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面对当下阅读出现的“碎片化”和“专业化”的两极趋向，我们究竟应该读什么？如何读？实际上，作为阅读者的我们首先需要明确什么是阅读？一方面，阅读是一种人类的社会行为，也是一种具有普遍认知意义的文化现象;另一方面，阅读尤其是文学阅读是阅读者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启蒙的关键钥匙。如果说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时代的文学，那么不同代际在很大程度上也存在着相异但又共通的阅读经验。我们可以认定的是，每代人都会有各自的阅读方法和阅读书目，也必然会有影响一代人的经典书籍。恰似如此，不同代际的阅读者正是通过文学阅读确证了文学经典，同时还形塑了不同代际的情感结构和阅读经验。

作为80后专业阅读者，若要说对个人影响最大的是哪本书？或者是哪些书？还要先从同代人的阅读领域和阅读经验说起。2015年，80后批评家周明全出版论著《“80后”批评家的枪和玫瑰》，收录了杨庆祥等十位80后批评家的访谈，总结了这一代批评家的成长路径和批评特点。除了杨庆祥外，周明全还与金理、黄平、何同彬、李德南、刘涛、徐刚、傅逸尘、项静、康凌等有全方位的交流对话。在访谈中，他总会提出类似的问题：“在成为批评家之前，必须成为一个合格的读者。那么介绍一下对你影响最大的几本书。”[1]按照被提及的频次排序来看，居于前八位的是米兰·昆德拉、尼采、康德、黑格尔、哈罗德·布鲁姆、本雅明、福柯、海德格尔。其他被列举的还有马克思、叔本华、韦勒克、伊格尔顿、布斯、汉娜·阿伦特、利奥塔、伽达默尔、韦伯、汤因比、竹内好、萨义德、雷蒙·威廉斯、艾布拉姆斯、施特劳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等。很显然，他们的阅读书单大多是西方哲学、历史、社会学和文学理论的著作。其中，居于首位的昆德拉为其文学批评提供了重估和评判的重要价值立场和批评标准。

从个人阅读史来讲，同为80后这代人自然会有共同接触的经典著作和相近的阅读经验，但受个人趣味和批评偏好等因素影响彼此之间肯定也有差异。在西学阅读方面，有两类书籍对我的影响最大。一类是以德波《景观社会》、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伯曼《现代性体验》、鲍曼《流动的现代性》、阿多诺《启蒙辩证法》、艾布拉姆斯《镜与灯》、福柯《规训与惩罚》、别尔嘉耶夫《文化哲学》、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等为代表的哲学和社会学著述;另一类是文学文化理论和美学著作，如马尔库塞《审美之维》、舒斯特曼《实用主义美学》、韦尔施《重构美学》、帕克《美学原理》、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福斯特《小说面面观》、布斯《小说修辞学》、巴塔耶《文学与恶》、浦安迪《中国叙事学》、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等。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前者为理解文艺和我们身处时代，以及当下社会生活的关系提供了思考路径，提示我们明晰文学与哲学、文艺与社会学、学术研究和现实关怀之间的辩证关系。后者以文化分析和美学方法，教会我们如何从不同角度深入文本深层，如何用浅近的语言阐述精深的问题。然而，稍加整理个人的文章，上述的长序列书目中出现最多且被引用最多的当属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可以说，昆德拉同样也是我从事文学批评的主要理论资源。

二

要谈昆德拉对我们的影响，还得回溯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昆德拉热”。众所周知，昆德拉于1929年出生在捷克，1975年移居法国，2019年重获捷克公民身份。他当过工人、爵士乐手，之后致力于文学和电影，代表作品有随笔集《小说的艺术》（1986）、《被背叛的遗嘱》（1993），小说《生活在别处》（1969）、《笑忘录》（1978）、《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1984）等。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翻译界译介了昆德拉近两百万字作品，伴随翻译界热的是中国读书界对他作品的阅读和评论的热潮。当时的文学界和思想界言必称“米兰·昆德拉”，可见其影响之大。诸如“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生活在别处”“媚俗”等一度成为文学批评的时尚。尽管昆德拉的理论和经验并不能直接对应中国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但他却给中国的作家和批评家带来了新见迭出且引人启发的——小说的艺术。

读到昆德拉的《小说的艺术》，评论家王彬彬毫不吝惜地称赞：

真要感谢翻译界，不但将昆德拉的数本小说翻译过来，而且还将昆德拉谈及小说艺术的一本书《小说的艺术》介绍给我们。《小说的艺术》（孟湄译，三联书店1992年9月第1版）虽薄，但其中记述了昆德拉作为一位小说大师对小说这门文学样式的体悟、认识，它对我的启示，并不亚于一部小说学巨著。昆德拉十分看重小说的认识价值，在他那里，小说即认识。在昆德拉看来，“小说家是一位发现者”，而“发现只有小说才能发现的，这是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没有发现过去始终未知的一部分存在的小说是不道德的。认识是小说的唯一道德。”类似的观点，在《小说的艺术》这本薄薄的书中多次被重复、被强调。发现和认识，这是昆德拉在谈及小说家和小说艺术时所使用的核心字眼。小说必须有所发现，小说必须具有认识功能，小说必须具有认识价值，这便是昆德拉对小说的理解。[2]

关于昆德拉及其作品，李德南更是直言他对个人的影响深远：

从2004年到2006年，昆德拉谈论小说艺术的诸多观点，几乎构成一张严密的网，加上他的小说之网，我完全被套住了，以至于有一段时间与人讨论文学几乎言必称昆德拉。作品写得好的作家未必善于自我阐释，昆德拉自圆其说的能力却非常突出，有作家甚至认为，他的文论写得比小说还要精彩，昆德拉向我示范了一条通往小说的新异之路，而后我开始小说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多少是沿着他所指的方向前行。[3]

不论已是国内一流批评家的王彬彬在当年阅读时的欣喜，还是当下80后青年批评家们对昆德拉的欣赏和倚重，很大程度上都在說明昆德拉及其《小说的艺术》等论著在学者们的学术成长之路上产生了“沿着他所指的方向前行”的重要影响。其实，这里还有个问题需要回答，那就是中国学者们为何如此偏爱昆德拉的“小说艺术”？或者说，昆德拉“对小说的理解”为何能数十年来让几代批评家们情有独钟？若能够澄清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最大程度自觉反思昆德拉影响的至深之处。20世纪80年代至今，他接连出版了《小说的艺术》《被背叛的遗嘱》《帷幕》《相遇》等引起读者高度关注的随笔。这些随笔论述了他对小说美学、小说结构艺术、小说关键词、小说史划分等诸多问题的看法。对于这些极富个性魅力的文本，批评家们都注意到了昆德拉阐述小说艺术“发现和认识”等方面的思想深邃之处。在个人的阅读感受中，这些随笔是诗性、史思和审美并重的文本，而在随想式的谈话体文本背后始终交织着昆德拉的艺术智慧和思维逻辑。

事实上，昆德拉本来也不能用某种身份或类型可框定，而是集小说家和文论家于一身，的确是难得的学者型作家。在《小说的艺术》中，这里的七个部分诸如“受到诋毁的塞万提斯遗产”“关于小说艺术的谈话”“受《梦游者》启发而作的札记”“关于小说结构艺术的谈话”“那后边的某个地方”“六十七个词”“耶路撒冷演讲：小说与欧洲”等，均可独立成篇，又能整体成册。从表现形式来说，昆德拉那些关于小说家及其经典作品的评判，那种针对小说结构艺术的对话，那些对人的存在可能性的勘探等，都显示了其写作的内容庞杂、文体多样和形式多变。昆德拉坦言：“我并不擅长理论。以下思考是作为实践者而进行的。每位小说家的作品都隐含着作者对小说历史的理解，以及作者关于‘小说究竟是什么的想法。在此，我陈述了我小说中固有的、我自己关于小说的想法。”[4]可见，昆德拉的小说、随笔、文论本就是融会贯通且自成一体的。所以，关于小说艺术探讨的思想深度、言说方式和文体形式，以及对创作和批评的启示等，为包括80后在内的批评家打开了新空间。这也是批评家们钟情于昆德拉的重要原因。

三

在董强看来，“理解昆德拉的最好办法是‘体味，是要进入场景，而非停留于语言表面。一般来说，一位用外语创作的作家永远不会也无法以语言的奇巧取胜，他的高明之处永远是思想的世界，想象的世界，也即昆德拉所捍卫的艺术家的个人的世界。”[5]应该说，当强调昆德拉是一个“用外语创作的作家”时，或者将他“所捍卫的艺术家的个人的世界”视为“思想的世界”的时候，我们已經意识到了他的小说观念与中国的创作和批评传统之间所形成的影响关系。然而，实事求是地来讲，昆德拉的小说观念也并不是绝对真理，难免有偏颇之处。但对于个人的学术成长之路来说，昆德拉的《小说的艺术》中至少有三个观念（或关键词）影响了我的批评理念，并自觉不自觉内化为个人的文学批评范式。

第一个关键词是“发现”。何为小说家？昆德拉认为：“小说家既非历史学家，又非预言家：他是存在的探究者。”而好的小说家应该是“画出存在地图，从而发现这样或那样一种人类可能性。”他还强调：“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唯一的存在理由”“发现的延续（而非所有写作的累积）构成了欧洲的小说史。只有在这样一个超国家的背景下，一部作品的价值（它的发现的意义）才可能被完全看清楚，被完全理解。”当然，探寻存在之谜的小说显然是丰富多样的，同样也不必都如昆德拉的写法。但是，我同时认为昆德拉所谈论的“发现”无疑是深刻且富有意味的。在《生活在别处》的“序言”中，昆德拉直言：“这部小说丝毫没有回答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回答。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人的存在具有一种问题形式。”[6]也就是说，提出问题本身就是质疑既有的价值判定，而这样提出新问题和可能性的过程就蕴含着“发现”。尽管小说意义是探寻存在的各种可能性，但“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爱因斯坦语），问题的“发现”尤为关键。

第二个关键词是“现实感”。谈到卡夫卡《城堡》等，昆德拉指出：“最早诠释卡夫卡的人都把他的小说解释为一种宗教寓言。这种诠释在我看来是错误的（因为卡夫卡抓住了人类生活的一些具体处境，而这种诠释却认为那只是寓言）。”这些“从卡夫卡的小说中摘选出来的意象、处境，甚至很具体的话，都是布拉格生活的一部分”。他还进一步阐明：“卡夫卡小说和现实生活之间的紧密关系”显而易见，“假如说在西方看不到这种关系”“那也是因为在这里，人们已经彻底失去了现实感。”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这里所谈到的“现实感”实则是提醒作家和批评家都需要重视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关系。诚然，“每个时代及其社会生活都有其相应的映像”，文学作品应该有能力“及时并深度展现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把握时代的内在精神，揭示当下时代的新变和社会生活的本真。”[7]进而言之，在前文所述的“发现”中，解蔽生活真相和现实逻辑本是应有之义。

第三个关键词是“人的存在”。在关于小说艺术的谈话中，昆德拉确切地说：“任何时代的所有小说都关注自我之谜。”更为重要的是，作家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自我是什么？通过什么可以把握自我？这是小说建立其上的基本问题之一。”接着下来的问题是“小说在探寻自我的过程中，不得不从看得见的行动世界中掉过头，去关注看不见的内心生活。”在解释“多元历史主义”这个词时，昆德拉说：“运用所有智力手段和所有诗性形式去照亮‘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人的存在。”不难发现，从反复论及“自我”到阐述“人的存在”，昆德拉一直在不厌其烦地谈论“人的可能性有哪些”，由此来“画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存在地图。”在昆德拉的“发现”序列之中，最终落脚点还是在于关注人及其生存境况，揭示人的自我本相。可以说，虽然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和钱谷融重申的“文学是人学”与昆德拉的“人的存在”并不相同，但他们对人和人性的“发现”却又在某种意义上相通。当然，人性立场也是个人文学批评的重要标准。

“存在的探究者”是昆德拉的身份标签。他借助现象学或存在主义等解读灵魂与肉体、轻与重等，试图建立起自成一体的“小说学”。除了上述的关键词，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还提出了“幽默”“暧昧性”“沉思”“边界”“轻”“遗忘”“混淆”，等等。不可否认，昆德拉对塞万提斯、卡夫卡、布洛赫、哈谢克、穆齐尔、狄德罗、福楼拜、乔伊斯、普鲁斯特、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胡塞尔、海德格尔、弗洛伊德等作家或哲学家的评判，也算是他个人阅读经验的总结。还需要意识到，昆德拉的小说中存在与我们所生存语境极为相似的现象。这就意味着，中国小说在昆德拉这里可以找寻到相契合的美学经验，而我们的批评理念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从昆德拉系统性的小说学出发，根据历史和现实加以折中，以作为文学批评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方法。

[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80后小说家的审美新质研究”（19ZWC003）、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8SJA0513）和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资助项目阶段成果。]

注释

[1]周明全.“80后”批评家的枪和玫瑰[M].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26.

[2]王彬彬.重提小说的认识价值——米兰·昆德拉对中国当代小说的启示[J].文艺评论，1993（5）.

[3]李德南.昆德拉：大师的洞见与盲见[J].名作欣赏，2014（9）.

[4][法]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题记[M].董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5]董强.第一次上昆德拉的课[N].中国青年报，2003-07-09.

[6]艾晓明.小说的智慧——认识米兰·昆德拉[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137.

[7]陈进武.表象化·经验化·形式化——对当下文艺创作与社会生活关系的反思[J].红岩，2019（2）.

作者单位：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

（责任编辑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