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嵚

1957年，作家曲波的心血巨著《林海雪原》终于出版，在这部几乎影响共和国一代人的小说开头，曾战斗在牡丹江剿匪第一线的曲波，以满含深情的笔墨，写下了一行文字：以最深的敬意，献给我的战友杨子荣、高波等同志。”

自此以后，随着《林海雪原》的流传以及相关影视戏剧作品的诞生，特别是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红遍大江南北，作品中曲波的“战友”，那位以大智大勇、深入虎穴，笑对座山雕等顽敌，在威虎山上书写传奇的侦察兵杨子荣，也成为了那年代国人的偶像。他那“跨林海、穿雪原、气冲霄汉”的飒爽，“一枪打灭两盏灯”的潇洒，魔窟里“甘洒热血写春秋”的豪情，纵横在多少年轻人的“英雄梦”中。生于1964年，曾在银幕上塑造了经典杨子荣形象的老戏骨张涵予，就曾深情回忆过“杨子荣”在自己童年里的分量：“（小时候）我们家有个虎皮垫子，我就把那个围在身上装杨子荣，一出门就把院子里的鸡鸭全吓跑了。”

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杨子荣曾战斗过的黑龙江省海林县，当地县委每年都会收到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全是热心观众询问杨子荣情况的。1969年访华的美国民间艺术代表团，在中南海礼堂看过《智取威虎山》后，也同样为杨子荣的事迹叹服，还不停追问：真有杨子荣这个人吗？我们可不可以见见杨子荣的家人？”

确实，比起艺术作品里那位战无不胜的杨子荣来，人们更想知道，这段英雄传奇的原型，又是个怎样的人呢？

从“江湖人”到战士

《林海雪原》里的杨子荣是一个40岁出头的老侦察兵，从1960年代的王润身、童祥苓，到21世纪的王洛勇、张涵予，不同版本的杨子荣形象早已深入人心。而真实的杨子荣呢？首先是年轻得多。他1917年生于山东省牟平县嵎峡河村，原名杨宗贵，牺牲时也只有31岁，现存照片里杨宗贵的形象与艺术作品里的“杨子荣”大相径庭。

若只看杨宗贵参军前的经历，则比小说里的更加曲折。杨宗贵是贫苦农民出身，3岁时就和那些为生活所迫、离乡背井的胶东农民一样，跟着父母搭着“刮篓船”踏上闯关东的路，路上还差点葬身飓风中。在东北生活安顿下来后，他曾读过两年书，14岁那年因父亲去世而辍学。而后，他在鸭绿江上放过木排，也给地主当过护院，还在矿山当过矿工，过的是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

但也正是这样的苦日子让年轻时的杨宗贵养成了一身“江湖气”。东北这个地界在那个年月里鱼龙混杂，到处都有土匪恶霸。穷苦人要想活命，就要抱团，而无论走到哪，杨宗贵都是一群穷人间的“主心骨”。他为人机灵，能和各种各样的人打成一片，凭着自来熟的个性，交下了许多朋友。1943年，杨宗贵因为重义气，为了给矿山上的工友出头，一怒之下揍了日本监工，捅了大篓子，只能跑回老家避祸。

1945年，八路軍解放了牟平。在亲身经历了“减租减息”与“反霸斗争”后，受尽地主欺压的杨宗贵找到了人生方向。新婚的他先是成了村里的民兵骨干;同年9月又成为村里第一位报名参军的青年。当时的胶东半岛正逢敌我力量犬牙交错之时，八路军战士家属甚至常遭到死亡威胁。出于“怕报了真名，家属受牵连”的考虑，杨宗贵参军时改了名字，这就是“杨子荣”的由来。

军队这个大熔炉很快把“江湖人”杨子荣锤炼成一位合格的战士。他参军时已经28岁，比其所在部队的营长还要大，外加读过几年书，眼界和阅历要好于其他战士。杨子荣做事从不含糊，一开始他做的是炊事兵，经常在枪林弹雨中送饭。每到战斗的关键时刻，他冷不丁就能出个好主意。部队离开山东开进东北后，行军的一路上，他常和沿途的老乡们打交道，先后有30多个青年在他动员下参了军，他还因此被评为“扩军模范”。

对于当时这支进入东北的部队来说，刚历经八年抗战的战士们正面临着全新考验：彼时的东北大地，日本侵略者刚刚投降，伪满洲国不复存在，到处乱成一团。盘踞山头的老匪、伪满洲国的伪军，甚至拒绝遣返的关东军残部都纷纷扯旗自立。东三省150多个县里，土匪占据的县就有100个以上，外加各处地势险要，贸然闯进去，别说剿匪，连找路都是两眼一抹黑。在这样的困难下，曾在东北生活了14年的“老江湖”杨子荣就成了东北剿匪战斗里最急需的“特殊人才”。

虽然戏曲里的杨子荣那“一枪打灭两盏灯”的功夫确有艺术加工成分，但真实的杨子荣在东北剿匪战斗里也表现出了不少特殊本领，比如爬树。在东北的深山老林里，部队迷路是常事，杨子荣的战友回忆，每到这时，就是杨大显身手的时候：他能轻松爬到树顶上瞭望，寻找密林里的道路，甚至能“从这棵走到那棵”。凭着这堪比武侠小说里“凌波微步”的绝活，他多次把部队带出困境。

同样重要的特殊本领是说“黑话”，可别小看这本事——当时东北每个地方都有土匪画地为牢，每家土匪都有一套“黑话”。听着句句是中文，但凑在一起却比外语还难懂，比如“是空干还是草干，空干啃富，草干连水”，意思是：饿了还是渴了，饿了就吃饭，渴了就喝水。要是不懂这类“黑话”，哪怕是装备再好的部队，进了东北也是盲人摸路，经常被人牵着鼻子走。这些都难不住杨子荣，他在东北浮沉多年，三教九流的朋友众多，对于“黑话”更是驾轻就熟。不同山头的“黑话”，他不但能听懂，而且张嘴就能说。凭着这本事，他多次担起侦察重任，周旋在大小土匪之间搜寻情报，还多次抓回重要“舌头”（俘虏），为剿匪战斗立下大功。

在杨子荣那短暂的侦察生涯里，许多精彩的表现在文学作品中都被一笔带过，比如“活捉许大马棒之战”。为了剿灭盘踞亚布力山的土匪“许大马棒”，杨子荣冒着生命危险，两次深入匪巢侦察。在第二次侦察中，他成功破解了“许大马棒”布下的疑阵，掌握了“匪兵增加一倍”的宝贵情报，这才确保了我军奇袭的成功。而在戏剧文学作品里只字未提的“林口县之战”，更是见证了杨子荣的英勇。1946年3月，一股被我军追击的残匪仓皇逃入了林口县杏树村。穷途末路的他们竟挟持全村400多男女老幼做人质，向村外的八路军猖狂叫嚣。听着村里孩子们的哭声，已是班长的杨子荣顾不得请示，毅然迎着土匪的枪口只身走进杏树村，在恶匪的包围下，不慌不忙地开始谈判。杨子荣精准抓住土匪们色厉内荏的心态，经过一番唇枪舌战，把他们驳得哑口无言。匪首许大虎更被杨子荣说得扔下了枪，打着白旗出来投降。

比起这样的生死考验来，杨子荣被演绎成传奇的一仗，当属“智取威虎山”。

战胜“座山雕”

作为影视剧里常被大书特书的一战，那阴森森的“威虎山”以及山上的恶匪“座山雕”“八大金刚”之流，至今仍广为人知。真实的威虎山也这么凶险吗？1947年2月19日的《东北日报》盘点了“智取威虎山”的战果：“座山雕”张乐山及其25名爪牙全部被俘，另外还缴获6支步槍和上千斤粮食。乍一看，这战果似乎比较“寒碜”：堂堂“座山雕”，手下竟只有25人？所谓的“八大金刚”，连6条步枪都分不到。戏曲里那“地碉暗堡”和“数千喽啰”的阵仗，更是连影子都没有。但实际上，这场较量远比戏台上的凶险残酷。

号称“座山雕”的张乐山，早在晚清甲午战争时就是东北臭名昭著的恶匪和惯匪。在杨子荣临危受命前，这个恶匪经过八路军的重拳打击，其部下大多已被消灭，早是强弩之末。谁料他却带上残兵钻进夹皮沟，与我军捉起了迷藏。我军曾动用一个营的兵力，在夹皮沟里撒网搜捕，却找不到他的半点踪迹。倘若由着这样一个血债累累的恶匪逃出包围圈，必然是兴风作浪的大患。于是，找“座山雕”这个艰巨的任务，便落在了此时已是牡丹江军区二团直属侦察排长的杨子荣身上。

比起戏台上杨子荣“打虎上山”激动人心的场面来，出征前的杨子荣只用了一段朴实的话来表达必胜的信念：“不下水，一辈子也不会游泳，不扬帆，一辈子也不会撑船，党培养我这么长时间，我一定能克服万难，战胜‘座山雕。”然后，杨子荣率领5名战友，化妆成被打散的土匪，在夹皮沟里开始了艰苦搜索。3天后，他们在一处伐木窝棚里找到了“座山雕”的联络副官。杨子荣以熟练的“黑话”取得了他的信任，然后被带进了“座山雕”的老窝。面对穷途末路的“座山雕”，杨子荣再次使出强大的口才，句句话都说进“座山雕”的心坎里。

这一伙正愁无路可走的恶匪就这样被杨子荣说动，跟着他离开夹皮沟，“去吉林投奔国军”。接着不出所料，他们一伙人被杨子荣带进了我军的埋伏圈。当惊怒的“座山雕”发现中伏，正要拔枪顽抗时，杨子荣抢先一枪打中他的手腕，将这个恶匪当场擒拿，其余25名土匪也纷纷缴械投降。全过程看似兵不血刃，以《东北日报》的话说，“创造以少胜多歼灭股匪的战斗范例”，但其实只与死亡擦肩而过。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如此残酷的战斗间隙，杨子荣也没忘学习。剿灭“座山雕”后，杨子荣再次受命，跟随二团副政委转战梨树沟屯，去追剿另一股残匪郑三炮。行前他还把自己的钢笔与笔记本打成包袱，交给好友刘延甫（牡丹江军区二团一营一连机枪班班长）帮忙保管。而这次行动带队的副政委，正是多年后《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

1947年2月22日，杨子荣率领5名侦查员组成小分队，奇袭梨树沟屯的土匪窝棚。激烈的战斗中，由于天气酷寒，杨子荣的枪栓被冻住，土匪小头目孟同春趁机打中杨子荣左胸，战功累累的杨子荣以这种意外的方式倒在了牡丹江剿匪的最后一战里。

噩耗传来，刘延甫含泪将杨子荣那个装着钢笔及笔记本的包袱交给团长，团部的干部哭成一片。1947年3月13日，杨子荣的追悼会在海林朝鲜族小学举行，牡丹江军区八挺重机枪朝天齐射，百名牡丹江军分区干部轮流为他抬棺，数千名当地群众自发参加，为英雄送行。理解了此情此景，就不难理解《林海雪原》开头，曲波的那一句“以最深的敬意，献给我的战友杨子荣、高波等同志”了。

英雄身后事

上世纪60年代，当“甘洒热血写春秋”的杨子荣红遍大江南北时，关于杨子荣的真实身世竟还是个谜。由于革命年代的特殊原因，杨子荣是化名参军的，就连曲波也只知杨子荣的家乡在“胶东一个山村”，至于具体在哪里，家人的情况如何，都完全不了解。

哪怕杨子荣牺牲多年，他故乡的亲人和乡邻们还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1947年，由于杨子荣曾化妆成土匪执行侦察任务，又偏巧被东北同村老乡撞见。于是“杨子荣当土匪”的谣言曾在牟平当地满天飞。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政府给杨子荣家送来了“失踪军人通知书”，杨家始享受烈士待遇。1952年，杨子荣的妻子徐万亮因忧思成疾，于是年秋天去世。当《智取威虎山》唱红全国时，苦苦思念儿子的杨子荣母亲宋学芝也边看戏边念叨：“那孩子不会是俺家宗贵吧。”

但杨子荣生前曾战斗过的海林县以及他的战友们，却从未放弃寻找他的家人。1966年至1969年，经过海林县委与杨子荣生前所在部队的多方查证，终于查明了杨子荣的身世并找到了他的家人。此后，海林县委多次修缮杨子荣的墓地和纪念馆，牟平县也建成了杨子荣广场，曾背负着“土匪家属”污名的杨家人终于挺起了腰杆。

1974年，一张几经辗转找到的杨子荣被评为团战斗模范的“受奖照片”也送到了杨子荣的哥哥杨宗福手中。村里看过照片的老人都纷纷惊呼：“这不是宗贵吗？”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