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骁骥

哈维尔与昆德拉，前者是捷克人民心目中德高望重的前总统和民族英雄，后者则是因“叛国”出走而被看作人格有污点的作家。尽管昆德拉在国际上声望日隆，但捷克人民始终不买账，而昆德拉与祖国的关系也几近势不两立。几十年来，大作家与祖国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今年是作家米兰·昆德拉“八十大寿”之年。虽年至“耄耋”，但昆德拉依旧不乏新闻。5月底，布尔诺的马萨里克大学举办了一场名为“米兰·昆德拉或文学何为”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捷克首次举办昆德拉的国际会议，亦有向他贺寿与致敬之意。谁知，多年隐居巴黎的昆德拉竟然拒绝了祖国的邀请。他通过一位参会学者向大会递信并代为朗读，称该研讨会为“恋尸聚会”。言下之意无非是：作为捷克人的昆德拉已经死了。而作为法国人的昆德拉，高调宣布自己“决不会再回捷克”。

1981年取得法国国籍的昆德拉，多年来用法语写作，在各方面都坚持自己的法国身份。自1975年流亡法国以来，他甚少回到捷克，偶有一行亦极低调。一直将昆德拉视为“捷克作家”的中国读者们，有多少人了解，昆德拉为何要与捷克“一刀两断”？三十余年来，昆德拉与被他“抛弃”的祖国捷克之间，究竟有哪些恩恩怨怨，难解之结？

昆德拉是告密者吗？

事情起源于一次例行的档案整理。去年，在布拉格研究院工作、负责管理捷克历史档案的年轻捷克历史学家哈狄雷克，在整理一些陈年的警察档案时，发现了一份令他感到惊讶万分的文件，这是捷克近年来开始解禁一部分上世纪50年代的绝密文件之一。文件中的线人署名为：“米兰·昆德拉，学生，生于1929年4月1日”。

在这份标为“624/1950-II”的报告中，一位女学生应该会在晚上与曾经逃兵并非法前往德国的米罗斯拉夫·德沃拉切克会面。该份报告形成的时间是1950年的3月14日，地点为布拉格。上面说，“一个生于1929年布尔诺……名叫米兰·昆德拉的学生，向我局揭发……一个名叫德沃拉切克的人是个叛国者，曾非法逃往德国。”结果，经昆德拉这一告发，该人马上被抓了起来，随后被投入监狱。 

此事一出，不仅捷克，更在整个西方社会引起震动。很多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昆德拉怎么会是告密者呢？那位在作品中坚称要以幽默为武器，向“极权”和“无趣”开战的作者，当年坚定地反对极权统治的热血青年，能一直对自己国家政权说不的异议者，其人格中居然会有如此不堪的污点？

但昆德拉闻讯后却断然否认了这样的指责：“我的记忆不会骗我，我没有为秘密警察工作过。”他要求刊登哈狄雷克的虚假文章的媒体道歉，却遭到拒绝。并且，捷克有关部门随后否认了前述警方报告系伪造的可能。

当年扑朔迷离的旧事如今被彻底翻了出来，而情况似乎对昆德拉不利。据知情人士透露，原来，德沃拉切克与昆德拉的确素不相识，他被美国资助的捷克斯洛伐克情报部门的人注意，并被录用。秘密潜回布拉格后，寄住于一位朋友的前女友伊娃·米利特卡的学生宿舍，后者当时正与同学伊万·德拉斯克约会，德拉斯克认识昆德拉。警方报告称，米利特卡告诉德拉斯克，德沃拉切克回到了布拉格，德拉斯克又告诉了昆德拉，昆德拉则报告了警察。

事实果真如此吗？德沃拉切克在劳改营服刑14年后出狱，并活到了现在。虽然是这一“告密事件”的最直接受害者，他告诉捷克媒体，他始终相信是伊娃·米利特卡而不是昆德拉背叛了自己。另一位捷克文学史学者则指称：德拉斯克才是真正的告密者，并相信他是怕恋人米特利卡受“破坏分子”德沃拉切克牵连，才向警方告发的。但此事的关键证人德拉斯克已于20世纪90年代去世，死无对证。

或许，那个已经81岁高龄的被告发者的话更加意味深长。他说，尽管被关押了十几年，差点面对死刑，但现在的他，对究竟是谁告发了他的问题已经不感兴趣。他接着说，“昆德拉是个不错的作家，但我毫不怀疑的是，他首先是一个人。”

无论那个人是昆德拉，或是别人，无论他是20岁，还是80岁，“告密事件”的真相至今不明。昆德拉本人也并未像君特·格拉斯忏悔自己年轻时为纳粹摇旗呐喊的“罪行”那样承认自己年轻时屈从于权威的告密行为。并且，在最后一次向媒体表达了自己对记者的反感以后，米兰·昆德拉从1985年开始，就基本上不在公开场合说话了，这次也不例外，除了几句不太中肯的解释，昆德拉并没有表现出他应有的“诚意”，或许这是因为他离开捷克已经太久。他如今是一位法语作家，并不太在乎另一种语言的使用者们怎样看他。

历史站在哈维尔那一边

昆德拉的一位好友罗伯特·卡拉索在看到“昆德拉告密”的新闻后表示，“这对曾经如此对待昆德拉的捷克真是个强烈讽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也许昆德拉都认为祖国捷克欠自己的太多。对祖国的不满或者说“怨恨”，似乎被“告密”事件激发起来，如今，昆德拉通过拒绝回到捷克的做法完成了自己的“报复”。

但昆德拉与捷克的“恩怨”，其实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已经开始。被捷克年轻一代寄予希望的1968年“布拉格之春”，最终以隆隆驶进布拉格城的苏联坦克和武装镇压而告终。当时将至不惑的昆德拉，作为“大龄热血青年”，积极参与进了抵抗活动中，只是不如他的同志们那样全身心投入。

即便如此，他在这场被称为“民族复兴之路”的运动中还是被认为起了关键作用。当时的总统，捷共总书记安东宁·诺沃提尼曾当着昆德拉等几人的面断言：“我当然认为昆德拉是主谋，这点不容混淆，他是作家协会中出现的整个对立思想路线的主要策划者之一。”

“布拉格之春”被强行镇压之后不久，在昆德拉和他曾经的“亲密战友”——剧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之间，就这场运动的意义爆发了论战。简言之，作为小说家的昆德拉认为：改革的尝试具有一定意义。而剧作家哈维尔则反驳：试图对这种体制进行改革毫无意义可言。双方唇枪舌剑，措辞尖刻，昆德拉戏称哈维尔为“道德秀美的小子”，而未来的捷克总统也一点不甘示弱，以“略微悲观的文痞”回敬昆德拉。这场论争在二人心中形成的罅隙如此之大，以至于1989年以后，瓦茨拉夫·哈维尔认为有必要声明，二十年前的那场争端，历史证实了自己的准确判断。

昆德拉和哈维尔之间的差异，在于对作家社会责任的不同态度。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主人公托马斯被要求在一份声明上签字，抗议捷克傀儡政府虐待政治犯。托马斯虽反对专制，却拒绝在声明上签名，理由是“思想并不能拯救生命”，而哈维尔的做法却刚好与昆德拉相反，他认为表明立场是知识分子的基本品格。

不过，与哈维尔论战时，昆德拉在捷克斯洛伐克无以为生，自己小说的翻译稿酬成为生活的主要收入。1975年，密特朗总统替他说话，昆德拉才得以离开那个他为之失望的体制，携同第二任夫人维拉前往法国雷恩，在当地的大学做斯拉夫文学客座教授。1979年，小说《笑忘录》出版两年之后，昆德拉被剥夺捷克斯洛伐克国籍，两年后获法国国籍。

原本，在捷克国内的部分作家，在昆德拉刚离开捷克时还期待他会成为他们的海外同盟，像大多数流亡作家那样成为海外的“自由声音”。然而，昆德拉一心专注于小说创作。1985年，当《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捷语版由多伦多捷克流亡作家希克沃莱茨基夫妇创办的68出版社推出时，曾引昆德拉为同僚的捷克作家们终于忍无可忍。

评论家米兰·雍克曼在其“昆德拉的荒谬”一文中痛斥昆德拉受低级的商业行为驱使，恶意歪曲描绘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现实。原因再明显不过了，小说中那些受迫害的知识分子穷困潦倒，在不得不依靠擦窗度日时，却屡屡遭遇“艳福”，流连于女人卧室，“床上的事”被渲染成他们生活的主要乐趣。

不过，对于来自国内的批评之声，昆德拉只是一笑置之，并没有正面回应。他曾平静地说道，1978年完成的《笑忘录》是他表达对捷克思念之情的书，然而在1982年12月，当他写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时，昆德拉已经强烈地感受到：“某种东西被彻底地封上了──我再也不会返回当代捷克历史这个主题了。”

他坚定地成了一个法国人

1989年，苏东剧变。时来运转的流亡作家们陆续返回祖国，或频频在电视里亮相，惟独昆德拉杳无音信。相反地，在1986年，他又做出惊人之举。他的评论集《小说的艺术》面世，这是他第一次直接用法语写作，并且，第一次公开称自己为法国作家。随后，1990年他又推出《不朽》，这是一本洋溢着法国色彩的欧洲小说，书中没有出现一个捷克人物，都是法国人。1995年，昆德拉第一本法语小说《缓慢》发表。它是昆德拉所有作品的幽默附注，也是对《不朽》严肃主题的娱乐缓冲。

移居法国自然要用法语写作，昆德拉迈出这一步在情理之中。初到法国时，他是个仅有普通法语水平的学者，如今他的法语娴熟自如，得到学生们的首肯，只有真正的法国人能听出他不地道的外国口音。回想当初他感叹：“我讲母语时，语汇流水般脱口而出，而一说法语，什么都难住了。”他把自己和法语的关系喻作一个十四岁的男孩爱上葛丽泰·嘉宝的境况，越不可企及，爱得越是疯狂。

关于语言这一点，翻译家余中先前几年在巴黎访问昆德拉夫妇时就曾注意到，昆德拉的英语和法语口语显然不如他的夫人维拉熟练，昆德拉也开玩笑说，以后他的小说将请维拉代笔，再借由自己的名字发表。

捷克语词义的变动性、不确定性，被昆德拉视为无法表达自己美学观的完美载体。而法语则是那种具高度辨析力、词意传递准确的文字。不过，即使如此，昆德拉在法国也由于语言的原因受到过不少批评。一方面是因为语言，同时，法国的批评家也认为昆德拉并不能很好地把握法国生活的题材。《星期日报》周刊的评论员对其小说《本性》这样评论：“或许他在共产主义体制下社会反抗作家的形象对我们更具魅力……今天的昆德拉，如他所愿，成了法国作家。但他所写的，与我们太过雷同。他是法国人，直至让我们厌倦。”

昆德拉则对法国批评界颇有些反感，他对法国人的挑剔几乎无法忍受。于是在《慢》和《身份》遭到法国读者的冷遇之后，昆德拉开始对法国，他的第二故乡进行“报复”。2000年，他让自己的小说新作《无知》先由译者翻译成西班牙语等多国语言出版，此后，等到《无知》在法国周围各地引起一定反响之后，他于2003年才同意在法国推出原创的法语本。

随着小说的译介，昆德拉在法国声名日隆。他曾用在法国得到的一大笔稿酬付清了养老保险金。这时的他，已经不仅仅是一位“使用法语”的作家，而是成为了一位从语言、出版到收入都彻底“法国化”的法国作家。

那么，捷克呢？一些满怀醋意的评论家们曾经不怀好意地说，昆德拉的流亡小说，文笔那么贫瘠、初级，这是因为他更在意其作品被更加方便、顺畅地译成法语和其它世界文字。但假如祖国捷克对于昆德拉来说始终是他的创作源泉之一，那种心灵与现实的萦系是否会被轻易割断？又或者，无论捷克还是法国，都是昆德拉为自己搭建的幕布。在《被背叛的遗嘱》中他曾说过，小说的内部空间是一个道德审判和价值判断都被悬置的领域。幽默精神是小说为现代人类提供的一项伟大发明。毫无疑问，昆德拉一生都在寻找这样一个自由的领域，当他能在自己的祖国捷克寻找到这种精神时，他是捷克的米兰·昆德拉。而当这片土地不再适合成为他创作的土壤，他毅然选择了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