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没有《史记》，上古史的许多内容无法研究，无法下笔。但是，如果不加鉴别地使用《史记》，甚至迷信《史记入也会走入误区。顾立雅《孔子与中国之道》认为，《史记》作者把真正想要表达的观点和思想隐藏在历史叙事中，并不惜编造和歪曲史实。以《孔子世家》为例，《孔子与中国之道》提供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值得研究者加以了解。

关键词：顾立雅《史记》批判

所有研究上古史和先秦思想史的学者及其著述，无不关注《史记》，无不征引《史记》提供的材料或证据，也无不受《史记》作者的思想影响。假如没有《史记》，许多研究工作将会变得无从下手。但是，《史记》的诸多不足之处、大量令人遗憾的地方也是有目共睹的。历史上也有许多对《史记》及其作者的批评，尤其是乾嘉以来，以及20世纪40年代疑古风潮中，这样的批评更是层出不穷。而在有西方文化背景的学者中，或者说从西方史学和思想史的角度对《史记》提出比较全面批判的学者中，顾立雅是突出的一位。《史记》之所以出现不足和缺憾，其原因有受时间、材料所限的一面，但顾氏指出，也有《史记》作者主观偏好的一面。受材料所限，本文介绍的仅是顾立雅在《孔子与中国之道》中的“《史记》观”，而并不是顾立雅对《史记》的全部评价。当然，作为该书的中文译者和《史记》的研习者，也把一些随想附在文末，供读者参考。

顾立雅其人其书

顾立雅（1905-1994）博士是20世纪40年代以后美国重要的汉学家、孔学研究专家，芝加哥大学教授，曾任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会长，主要研究中国上古史、中国古代制度史和思想史。顾氏著述颇丰，主要有《早期中国文化研究》《中国之诞生》《中国治术之源流，第一卷：西周帝国》《中国思想》《孔子与中国之道》《孔子真面目》《传说中之孔子》《从孔夫子到毛泽东的中国思想》《什么是道家》《申不害》等。其中，专门研究孔子生平和孔子思想的《孔子与中国之道》于1949年问世，随即得到了国际学界的关注和好评。

“顾立雅在中国学界主要以孔子研究为人所知，这主要归功于高专诚翻泽的《孔子与中国之道》。这本书最早在1992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在美国汉学界，顾立雅的孔子研究也是最为突出的，在他1994年逝世时，《纽约时报》曾发表讣告，称他为‘有影响的孔子研究学者。在美国各大学东亚系，《孔子与中国之道》这本书被广泛推荐为阅读书籍。2005年第15版《新不列颠百科全书》和《美利坚百科全书》都把这本书作为研究孔子与儒学的主要参考书目。”在李约瑟所著《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中，当论及孔子和早期儒学时，主要引征的就是《孔子与中国之道》中的内容。在西方学者关于孔子及先秦思想史的著述中，本书通常都是主要参考书目。近年来，在国内学者有关著述中，也经常有对此书的引征。事实上，本书已经成为西方汉学名著，是西方学者所写孔子及其思想的权威著作之一，也逐渐成为国内学界有关研究领域的重要著述。

本文不是专门介绍顾立雅及其学术成就，也不是要全面介绍《孔子与中国之道》，而是介绍顾立雅在《孔子与中国之道》中对于《史记》的看法，主要内容是该书中对《史记》某些方面的质疑和批判。

《孔子與中国之道》中的“《史记》观”

在《孔子与中国之道》的开头部分，顾立雅用专门章节介绍该书研究孔子所依据的第一手材料，即孔子时代前后的古典文献。在如何看待和使用这些材料的问题上，顾氏开宗明义说：“在有关孔子生平的记载方面，孔子死后几百年写下的著作比那些完成于接近于孔子时代的书有更多的细节描写。这与我们希望的正好相反。显而易见，那些大量附加的细节来自想象而不是事实。”在他看来，《史记》尤其是其中的《孔子世家》在这方面的表现尤其明显。

（一）对《史记》的整体肯定和局部批判

《孔子与中国之道》对整部《史记》应该说是肯定的，并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这不仅表现在顾氏在其著作中对《史记》材料的大量征引，并且还有正面说明。

《史记》是由司马谈和他的儿子司马迁共同完成的，他们二人都是汉武帝的廷臣，而这部书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并且正囚如此，它“在中国传统教育的必修课程中占据的位置仅次于正统的儒家经典”。《史记》申的一些传记篇章无疑是文学佳品，在这些作品中，各种人物有看明确的行为动机，人物性格被描绘得活灵活现，偶然事件被津津有味地联系在一起，男人和女人也都是有血有肉的。（第252页）

在对《史记》的整体看法中，顾氏虽然没有正面质疑《史记》的史学性质，但却更强调《史记》作为“文学佳品”的重要价值。不过，《孔子与中国之道》限于其全书主旨，对于《史记》的整体看法，以及置疑和批判，只能以与孔子有关的材料展开，其中最集中的《史记》篇章，就是《孔子世家》。顾氏说：

几乎每个孔子的故事都以写于公元前100年左右的《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传记）为根据。一位西方学者曾写到，实际上这部传记“确定了所有时代孔子传记的基础”。然而，19世纪初伟大的批评家崔述却尖锐地指出，这部传记事实上“十之七八是诋毁之语”。一位当代中国学者详尽地研究了这个难题，认为在《史记》所有篇章中，这部孔子传记“最芜杂无条理”，以至于任何称之为作家的人都不会写成现在这种样子。不过，无论这部传记有多少不足之处，它仍然是一个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建立起尽量可信的有关这位圣人的生平记载。（第9页）

汉朝诸如此类的关于孔子的说法被后世之人认为就是孔子当年的真实情况。而在这些汉代著作中，没有一本能比《史记·孔子世家》编撰的孔子传记更有影响力。多半的中国及西方学者都认为，这个传记尽管有某些缺陷，但还是不失为我们现在理解孔子生平的基础。”这样的影响是自然而然的。（第252页）

总之，这篇传记的迄今为止的本质是：两千多年来，尽管一些人对它有异议，但还是被看作是对孔子生平的确切描述。（第256页）

这是对《孔子世家》的正面肯定。确实，《孔子世家》是公认的研究孔子生平的基础和平台，对于孔子生平的任何描述，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展开，这多半是因为《史记》是最早着手系统地、全面地叙述从上古到汉初的一个人、一个家族、一个政治实体的生死经历、存亡过程。在《史记》之前，类似叙述都是片断的和零散的。

当然，肯定归肯定，批判归批判。在所有对《史记》的质疑和批判中，顾氏立场鲜明，言辞犀利。他认为：

与《史记》中的那些上乘作品相比，孔子的传记却是粗糙而杂乱的。在这篇传记中，并没有什么人物的动机，也几乎没有首尾一致的孔子性格的发展。事实上，它包含了一系列集自儒家、道家和法家资料来源的事件。对于这些不同来源的事件，作者既没有进行认真的批判考证，也没有把它们理顺为和谐一致的发展过程，而是以所谓的编年顺序杂凑在一起的。（第252页）

如同《史记》中的其他篇章一样，《孔子世家》所解决的有关孔子生平的问题，并不比它制造出来的新问题更多。在顾氏之前的《史记》研究中，对《史记》的批判通常都是指出其中存在的具体缺失之处，比如对同一事情或人物在不同篇章中的不同说法、时间记载方面的出入等，而顾氏切人这个问题的角度是：

为什么这个传记的品质如此低劣呢？钱穆力图用归咎于后人对原初文本的改变和插入来解释它的不足之处。这个传记的原文肯定被窜改过，但这并不适合于解释如下事实：它甚至没有一本良好传记的痕迹。当崔述说这个传记“十之七八是诋毁”之时，他非常突出地指出了这一事实。这本传记中的很大一部分的确是贬损了孔子的名誉。但我们想要知道的是，这是为什么呢？（第254页）

这是为什么呢？即明确提出了《史记》作者的写作动机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既是对《史记》文本的疑问，也是对传统《史记》研究方式的疑问。顾氏提出这问题的根据之一是：“在这部传记的背后，极有可能存在着某种道家思想的倾向。”（第255页）具体说来：

《史记》的两位作者都是汉武帝的朝臣。父亲司马谈是一位道家人物，在收入《史记》的一篇论文中，他尖锐地批评了儒学。至于他的儿子司马迁是否也是道家人物，学者们是有意见分歧的。不过，有证据表明，司马迁至少是有这方面的思想倾向的。然而，我们无法区分这部书的哪些部分是父亲写的，哪些部分是儿子寫的，这个无法逾越的困难使得批评家们各取所需地来证明各自的看法。

尽管不能确定究竟是父亲还是儿子主笔撰写的《孔子世家》，但是，从它选取的事件和使用的语言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这个传记大量吸收了道家著作并体现出了许多道家思想。它记述说，孔子找到了道家圣人老子，并受到老子的训导。这个事件并不是历史事实，它的首创者可能是道家著作《庄子》的某一篇章的作者，其目的是提高道家的声望，损害儒者的声誉。

顾氏提出的根据之二是，《史记》的作者对他们那个时代的“从谀之儒”的极度反感。

《史记》的两位著者均是汉武帝的大臣。显而易见的是，尽管他们钦佩那种坚定持守其原则的儒家学者，但他们却非常藐视那种专门向其暴虐的主子献殷勤的儒生，他们在《史记》中把这种儒生称为“从谀之儒”。《史记》以最直率的语言谴责了公孙弘这样的升至高位的“儒家”式的走狗。它指出，自从公孙弘做了丞相，人民所受的压迫不断加剧，执法也日趋酷烈。“皇帝把那些有贤才、有德行和有学识的人士召集到朝廷，并对他们表示敬意，其中的一些人还升至公侯、大臣和高级官员。身为御史的公孙弘被皇帝推崇为官员的榜样。尽管他盖的是棉布被，每餐只吃一盘子饭，然而，这位历史学家却讥讽道：“这种做法并没有改进道德状况，反而使民众变得更加热衷于争权谋利了。”。

这也就是说，《史记》的写作动机之一是讥讽充斥在汉武帝朝廷中的那些儒生，以此揭示汉武帝把儒家和儒学作为其暴政的装饰品的政治谋略。其实这也是说，也许《史记》作者并不反对原初儒学，而是反对表现在他们那个时代的儒学，但是，他们并不敢把这样的动机明显表达出来，而只能通过讥讽某些儒生来实现，以至于对于儒家、对于孔子的描述，也出现了很强的随意性。

顾氏提出的根据之三是，《史记》作者通过“巧妙而有效地攻击孔子”，从而对欣赏儒生的汉武帝提出间接批评。而对汉武帝的批评，有对其国政不满的因素，也有司马迁个人遭遇的因素。

有人主张，《史记》的写作目的主要是批评汉武帝之政。但这是个危险的游戏，因为司马迁有过类似的教训，那就是因为他斗胆批评了汉武帝的一个决定而被处以宫刑。当像公孙弘这样的喜欢复仇的“儒生”大权在握时，不可能在一部当时的中国通史中不写孔子，但是，要是公g-$g评孔子，便是最不明智的举动了。所以，《史记》的作者们很可能就选择了这样的写作方法：表面上是赞誉这位圣人，而事实上却是在巧妙而有效地攻击孔子。实际上，他们把孔子描绘成一个油嘴滑舌而又狡猾伪善的“儒者”，就像挤满汉武帝朝廷的那种儒生。这父子二人机敏地预料到，这些绅士们根本不会觉察出这种巧妙的批判。

沙畹曾认为，司马迁对孔子肯定有很高的评价，因为他把孔子的传记放在了（本不属于他的）“很高的荣誉地位”，也就是放在了“世家”这一类中，而这一类本来是记载世袭君主的。但是，沙畹又指出，《史记》是一部讽刺性的作品，它把孔子放在他本不应该待的地方，这可能具有打趣的妙处。

说《孔子世家》是一篇精心伪装的讽刺性作品的假说得到了以下事实的支持，这就是：沙畹很难翻译司马迁称颂孔子的那段赞语的开头的句子。在1895年出版的译文中，他把它解释为对孔子的热情的颂词，10年之后他又把这同一句话改译为用冷淡的称赞表现了对孔子的贬责之意。（第252-256页）

在西方史学研究传统中，某部重要著述作者的个人遭遇对于其写作动机的作用是被认真研究和郑重强调的，认为在某些环境下作者个人遭遇甚至远远超过作者所处时代和周遭世界对其写作动机的影响。一般认为，就《史记》的写作和完成而论，从数量和质量上看，司马迁远远超过其父亲司马谈，所以，顾氏特別强调了司马迁在汉武帝时代的个人遭遇，尤其是因为李陵事件而遭受的羞辱。在这个语境下，说司马迁把他对于汉武帝和汉武帝之政的反感甚至仇恨灌注在了《史记》之中，灌注在类似《孔子世家》这样的重要篇章中，就显得非常引人注目了。

总之，顾氏在《孔子与中国之道》中对《史记》作者写作动机和手法的反思和批判，对于《史记》学习者、使用者、研究者都是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的。有太多传统学者几乎是《史记》的崇拜者和皈依者，认为《史记》只有一些微不足道的瑕疵，并且以“史公必有所据”来为《史记》许多悖离史实的记载做辩护，这显然是不可取的态度。事实上，只有对《史记》持有一种客观而理性的认识，才能更好地发挥《史记》的作用。

（二）对《史记》具体叙事的批判

如果说上述对《史记》的批判主要是定性问题，或许某种程度上讲还无法让人信服，那么，作为这项批判的定量部分，顾氏又提出若干批判《史记》的具体例证。在这方面，顾氏在其书中同样主要是围绕《史记。孔子世家》展开的。

第一，顾氏提出了《孔子世家》对于孔子54岁时辞去鲁国官职周游列国过程的记载或描述有诸多矛盾甚至失实之处。

在整篇传记描述中，孔子像木偶一样地活动。时间和时代的锚误并不是例外，而几乎是通则。孔子被描绘成与死去很久（有一次是100年）的人们交谈。有两个人（被认为是他的第一批弟子）据说是受人劝导而跟随孔子学习的，然而，他们却在尚未出生时就在孔门实际求学了，这显然有悖史实。作者似乎没有能力记住故事中的孔子到底身在何处。他说孔子离开了某国，然而却继续讲述他在这个国家的行动，随后又突然讲述了孔子在另一国参与了某个事情，但却没有提过孔子已经到了那个国家。正如许多学者所说，在《孔子世家》中发生的事件的年代又经常不同于《史记》其他篇章的记载。（第252-253页）

《史记》中的这篇传记的首要企图，并且几乎是唯一的主要着眼点，就是把孔子的生平事件缀联为编年顺序。（第252页）

对于孔子周游列国的旅程，我们只有一些零碎而不连贯的资料。写成于汉代的《史记。孔子世家》倒是有一个详尽而复杂的旅程表，但我们不能把这种后来的东西作为向导，因为它的许多地方明显是杜撰出来的。根据《论语》《孟子》和《左传》的记载，我们有可能列出一个清单，说明他都访问过哪些国家。也还可以根据这些资料的记述，制作出另一个旅程表，甚至道家著作《庄子》也能作为这方面的佐证。（第47页）

孔子是何时离开鲁国开始这次长期周游呢？这是个仍然在无休止地争论着的难题。《史记。孔子世家》提供的是自由選择，在不同的篇章给出的时间分别是公元前498、前497年和前496年。不过，无论如何这个时间不会晚于公元前493年，因为孔子在卫国见到过的卫灵公就死于这一年。（第48页）

孔于此次周游列国，是其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对于孔子思想的形成和转变，对于孔子弟子的成长，都是至关重要的十四年。由于时间久远，当然不可能完全复原这个过程。对于各种不同记载，顾氏主张以“清单”方式叙述，即叙述在这期间，孔子都到过哪些地方或诸侯国，都在那些地方做了些什么。但《史记》却是采取了随意记载的方式，既不是“清单”式的，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时间和地点顺序式的，所以让人看上去既凌乱又矛盾，显然不是一位史学家应有的笔法。而在顾氏和其他一些有批判精神的西方学者看来，撰写《孔子世家》的这种态度并非作者能力不济，而是有意为之，有意贬损孔子周游列国的重要性和孔门的整体形象。顾氏如此怀疑虽然不能说是定论，但以此为基础，对《孔子世家》进行更深入全面的探究和反思，却是必要的。

第二，关于孔子弟子的记载。

《孔子与中国之道》对孔子弟子的研究和论述，是其重要内容，虽然体量并不大，但对于我们更加全面和客观地看待孔门的思想成就和历史影响，具有非常深刻的启迪。所以，对于《史记》中记载孔子弟子的一些问题，顾氏也非常敏感。

至于每位孔子弟子的确切年龄，我们几乎找不到非常可靠的材料，《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说的弟子年岁仅仅是一种观点，而崔述认为，这些年龄的精脚性是值得怀疑的。（第69页）

在研究孔子弟子时，《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提供的材料确实非常重要，但是，对于作为一大批人的各位弟子的年龄，该《列传》记载的那么确切，这在《史记》中是罕见的，其根据究竟是什么，顾氏根据崔述观点提出怀疑，也值得我们注意。在叙述孔门弟子的生平和思想时，顾氏很少采用《史记》提供的材料，所以，《史记》记载孔子弟子方面的问题，在顾氏书中看到的也就不多。

第三，孔子与《诗经》和其他儒家经典的关系。

孔子与儒家重要经典的关系，也是经学史上的重要公案之一，《孔子与中国之道》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针对性地对《史记》提出一些合理批判。

《史记》认为，《诗》起初有3000篇，但孔子对它进行了删减，挑选了最好的305篇留了下来，成为后世的《诗经》。我们必须留神这个记述，因为《史记》述及孔子的地方并不总是可信的。古今的学者都对孔子删节《诗经》篇幅的说法提出了疑问，他们指出，（早于孔子的）早期文献所引用的诗句中，并没有多少是在这个集子之外的。孔子两次讲到了已经成为一个集子的“诗三百”。如果他曾删定过它的篇数，这种删除将是相当随心所欲的做法。而且，孔子还引过一首不在现存《诗经》中的诗，并且两次责怪（有一次称它们是放荡的）一整部分诗，这些诗是在现存的三百数之內的。如果他整理过这部书，这就是很奇怪的说法了。

可是，孔子确实说过，他从卫国返回鲁国后确定了“诗”的类别，“使它们得到了合适的位置”。这意味着他做了某种程度的重新安排篇目的工作，但是，这可能是他在《诗》上面做到极致的工作了。（第108-109页）

并没有早期的材料为《史记》的断言做佐证，这个断言说的是，孔子“整理”了《礼》。《史记》的这种说法意味着，孔子要么是撰写了要么是编辑了一部有关“礼”的方面的著作。（第111页）

关于孔子与儒家经典的关系，《史记》许多说法确实是唐突的，甚至是不负责任的。上述顾氏的质疑和批判，是相当理性和有说服力的。一些流行至今的非学术的、不严谨的说法，比如“孔子删诗”“孔子赞《易》”“孔子写《春秋》”之类的似是而非甚至错误的观点，都是《史记》首创，而事实上，《史记》此类说法是缺乏根据的。如果我们能以顾氏的学术态度对待此类观点，会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认知孔子思想，更理性地理解《史记》价值。

第四，对孔子人格的贬低。

顾氏认为，《孔子世家》中关于孔子的一些传奇故事，并没有提升孔子的人格形象，反而是对孔子人格的贬低。至少是，从《论语》及其他一些更为可靠的先秦著述中能够找到许多真正能提升孔子人格形象的故事，但《史记》作者对这类故事视而不见，反而大肆渲染那些容易引起争议甚至引发怀疑的故事。

这个孔子传记也充满了荒唐之事。一位负责军事的大臣（宋国的司马）想杀死孔子，但却使用了一种新奇的方法：他砍倒了这位圣人在下面讲过学的一棵树。但是，尽管发生了这种危险事情，孔子还是悠然而去，而这个阴谋策划也就这样被挫败了。虽然这篇传记中有上述的这些不足之处，但是，如果它所描绘的是关于孔子的一幅前后一致的、可以令人相信的人物图画，并且能与像《论语》和《孟子》这样的较早作品合理地保持一致的话，这可能还是一个让人基本可以接受的传记。但它并没有达到这样的要求。它所表现的孔子是一位明察秋毫的圣人，并且经常是冗长地讨论超自然的东西，这当然就与《论语》的记述发生了直接的冲突。

《史记·孔子世家》中的多半故事肯定是采自其他著作。作者把这些故事合在了一处，并给人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它是根据某种既定的手法编辑而咸的。根据这种编辑手法，作者巧妙地并且几乎是难以让人觉察地有意破坏了作为一个可钦可佩的个人的孔子的品格。直截了当地说，在这个传记中，孔子被描绘成了说谎者。作者先引述孔子说的两段话，肯定了孔子对于军事活动一无所知，但在这两段之间，作者却又引述孔子弟子冉求的话说，孔子教授过冉求军事谋略。在另一个场合，孔子又被描述为公然毁掉自己刚刚许下的诺言，当子路对此感到震惊并表示反对时，孔子被认为是这样作答：“那是在胁迫之下做出的誓言;神灵对此并不在意。”然而，一些学者的考证结果是，这个事件是没有历史依据的。（第253页）

在先秦时代，孔子思想的影响力及其人格形象的魅力，在战国中后期达到高峰，这一时期重要思想家的著作，无不针对性地谈及孔子及其思想，并且有褒有贬。而在不同程度、从不同角度贬损孔子的传统，从《墨子》开始，直到《庄子》和《韩非子》，一直延续下来。但从汉武帝开始，随着“独尊儒术”时代的到来，对孔子人格形象的公开贬损逐渐式微，所以，顾氏认为，《史记》作者“巧妙地并且几乎是难以让人觉察地有意破坏了作为一个可钦可佩的个人的孔子的品格”，采用的是隐晦方式，表面上让人看不出什么，甚至让人觉得是在有意拔高孔子，但在明眼人看来，实际效果却是严重贬损孔子的人格形象。这样的观点虽然让许多习以为常的研究者难以接受，但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研读《史记》的角度，值得肯定。

第五，对《论语》的不敬。

按照《史记》体例，对于一些重要人物，尤其是重要思想家，作者都会从当时公认的这些思想家的著作中选取一些章节写在传记中。从历代研究和现代考古发现中我们能够看到，现在的《论语》版本在《史记》作者的时代已经基本成型，事实上《孔子世家》引述的许多内容就在传世的《论语》版本中。但是，顾氏强调的是，《孔子世家》所引述的《论语》内容，并不是《论语》中最精彩的那些部分。

这部传记中的许多事情显示出了隐含的但却确实是对孔子含有敌意的看法。这一点在它转引《论语》章节的选择上是非常清楚的。这些章节的內容都是与历史事实相抵触的，比如它作为精华地引用了《乡党第十》中的一节：“如果席子不摆正，他就不坐下（席不正，不坐）。”可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使孔子在2500年中受人爱戴的那些亲切、真诚和有人情味的章节。可以说，这部传记中所引《论语》的章节中几乎没有一条是这样的。（第254页）

顾氏在此确实是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从《孔子世家》来看，《史记》作者对《论语》的引用确实比较随意，一则缺乏系统性，二则缺乏中心思想，三则在数量上也较少。尽管顾氏的批评有时未免失之苛严，如对“席不正，不坐”的说法，但从宏观上看，顾氏这种批判精神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

余论

《史记》夹带了太多“私货”，甚至就是为夹带“私货”而写。但是，直接制造或贩卖这些“私货”，在当时肯定是行不通的，甚至会有性命之忧，所以，《史记》作者就把他们真正想要表达的观点和思想隐藏在历史叙事中。在上下几千年的历史叙事中，巧妙选取一些表达个人思想的节点并不难。也可以说，在大部分的历史叙事中，《史记》作者还是能够不以表达个人思想为主的。但这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表达，而是在那些客观情势下无法表达。而在能够表达的地方，他们是不会放过的。严格说起来，这种做法无可厚非，史学家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只是程度和手法不同而已。然而，令人最为印象深刻的是，为了表达个人思想，《史记》作者甚至不惜使用传说和民间故事取代已有的历史记载（比如“赵氏孤儿”），或者用想象替代历史事实（比如“稷下学派”）。请注意，我们使用的是“取代”和“替代”这样的词，而并不是“弥补”和“充实”之类的词。

我们已经强调，没有《史记》，上古史的许多内容无法研究，无法下笔。但是，如果不加鉴別地使用《史记》，甚至迷信《史记》，也会走人历史误区，甚至制造出笑谈。为此，特做如下思考。

第一，慎用《史记》材料，慎取《史记》孤证。

在读《孔子与中国之道》中，我们已经注意到，凡是可以利用顾氏认为更可靠的记载，比如像《论语》《孟子》《左传》等能够解决的问题，就尽量不使用《史记》的材料，有些重要内容，比如第五章叙述作为“人”的孔子，第七章叙述作为“教师”的孔子，甚至完全不提《史记》记载。这顯然是有意避开与《史记》的直接关联，因为其他典籍的记载更为可靠。尤其是《史记》中的一些別出心裁的记载，更不能被顾氏所接受。当然，在那个时代，学者们在其著述中引用历史材料时，很多时候是不提出处的，比如《史记》之于《战国策》，太多的篇章甚至一字不差。但有更多的地方，显然是司马迁在做田野调查时获得的民间故事，比如“赵氏孤儿”。这就提醒我们，对于最早出现在《史记》中的孤证，在引用时要格外谨慎。

第二，对于《史记》中对人物和事情的故事性描述，也要谨慎对待。

与其说《史记》作者是伟大的史学家，毋宁说是杰出的文学家。他们对历史进程、事件和人物，甚至是历史的意义或价值，更倾向于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精彩的事件过程，以及有特色的人物形象和鲜明的人物性格来表现，而并不在意历史的真实过程、人物的实际存在。比如“赵氏孤儿”，《左传》《国语》记载的是晋国赵氏家族的一段盛衰往事，《史记》的作者不可能不知道，但对他们来讲，这样的往事既无趣味，又欠精彩，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那个时代各家族之间的明争暗斗太司空见惯了。所以，他们给读者呈上更为精彩的故事，并且表达了鲜明的正义观、令人长叹的报恩思想，甚至是对于影响司马迁一生的李陵事件的政治反思。所以，《史记》越是精彩纷呈、跌宕起伏的故事，越是有可能远离历史真相。这是我们读《史记》、用《史记》时必须谨慎对待的又一方面。

第三，《史记》创作的政治动机应该受到特別重视。

《史记》作者对人物和事件的评说，更多是表达个人的观点或主张，有些甚至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不能视为历史事实的一部分。司马迁完成《史记》的目的是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这个目的之下，《史记》的可读性增强了，但可靠性却降低了;政治性提高了，历史性降低了;作者的胸臆获得了抒发，历史人物的作用却大打折扣。我们是需要怀着敬意读《史记》，但也要以必要的怀疑精神读《史记》，这一定程度上或许也是《史记》作者对待当时历史材料、历史典籍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