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宇

北京什刹海一带，如今成了老北京“胡同游”的胜地，清晨时分走在颇有几分古意的巷子里，让人暂时忘了现代化生活的喧嚣。寻到小金丝胡同，幽静得只能听见自己清脆的脚步声了，当我初次推开杨宪益家的大门时，瞬间走进了一个古朴的小天地。

这是一座翻修的四合院平房，家中的布置中西合璧，简朴而典雅，客厅明净的落地玻璃对着满墙的绿茵。王世襄的手书“从古圣贤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风流”挂于客廳中墙，为了老友这副对联，杨宪益曾写下注解：“难比圣贤，不甘寂寞，冒充名士，自作风流。”

杨宪益先生斜靠在沙发上，举止儒雅地招待我们，行动时则需要家中的助手搀扶。谈起旧年趣事，杨宪益神情闲淡，语气和缓，风云变幻成了过眼云烟。不知何故，如今每当见到“绅士风度”一词，我总会自然而然地想起杨宪益。

这位集英伦风度与魏晋风骨于一身的绅士，身边少了患难与共的英伦淑女戴乃迭。家中摆着杨宪益和戴乃迭身着唐装的结婚照，杨宪益的卧室则挂着郁风为戴乃迭晚年画的肖像，郁风在画上题字：“金头发变银白了，可金子的心是不会变的。”

房子是杨宪益的小女儿为父亲安度晚年安置的，杨宪益曾赋诗记事：独身宛转随娇女，伤偶飘零似断蓬。莫道巷深难觅迹，人间何处不相逢。”我好奇地问：“您的后代有没有与外国联姻？”杨宪益笑答：“我的小女儿的丈夫是加拿大人，我大女儿的儿子跟一个美国小姐结婚。家里像个联合国。”

2003年，杨宪益患重病后行走不便，遵从医嘱不再喝酒。这位一生“情有别钟烟与酒”的长者，只能抽抽香烟过瘾了。杨老告诉我，他每天睡得很多，看看电视读读报，朋友来了就聊聊天。我留意到墙角有一幅一尺见方的人物小品画，画一打坐的老者，题诗为：“不知老翁有何事，独坐此处等人来。”没有戴乃迭的日子，杨宪益就如同画中老翁。

我在北京时，只要有空，就爱到什刹海杨家拜访，饮茶谈天，言不及义。有一次，约了李辉先生同去，杨先生格外高兴，妙语连珠，让我仿佛看见戴乃迭在世时的热闹景象。

【“我有两个祖国”】

1940年，中国战火纷飞，杨宪益在英国牛津大学毕业，接到吴宓和沈从文邀请他回国任教的信，英国姑娘戴乃迭毅然随他回到中国。几个月后，他们在重庆举行婚礼，主婚人是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和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

杨宪益出身天津名门，父亲留学日本，曾是天津中国银行的行长，五叔留学法国，六叔留学德国，还有一个叔叔留学美国。1934年，杨宪益漂洋过海到英国留学，1936年通过考试入读牛津大学。一年后，戴乃迭考入牛津大学，攻读法国文学。

戴乃迭生于一个英国传教士家庭，曾在北京度过了六年快乐的童年时光，对中国有甜蜜的记忆。当她走进牛津校园时，再度把注意力放在了中国身上。第一次见到杨宪益时，戴乃迭好奇地注意到，面前这个年轻中国学生，眼睛细细的，一脸苍白，举止文绉绉，人显得颇有些拘泥。当她到杨宪益房间去的时候，看到墙上挂着杨宪益自己画的一张中国不同朝代区域划分的地图。

在牛津大学，杨宪益和戴乃迭相爱了。此前，杨宪益去地中海旅游时，一位埃及导游曾经预言：“在大西洋对面有一个美丽的金发英国姑娘为你而憔悴，你们还没有见过面，但不久的将来就会相会。”

杨宪益回忆：

我跟戴乃迭相识很偶然，但是也有必然性。戴乃迭出生在北京，父亲在燕京大学当教授，从小她对中国就有深厚的印象，后来她还经常跟我说起小时候烤山芋的事。但是她母亲不愿意到中国来，她小时候没有学中文，五六岁以后，就回英国读书了。

我跟戴乃迭开始认识是在牛津大学。我读四年的荣誉学位，她读三年的普通学位。她愿意跟中国人来往，我们的一个朋友就介绍我认识了她。当时，中国学生在牛津大学很活跃，经常像英国朋友那样组织一些活动，她也参加了。我是当年“中国学会”的主席，她担任学会秘书，就这样我们混得很熟了。

那时日本学生在牛津大学也成立了学生会，也很活跃，会员比中国学会还多一些。我们就努力多结识一些朋友，慢慢地就把日本的学生会比下去了，比他们会员更多。1940年毕业后，戴乃迭就与我订了婚，她父母也在中国传教，所以她也要到中国来。我说中国的情况很艰苦，她不在乎，非要来。

在戴乃迭未完成的自传中，给我们提供了两人相识的另一种角度，描绘得也更为细腻：

杨宪益在墨顿学院的一位朋友B当时正在追求我，同时杨宪益也对我越来越依恋，我也爱上了他。B发现，如果他邀请“尊敬的杨”一起出来，我也会乐于接受他的邀请。他们俩开始来听我的法文课，一边一个地坐在我身旁。一天，导师让我们翻译《罗兰之歌》的片断，他们只好承认自己没准备，只是来旁听的。然而，仅凭这段短短的法文训练，杨宪益后来还是把那首长诗译成了中文。他还曾用中世纪法文给我写过诗，他的确是才华横溢。

当杨宪益和戴乃迭决心要结为夫妻时，双方的家庭都不大同意。杨宪益的母亲听说儿子要娶一个英国姑娘，哭了一天，家里觉得那个时候中国人都很没有保障，娶一个外国人恐怕更不好办。戴乃迭的母亲也不想女儿远嫁中国，她对中国的情况非常熟悉，深知中西方社会文化的巨大差异，在婚姻伦理、家庭关系、女性权利等许多方面，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和英国是多么的不同，她甚至说：“如果你嫁给一个中国人，肯定会后悔的。”

两个家庭最后还是想通了，传统敌不过爱情。然而，来自外界的麻烦接踵而来。1940年，盼望回国已久的杨宪益，带着同样热切盼望重返出生地的戴乃迭，登上前往东方的海轮。离开英国之前，在申请护照时，戴乃迭遇到了负责颁发护照官员的询问。

谈到关于前往中国的目的，戴乃迭对官员说：“我有合约，要去中国一所大学任教。”

“您不能相信中国人的合约。我们必将不得不由政府出钱将您带回。”

“我跟一位中国人订了婚，我们将一起去。”

“您要是发现他早已有两位太太了呢？那我们必将不得不由政府出钱将您带回。”

这时，戴乃迭为了让官员相信自己的确有能力在中国生存，只好搬出已在中国工作多年的父亲来作后盾——他当时正在中国参与他发起的工业合作社工作。她说：我父亲现在在工合组织工作。”

“哦，那就另当别论了。”

戴乃迭拿到护照，和杨宪益离开了英国。“不同于许多的外国友人，我来中国不是为了革命，也不是为了学习中国的经验，而是出于我对杨宪益的爱、我儿时在北京的美好记忆，以及我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仰慕之情。”戴乃迭常說的一句话是：“我觉得我有两个祖国。”

几十年后，朋友们在杨宪益和戴乃迭家中喝酒谈天。有人谈到戴乃迭为了爱情而远离故国，杨宪益飘飘然带着醉意说：我年轻时很俊美，与现在不同。”戴乃迭马上反驳：“你以为我是爱你的俊美？我是爱上了中国的文化！”杨宪益解嘲：那至少也说明我能代表中国文化！”

【错过了与钱锺书共事的机会】

牛津大学是杨宪益一生梦魂牵挂的地方。在那里，他不仅遇到了终生伴侣，也结识了不少良师益友，其中有后来成为大学者的向达和钱锺书。

杨宪益认识戴乃迭以后，劝她多读些中国古典诗歌和古文的传奇故事以及时代较晚的古典散文。毕业考试时，戴乃迭得了个二等荣誉学位，是获得牛津大学中文学科荣誉学位的第一人。杨宪益自称算不上认真苦读的学生，他的精神只能集中到自己喜欢的事物上，毕业考试时得了个四等荣誉学位。老朋友黄苗子后来在《奇人杨宪益》一文中写道：原是牛津大学的博士，因抗日救亡返国，没有拿到文凭，偏偏于1993年由香港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同时荣领博士学位者，还有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德兰修女、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夫人……”杨宪益则解释：“在牛津大学，我读了四年，得了荣誉学士学位。我是学士学位以后就飞回中国，但是那个时候学士学位就相当于硕士学位。我没有读博士，因为那个时候在牛津大学读博士要八年时间。”

在杨宪益看来，牛津大学的生活是“自由”的：那时候，在牛津的学习完全在于自己。一个星期与导师见一次面，其它时间都靠自己在图书馆看书。我不大爱学习，很多时间都是与朋友一起聊天、玩，生活很自由。我们上午和下午的课程都是自愿选听的，晚上没有朋友来就看书，有朋友来就不看书，很自由。”当时在牛津大学的中国人并不多，最初只有十来个人。其中也有不读学位，只住在那里，利用当地较好的图书设备和较廉的房租的，如历史学家向达（向觉明），他是杨宪益在英国时最好的朋友。通过向达，杨宪益认识了钱锺书。杨宪益回忆：锺书当时同牛津的中国朋友很少来往。

大家都觉得他比较孤僻，见面也没有多少话说。记得向觉明兄曾对我说过锺书兄对他们都不感兴趣，他说过除了向觉明兄外，只有“小杨”还可以谈谈。小杨”就是指的我。当时中国人里有三个姓杨的。我年龄最小，所以大家都叫我“小杨”。我听了这话，当然也很高兴。

钱锺书以前讲话也很随便，后来把字改成“默存”，默默地存在，性格跟在西南联大以前的变化挺大。这些事情我都知道，但是我们彼此没有通信。

记得有一次，向觉明兄拉锺书兄同一些中国同学见了面。在座谈中，锺书兄好像没有什么话，他只拉我在一起，大谈一位法国女作家的书札集如何机智有趣，这位女作家是17世纪的瑟维叶夫人，她在路易十四时代同一位侯爵结婚，作了侯爵夫人。侯爵不久就与人决斗死了。她在守寡期间曾给亲戚朋友写了不少信，现在留下来的还有一千七百来封。信的内容大都是写当时法国宫廷中的琐事，从其中可以看到不少当时法国上层社会的风俗人情。

那时我常去巴黎游玩。巴黎有一个很有名的歌舞剧院，叫作“红磨坊”。在那时常听到台上唱的一个流行歌曲，头一句唱词就是“一切都会很好，侯爵夫人”。我每次听到这个唱词，就想起锺书兄在牛津那次高谈阔论，大谈瑟维叶侯爵夫人的情景。其实锺书兄是个书呆子，整天沉醉于书堆里，置一切于不顾。当时并不完全是有意不理大家，拿外文书来唬人，实际是他从来不善应酬，除了谈书本以外也无话可说。可是往往因此不少人就误认为他爱摆架子，看不起别人。

解放后，由于朋友的推荐，钱锺书被调到北京主持翻译英文毛选的工作。杨宪益当时还在南京，正热心处理民主党派和政协事务。

“大概在1950年或1951年，南京统战部通知我，说中央也想调我去北京，参加翻译毛选的工作。我当时婉言拒绝了，说我只懂得翻译文学作品，翻译政治性文章我很外行，做不好。实际上是因为当时我同南京统战部同事的关系很不错，我又刚买了一所小房子，预备在南京定居，北方老亲戚太多，也怕找麻烦，这样我就失去了一个同锺书兄共事的机会。”

【“翻译了整个中国”】

杨宪益、向达、钱锺书，学成后都没有留在国外的念头，毅然回到祖国。杨宪益说：“那时候我在牛津大学学士毕业以后，美国、日本都有工作机会，我都没有考虑，我觉得我是中国人，本来出国读书就是为了回国以后更好地工作。”

杨宪益和戴乃迭婚后在重庆中央大学教书，跟同事关系都很好。“可是，当时学生中间有人当特务，我们追求自由，说话也不注意。”杨宪益回忆，“我们订了一份《新华日报》，还收藏鲁迅的著作，他们知道了。过了一年，中央大学就把我们解聘了。”

但战乱之中，依然有大学聘请他们。在贵阳，杨宪益与尹石公教授等几位学者不时举行诗歌集会，由一个人做东，大家一边饮酒一边创作古体诗歌。尹石公向杨宪益讲了一件有关朋友梁实秋教授的事：有一次，尹石公问梁实秋：“我听你时常提起英国诗人莎士比亚，你非常喜欢莎士比亚的诗。那么，我问你，莎士比亚是哪年生哪年死的？”梁实秋回答：“他生于1564年，死于1616年。”尹石公说：“那他只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人。他怎么能与我国唐代诗人们相比呢？”

抗战中，杨宪益夫妇换过几所学校。梁实秋曾任重庆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主任，热情邀请杨宪益夫妇进入编译馆工作。在北碚时期，生活虽然艰苦，杨宪益依然不忘诗酒，与复旦大学教授梁宗岱结成好朋友。杨宪益回忆：我尤其喜欢梁宗岱教授。平时每隔一天，他总要在晚饭后来到我们宿舍，我们一边喝着当地产的烈性酒，一边畅谈在牛津和巴黎留学的日子，畅谈法国诗歌和文学。我还记得发生在1943年冬天的一件与他有关的趣事。有一天晚上他上我家来，我有一整坛白酒，里面还浸泡着龙眼。这坛酒平时藏在我的床底下。凑巧的是，床底下还放着同样大小的一个坛子，里面盛满煤油。当时的电力供应时断时续，很不正常，碰到停电，我们晚上常在书桌上点一盏煤油灯。煤油颜色浅黄，和我贮藏的那坛龙眼酒的颜色相同，那两个坛子是挨着搁的，看起来完全一样。

我弄错了，端起煤油坛子，给他倒上满满的一碗。他尝了尝说，我的酒似乎很有劲头，有一种特殊的味道，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把碗里的酒喝干了。他离开后，我才发现自己拿错了一坛，但是为时已晚，他已经乘渡船过了江，回到他的大学去了。我真怕会把他毒死，但他第二天又上我家来了，什么事也没有，我俩为此笑得前俯后仰。

抗战胜利后，杨宪益和戴乃迭离开重庆，跟着编译馆到了南京。直到1952年，北京有朋友邀请他们加入了刚成立的外文出版社。虽然没有加入中国籍，但是戴乃迭把婆家的国家当成了自己的国家。她学会了中文，会写一手正楷小字，还能仿《唐人说荟》，用文言文写小故事。杨、戴合璧，外人看来如天作之合，而在杨宪益道来似乎平淡无奇：我的翻译大部分是她打字的，她加工了。还有一些是她自己翻译的。后来她的中文也不错了，白话文可以看，一些古典的东西还是要我先翻译，她加工。一些现当代的东西，就是她自己翻译。《红楼梦》的翻译也是我们合作。有的时候是我口述，她打字，她打字比较快。中国近代小说史，三天时间，我一边口述她一边打字。这样的情况不多，大部分都是我先打字，她对着原著看着，然后再校改。”

自19世纪末以来，与外文中译的繁盛景观形成鲜明对比，中文外译一直显得势单力薄。

直到20世纪40年代，西方人对中国文史经典还几乎一无所知。在国立编译馆时，杨宪益选择了翻译《资治通鉴》，因为觉得“有人还没看到过”。虽然由于战争原因，最终《资治通鉴》的英文译稿不幸丢失，没有出版，但这是中国学者主动向西方介绍文化典籍的最初努力，杨、戴两人的中文外译事业也从此开始起步。

在半个世纪里，杨宪益、戴乃迭联袂翻译的英文版中国文学作品，从先秦散文到中国古典小说;从鲁迅、郭沫若，到丁玲、赵树理、王蒙、张洁;从现代歌剧到样板戏，数量达百余种、近千万字，这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极为罕见，以致有人评价他们“翻译了整个中国”。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翻译中，这对翻译家夫妇最为著名的译作是在国际上第一次推出了屈原的《离骚》英文版，把屈原介绍给世界。此外夫妇俩还合译了《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小说选》《聊斋选》《老残游记》以及全本《儒林外史》等古典文学名著。

上世纪60年代初，杨宪益、戴乃迭开始翻译《红楼梦》，其间虽有中断，最终于1974年完成，由外文出版社分三卷出版。目前世界上《红楼梦》的全译本有两种，一种是杨宪益、戴乃迭的英文版，另一种是英国汉学家霍克斯版的《石头记》。而杨、戴版《红楼梦》译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最为准确，更加严谨，最大程度上保全了《红楼梦》的中国文化本质。有学者评价说，杨宪益夫妇的译本忠实原著，几乎逐句对译，一草一木不遗，一诗一赋必录，从中更能寻得原著的本来风貌，被誉为西方世界最认可的《红楼梦》英译本。

在中国现代文学翻译领域，杨宪益、戴乃迭的突出贡献是向世界翻译推介了鲁迅的作品，阿Q正传》《野草》《朝花夕拾》《呐喊》《彷徨》等译作相继面世。应该说，鲁迅为世界所熟知并享有盛誉，与杨宪益夫妇的成功翻译是密不可分的。

1982年，杨宪益发起并主持了旨在弥补西方对中国文学了解空白的“熊猫丛书”系列，重新打开了中国文学对外沟通窗口。这套丛书里，既有中国古典文学经典，也收录了《芙蓉镇》《沉重的翅膀》以及巴金、沈从文、孙犁、新凤霞、王蒙等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从来银汉隔双星】

在熬过了一段动荡的岁月后，杨宪益和戴乃迭家的客厅，重新成了朋友们欢聚的天堂，饮酒畅谈，吟诗唱和，其乐融融。

这位翻译家有两类“暮年上娱”——写打油诗和喝酒，他笔下的打油诗自成一家。

我问：“您是搞翻译的，为什么写起打油诗？”杨宪益笑道：“我小时候，练过一些古文，所以写起打油诗没有什么困难。在英国的时候，差不多中文就没有怎么看。回国以后，我认识一些老先生，他们喜欢在一起做诗，他们把我拉了去，他们写，我也跟着写。”

戴乃迭的回忆则可以解开其中的一些缘由：“1941年，我们去贵阳师范学院任教。贵阳是个落后的小城，单调乏味。一位同事将我们介绍给当地的一些文人。我们大约每周聚餐一次，要么在某人的家里，要么在饭店。这些文人的妻子都被严格地排除在外，我是聚会中惟一的女性。用过饭之后，男人们作起古诗。

宪益自幼习诗，十分长于此道。他能够飞快地草成一首。诗人卢冀野有一次从北碚来探访我们，对此留有深刻的印象。这些美食家们的文学夜会充满了浓厚的封建气息，在那段历史时期完全是一种遁世行为。”

当年遁世而写诗，如今难得有一个安定的晚年，唤起杨宪益诗情的依然是朋友间的唱和。他的打油诗也如其性格一样，旷达、幽默，如《题丁聪为我漫画肖像》：“少小欠风流，而今糟老头。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

恃欲言无忌，贪杯孰与俦。蹉跎惭白发，辛苦作黄牛。”杨宪益与黄苗子唱和时撰有一联：“久无金屋藏娇念，幸有银翘解毒丸。”启功认为对得不错。后来有心的朋友將杨宪益的打油诗搜集成册，名为《银翘集》。

没有朋友，杨宪益是不大写诗的，他说：写诗一般都是朋友写，我跟着一起写。

我很少一个人写诗。”他和黄苗子、邵燕祥曾合出《三家诗》。而身边的朋友，来自不同的学科：文学、翻译、电影、美术，济济一堂，颇有魏晋之风。杨宪益笑道：原来是普通朋友，坐牢几年，就成了很好的朋友。我的朋友中，向达是研究历史的，搞美术的也很多，黄苗子、丁聪、黄永玉，我都认识。”每一个到过他们家的朋友，都喜欢戴乃迭。有人感慨，这里就像当年梁思成林徽因的客厅。

难得的太平岁月，杨宪益和戴乃迭总是一起去市场买菜，去医院看病，他们相濡以沫将近60年。然而，曾经太多的苦难终于伤害了戴乃迭：“先是眼睛坏了，不能看书看报。再是骨质疏松，再是老年忧郁症，最后发展成痴呆症。”杨宪益总是无微不至地照顾着老伴，吃饭时给她围上餐巾，连哄带劝地喂她吃饭;与夫人寸步不离，朋友们去看望她时，她甚至已认不出他们，但她一直微笑着，白色卷发松软地围着老太太泛红的脸——郁风就这样为她画了一幅肖像，他在画上题了两行字：金头发变银白了，可金子的心是不会变的。

1999年初冬，戴乃迭去世，杨宪益写下

悼亡诗：

早期比翼赴幽冥，

不料中途失健翎。

结发糟糠贫贱惯，

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作伴多成鬼，

白首同归我负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

从来银汉隔双星。

2009年11月23日，杨宪益先生追随戴乃

迭而去，翻译界的这对“神雕侠侣”的故事，

从此成为了世间绝唱。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