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玲玲

【摘 要】2017年5月5日《摔跤吧！爸爸》在中国大陆上映，这部由尼特什·提瓦瑞执导，阿米尔·汗、萨卡诗·泰瓦、桑亚·玛荷塔、法缇玛·萨那·纱卡领衔主演的印度电影是根据印度摔跤手马哈维亚·辛格·珀尕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来。影片讲述了一个打破印度传统的励志故事：曾经的摔跤冠军辛格培养两个女儿摔跤并赢得一个又一个冠军，最终成为印度千千万万女性的励志榜样。这部电影一经上映口碑极佳，刷新了印度电影在中国乃至世界的票房纪录，但电影中父亲对于两个女儿的强制性教育方式引起影片男权和女权界定的讨论，各种评论纷至沓来，褒贬不一， 更有部分观点认为这部影片是假借女性主义的外衣宣扬父权。《摔跤吧！爸爸》显然不是以宣扬女性主义为核心的电影，影片中父亲的角色对于帮助两姐妹女性意识的觉醒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尝试从“他者”理论视域出发， 探讨影片中作为“他者”的父亲形象，試将“他者”理论研究的主体在自我寻求与身份建构过程中与他者的关系代入到电影主人公吉塔和巴比塔的成长经历中。

【关键词】《摔跤吧！爸爸》;女性意识;他者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15-0080-02

一、他者理论和女性身份建构与自我认知

“他者”（The Other）是相对于“自我”而形成的概念，指自我以外的一切人与事物，凡是外在于自我的存在，不管它的存在是什么样的形式，可见或不可见，可感知或不可感知，都是相对于“自我”的“他者”。自我意识的产生来源于他者与自我的差异，差异使自我得以区分自我和他者。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指出，“自我意识”只有在一个别的自我意识里才获得他的满足，获得自我意识的前提是承认他者的存在，舍弃他者对自我的承认，自我本身并不成立。“他者”理论的主要阐述对象是“自我”和“他者”，在自我意识的建构上，人类认识自我的先决条件是他者，他者的“凝视”促进了自我形象的塑造，他者的评价和判断在某种意义上讲，迫使我们进行自我探究，即“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由此迫使主体产生了自我意识。与“他者”不断地相遇、互动中，“主体”不断地进行自我探寻与自我身份建构，也是感知他者、吸收他者的成长过程。

“女性的自我认识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作为个体的女性自身内部对自我的认识;其二，作为群体的女性，通过外在世界的反映从而对自我形成的认识。”现代社会，传媒（读书、看报、看电视、上网、使用手机等）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女性认识自我的途径，开拓女性的视野，提高女性的自我意识，包括性别意识、主体意识、权利意识等。

二、吉塔的女性自我认知困境

影片中，吉塔出生在经济落后、信息闭塞的村镇，从影片中大量看比赛的镜头不难发现，电视和手机等通信设施在当时的印度农村并不普及。社会环境对个体发展有规范导向、舆论导向和利益导向的功能。通过社会舆论（主要是大众传媒产生的媒介环境）引导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对个体发展产生影响，社会环境影响主要是社会关系的影响，也即个体社会化过程。影片中的真实事件发生在2000年，退一步讲，2019年当下印度社会的舆论导向仍然只是正在为提高印度女性地位做出努力的程度，印度少数真正独立的女性微乎其微。在学习摔跤之前，吉塔一直作为“他者”过着普通印度女孩的平静生活，印度的传统文化从小影响着印度女孩的思想，以至于当父亲提出让吉塔和巴比塔学习摔跤的时候，两个女孩自己都是不愿意的，认为摔跤是男人的运动，但作为“他者”两个女儿却不敢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在父亲的强制要求下，两姐妹开始学习摔跤。在学习摔跤的过程中，两姐妹受到了“他者”凝视，首先是被排斥的对象，村民们从心理上极其排斥吉塔和巴比塔练习摔跤的行为，他们厌恶违反群体规则的人，因为女孩子练习摔跤与他们所在的群体所秉持的信念背道而驰。在影片中，村民们对于女孩子练摔跤的评价很一致：“丫头就应该待在厨房里，练什么摔跤”“肯定是疯了”“不是疯了，是不知羞耻”“他让姑娘们穿上运动服和男孩打斗”等诸如此类的质疑声在小乡镇里流传。甚至同样身为女性的同学们也对吉塔和巴比塔进行了嘲讽：“既然你们都已经开始练摔跤了，走起路来也就变成了男人，接下来还会怎么样呢？ ”在这些反对的声音中，吉塔和巴比塔的母亲也持反对态度，认为没人愿意迎娶练习摔跤的两姐妹，可见印度对于女性低下的社会地位已经形成了一种群体效应。

理发店的理发师、篝火前聚会的老人们、同学们、包括母亲和父亲，都是两姐妹在自我身份建立过程中的他者，传递给她们的认知都是女性最终归宿是婚姻和家务活这样一种理念，或者说，印度女性的生存意义就是作为男性的附属品。从父亲与母亲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到，父亲强制两个女儿学习摔跤不仅仅是为了实现冠军梦，也希望两个女儿日后有独立的权利来决定自己的生活包括婚姻，但这一切父亲并没有告诉两个女儿，这一点也体现了父女之间基于印度社会的封建传统带来的沟通障碍。陷入了自我认知困境，然而长期接受印度封建思想熏陶的她们心中的天平明显倾向于固守传统接受作为女性“他者”的社会地位，并不理解父亲对于她们的期待，身处在群体中意识到自己与周围群体有异，两姐妹为了与群体同一化，故意弄坏灯泡、偷偷调整父亲的闹钟等，与父亲对抗。这一部分看似是女儿对于父权的反抗，实际是女儿对印度封建社会已经形成的自我身份质疑的过程。

三、作为“他者”的父亲与吉塔女性意识觉醒的成长过程

影片中父亲在得知两个女儿与男孩子打架的消息之后，发掘了两个女儿在摔跤方面的天赋，必须承认父亲最初的动机也是利己思维——为了实现自己未完成的冠军理想，并且作为一个家长为了让自己孩子继承冠军梦使用了强制手段，但这一点并不能体现男权压迫，仅仅是作为一个父亲对于自己为实现梦想不顾儿女意愿体现出来的血缘压制，可想而知吉塔如果是个男孩，必然也会被父亲强迫学习摔跤。在影片前半部分，父亲曾跟母亲承诺过，让女儿学习摔跤只是为期一年的尝试，最后的决定权交给女儿自己。强迫她们做出一系列与当地传统封建制度相悖的行为（穿短裤、剪短发、吃鸡肉、喝牛奶等），这部分的所谓压迫，是每一个想成为运动员的人所必须的自我牺牲，运动员的食物在数量上应满足运动训练和比赛的消耗，在质量上应保证全面的营养需要和适宜的配比，无关性别。对于父亲的误会解除是在两姐妹在母亲的纵容下参加了同学婚礼时，父亲当众呵斥了两姐妹，她们哭着向小新娘埋怨爸爸的不近人情和蛮不讲理，“愿神不要赐给别人这样的父亲”，小新娘却道出了父亲的真正用意——“我多希望神赐给我这样一个爸爸，他把你们当成子女，认真为你们考虑。而我，一出生就要处理所有家务，一到14岁就要出嫁，减轻家里的负担。我要被送到一个不认识的男人那里，再生儿育女过完我的余生，我多羡慕你们”。两姐妹如醍醐灌顶，女性意识开始觉醒，如果说电影在这之前表现的是一个父亲的独断专制，那么以此为分水岭，两个女孩是通过自身内部对自我开始了一个重新认识的过程。

无论是个体还是他者，对于个体的本质或特质的认同都是在时间长河里逐步建立起来的，这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自我作为身份认同的主体，其主要从个体内部的情感、意志出发来寻找一种关于自己的确定感。”从逃避训练到主动参与训练，可谓是两姐妹对于自我认同感的积极寻求。当吉塔第一次与男孩比赛时表现出超乎想象的摔跤天赋，她敢于和摔跤场上最强壮的男孩挑战的精神震撼了所有的围观者，甚至赢得了奖金。这些他者的注视及行为给吉塔展示的“镜中我”，让吉塔认识了不一样的自我，透过影片中吉塔的面部表情变化看出吉塔享受被他人认可，在内心逐渐给自己设立了更高的要求与期望，摆脱了对练习摔跤的迷茫，取而代之的是自信心的慢慢建立。

父亲作为吉塔女性身份建构过程中的他者，对姐妹俩传递了有别于其他“他者”的信息，在吉塔重建女性身份的过程中，“他者”父亲起到了启蒙引导的作用，所以吉塔格外依赖父亲，在自我认知的过程中我们渴望被“看到”、被认可，也包括父亲。而人性总是存在弱点的，父亲作为吉塔视角的“他者”同时也是自己的“自我”，在训练吉塔摔跤的过程中也被“他者”凝视着，不仅是吉塔和巴比塔的信任依赖和赢得奖牌所带来的荣誉感，更是两个女儿赢得比赛时周围的“他者”对于自己的崇拜。当习惯这种唯一被需要的凝视后，突然出现的国家教练打破了自己对于吉塔的唯一性，客观原因也包括国家队教练错误的训练方式。国家教练的训练方式千人一面，在最熟悉吉塔的父亲眼里，这是对吉塔自身能力的错误发挥，影片中父亲与吉塔的摔跤正是父亲掩藏的控制欲与吉塔已经觉醒的冲动独立意识对抗的过程，最终吉塔打败了父亲，但回到国家队的吉塔却连连落败。吉塔作为自我，又陷入了“他者”对自我的质疑进而被“他者”同化中。在一通打给家里的电话中，吉塔和父亲终于和解，父亲意识到了吉塔的独立意识，吉塔也终于明白自己在国家队的放纵下会使所有努力前功尽弃，真正的自由不是贪慕爱美放纵自我，而是摆脱“他者”身份，不再作为男性附属品存在，要赢得比赛从而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最终两姐妹获得了成功，回到最初父亲强制要求姐妹俩练习摔跤的电影开始，在印度群体意识迂腐封建、集体“沉睡”的社会氛围中，假设父亲没有冠军梦或者最终父亲得到了一个男孩，那么吉塔和巴比塔成为第二个、第三個小新娘陷入一生痛苦的同化人生的概率几乎是百分之百，她们将会失去成为一个独立女性的机会。在印度这样一个女性地位如此低下的国家，我们希望有更多敢于与传统对抗并且尊重女性权利的力量出现，希望女性能独立起来，却不能因为支持女性得到尊重反而谈“男”色变。

参考文献：

[1]张舒.波伏瓦与女性主义[D].福建师范大学，2013.

[2]郭亚丽.女性“他者”地位的主体性反思[D].陕西师范大学，2014.

[3]赵琼.《摔跤吧！爸爸》中的性别自我意识觉醒[J].电影文学，2017（22）：150-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