信手拈来，抑或以其他事物随意而想，甚或是有套路的按部就班，笔者以为应当有题目但不敢妄言其来历与形态。于是，女孩子如行酒令一般给自己心动的男子出了一个题目：“鸡鸣”，男士回答了一个“昧旦”并把话题由时辰转移到了“弋凫与雁”这件事上，这正是女子所企望的，真是善解人意！岂不令人心仪？于是，故事接龙似的继续延伸着情节，由纳雁提亲到祭拜天地，由置酒待客到“与子偕老”，再到夫妻谐和、琴瑟调协，女子欣欣然敞开了心扉，翩翩乎放飞了思绪，尽情地畅想。这女子的心猿意马，极大地感染了男子，令这男子情不自禁地意马心猿起来，于是，他心无旁骛，他情有独钟，他敞开心扉，他展露胸怀：你的“来”、你的“顺”、你的“好”打动了我，我的心接受了你，让这“杂佩”作为我的“赠”、我的“问”、我的“报”！——“你懂的！”

或许这并非诗的本义，或许这里有着太多的猜测和臆想，但从情节上说，这毕竟解开了原有解说中一个无法破解的纠结，那就是既然为夫妻，又如何有所谓“赠”、所谓“问”、所谓“报”？这明显是《卫风·木瓜》一样的青年男女之间彼此传达情感的投报动作，至少不应是夫妻间表达情感的典型方式，而更似民间节日男女欢会上青年男女寻匹择偶时相互试探而钟情如意的遐想。因而，可以说，这《郑风·女曰鸡鸣》当是男女节日欢会上的情歌。

其实，对于诗，我们不妨大胆地去设想，尤其是其情节的发生情形，因为无论我们以读者和听者的角度如何去发挥想象也无法追及歌者的情感飞动和跳动的速度和跨度，又因为我们无论怎样去求取心灵上的零距离在情感的热度上还是避免不了距离的存在。所以，不妨放开胆量不惮以最大的尺度来虚化所展现的生活情景，因为写实绝不是诗的当行本色，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如果把诗的情节完全坐实，那不仅抹杀了诗本应焕发的艺术光彩，也必然导致所谓诗情画意的销退殆尽。恰如《关雎》，若将“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视为现实的情节，那这“三百篇”之首，也不过仅仅是一个求偶得匹的简单故事，如此令千百年来无数为之陶陶沉醉、翩翩联想的多情的读者情何以堪？正如有人竟然去考证“杨柳岸，晓风残月”是何处的风景，岂不令古今歌者哑然，无可奈何于我们的不解风情？

参考文献：

[1] 朱熹（宋）.诗集传[M].北京：中華书局，2010，61-62.

[2]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先秦诗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321-322.

[3]闻一多.诗选与校笺[M].上海： 古籍出版社，1957年.

[4]阮元（清）.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9，5677-56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