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维埃”到“新民主主义”

2020-06-21吴永

理论导刊 2020年6期

吴永

摘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因应革命的需要，果断弃用外来楔入的“苏维埃”话语，并适时建构了本土特色鲜明的“新民主主义”话语。作为党的核心政治话语，“新民主主义”话语集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和党的早期革命理论之精华，建构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民族国家的基本学说，极大地促进了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整合。通过成功建构“新民主主义”话语，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政治层面上掌握了话语权，增强和提升了自身政治凝聚力和文化自信，而且标识了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向度，为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提供了良好范例。

关键词：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苏维埃”话语;“新民主主义”话语

构建中国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坚定文化自信，是当代中国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文化的使命所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必须坚定文化自信，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并强调：“不能照抄照搬他国制度模式，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这一重大决定对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增进“四个自信”具有重大意义。历史地看，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并非一个全新的命题，自近代中国遭遇文化危机以来，中国各阶级都对此命题作出过正面回应，特别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构建“新民主主义”话语为构建现代中国国家话语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根基。在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并汲取“新民主主义”话语建构的历史经验，对推进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构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转型的历史原因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政治话语上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即从“苏维埃”话语转变到“新民主主义”话语。党的政治话语转变主要有三方面的历史原因。

（一）“苏维埃”话语本身的实践困境

“苏维埃”话语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流政治话语。“苏维埃”（COBET）本身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其本意是由工人和士兵联合组建的“代表会议”。十月革命后，“苏维埃”逐渐演化为苏俄（苏联）的基本政体，同时也是共产国际指导落后民族建立政权的基本形式。由于“走俄国人的路”早在建党初期既已成为共识，所以在大革命失败后不久，党即决定以苏维埃旗帜取代国民革命旗帜：“彻底的民权革命——扫除封建制度的土地革命，已经不用国民党做自己的旗帜……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2]507-508并且强调：“现时革命阶段之中，党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只有在这种革命口号之下，本党才能阻止被压迫群众的暴动，而得到胜利。”[2]627-629为了完成土地革命，党的六大集中讨论了苏维埃政权建设的一揽子问题，特别是六大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不仅对“苏维埃”进行了界定和规范，而且较为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政权和组织建设苏维埃化的指导方案。随着各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作为意识形态的“苏维埃”正式演变为党的政治话语并全面主导着苏区的发展。

从土地革命时期各根据地苏维埃运动的实践看，苏维埃政权在本质上是维护工农革命利益的民主政权，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民主性。但由于苏维埃运动的性质相当模糊，导致“苏维埃”话语一诞生即面临着实践困境。尽管党的六大已经明确现阶段革命是资产阶级民权性质的革命，但同时又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最危险的敌人之一”，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作为苏维埃运动的直接目标[3]。这就严重混淆了革命性质。土地革命时期，党之所以会连续三次犯下“左”倾错误，除了“左”倾领导人思想认识上的原因外，也与苏维埃运动的边界模糊密切相关。在此背景下，党的政治话语同样超越了民族和国家的边界，以至于“保护无产阶级的祖国——苏维埃俄罗斯”“武装保卫苏联”等严重混淆民族革命性质的政治口号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党的会议和决议中，甚至被谱写成歌曲《武装保卫苏联》。这种无国界的政治话语不仅给国民党全面围堵和封杀“苏维埃”话语提供了直接依据，而且也遭到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抵制和反对，让党在政治上陷于孤立。

“苏维埃”话语遭遇的另一种困境，则是话语本身因脱离民众的生活世界而不被理解和认同。政治话语能够得到民众认同，除了首先能够满足民众的现实利益需求外，还必须符合民众的认知和接受水平，否则话语只能存在于民众混沌的意识中，甚至完全破坏话语的本体意蕴。作为外来楔入型话语，“苏维埃”话语本已脱离中国的文化土壤，再加上教条式的宣传，不仅民众难以理解和接受，就是广大党员和红军战士也一知半解。如1931年1月8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布通告，要求全体民众举行集会纪念李卜克纳西、卢森堡和列宁。除列宁外，民众对其余二人几乎一无所知，更不知道纪念活动的意义何在[4]。据张国焘回忆，当时鄂豫皖地区苏维埃政权已经建立三年了，大多数人却不知道何谓苏维埃，有的猜测说苏维埃就是苏兆征的别号，有的甚至认为苏维埃是苏兆征的儿子[5]。而湘赣边区的农民则称苏维埃为“埃政府”，“他们以为选出几个人坐在机关里，就叫做苏维埃……而一般同志对于政权的认识也是莫名其妙的缘故。”[6]生活在苏区的群众尚且不明白“苏维埃”为何物，更何况以“苏维埃”话语动员边区之外的群众了。对此，毛泽东在总结苏维埃运动失败的原因时明确指出：“苏维埃末期犯了许多‘左的错误，是由于马列主义与实际没有联系起来。”[7]这是决定“苏维埃”话语被弃用的根本原因。

（二）国内矛盾的深刻变化

延安时期，国内矛盾的深刻变化是引起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变化和政治话语转型的重要动因。“九一八”后特别是华北危机后，日本侵略所引起的中国内部的政治变化，不仅为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而且也加速了党的政治发展的转型。遵义会议后，党即努力纠正苏维埃运动中的“左”倾偏向，相应调整了对富农和商人的政策。与此同时，陈云在给共产国际的书面报告中，也批判了“消灭富农”和“错误对待商人”的苏维埃经济政策，提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建议[8]。继《八一宣言》首次公开倡导建立全国统一的抗日国防政府后，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不久即在瓦窑堡会议上进一步阐发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并初步提出了抗日救國的十大纲领。毛泽东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所做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提出了建立“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构想。尽管此时中国共产党仍然继续坚持武装推翻国民党政权的苏维埃革命，但政治发展的主题已经变成反蒋与抗日并重。此后，中共的政治方针又渐次实现了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和“拥蒋抗日”的转变[9][10]38。为推动国民党政策的彻底转变，中国共产党在1937年5月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重点探讨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民主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有一个鲜明的变化，那就是只字不提“苏维埃”而大谈“民主”。毛泽东表示：在抗日新阶段中，“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无论什么情况，民主的口号都能适应，民主对于中国人是缺乏而不是多余，这是人人明白的。”[11]274-275随后，在与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的谈话中，毛泽东就如何实现抗日民主谈了自己的认识：“民主政治的实现，依赖民主运动，没有广大人民的要求与推动民主运动，则民主政治不会实现。”[12]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拥护抗战以最大诚意作出最大让步，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重申中共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明确表示“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以及取消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名义及番号[10]370。这个宣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已经果断放弃了苏维埃革命。随着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导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长达十年之久的“苏维埃”话语因失去政权依托而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界。

（三）党内权力运行机制的改变

任何话语背后都隐藏着特定的权力运行机制，政治话语尤其如是。很长一段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内实际形成了由共产国际（第三国际）主导下的权力运行机制。由于中国共产党直接隶属于共产国际的领导，共产国际不仅有权向中国共产党下达具有约束力的指示，而且在必要时可以通过共产国际设在中国的办事机构直接干预党内事务[13][14]310。共产国际正是通过直接或间接（在党内指定代理人）的方式牢牢掌控着中国革命的领导权，从而把一整套带有浓厚“苏维埃”色彩的意识形态灌输到党内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在此权力机制之下，党的政治话语不仅长期被“苏维埃”话语所主导，而且被严重教条化，“把党几乎引向毁灭的边缘”[15]。故，毛泽东在总结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经验教训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去的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16]

在长征战略转移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党内权力运行机制悄然发生了变化。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败，引发了党内多数人对“左”倾路线的强烈不满。据刘伯承回忆：“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17]在此背景下，惟有改变“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地位，方能化解党内随时可能爆发的危机。遵义会议在关键时刻重组了中央，实际形成了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王稼祥、博古等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集体领导制度。博古虽继续留在中央，但已经不再掌握重要领导权，李德则完全被排除在中央之外。由于长征期间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失去联系，党内重大决策只能自主决定，这不仅促进了党的成熟，而且也为摆脱共产国际干预、构建独立自主的权力运行新机制创造了条件。进入陕北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越来越迫切要求“走自己的路”。1936年7月，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明确表示，共产国际不是一种行政组织，除起顾问作用之外，它并无任何政治权力。虽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员，但决不能说苏维埃中国是受莫斯科或共产国际绝对领导和指挥。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的胜利中，它必須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决不能代表俄国人说话，也不能替第三国际来统治，它只能为中国群众的利益说话[18]561。毛泽东的这番谈话指向性不言而喻，其意不仅在于要改变共产国际主导下的党内权力运行机制，而且要掌握属于本党的革命话语权。事实也正是如此。随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体制和权力运行机制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下，在深入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成功地建构了“新民主主义”话语，顺利实现了从“苏维埃”话语向“新民主主义”话语的转变。

二、延安时期中共对“新民主主义”话语的建构

作为内生型话语，“新民主主义”话语充分汲取了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理论的精华，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思想和实践的集大成之作。“新民主主义”话语的建构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新民主主义”话语构想阶段（1937年5月—1939年9月）

“新民主主义”话语的核心在于建构新民主主义理论。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中指出：“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而这些图样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得来的关于客观实际情况的能动的反映。”[19]这里，毛泽东所说的“革命图样”，实质就是革命理论。在毛泽东看来，党领导革命之所以接连失败，主要是因为没有一个像样的“革命图样”，或者“不是科学的，而是主观随意的，是一塌胡涂的”。为此，从1937年5月到1939年9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着重构建革命的新理论。从该阶段有代表性的论著来看，新理论的建构主要在三个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第一，在革命性质上，明确了现阶段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新旧阶段的重要区别[11]263[20]558-559。第二，在革命动力上，明确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依靠力量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进步的资产阶级，其中革命的领导阶级只能是工人阶级，“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11]260、261-262[20]559第三，在革命的前途上，强调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篇文章”，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民主革命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14]276[20]563。虽然在此阶段中国共产党公开表示拥护三民主义，但对三民主义进行了辩证分析。毛泽东明确指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小资产阶级性的三民主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主要政纲与我党相同，但整个革命全部政纲与我党纲领则不相同，三民主义本身不能发展到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态度，一是理论上承认它，二是实践上实行它，三是要公开宣传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联系与区别[18]136。与此同时，张闻天和王稼祥分别撰写了《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进一步区分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异同。尽管在此阶段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构想还不完整、不系统，甚至在总体上还没有完全突破党的六大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匡约，但是与苏维埃革命理论相比较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特别是划清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坚定了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绝对领导权。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建构“新民主主义”话语的基本轮廓已经呈现。

（二）“新民主主义”话语生成阶段（1939年10月—1940年4月）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大肆宣扬“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公开否定马克思主义。为了回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叫嚣，也为了回答全国人民所关心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从1939年10月到1940年2月，毛泽东连续撰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三部力作，比较全面系统地阐释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公开打出了“新民主主义”旗帜。

《<共产党人>发刊词》在对中国革命经验进行深入总结的基础上，提炼概括出了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并科学论证了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20]604、613《<共产党人>发刊词》虽然没有出现“新民主主义”字样，但“三大法宝”本身即是中国共产党对革命话语的新表述，具有独特的话语建构意义。这既打破了“三民主义”对革命话语的垄断，也打破了王明等把共产国际指令奉为圭臬的话语机制，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在话语建构中的主体地位。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借助“中国历史”发声，用历史事实阐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文章标题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并列本身具有明显的政治隐喻意义和话语表达功能。从政治隐喻上看，其意在指陈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这不仅排除了中国共产党以外的政黨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而且也排除了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干预。从话语表达上看，它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有话要说。从具体内容上看，《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紧扣近代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总结以往的革命经验和教训，对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性质，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前途等重大问题逐一展开论证。文章总结出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其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20]626-631;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其中“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20]633-636;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两大任务，并且这两大任务是互相关联又互相统一的[20]636-637;中国革命的动力主要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同时也包括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民族资产阶级[20]645;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则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20]647-649;中国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但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逐步发展到社会主义阶段。由此决定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双重任务[20]650-652。《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全面系统地论述新民主主义基本理论的重要文献，特别是首次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概念，不仅在话语建构上具有标志性意义，而且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文章关于“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这一重要观点成为此后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进行科学决策的重要理论依据。

《新民主主义论》进一步完善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并重点阐述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建构的三大基本纲领：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文章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发展的两个视角分析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强调指出：虽然中国革命按其社会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但已经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式革命。文章驳斥了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谬论和为了反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反对革命而恶意宣传的所谓“一次革命论”，揭穿了国民党顽固派一党专政的阴谋，打破了中间派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20]665-668、679-688。《新民主主义论》首次勾画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蓝图：“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20]602-614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主张实行“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20]632-651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主张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20]662-711。相较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在理论形态上更加完备，思想上更加成熟，论证更加缜密，尤其是突破了单纯的革命话语视界，上升到了国家话语的高度。而二者与《<共产党人>发刊词》共同构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大厦，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话语诞生的标志性成果。

（三）“新民主主义”话语的进一步丰富阶段（1940年5月—1948年3月）

作为实践的话语，“新民主主义”话语伴随新民主主义理论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围绕抗战胜利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国家，党的七大明确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并且强调，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21]。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十大具体纲领，进一步深入阐释了新民主主义的方针、政策。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完善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学说，强调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中的重要领导地位和作用——“这个人民大众组成自己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立代表国家的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于人民大众的国家及其政府的领导”[22]1272;提出并重新解释了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把保护民族工商业作为重要的革命举措[22]1253，1255-1256，从而巩固并完善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话语”的成功建构与实践，不仅表明党对新民主主义的认识更加符合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而且也让党通过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彻底摆脱了对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依附性，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在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上的独立自主性，掌握了革命话语权，主导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走向，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

三、“新民主主义”话语在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谱系中的价值

作为中国共产党最具代表性的政治话语之一，“新民主主义”话语深刻影响了党和国家的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新民主主义”话语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的典范

“新民主主义”话语直接导源于“共产主义”话语体系。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对中国革命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甚至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活水源头[23]。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在早期革命理论上更多承续的是列宁主义。在列宁关于革命“两阶段过渡”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清楚地意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只有首先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才有可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24]。但是国民革命在性质上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胜利后极有可能导致资产阶级专政。这显然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价值取向。因此，国民革命只能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之前的过渡，而决不能造成资产阶级专政。而要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就必须牢牢掌握革命的领导权。为此，党在四大的政治决议中明确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25]219因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成为国民革命的理想蓝图。尽管这一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不同，但在世界革命的背景下，其目的都是推翻国际资本主义。如此一来，国民革命便被纳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图景中。

在资产阶级实际掌握国民革命领导权的情况下，如何践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对马克思主义认识不足，特别是把马克思主义与实践相脱离，从而造成了党的指导理论的教条主义化和党的政治话语的苏维埃化偏向，并深受其害①。在批判教条主义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开始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在毛泽东看来，只有能够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1]111-112他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25]658-659因此，延安时期，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在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命题，并循着这一思路，最终成功建构了“新民主主义”话语。

与“苏维埃”话语相比较，“新民主主义”话语最大的特点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也彰显了中国气派、中国作风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信。由此，“新民主主义”话语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的典范，为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和话语建构提供了成功范例。

（二）“新民主主义”话语实现了话语本质与话语实践的有机统一

按照权力决定话语的规则，话语是否具有真实性则主要取决于权力实现的真实性。话语是制造与再造意义的社会化过程。只有当抽象的理念在具体的实践中经由社会化而演变为客观现实并被赋予现实意义时，话语才有价值。根据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政治的构想，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政权，实现最广泛的民主，是“新民主主义”话语实践的中心内容。因此，民主不仅是“新民主主义”话语的内核，也是“新民主主义”话语的本质。

在建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便着手构建民主新政权，进行新民主主义政治实践。从1937年7月开始，陕甘宁边区率先进行了乡、区、县三级民主选举，初步建立了乡、区、县各级政府。为保障民主选举，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各抗日根据地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1939年1月通过）规定：“凡居住在边区境内之人民，年满十八岁者（在1937年通过的选举条例中规定的是年满16岁），不分阶级、党派、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与文化程度之差别，经选举委员会登记，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26]为了动员更多的群众参加选举，除了常见的票选外，各地还创造出诸如“投豆选举”“画圈选举”“画杠选举”“烧洞选举”“编号选举”等独特的选举方法。边区民众正是通过这些适合于他们自身情况的投票方法，认真行使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积极参与民主政治實践。边区实行普选的原则，使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不论工人、农民，还是地主、富农和资本家，以及一切抗日党派和团体的人士，都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相关数据显示，边区选民的参选率由1937年的70%增加到1946年的82.5%，有的地方如镇原三岔区回民乡高达100%[27]。在此过程中，尤其是妇女的政治权利和政治地位明显得到提升。在1945年选举中，新正县三区三乡妇女参选人数2508，达全乡女选民2778人的90.2%[28]。对此，就连一些外媒都不得不承认，“（妇女参政）是件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有的事（过去苏区除外），也是外国资本主义国家有史以来所未见，且不能有的事。”[29]

为了体现政权的民主性，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三三制”的民主政权模式。《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之所以规定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目的是“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30]。到1942年底，全边区各级政权基本上按“三三制”原则建立起了民意和行政机关，在县级以上政权中，“三三制”落实得更加有力，党外人士参加政权更为普遍。

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新民主主义”话语实践把党的政治理念变为现实，让人民切实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直接的受益者。这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牢牢掌握政治话语权的主要原因，也是“新民主主义”话语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根本原因。

（三）“新民主主义”话语标识了中国建构民族国家的基本向度

建构一个既不同于欧美式的也不同于苏联式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是“新民主主义”话语的既定内容。毛泽东明确表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20]663而且这一新国家被标识了“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等基本向度。这些向度恰恰是民族国家构成的要件，也是近代全体中国人民的夙愿。

任何政治話语都是批判性话语。“政治从本质上说是一个事关词语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科学地了解现实的斗争，几乎总是不得不从反对词语的斗争开始。”[31]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基本向度真实地反映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迫切追求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意愿，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意义。其中，“独立”揭示的是中国人民反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侵略、要求恢复国家主权和民族自决权的意愿;“自由”揭示的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要求获得自身合法权利的意愿;“民主”揭示的是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专制统治、要求建立现代民主法治政权的意愿;“统一”揭示的是中国人民反对民族和国家分裂、要求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意愿;“富强”揭示的是中国人民不甘贫穷落后、要求民族振兴的意愿。上述五个方面相互联系，缺一不可：没有独立和自由，就谈不上民主、统一和富强;而没有民主、统一和富强，独立和自由就会失去保障。正如毛泽东所说：“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32]，中国人民的这些意愿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才能实现。不可否认，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政党曾在探索民族国家建构方面做出过积极的贡献，并以“三民主义”为蓝图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中华民国空有“三民主义”的外壳，不仅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一个都没有完成，就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一个也没有实现。对此，连国民党自己都承认：“党无社会基础，既不代表农民，亦不代表工人，又不代表正常之工商，甚至不代表全体官吏，而只代表少数人之利益。”[33]结果不仅最终把广大民众排斥在社会动员之外，而且由于对外国的依赖，虚化了它所声明的民族主义的信度。相反，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中国共产党决意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22]1375正是通过彻底的革命，中国共产党最终领导人民在大陆范围内建立了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和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把党和国家、民族、人民有机结合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从此成为中国国家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激励着中华民族不断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注释：

① 1950年1月，毛泽东出访苏联时，在与汪东兴谈话时还说：“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给各国革命提供现成的答案。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揭示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在这方面，我们党曾经经历了一个很艰难的由不认识到认识、由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曾被主观主义所统治。其中危害最大的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巨大灾难，几乎使党陷入绝境。”汪东兴.汪东兴日记[M].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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