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强

小子父己鼎，传河南安阳出土，1958年由原文化部文物管理局调拨原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入藏。鼎通高22厘米，口长18.6厘米，口宽15.6厘米。平口沿外折，长方形腹，腹为上大下小的覆斗状，下承四条柱形实足。双拱形立耳，耳外侧有两道凹弦纹。口沿下四壁中部饰饕餮纹，以凸起的短扉棱为鼻梁，圆形鼓目，环柱角，卷尾。四转角各饰饕餮纹。正中饕餮纹下为一单线阳文长方形栏框，框左右两侧及下部各装饰排列整齐的三行大乳钉纹。足上端饰饕餮纹，下端饰三角纹。此鼎形制、纹饰与1982年河南安阳小屯82M1出土的庚豕方鼎（82M1：44）相近，其时代属殷墟文化第四期（约帝乙、帝辛时期）。腹内壁一侧铸有铭文“小子父己”四字，“小子”是商人宗族中分族之长，即小宗。此鼎即是“小子”为祭祀“父己”而作器，但其所属族氏因未在铭文中注明而不详。铭文用笔起收有锋芒，字体雄劲浑厚。

戍鼎，旧称俎子鼎、宜子鼎。原为李山农旧藏，1959年由故宫博物院调拨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入藏。鼎通高28.8厘米，口径23.7厘米，敛口方唇，平沿外折，上立厚实的拱形双耳。圆形鼓腹，圆底，下有三条较粗的圆柱形实足。口沿下以螺旋形云雷纹为地纹，饰圆涡纹与四瓣目纹组成的纹带一周。该鼎形制、纹饰与1982年河南安阳小屯82M1出土的父壬圆鼎（82M1：11）相近，其时代属殷墟文化第四期（约帝乙、帝辛时期）。腹内壁铸有铭文3行26字（合文一字），曾著录于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吴大澂《愙斋集古录》、刘体智《小校经阁金文拓本》等书。铭文句首的“亚卬（印）”为作器者的族氏名称。“宜子”之“宜”为地名，亦见于1954年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的西周康王时期的宜侯夨簋（《殷周金文集成》4320）铭文中。“子”为商代族长之尊称，故“宜子”为商人贵族。“会”指会礼，《周礼·春官·大宗伯》云：“以宾礼亲邦国。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郑玄注曰：“时见者，言无常期，诸侯有不顺服者，王将有征讨之事，则既朝觐，王为坛于国外，合诸侯而命事焉。”吴雪飞认为会礼为先秦宾礼之一，举行无固定时间，当有诸侯叛逆时，商王会合诸侯军队以讨伐，具有军事会盟的性质。“会西方”即与西方诸侯行会礼。“眚”的本义是视察、察看，闻一多先生认为在此有征伐之意。即《周礼·夏官·大司马》《司马法·仁本》所谓“眚”“伐”“坛”“削”“侵”“正”“残”“杜”“灭”九种讨伐叛逆的方法之一。“戍”字的用法亦见于1959年河南安阳殷墟后岗圆形祭祀坑出土的戍嗣子鼎（《殷周金文集成》2708）铭文中，是殷王朝的一种军事职务。“ ”为人名。“戍”为作器者，带领军队参加了这次会礼。铭文中的字，从在中，其旁有匕，金文一般都作，从鼎。铭文记述商王在丁卯日命令宜子与西方诸侯举行会礼，戍带领军队参加了这次讨伐叛逆的军事征伐。返回后，王赏赐戍二朋贝，戍制作了祭祀父乙的铜鼎。戍鼎铭文中关于会礼及征伐的内容，与《周礼》《春秋》经传及《司马法》等典籍的记载相合，说明商代会礼已经成形，与典籍记载的周代会礼有一致之处。

作册般甗，旧称服作父己甗、王宜人甗、般甗。原为陈承裘旧藏，1959年由故宫博物院调拨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入藏。甗通高44.3厘米，口径27.2厘米，為甑、鬲连体合铸。上为甑，圆口外侈，方唇，绳纹双耳，深腹，腹壁斜直，腰部较细。下为鬲，鼓腹分裆，三圆柱形足，上端中空。腹内有“十”字孔箅置于三箅尺上，有一铜环将箅与甗体相连。口沿下以云雷纹为地纹饰饕餮纹带一周，以短扉棱为鼻梁，“臣”字形目，环柱角，躯体向两侧展开，尾部上卷。下饰倒三角纹，内以云雷纹为地纹，填饰变形饕餮纹。鬲腹饰高浮雕牛首，眼、耳、嘴、角俱全。该甗形制与1999年河南安阳殷墟刘家庄北1046号墓出土的饕餮纹甗（M1046：4）相近，属殷墟文化第四期（约帝乙、帝辛时期）。

甑口内腹壁铸有铭文3行20字，曾著录于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吴式芬《捃古录金文》、方濬益《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孙壮《澂秋馆吉金图》、刘体智《小校经阁金文拓本》等书。“宜”即宜祭，张玉金认为是把祭牲陈设到肉案上献给神灵。“夷方”（或称“人方”）是商王朝东部的方国，见于殷墟甲骨卜辞及《小臣艅犀尊》（《殷周金文集成》5990）、《小子?簋》（《殷周金文集成》4138）铭文中。“夷方”在帝辛十至十一祀时期是商重点征伐的地区，而该甗铭文记载的应该是帝辛伐夷方的结果。“无”是夷方首领之名，亦见于《无鼎》（《殷周金文集成》2432）、《无簋》（《殷周金文集成》3664）铭文中。此外，甲骨卜辞中有“夷方伯?”，晚商青铜器《小子卣》（《殷周金文集成》5417）铭文中亦有“夷方?”，“?”从“每”声，与“ ”音同，或认为此即“夷方无”。“咸”有事毕之意。“作册”是殷代史官的职官名称，即用文字记载于典册的人。“作册般”参加了这次宜祭，受到王赏赐而作此祭器。其名亦见于作册丰鼎（《殷周金文集成》2711）及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作册般铜鼋。朱凤瀚先生认为铜鼋的作器者与此甗的作器者应为同一人，而作册般与作册丰可能为兄弟关系。从这三器铭文中可知，作册般是受到商王重用并有相当高地位的贵族。“来”为族氏名称，“册”为“作册”的省称。作册般甗铭文记述了商王将夷方首领无用为人牲进行宜祭，作册般得到王赏贝，为祭祀父己而作器。根据目前的资料，出土的商代铜甗，多不见中间的箅，仅在甗腰内壁附有凸起的箅齿，故作册般甗是研究商代甗箅形制的重要实物资料。此外，作册般甗铭文与殷墟甲骨卜辞及晚商金文中伐夷方事相符合，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戍鼎与作册般甗铭文均具有商代后期长篇金文的特点，铭文布局采取从右至左、自上而下的有序格式，竖基本成列，但横不成排，整体呈一纵长方幅形，章法意识突出。铭文字形虽大小不统一，但书写者在写作过程中自觉兼顾文字之间的错落，从而使文字之间的排列疏密有致，具人工修饰之美。如戍鼎铭文句首的族氏名称“亚卬”，在通篇之中所占空间超越其他诸字，显得分外醒目，与下文又紧密结合，似乎暗示商人对于所出族氏的重视。又如器铭中“令”字与“宜”字、“眚”字与“唯”字及“父乙”等字，虽间距狭小局促，却保持了铭文通篇之方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