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兴无

电视剧《外交风云》里有这样一组镜头，在新中国外交部成立大会上，政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讲了这样一番话：“早在抗战时期，在重庆，龚澎就作为我们的新闻发言人，是一位风采、气度、学识兼备的外交人才。当时她在重庆比我的名气还要大呀！”龚澎是外交部第一任新闻（情报）司司长、第一位新闻发言人。她的外交生涯始于重庆，在重庆对外交往的平台上，她绽放芳华、施展才华、挥洒魅力，被誉为“美与革命结合的化身”。

脱颖而出

龚澎于1914年出生，原名龚维航，其父龚镇洲是辛亥时期著名的革命党人。1933年6月，她以优异成绩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是公认的“校花”，也是燕大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之一。作为骨干，她参加了1935年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1936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夏，她从燕大毕业后，回到母校上海圣玛利亚女中任教。1938年春毅然奔赴延安，因景仰革命烈士彭湃，将名字改为龚澎。

龚澎在延安的陕北公学、马列学院受训3个月后，1938年9月随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东渡黄河，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工作。1940年8月，设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对外称八路军办事处）急需会英语的外事人才，中央组织部点名龚澎前往。

龚澎被分配到南方局外事组当外事秘书，是周恩来与外国使节、外国记者打交道的联络员和新闻发布员，公开身份是《新华日报》记者。她脱下军装，换上旗袍，蓄起长发，还烫成雅致的发型，显得格外端庄秀丽、光彩照人。外事组组长王炳南的夫人王安娜（德国人）形容龚澎“像是画中描绘的美人”。

龚澎经常随周恩来出入涉外场合。名记者赵浩生的描述颇具现场感：“紧跟在他（周恩来）后面步入会场的，是大家早已熟知的周恩来的秘书龚澎女士。龚女士不仅年轻貌美，而且很有风度。她当时穿着一件旗袍，坐在椅子上，露出两条漂亮的腿，引得在场的中外记者不住地打量着她;加上龚能说一口地道的英文，交相辉映，是典型的美与革命完美结合的化身。按照国民党的说法，她是一个‘女匪，这样的‘女匪实在是可敬可爱，充满魅力。招待会开始，周恩来坐在沙发上从容地发言，龚澎坐在一旁的椅子上充当翻译，两人珠联璧合，谈笑风生。”

龚澎到重庆之初，正值皖南事变前夕。她陪同周恩来会见了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作家海明威，并现场翻译，她“讲的英语不但无懈可击，而且十分流利”。在会见斯特朗时，周恩来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正在酝酿投降与内战的阴谋，预言即将发生更大的反共事件甚至是战争。龚澎还将一份26页的资料交给斯特朗，周恩来嘱她可以在美国报纸上发表。

果不出周恩来所料，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周恩来获悉后，连夜召集外事组紧急开会，要求全组人员尽快与驻重庆的外国记者和外交官联系，给他们提供有关资料，将皖南事变的真相迅速公诸世界。

龚澎与外事组的同事走访各国使馆、外国记者，披露事变真相，阐明中共立场。国民党当局派特务日夜在外国记者站门前把守。龚澎没法进去，就设法把认识的外国记者约出来，把有关皖南事变真相的资料交给对方。对方将全部消息航寄到香港发表，全世界都知道了事实真相。2月初，斯特朗以龚澎提供的材料为素材写出报道，抢先在《纽约先驅论坛报》上刊登，轰动一时;接着她又撰写了《中国的国共危机》一文，在《美亚》杂志3月号上发表，文章全面分析了皖南事变发生的国际环境和国内背景，呼吁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联合起来，制止中国内战。英美舆论界纷纷对国民党的反共行为给予谴责，对中共表示极大的同情与支持。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直支持中国抗战的英国大使克拉克·卡尔对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表示不满，龚澎立即用大量的事实披露皖南事变真相，指出由国民党一手挑起的“同室操戈”，有可能导致日本侵略者的大规模进攻。龚澎犀利的观点获得了卡尔以及各国记者的认同。她还一一回答了各国记者的提问，成了记者招待会的中心人物。

卡尔如实向英国国内报告，英国政府警告蒋介石，加剧内战只会使日本人加大对中国的攻击，为中共向蒋介石施压要求停止反共摩擦起到了配合作用。在此后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卡尔大使特地邀请龚澎坐在他旁边，以示对蒋介石破坏团结抗日举动的不满。应卡尔之邀，龚澎陪同周恩来到其寓所商谈皖南事变等相关问题。

蒋介石对卡尔的态度和言行十分恼怒，坚决要求英国政府把卡尔调离中国。1942年初，卡尔离华，改任英国驻苏大使。周恩来为卡尔设宴饯行，并安排龚澎对卡尔进行专访。龚澎采写的《惜别一位真挚的中国朋友——卡尔大使访问记》发表在《新华日报》上，文中写道：“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爵士在华已四年，他在促进中英邦交上有着显著的贡献，他代表着英国人民对正义战争的意志，真挚地爱护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人民……”她与卡尔的友谊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

龚澎还陪同周恩来会见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居里。美国政府根据居里回国后的报告明确表示：如果蒋介石在此时发动内战，就将暂停一切对华援助。其他一些西方国家政府也警告国民党不要扩大矛盾，要求国民党建立包括中共在内的联合政府。

魅力四射

战时的重庆设有40多个国家的大使馆，以及各国的新闻机构和各类援华机构，常驻外籍人士约1200人。其中包括来自美联社、路透社和《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通讯社、报刊社的百多名外国记者。一时间，重庆成为风云际会之都市，外交斗争之前沿。

当时国民党垄断外交和对外宣传，限制外国人进入延安等地访问，国际上对中共的实际情况了解甚少。周恩来对南方局外事组提出“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工作方针，龚澎除了服务周恩来外事活动外，主要跟外国记者打交道，广交朋友，宣传中共的政策主张，介绍敌后抗日战场的情况，扩大影响。

龚澎英语的笔译和口译水平都很高，能看着中文稿直接在打字机上译出英文稿，迅速将延安传来的消息和《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的重要文章翻译成英文，为外宣攻势制造“炮弹”。为了赶译毛泽东的重要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她连续两昼夜坐在打字机前不停地敲击键盘，眼里布满血丝，同事把饭端到桌旁，她匆匆扒上几口又继续工作。

国民党在重庆两路口巴县中学内设有外国记者站，各国记者集中于此。龚澎的到来让他们眼前一亮，尤其是她以流利英语发布的来自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新鲜消息，更使他们兴趣盎然。因为他们不满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自然关注来自中共的消息。那时，国民党经常攻击八路军“游而不击”。1941年5月，山西中条山战役爆发后，国民党诬蔑八路军“抗命不遵”“没有配合作战”。龚澎以确凿事实为根据，及时向外国记者发布：“八路军有战报！有战果！”“八路军敢于接受敌人的挑战！”外国记者立即据此拍发电讯。

龚澎与外国记者坦诚以待，从不隐瞒自己共产党人的身份和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记者们也知道她是为共产党说话的，但都愿意听她发布消息。他们之所以喜欢她，用美国《联合劳工新闻》记者爱泼斯坦的话说：“一个是她提供的新闻真实，另一个是她为人的真诚和她的品格。”

龚澎的魅力不知不觉地在外国记者中扩散，她几乎结识了驻重庆的所有外国记者。她十分讲究沟通的艺术，能从对方的角度看问题，研究对方在想什么，然后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讲对方感兴趣的故事。八路军的战斗生活在她的嘴里成了一个个有趣的故事。外国记者不愿到国民党新闻处获取资料，更愿意听取来自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声音。

龚澎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总是饶有兴趣地倾听别人的意见。美联社有个记者对中共抱有很深的成见，龚澎耐心地向他介绍中共的政策和事实真相，后来这个记者发回去的稿子大量使用了龚澎提供的资料。

外国记者不满足于从龚澎那里听到来自解放区的消息，而是更希望到延安等解放区去“眼见为实”，龚澎积极为此牵线搭桥。当时在延安的周恩来特地发电报安排龚澎陪同记者团赴延安。1944年5月17日，龚澎陪同中外记者团从重庆出发，6月初抵达延安。外国记者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还深入到陕甘宁、晋西北解放区进行了为期4个多月的采访，目睹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有记者感慨地对龚澎说：来延安之前，觉得你们的宣传有些夸大，来延安后觉得你们的宣传太不够了。”记者们向各自所在的新闻社、报社发回了数十万字的电讯和通讯稿，还在美英等国出版了一批关于中国解放区的书籍，如福尔曼的《北行漫记》、白修德的《中国的惊雷》、史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武道的《我从陕北归来》、爱泼斯坦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引起强烈反响。

得知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长费正清有意了解中共，龚澎即通过《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结识了费正清，并应费正清之邀，定期教他学习汉语会话，并坦诚介绍了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情况。在费正清的眼里，“龚澎的性格里既有青春的朝气，又有对中国共产党事业的坚定信念，再加上随军记者特有的敏锐观察力和清新的幽默感”。他们很快成为朋友，他称自己的观点跟共产党完全不同，但“龚澎提供给他的消息和共产党的宣传小册子，他很乐于接受和阅读”。

龚澎还结识了史迪威将军的前助手、美驻华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通过她的介绍，谢伟思看到了八路军、新四军的真正力量，使包括史迪威将军在内的一些美国军人产生了同八路军、新四军合作抗战的念头。谢伟思还向国内发回揭露国民党弊政的报告，断言国民党不再是中国的进步力量，其现行政策“必定要失败”。

在对外交往的舞台上，龚澎的才干和魅力得到尽情挥洒，在重庆新闻界、外交界脱颖而出，不仅受到党组織和周恩来的信任和赏识，也赢得外国人士的关注和青睐，甚至对手也为其折服。

1942年起，龚澎被中共南方局任命为外事组副组长。她在向外国记者宣传中共主张和敌后抗战情况的同时，也从对方那里了解欧美动向，每隔几天就向周恩来交书面汇报。根据她的建议，周恩来会见一些外国记者和外国朋友。1942年秋，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威尔基访华。周恩来欲在与威尔基会谈时揭露国民党的反共行径，指示除非美方特殊要求，还是让龚澎担任翻译”。周恩来平易近人、严格自律和满腔热情的工作作风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龚澎。重庆的中外人士公认，龚澎的言谈举止体现着大家十分熟悉和欣赏的“周公风范”。

龚澎与许多外国记者和外交官成了朋友。有人说，这是因为他们想得到这个有魅力的“女共产党”的偏爱。的确，“美国大使馆和外国记者招待所里的年轻人为她的魅力所倾倒”（费正清语）。但真正的原因是，龚澎与人为善、严格自律的品质，才智超群的禀赋、热情且优雅的风度、追求信仰的真诚赢得了大家的尊重与喜爱。在龚澎需要帮助时，他们都慷慨援手。她得了痢疾，马上有美国记者把她送到美国海军医生那里去治疗;美国记者接力将龚澎姐姐龚普生带给她的一箱药品和衣物从昆明传递到重庆;听说她面临被绑架的危险，费正清等“马上就会定出一种护送制度”;廖梦醒遭遇丧夫之痛，在一票难求之时，她从美国新闻处为廖梦醒母女弄到两张船票，使她们得以顺利返沪。

凡是那一时期在重庆待过的外国记者，后来写书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写到龚澎。曾起草美国外交政策《白皮书》的约翰·麦尔比回忆，龚澎“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对共产党人原有的印象”。费正清写道：“《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约瑟夫·艾尔索普因她的魅力而发狂，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爱律克·塞瓦赖德一见到她就容光焕发，菲利浦·司普劳斯则是暗自表示倾慕之情。英国大使馆中的部分人士也都是这样，还有哪些人我就不清楚了。”

国民党行政院新闻发言人张平群学识渊博，精通英文、德文。尽管是政治对手，但他也很敬重龚澎，说她很能干，对工作一丝不苟，与记者打交道机智灵活，应变能力强。甚至连蒋介石也感慨：“为什么国民党找不到像龚澎一样的外交人才。”

不负重托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谈判。谈判期间，周恩来要求南方局全力以赴做好中共代表团的服务工作。他特地向龚澎交待，毛主席无论是会见外国使者、外国记者还是其他外国朋友，自始至终都要参与，当好翻译，搞好协调。

在重庆，毛泽东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龚澎和外事组的同事为毛泽东的外事活动进行多方沟通和协调。一有活动，龚澎就陪同在毛泽东身边，尽心尽责地做好翻译工作，完整准确地将领导人的政治主张以及政治态度传达给对方。她的才华深为毛泽东所赞赏。在重庆谈判期间，龚澎成为万众瞩目的人物。

为了打破国民党在外交上的封锁，毛泽东在龚澎的陪同下，会见和拜访了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苏联驻华大使贝志高、加拿大驻华大使顾德伦，以及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史奈特、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魏亚特等国际知名人士和外国朋友，阐述了中共的政策主张。

为了感谢援助中国人民的国际友人，毛泽东和周恩来于9月8日举行茶会，招待在重庆的援华救济团体人士。龚澎现场陪同并作翻译。出席这次招待会的有美国联合援华会、英国援华会、美国红十字会、英国红十字会、世界学生救济委员会、国际救济委员会、公谊救护队等组织的负责人或代表。毛泽东在会上致辞，诚挚地感谢各国朋友8年来对陕甘宁边区及各解放区的许多援助，并希望今后在中国和平建设时期，在经济建设方面继续给予帮助。

毛泽东还会见了路透社、合众社记者，回答了他们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龚澎一边参加会见外宾，一边担任翻译工作。美国记者称龚澎是“一名机敏活泼的助手”。毛泽东在回答外国朋友的问题同时，也提出一些问题，问完问题后，毛泽东向龚澎几乎不易觉察地点了一下头。龚澎心领神会，微笑着说：“毛主席还有事，他不能和我们一起吃饭了，但是他希望你们尝尝我们准备的几个简单的菜肴。”

毛泽东到重庆一事受到广泛关注，同在重庆的美国驻云南昆明第十四航空队的雷华德·海曼、爱德华·贝尔、杰克·埃德尔曼等三名美国士兵希望见到毛泽东。龚澎得到信息后，认为这是让美国普通人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机会，在详细了解情况后，她立即向周恩来汇报，建议请毛主席见见他们。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后，她又提前做了周密安排。

9月16日下午，毛泽东在红岩村13号会见这三位美国士兵，当看见有美国士兵胸前挂着照相机，他笑着说：“你们是不是要照相？那就趁太阳还没下山，赶快拍照。”龚澎一翻译完，美国士兵欣喜若狂，毛泽东便与美国士兵及龚澎等人在一丛芭蕉树前留下了珍贵的合影。接着，毛泽东在办事处一楼会客室与美国士兵友好交谈，龚澎作现场翻译。毛泽东同美国客人讨论了世界形势、中国前途，他指出，中美两国人民一定会建立伟大友谊，并希望他们能把所见所闻告诉美国人民。会见快结束时，周恩来也来到红岩村。毛、周请美国朋友在二楼共进晚餐。美国客人将他们仅有的115美元赠予毛泽东，以示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支持。毛泽东则送了一套版画给他们留念，说：“希望有一天，在中国能再见到你们。”

9月19日中午，经过龚澎的协调安排，毛泽东、周恩来会见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并共进午餐。毛泽东一见司徒雷登，就笑容满面地说：“司徒先生，久仰，久仰！你们燕京大学人才辈出，给我们延安也输送了不少人才。他们在那里都工作得很好！包括这位龚澎女士，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呀！”司徒雷登笑言：龚维航，就是你说的龚澎，是我以及燕京大学最优秀的学生，现在在为你们工作。她出色，我荣幸！”毛泽东、周恩来与司徒雷登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并一再对他为中国教育所作的贡献，以及燕大师生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表示感谢和赞赏。司徒雷登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只写了一句话：与毛泽东、周恩来这次餐叙是龚维航跟她的丈夫乔冠华所安排的。”

雾都恋情

来重庆前，1940年8月1日，龚澎与八路军总部的同事、留学德国的“海归”刘文华在太行山的一个小山村里结了婚。但新婚仅29天，龚澎就被调往重庆。她与刘文华分别时约定，抗战胜利之日就是两人团聚之时。

到了1942年8月，龚澎同刘文华分别已经快两年了，他俩靠鸿雁传书诉说离愁别绪。她已几个月没有收到刘文华的信了，一种不祥之兆袭上心头。她想周恩来可能知道刘文华的消息，因为周一直关心她夫妻俩南北分居的问题，曾多次与华北方面联系，调刘文华来重庆工作，终因前方工作离不开，无法南来。当她到周恩来办公室询问刘文华的情况时，周恩来久久地望着窗外，神情凝重，将实情告诉了她：刘文华在前线征战途中，突患急性盲肠炎，因医疗条件极差，延误了治疗，病魔夺走了他年轻的生命。

刘文华去世的日子是6月30日。周恩来得到消息时恰是在龚澎的父亲刚刚病故不久，他不忍让她再受刺激，就把消息压了下来，还就龚父病故一事兩次写信给龚澎予以安慰。周恩来把刘文华在弥留之际口述之遗书转交给龚澎。信中写道：“我的妻子，我在想她。我如有不测，让她嫁人。只要她不脱离革命，她就永远对得起我……”龚澎再也控制不住，跑回小屋痛哭。周恩来让邓颖超去抚慰龚澎，然后自己再次和她长谈，使她的心情慢慢平复下来。随后，龚澎写了一篇充满感情的文章《纪念文华》登载在《新华日报》上，她写道：“痛定思痛，我抬起头来，决心将文华中途留下来的事业继承下来，一则以纪念他，一则以贯彻我的信仰。”

龚澎将悲痛压在心底，以更高的热情投到工作中。1942年末，一个同样有德国留学背景的青年才俊来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他叫乔冠华。龚澎和乔冠华初次见面是在周恩来办公室。周恩来介绍他俩认识，并说：“你们一位是外事组副组长，一位负责《新华日报》国际版的工作，今后就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啦。”龚澎笑着向乔冠华伸出了手：“你好，欢迎你！”

因为工作性质相近，龚澎和乔冠华几乎天天见面，经常一起研究工作。不久，他们发现彼此有很多共同话题、爱好和志趣。在彼此眼里，一个是身材颀长、知识渊博的“才子”;一个是聪颖美丽、富有才华的“佳人”。两人由相识、相知到心心相印，彼此欣赏，爱慕之情油然而生，但谁也没有主动挑破这层薄薄的窗户纸。

一次偶然的机会，乔冠华与龚澎在作家冯亦代家中不期而遇。乔与冯是旅居香港期间的老朋友，冯夫人郑安娜与龚澎是在上海圣玛利亚女中同住一室的同学。乔、龚离开冯家后，郑安娜对丈夫说：“老乔和龚澎，一个才子，一个才女，天生的一对。”冯亦代连连点头。于是，那一层窗户纸终于被冯氏夫妇捅破了。龚澎、乔冠华开始谈起了恋爱。

1943年4月，乔冠华得了肠穿孔，疼得在宿舍地上打滚，恰巧龚澎来找他去见外国记者，便立即送他去医院，并请朋友介绍最好的外科大夫给他做手术。在他康复期间，龚澎经常陪护在病床旁。后来友人戏称，“断肠人”为“心上人”所救。

一次，他俩在周恩来办公室谈完工作，周恩来说：“冯亦代和郑安娜给你们做了一件大好事。你们自己准备拖到什么时候啊？”龚澎的脸唰地红了，乔冠华局促地去摸烟，一看桌上放的“请勿吸烟”的牌子，又将手垂下。龚澎忙说：周公，人家西方人不抽烟情绪就不高。”“你看龚澎连你抽烟都不反对，你还有啥说的？”周恩来大笑：“我这里禁烟不禁婚呀，你们商量个时间吧！”

1943年11月，龚澎、乔冠华这对才子佳人喜结良缘。曾家岩50号三楼原叶剑英的居室（叶已返回延安）成为他俩的新房。

龚澎、乔冠华经常一起出现在记者招待会及各类政治文化社交场合，郎才女貌，相得益彰。相对于乔冠华，龚澎更理性，政治上更成熟，她擅于与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乔冠华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学者型革命者，为人处事质朴耿直。两人在一起就像一艘向着灯塔行驶的船，一个划桨，一个掌舵，同事们把他们称为“绝配”。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对龚澎、乔冠华这对革命夫妻也赞不绝口，称两人是“天生丽质双飞燕，千里姻缘革命牵”。

1946年初，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龚澎到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工作，后又至上海和香港开展党的国际统一战线工作。1949年初，她奉调到西柏坡中央外事组工作，进驻北平后，参与筹建新中国外交部，35岁的她成为外交部最年轻的司长，是我国外交事业的重要开拓者之一。

1970年9月20日，龚澎不幸早逝，年仅56岁。周恩来十分怀念这位结识于重庆的得力助手，称赞“龚澎是外交部女性的一面旗帜”。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