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洋 王小忠

摘    要：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将跨文化交际能力视为核心内容之一多次提及。虽然跨文化交际课程并非新生事物，然而，开设大学英语后续跨文化交际课程却是近年来新的发展趋势。目前对大学英语后续跨文化交际课程的研究较少，现有的少量研究基本是对课堂教学程序的探究，对于该课程的宏观理念缺乏论述。本文从课程名称入手，探讨该课程的基本性质和定位，为该课程的课堂教学实践与研究作必要的铺垫。

关键词： 大学英语    教学指南    跨文化交际

1.大学英语课程的转向之一：跨文化交际

近年来，英语逐渐发展成一种适用于诸多文化语境的国际通用语（lingua franca）。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单纯地将英语的使用与某种文化或某些国家联系起来是值得商榷的（Baker， 2012）。现如今，在全球化背景下，英语不仅用于同英语母语人士的交际中，而且用于其他具有复杂性和动态性的交际当中。英语角色的改变影响了英语教学的发展趋势，从基本以语言为重心的教学转向以提高交际能力尤其是跨文化交际能力为目标的教学发展，旨在培养学生突破各种文化藩篱促成交际的能力（Chan， Bhatt， Nagami & Walker， 2015），同时为学生成为世界公民做好准备（Byram， 1997）。这种教学重心的变化体现在教育部颁布的有关大学英语教学的指导性文件中：2007年教育部发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仅在“教学性质和目标”部分提到“大学英语是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跨文化交际和学习策略为主要内容，并集多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为一体的教学体系”。在具体“教学要求”方面，仅仅是将听、说、读、写、译五项语言技能及扩充学生的词汇量作为教学的重点;相比之下，由教育部高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于2013年开始制定，2014年完成，2015年报送教育部审批，目前在网络流传的2017年版《大学英语教学指南》（以下简称《教学指南》）（蔡基刚，2019）在“课程性质”部分明确指出“大学英语课程是高等学校人文教育的一部分，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双重性质”。“就人文性而言，大学英语课程重要任务之一是进行跨文化教育。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同时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学生学习和掌握英语这一交流工具，除了学习、交流先进的科学技术或专业信息之外，还要了解国外的社会与文化，增进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对中外文化异同的意识，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在“教学要求”的三个层级中，除对语言技能提出要求外，在每个级别都对跨文化交际能力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在“课程设置”方面，将“跨文化交际课程”列为一门与“通用英语课程”和“专门用途英语课程”并重的课程。《教学指南》作为国内高校英语教学的纲领性文件，做出这样的内容调整，凸显出现阶段对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重视。

2.跨文化交际课程的历史发展

追根溯源，跨文化交际作为一门学问进行研究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当时美国一些大学已经尝试开设相关课程，旨在迎合当时的现实需要：首先，二战后大批美国人到国外生活、工作和学习，在与外国人打交道过程中面临种种困难，需要提高适应当地环境的能力;其次，大量留学生涌入美国，需要相关跨文化交际培训以适应在美的学习生活;再次六十年代以来，美国民权运动蓬勃发展，如何处理民族和种族间的关系，跨文化交际学肩负重任（胡文仲，1994）。在我国，跨文化交际课程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率先在为数不多的几所大学开设（胡文仲，1999），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设这门课程的高校数量几乎没有变化，仍然凤毛麟角，究其原因，林大津（1996）认为一是当时的学科理论不足，难以撑起独立学科的地位，二是缺乏好教材，三是需求不足。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开设跨文化交际课程的中国高校数量加速增长，目前相当多高校的外语类专业和对外汉语专业都开设了跨文化交际相关课程（张奕雯，2015）;面向非涉外类专业学生开设的跨文化交际课程也不在少数，而《教学指南》要求将跨文化交际课程以隐形教学或独立开课的形式植入大学英语教学体系，无疑会使跨文化交际教育作为大学英语课程重要组成部分逐步让更多更广泛的高校学生受益。目前关于跨文化交际教学的研究集聚于两类，一类是针对外语专业开设的跨文化交际课程的研究，另一类研究如何通过通用大学英语课程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胡文仲（2006）在一项针对跨文化交际课教学内容与方法的研究中，强调研究范围主要是指外语类院校跨文化交际教学，林大津（1999）在研究中提到“为本科生开设的跨文化交际学课程可侧重实践环节……在研究生层次，则应重视理论探讨，鼓励研究生参与跨文化交际学的学科理论建构”。这里的本科生似乎指人文类专业的学生。

近年来，跨文化交际能力如何在大學英语课中得以提高成为广泛关注的焦点，顾晓乐（2017）探索大学英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理论和实践模型，刘正光（2016）研究通过隐喻教学的方式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融于语言教学当中，刘莉（2020）提出以体验式文化教学方法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意识。这些研究或是仅针对外语类专业的跨文化交际课，或是针对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融于大学英语课堂教学的研究，即针对跨文化交际隐形教学的研究，而对于作为大学英语后续课程独立开设的跨文化交际课的研究为数不多，胡素芬等（2010）从较具体的操作层面探讨了教师在大学英语后续跨文化交际课程（以下简称“后续跨文化交际课程”）中的角色问题，张倩倩等（2018）对后续跨文化交际课程的课堂模式进行了研究，刘洁（2019）从课堂教学活动层面探讨如何增强教学效果，这些研究基本都是从微观层面探索后续跨文化交际课的改善途径，宏观层面少有论述，尚未阐明后续跨文化交际课程的本体特征和课程定位，然而，宏观层面的问题尤为重要，宏观层面偏斜，可导致具体操作南辕北辙，最终教学目标难以实现。为此，本文拟从宏观层面思考后续跨文化交际课程的性质和定位。

3.后续跨文化交际课程的性质和定位

后续跨文化交际课程涵盖两个组成要素，大学英语和跨文化交际。该课程属跨文化交际课程，但作为大学英语后续课程，应兼顾大学英语课程的语言教学功能，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各项语言技能，毕竟成功的交际离不开过硬的语言水平，至于如何兼顾语言综合运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限于篇幅，另文详述。

该课程既然称之为后续跨文化交际课程，关键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Jackson（2014）将跨文化交际能力定义为“与来自不同文化和语言背景的人进行有效且恰当的交际所需要的能力”。然而，在本课程语境下，关于“交际”“跨文化”的界定，需要进一步厘清，有助于确定本课程的性质和定位。

3.1“交际”定义

何谓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跨文化交际无外乎交际的范畴。对于交际的定义，林林总总，有学者认为交际是指人与人之间传递或接收信息的行为，这些信息涉及人的需求、欲望、感知、知识或情感状态。交际，或有意或无意，可能包含传统的抑或非传统的符号，采用语言的或非语言的形式，通过口头或其他模式进行（Mehrabian， 1972）。这似乎是一种广义的定义，将利用传统语言符号及其他表意系统进行的行为都看作交际;陈黎明（2003）细化了交际的定义，区分开广义的交际和狭义的交际，并指出了言语交际和非言语交际之间的主辅关系，他认为：“从广义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的交际主要有言语交际和非言语交际两种形式：言语交际指的是用语言、文字符号进行的交际，非言语交际指的是利用‘副语言‘体态语等进行的交际。狭义的交际专指言语交际，即运用语言文字进行思想、感情、信息的交流过程。人与人之间的往来接触，主要是通过言语交际进行的，而非言语交际往往伴随其中，处于辅助地位。”尽管有广义的交际存在，但是这种关于交际的泛化定义对于后续跨文化交际课程而言是无意义的，过于笼统泛化以致失去了其在课堂教学中的可操作性。因而，在该课程教学中不妨将交际理解为狭义的言语交际，一方面使教学变得可操作，另一方面既然后续跨文化交际课程作为大学英语课程体系的一部分，是通用英语课程的延伸，以巩固和提高学生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为目的之一，所以后续跨文化交际课应重点关注言语交际的行为，当然并非要在课程中完全摒弃非言语内容，而是给予非言语交际一定的关注，毕竟言语的理解有时离不开非言语符号的辅助功能。

教育要满足国家人才储备的需求，习近平（2017）在论述提高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时，指出要着力增强规则制定能力、议程设置能力、舆论宣传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要加强全球治理人才队伍建设，做好人才储备，培养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专业人才，表明我国当前迫切需要熟练掌握国际通用语并能将其运用于国际各种交际，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人才。这里所关涉的交际能力，主要指狭义的交际，即人与人之间通过语言、文字符号进行的交际，用于国际间交际的语言主要为英语，便是“后续跨文化交际课程”中的“交际”二字应有之义。

3.2“跨文化”定义

“跨文化”这一动宾短语包含两部分“跨”和“文化”，关于“跨”字，似乎容易理解，指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沟通（陆少兵，2014）。然而，关于“文化”的概念则存在很多解读，以下重在厘清后续跨文化交际课中所涉“文化”的定义。

关于文化的定义，学术界难以达成一致，定义目前不少于200种（郭莲，2002）。Mead（2002）认为文化指“人类长期发展而来的，代代相传的全部行为的综合体”。由于该定义过于笼统，Mead继而将“文化”概念具体化，将其定义为“某一社会，某一群组社会，某一种族，某一区域，或某一时期所特有的各种形式的传统行为”。还有很多其他关于文化的定义，它们都认为某种文化是某一社会所特有的，由所在社会成员共享，另外这些定义不仅将上述的“行为”看作文化的内容，还将思维、情感、生活方式等包含在文化范畴内（Keesing， 1981; Linton， 1936; Harris， 1975）。在人类学领域，这些定义中提到的“社会”基本都是指国家或民族层面的社会，即提到的文化一般指国家或民族文化，而近年来，“文化”的概念融入新的元素，还可指企业文化或组织文化等。《教学指南》指出“跨文化交际课程旨在进行跨文化教育，帮助学生了解中外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提高学生社会语言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在这个定义中，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相区分，暗示后续跨文化交际课中涉及的文化主要关注国家层面的文化，这种文化教学应涵盖上述人类学领域有关国家文化的定义中涵盖的内容，如思维、情感、行为、生活方式等，符合《教学指南》关于文化内容的要求。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后续跨文化交际课中的“跨文化”是指介乎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間，突破中外国家层面一般性的思维、情感、观念、生活方式等差异而进行的交流与沟通。

4.结语

根据《教学指南》，后续跨文化交际课应兼顾课程的工具性和人文性。作为大学英语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课程关注的语言工具应是英语，教师应在努力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同时，通过在各种跨文化交际练习活动中融入语言教学的元素，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听、说、读、写等方面的语言运用能力。

文化涉及很多层面，存在很多亚文化范畴;交际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可分为言语交际和非言语交际。然而，综合上述讨论来看，在该课程中，教师应重点关注中外人士跨越国家文化的差异，通过国际通用语英语进行的言语交际行为。教师应通过训练，着力提高学生运用所学知识与他国人进行有效且恰当的沟通与交流的能力。

虽然该研究依据前人相关的研究成果，对后续跨文化交际课程宏观层面的课程性质和定位做了上述思考并得出了相关结论，但在实际教学中，操作性如何还有待进一步验证，未来还需要进行相关的实证研究。另外，关于后续跨文化交际课程的研究，还可从课堂教学实践入手，探索在操作层面如何实现该课程工具性与人文性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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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19年烟台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跨文化交际课堂教学多模态化研究”（jyxm2019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