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艳兵

2020年是萨特逝世40周年，岁末年初在世界范围内暴发的新冠病毒疫情冲淡了一切，当然也淡化了对于萨特及其思想的思考和纪念。萨特说，人是自由的，然而在疫情期间我们有时并不自由;萨特说，我们可以自由选择，然而，此时此刻我们的选择常常也并不自由。萨特说，我们因为自由选择，因此我们应当承担选择之后的责任，然而，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并没有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职责，而是尽可能地将责任甩给他人。看来，萨特的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着诸多不适应或不吻合的地方。尽管如此，在特殊疫情期间我们重新阅读萨特的著作，温习那些著名的存在主义原理，思考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疫情，尤其是在疫情期间我们应该选择怎样的生活，也许并非没有参考价值和意义。

1980年4月15日，萨特在巴黎病逝。萨特逝世时巴黎有6万人给他送葬。这种盛况只有19世纪的雨果堪与相比。当时法国总统和总理均以个人的名义就萨特的逝世发表了讲话。总统德斯坦说，萨特的逝世“就好像我们这个时代陨落了一颗明亮的智慧之星那样”。总理巴尔称萨特为“当今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他的逝世将使“法国和国际思想界蒙受了损失”。[1]萨特去世后，作为萨特终身伴侣的波伏瓦在《告别仪式》的结尾这样写道：“他的去世分隔了我们。我的死亡不会让我们重新在一起。事实就是这样。我们的生活能这么长时间地和谐融洽，这真是太美了。”[2]6年后的同一个日子，只相隔几小时，波伏瓦去世，她也跟随萨特进了他们在蒙特帕纳斯公墓合葬的墓穴。

萨特是举世公认的存在主义哲学大师，也是杰出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萨特有关存在主义的最著名命题是“存在先于本质”。存在就是人的实在，而对于物而言，则是本质先于存在，譬如刀子、桌子、杯子等。如果人有一种本质，那么他就必然更像一个物，而不像一个人。人造之物不同于人本身，因为人造之物是由制造者设计，以实现某种用途或目的的，因此，物的本质先于物的制造。物的观念创造了物的现实存在。就人造物而言，本质先于存在;而对于人而言，则是存在先于本质，因为人没有造物主。[3]上帝是不存在的，所以说萨特的存在主义是无神论存在主义。

根据萨特在自传《文字生涯》中的描述：1917年的一天早晨，萨特在等待同学一起去上学的路上，无事可干，决定想想上帝。他说：“转瞬间，上帝从九重天上滚落下来，无缘无故地不见踪影了。我颇为礼貌地表示惊讶，心想：上帝不存在。”[4]萨特回忆道，他在11岁时就想到了这一点：“上帝并不存在。”然后，他认为一个人应该去发现他

自己的思考方式。“到处都可以觉察到上帝是不存在的。事物是单独的，首先人是单独的。单独得如同一个绝对。一个人是一个难以理解的东西。我是逐渐搞清楚这些的。”[5]503萨特希望创建一种说明人的对象的哲学。也就是说，能说明他自己在世界中和世界之外的存在。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人的哲学，一种物质世界中的人的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萨特的存在主义就是一种人道主义。

就人的实在而言，首先是人存在，露面出场，然后才规定他自己，才表明其自身。一开始人只是一个虚无，将成为什么是以后的事，也是使自己成为什么才成为什么，按自己的意愿塑造自身。因为存在先于本质，因此存在就是虚无，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自由意味着可以，而且必须自由地选择。甚至“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因为你选择了“不选择”。但是，选择并没有最终的价值标准，因为如果有最终标准，就成了决定论，也就是本质先于存在;而一旦没有最终标准，那么，“所有的人类活动便都是等值的”，懦夫选择了软弱，英雄选择了勇敢，二者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人是自由的，可以自由选择，你可以选择成为酒鬼，也可以选择成为领袖，因为是自由选择，所以人类也应当，而且必须肩负起相應的责任。既然你是自由的，就可以自己选择;既然是你自己选择的，那你当然应当承担选择后的责任。你不能自己选择后又推卸责任，因为那就等于否定了你的自由，从而也就否定了你的存在。

因为上帝不存在，所以人是自由的，人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只有在他人自由时我才能感到自己自由。我的自由意味着他人的自由，而且这种自由是不可限制的。萨特又深知现实社会存在着社会制度、政府、法律，总之是强加于个体之上，不让个人以任何方式自由地去做他想做的事情的对立物。从这里萨特看到了矛盾之处：作为一个社会世界必须具有某种体制或者限制，而我的自由又应该是完全的、不可限制的。萨特认为，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法律、道德、伦理、风俗等，但这些并非从来就有，也并非任何地方都有，因此，它们不是真理，不是天经地义的，它们也是可以改变，或者应该改变的。萨特认为，人是自由的，这种自由应该是没有限制的，因为有限制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当然，萨特的自由观也是有变化的。1942年到1943年或者还要稍后一点，萨特从“一个人总是自由的”，前进到后来的思想：存在着给自由加上锁链的环境。这种环境是由他人的自由产生的。换句话说，一个人的自由被另一个人的自由或他人的自由加上锁链。这是后来萨特总在思索的问题。

因此，在现实世界中那种完全没有限制的自由恐怕并不存在，在特殊的疫情期间就更是如此了。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在全世界暴发，许多国家都采取了或松或严的隔离措施，个人的自由受到一定的限制。在国家启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一级响应后，封城、封市、停工、停业，实行人员流动管制、交通管制，人们出门尤其是进入公共场所后必须戴口罩，必须用物品遮挡口鼻，必须保持交流距离等，这些举措都是对人的自由的限定和限制。据《纽约时报》4月3日报道：“如今，几乎全球一半的人口，也就是将近40亿人，都因政府为抑制新冠疫情传播而下达的封锁令关在了家里。”这当然会引发人们一些争议甚至抗议。我们知道，封锁所有公共卫生层面的好处：感染新冠病毒和死于新冠病毒肺炎的人会减少;然而，这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社会隔离、失业和大规模破产。一些人免于感染新冠病毒肺炎而死亡，另一些人则因为失业而导致焦虑和贫困，最终也可能因此而死亡。2020年4月6日意大利著名哲学家阿甘本发表了《保持社交距离》一文，阿甘本写道：

历史教导我们，每个社会现象都有，或可能有政治含义，因此需要适时关注一个已经进入西方政治词汇中的概念：“保持社交距离”（distanziamento sociale）……我们仍然需要自问，建立这之上的可能是怎样一种政治管理体系。如果正如不少人开始谈论的那样，当前的紧急卫生事态可以被视作一间实验室，用以研究施加于人类的新型政治与社会规划模式，那么上述问题就显得越发迫切，因为这已经不仅仅是纯粹理论上的设想。[6]

“保持社交距离”具有正当合法性吗？这是一种紧急例外状态，还是一种社会常规模式？是一种理论还是一种实验？这种模式应该何时开始，又应该何时结束？哲学家对已然之事总是提出质疑，甚至反对，他们总有与众不同的思考和意见，反之他们也就枉称为哲学家了。在这种特殊背景下，萨特的哲学能够给我们提供某种启发或者启示吗？能够帮助我们选择一种合适的生活方式吗？在诸多不自由中我们如何坚守人的自由？在坚持自己的自由时如何不妨碍他人的自由？在特殊时期我们是选择安全的自由，还是自由的安全？

显然，我们希望既自由又安全，但在二者必须择一时，绝大多数人选择安全而不是自由，我们宁愿放弃短暂的自由而追求长久的自由。现在，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已高达600多万，死亡病例的数字也在步步高升。全世界人民此时必须团结起来，共同防控对抗病毒。与其说是我们在战胜病毒，毋宁说是病毒正在改变我们和世界。在病毒肆虐期间没有人能够完全置身事外。然而，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人类似乎束手无策。没有特效手段消灭病毒，没有特效药救治病人，疫苗的研发和生产还有待时日，因此，疫情期间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隔离，就是宅在家里。然而，自愿选择宅在家里与被迫隔离宅在家里还是有区别的：前者是自由的，后者是不自由的。

自由并不只是一种身体存在状况，更是一种精神存在状况。萨特认为，自由与意识是同一个东西。理解自由和是自由的同一回事，因为这不是被给予的——通过体验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萨特将此创造变为实在。这就是说，只要你理解你是自由的，你就是自由的，自由不是被给予的，而是通过自己的创造而获得的。“一个人即使他的行为是由外部的东西引起的，他也要对自己负责。……每一种行为都包括了习惯、接受来的思想、符号的成分;于是这儿就有某种来自我们最深沉的东西和关系到我们原始自由的东西。”[5]409因此，即便处于一种被隔离的状态，当你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时，你就是自由的，因为这种被隔离的状态并不是被动接受的，而是自己主动选择的。况且，隔离之后采取怎样一种生活方式也是可以自己选择的，可以看手机、看电视、看书、听音乐，在房间里来回走动，也可以什么都不干，躺在床上或者沙发上发呆。即使躺在那里，你也可以浮想联翩，甚至想入非非，没有人能够干涉你的思想，所以，你还是自由的。

面对疫情，许多医护人员选择冲在疫情最前线，逆向而为，抗击病毒、治病救人。他们义无反顾，做出了无须犹豫和考虑的选择。作为普通人，为社会为国家做贡献的方式就是宅在家里，“什么也不做”就是做贡献。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心安理得地宅在家里，不给社会添乱，不给国家找麻烦。我们以这种方式为抗击疫情做出了贡献，但这其实没有什么奉献，也算不上什么牺牲，因为我们原本就习惯宅在家里，只不过这次宅在家里的时间略微有些长而已。

德里达认为，每一个我都是隔绝的。“在我的世界——这个‘我的世界，即我所谓的‘我的世界，对我而言没有其他的世界，每一个其他的世界都组成了我的世界的一部分——在我的世界与每一个其他的世界之间，最初存在着大为不同的空间和时间，存在着中断，而且这个中断无法由任何试图建立通道的努力所弥合，桥梁、地峡、交流、翻译、转义或迁移都行不通。……然而，没有世界，只有众多岛屿。”[7]在德里达看来，自我原本就是隔绝的。疫情的暴发反倒给自我隔绝提供了一次机会。我们相互隔离，尤其与陌生人隔离。走在路上遇见陌生人，尽可能保持距离，尽可能避免迎面相遇的机会。谁能相信对方身上不带病毒呢？正如对方怎能相信你身上没有病毒呢？此时此刻人与人之间不是想故意靠近，而是故意远离，这还真有点像萨特所说的“他人就是地狱”的意味。

一方面，人是自由的，你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人又是不自由的，因为人在两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上没有选择，也不可能选择：这便是生与死。因此人生是荒诞的，世界也是荒诞的。而人不能在一个荒诞的、没有意义的世界里生存，因此，存在主义者要赋予这个没有意义、荒诞的世界以意义和价值。每个人都应该选择值得生活的生活，选择有意义的人生。没有人能够代替你做出选择，当然你的选择最终也由你自己负责。

据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位法国青年面临两难抉择：一方面他想同他的同胞一样去前线抗击法西斯;另一方面他又想留在家里伺候无人照看的老母。于是，他写信给存在主义大师萨特请求帮助，萨特回答说：什么能帮助他做出选择？基督教的教义能帮助他吗？不能。基督教的教义说：要博爱，要爱你的邻居，要为他人牺牲自己，要选择走最艰难的路，等等。然而哪条路更艰难？对谁更负有手足之情？祖国还是母亲？……谁能对此先验地做出回答？谁也不能。也没有哪种伦理学经典中有这样的回答。康德伦理学曰：永远不要将他人视为手段，要永远视其为目的。很对，如果我留下和母亲在一起，我就是将她视为目的而不是手段;但以同样的标准，我处在将那些正在为我战斗的人作为手段的危险之中。反之亦然，如果我去帮助战士们作战，我就是视他们为目的，而处于视自己的母亲为手段的危险中。……因此，我只有一个回答，你是自由的，选择吧。看来，萨特可以帮助那个法国青年进行思考，但却不能帮助他做出选择，因为任何人都是自由的，他应该自己为自己做出选择。正像我们今天面对疫情，萨特的思想和理论并不能帮助你做出某种具体的选择，但是一定会帮助你思考选择并最终做出选择。

看来，萨特的存在主义很难运用到实践上来，尤其是当人们面临抉择困难的时候，它似乎并不能给你提供多少帮助。并且，这种理论从学理上说也不能贯彻到底：如果人都是自由的，那么我是否有剥夺你的自由的自由？任何回答都将使某些人失去自由，因为一些人的自由是以另一些人失去自由为代价的。当然，无论如何，存在主义对终极价值的消解，对自由、荒诞、意义和责任的论证和演绎，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都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用萨特自己的话来说：“我写了我想写的东西，写了些有影响的书，人们在读它们。……我对自己是十分满意的，我感到我确实成了自己所希望成为的人。……我要求于自己的东西比我业已取得的东西要少。那时我关于荣誉的想法是不同的。我想象自己只有很少一群读者，一群挑选出来的人，而实际上我现在几乎对所有人都有影响。”[5]500是的，20世纪80年代所有的读书人，尤其是那些学习人文社会科学的，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萨特。许多年轻人案头醒目的地方摆放的那本书，就是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尽管并不见得有多少人能够读懂它。萨特曾经坦承，他一生最希望做的事就是写作，自己追根究底就是一个作家：作为一个作家，他总有一种思想：他不再存在时他将继续被人阅读。而这就是他的未来。一个人继续被人阅读——时间有多长？50年，100年，500年？这要依这些作家而定。不管怎么说我可以指望50年。如今萨特已经去世40周年了，现在当然还有人在阅读萨特的书，再过10年，萨特的思想和著作虽然不会那么新颖时髦，但也不会成为明日黄花。至于那时阅读萨特的读者是多是少，萨特认为那根本就不是他所关心的问题。

萨特在60多岁时总结了自己的一生，他说：“我的行动构成了一个生命，我的生命，它就要完结，它几乎已完结了，我对它的评价是没有太多的过错。这个生命跟上帝毫无关系，它是我希望的那个样子，而部分地是我无意中造成的样子。现在我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我是满意的;我不需要把这归之于上帝。”[5]513

依据萨特的理论，既然人都是要死的，那么，选择什么时间或者什么方式去死就是人所能做的唯一选择。萨特说：“我觉得自由地去死是人的一种完美的结局，比带着病，老化，衰朽或者总之带着在死前就失去了自由的精神力量的削弱走向一个缓慢的终结要完美得多。”[5]414萨特是自由的，他试图将这种自由贯彻到自己的生命终点的时刻。然而，事与愿违，萨特在临死前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他已经失去了自由选择的能力。此前，萨特曾经要求波伏瓦告诉他病情的真相，以便在最后时刻他自己为自己做出选择，但波伏瓦没有这么做，因为她觉得“这可能只会给他生命最后的岁月罩上阴影而没有任何好处”。

注释

[1]高宣扬.萨特传[M].北京：作家出版社，1988：301.

[2]瓦尔特·范·洛索姆.波伏瓦与萨特[M].朱刘华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1—2，139.

[3]R.C.斯普罗.思想的结果[M].胡自信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44.

[4]萨特.文字生涯[M].沈志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156.

[5]西蒙娜·德·波伏瓦.萨特传[M].黄忠晶译.北京：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

[6]https：//www.quodlibet.it/giorgio-agamben-una-domanda.

[7]希利斯·米勒.共同體的焚毁：奥斯维辛前后的小说[M].陈旭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35.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