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 向 华

(河北科技大学 文法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18)

惯用语是“人们口语中短小定型的习惯用语”[1](P321)，是汉语熟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特点为：“一、它的语义具有双层性，除字面的语义外，必需具有深层次的比喻引申意义；二、它的结构是固定的；三、在句法功能上它同成语近似，在修辞功能上它有强烈的通俗性和口语色彩。”[2](P56)语义双层性是惯用语的典型特征，在字面义之外还有深层含义，如“捅马蜂窝”的字面义是捅了马蜂的巢，深层义则为惹麻烦。

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惯用语的组合和意义是任意的，惯用语的字面义和深层含义之间不具有可预测性。从语用修辞角度分析认为，惯用语的深层义是比喻义或借代义。二者均承认惯用语的字面义之外有深层义，但对于惯用语深层义的产生路径及思维机制却缺乏进一步地分析。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转喻和约定(conventional)知识构成惯用语意义生成的认知基础。”[3](P7)本文将从认知语言学隐喻、转喻理论出发讨论惯用语深层义——隐喻义、转喻义的生成机制及基本类型。

鉴于目前学界对惯用语外延的认识还存在分歧，本文选择大家意见较一致的动宾类惯用语作为研究对象。①

一、动宾类惯用语的隐喻义

隐喻不只是修辞手法，更是一种认知经验。“隐喻是使用熟悉的、具体的事物对比较抽象、模糊的经验而进行概念化的一种手段，其特征是把与一个认知域相关的成分投射到另一个认知域中去。”[4](P153)隐喻是建立、形成新概念的重要手段，包括源域、目标域两个概念域，二者具有相似性，前者是人们熟悉的具体事物，后者是新的还没有命名的新概念或者无法命名的抽象、模糊的经验，借助源域人们理解新的目标域。对于惯用语来说，原义是源域，隐喻义是目标域，原义是理解隐喻义的基础。

(一)隐喻义的形成

惯用语的原义到隐喻义是如何形成的？相似性是前提，映射是途径。

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相似性，是隐喻义形成的前提。相似性或者表现为事物之间形状和功能的“物理相似性”，或者表现为心理感受相同的“心理相似性”。动宾惯用语多为具体动作，因此本义和隐喻义之间更多表现为“心理相似性”。如“背十字架”，原义是古罗马帝国的一种刑法，把受刑者手脚钉在十字架上，使其慢慢流血而死，人在受刑过程中异常痛苦，遭受了非人的苦难，后隐喻义泛指人类背负沉重灾难。二者具有“心理相似性”。从原义到隐喻义的基本途径是映射。映射是对具有相似性的两个概念域进行转移、重组，包括本体映射和认识映射。“前者指源域中的实体和事件与靶域中的实体和事件的对应(correspondence)。后者指将源域有关实体和事件的知识转至靶域中的实体和事件之上，即运用推理(Kovecses)。”[3](P8)

本体映射中惯用语的原义和隐喻义之间有框架结构的对应性。如“抱佛脚”，试比较以下两例。②

例1：云南之南一番国，专尚释教有犯罪应诛者，捕之急，趋往寺中，抱佛脚悔过，便贳其罪。

例2：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从1996年9月酿成100多人死亡的罕见台风、洪灾，到这次特大洪水袭击，前后不过5年时间，洪水是海南挥之不去的幽灵。必须要有防洪意识，做好各项准备。等到洪水到来，才临时抱佛脚，谁敢保证不出疏漏呢？

例1为“抱佛脚”原义：人犯罪之后，为免罪，情急跑到寺庙中抱住佛脚请求原谅。例2为隐喻义：指平时没有做好准备，事到临头慌忙应付。

“抱佛脚”从原义到隐喻义，是通过一种生活经验来建构一种普遍经验的方式，两种经验之间能够连贯起来，是因为二者存在相同的结构维度，源域的实体和事件与目标域中的实体和事件具有对应性。“抱佛脚”的语义结构见表1。

表1 “抱佛脚”语义结构

例1、例2中“抱佛脚”的基本结构框架为：人因为某种原因临时做某种事，以期达到一定目的。因此人们用“抱佛脚”这一具体动作来隐喻“平时不做准备，事到临头才慌忙应付”这一抽象概念。

认识映射，也就是知识、特征映射，是原义中的认知经验转移到隐喻义。如“吃大锅饭”，原义为众人吃一个大灶做出的饭，其中蕴含的认知经验是：无论你做了多少，都吃一样的饭，享受一样的待遇。这种认知经验转移到目标域，隐喻分配上搞平均主义，无论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待遇都一样。

(二)隐喻义的类型

动宾惯用语中动词和名词之间组合松散，具有离合性。在具体使用中，动词和宾语有时可以分开单独使用，中间可以插入修饰性成分。

例3：我们一方面面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又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

例4：像这个女学生把幼年经历当成包袱，越背越重，欲罢不能的例子还有很多。

例3中“背包袱”中间插入修饰性成分“沉重的”和“历史”。例4 “包袱”在前，“背”在“包袱”后面。动宾惯用语离合性的特点导致惯用语隐喻义的类型多样化，有的源于惯用语的整体，有的源于部分，有的是双重隐喻。

1.整体隐喻。动宾组合原义在语言实际中存在，也比较常用。原义表示具体行为动作，隐喻义是某类抽象动作或经验。如“摆样子”，在实际语境中，原义和隐喻义都存在，举例如下。

例5：过去，在“短缺经济”的状况下，生活日用品匮乏，走进商店，常常看见一些商品标着价格。倘若想买，售货员便答曰：“这是陈列品，不出售”。也就是说：这是摆样子的，叫“有价无市”。

例6：白春兰诚恳地对记者说：“治理沙漠是利国利民、造福子孙的好事，成功的经验对大家都有用。你要真心学习，留下来我愿意讲，也可以就地示范。参观学习如果只是为了摆样子，到头来忙了半天大家都还是一场空！”

从上下文可知，例5是“摆样子”原义，商店中所陈列商品只是样子货，不能真正出售。例6中“摆样子”是其隐喻义，“参观学习”只是走表面形式，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对这类惯用语的理解，在实际语言中是原义还是隐喻义，需要借助语境具体分析。

再如“唱独角戏”。戏曲本来应该是一群人表演，有生旦净末丑多种角色，且相互配合，但是如果只是一个人表演，则被称为唱独角戏。和此类表演相似，生活、工作中很多事情需要很多人配合来共同完成，但如果只是一个人独立完成则被称为“唱独角戏”。

2.部分隐喻。此类惯用语原义在生活中基本不使用。动宾结构中，动词或宾语发生隐喻，进而引发惯用语整体隐喻。

“宾语”使用隐喻义，如“保饭碗”。“饭碗”因为和工作在功能上有相似之处，用来隐喻工作，“保饭碗”隐喻保住赖以生活的工作。“丢饭碗”、“砸饭碗”隐喻失去赖以生活的工作和职业，丢掉生活来源。

“动词”使用隐喻义，如“吃”的系列惯用语。“吃”的原义为把食物等放到嘴里经过咀嚼咽下去，“吃”能够满足人类的生活需要，通过“吃食物”人得以延续生命。因为工作能够提供人金钱，金钱是人获取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保障，“吃”由具体“咀嚼吞咽”动作隐喻为“依靠某项职业生活”，“吃皇粮”，隐喻义为通过给公家当差谋生。

3.双重隐喻。部分惯用语深层义的形成需要经历两层隐喻。第一层隐喻来自惯用语的组成部分，动词或宾语部分，第二层隐喻来自组合后的惯用语整体。

如“吃老本”，第一层隐喻来自动词，“吃”隐喻为“依靠某项工作和职业生活”，“吃老本”指依靠老本继续做生意，消耗本金。在“依靠老本要继续做生意”基础上，继续第二层隐喻，由该动作行为联想到相似的抽象经验，不再单指做生意依靠老本，泛指人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只凭已有的资历、功劳、本领过日子，不求进取和提高。

二、动宾类惯用语的转喻义

隐喻强调的是两个概念域之间的相似性，而转喻则强调二者的邻近性。转喻是“用一个概念来指称另一个相关的概念，是两个相关认知范畴(往往属于同一个认知框架)之间的过渡，以一个概念为参照点(始源概念)建立与另一个概念(目标概念)的心理联系。”[5](P136)

关于转喻的生成机制，沈家煊认为：“(1)在某个语境中，为了某种目的，需要指称一个“目标”概念B。(2)概念A指代B，A和B须同在一个“认知框架”内。(3)在同一“认知框架”内，A和B密切相关，由于A的激活，B(一般只有B)会附带被激活。(4)A附带激活B，A在认知上的“显著度”必定高于B。(5)转喻的认知模型是在A和B的某一“认知框架”内相关联的模型，这种关联可以叫做从A到B的函数关系。”[6](P4～5)

转喻的形成不是随意的，二者要在同一“认知框架”内。认知框架是“人们根据经验建立起来的概念与概念之间的相对固定的关联模式，对人来说，各种框架是‘自然的’经验类型。”[6](P5)关于认知框架，Lakoff(1987)提出理想化认知模型，Warren(1999)区分了五种邻近性：合成(com-position)、使役(causation)、领属(possession)、方位(location)和表征(representation)。每种邻近性都包含大量的次类。[7](P2)Peirsman和Geeraerts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23种转喻原型模式，即23种认知框架。张辉、卢卫中比较分析概括为四种类型：一是空间和物质认知域中的邻近性，次类型包括：空间部分与整体；方位与所在；容器与被容纳物；物质与实体；一件衣物与人；一件衣物与身体部分。二是时间域中邻近性，次类型包括：时间部分与整体；先前与后果；时间与实体；客体与数量。三是行为、事件和过程的邻近性，次类型包括：次事件与复杂事件；生产者与产品；控制者与被控制者；原因与结果；方位与产品；拥有者与被拥有的；行动与参与者；参与者与参与者；潜在与实际。四是总成和堆拢认知域中的邻近性，次类型包括：特征与实体；单个实体与总体；核心因素与体制；上位词与下位词。[8](P21～22)动宾惯用语结构具有特殊性，往往表现为四大类型中的11种次类型。

(一)空间和物质认知域中的邻近性

空间和物质认知域中的转喻，主要发生在表示概念的名词之间，因此这类惯用语中转喻主要涉及动宾结构的“宾语”，即名词部分。

1.空间部分与整体。选择某种物体中具有凸显特征的部分代替整体，如“办公室来了很多新面孔”中，以“面孔”转指“人”。动宾惯用语中以空间部分代整体表现在“宾语”名词含义的泛化，如以“江湖”代指四方各地，“闯江湖”指奔走四方，流浪谋生，从事算卦、卖艺、卖药治病等职业。再如以“码头”代指沿江靠海城市，进而泛指交通便利的城市，“跑码头”指去各地做生意。

2.容器与被容纳物。以容器代替容器中的物体，如“掏腰包”。“掏”这一动作并不是只伸手从腰包里取出，而是掏“腰包”中的东西——钱，作为容器的“腰包”转指容纳物“钱”。

3.一件衣物与人。用某人穿戴的具有特点的衣物来转指该类人。如“摘乌纱帽”，“乌纱帽”是古代的一种官帽，是官员身份的象征，“乌纱帽”转指官员。“摘乌纱帽”，指失去官员的身份，罢官或被免官。再比如“戴绿帽儿”，元、明时期妓院中男鸨佩戴“绿色头巾”，“绿帽儿”由特定配饰转指老婆有奸情的男人，某人“戴绿帽儿”称其妻子有外遇。

(二)时间域中邻近性

时间与实体，以某种具体行为代行为发生的时间。如“穿开裆裤”，开裆裤是婴幼儿时穿着的服装，用“穿开裆裤”这一具体行为动作代替人的“婴幼儿时期”。举例如下。

例7：从穿开裆裤的黄毛丫头到出落成水灵灵的大姑娘，桂桃没为一根针，跟左邻右舍红过脸。

(三)行为、事件和过程的邻近性

1.次事件与复杂事件。这一转喻类型是在复杂事件中选择一个次事件来指称复杂事件。如惯用语“卷铺盖”，指被解雇或辞职。辞职或离职这一行为包括离职的动机、离职动作、离职结果等系列事件，这里选择一个典型的次事件——卷铺盖，指称离职这一复杂事件。离职后人就要离开自己的工作地点，需要把自己的物品带走，其中重要的物品就是行李铺盖，把铺盖卷起来，就代表不再在此地工作。再比如“翘辫子”。清代实行剃发令，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男人也要留辫子头，刽子手杀人时为方便砍头要把辫子提起，因此在人被杀头这一复杂事件中“翘辫子”是典型的次事件，具有凸显性。“翘辫子”转指被杀头，进而泛指死去。

2.生产者与产品。用生产者来转指产品自身，如“换脑筋”指转变思想、更新观念，脑筋是思想观念的生产者，因此“换脑筋”，转变的是思想观念。

3.控制者与被控制者。如“见阎王”,阎王是掌管阴间地狱的神仙，也是地狱的实际控制者，“见阎王”，也就意味着死亡。

4.原因与结果。如“笑掉了大牙”，通过夸张的修辞手法描写“笑”结果是“掉了大牙”，原因是某事可笑至极。此惯用语是用动作行为的结果“笑掉大牙”转指原因“形容事情非常可笑”。

5.行动与参与者，行为参与者转指具体行动。行为参与者包括很多角色，如：施事、受事、地点、时间、工具等，该转喻具有较强的能产性。如汉语中以发音工具“口”等相关部位转喻“说话”这一行动，以“工具”代行动。如“斗口齿、费唇舌、费口舌、嚼舌根、磨嘴皮、露口风、惹口舌”等，均表示和说话相关的惯用语。再比如“耳目”是人用来获取外界信息的主要器官，耳朵用来听消息，眼睛用来看信息，因此“耳目”转喻为消息、情报，如做耳目、遮耳目等。

6.潜在与实际，用行为、事件、过程代状态。如“翘大拇指”作为一种行动，代表的是一种态度，表示赞成。再如“翘尾巴”表示人骄傲自满的一种精神状态。

(四)总成和堆拢认知域中的邻近性

特征与实体。人们经常把一个事物看成是众多特征的总和，选择其中一个或几个主要特征指称该事物。如“钻故纸堆”，纸张陈旧是古代文献、资料的形式特征，此处用“故纸堆”转指古代文献、资料，正是用特征转指实体。

三、动宾类惯用语隐喻、转喻的互动表义

隐喻和转喻并不是截然分离的，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汉语惯用语深层义的形成，经常是隐喻和转喻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关于隐喻和转喻的相互作用方式，国外认知语言学家已提出多种相互作用的模式。下面主要介绍Geeraerts的棱柱形模式，并运用其分析动宾惯用语中的隐喻和转喻的互动。

(一)棱柱形模式

Geeraerts为了更好地解释熟语和复合词的语义，提出运用棱柱形模式分析其语义的生成过程。他认为，词语整体是由具体部分组合而成。传统语义学指出，词语整体的语义和词语组成成分的语义之间具有一一对应关系，即具有同构性；认知语义学认为，词语的语义整体是由下至上推理出来的，这一过程是派生过程，语义的形成具有组构性。同时非派生过程又包括两种不同的形式，第一种是组合性非派生性，即非组构性；第二种是聚合性派生，熟语字面义到比喻义之间的过渡是不透明的，根据字面义无法推出比喻义，派生的理据影像消失，这种派生性称为理据性。根据同构性和理据性，可以画出熟语的语义引申模式，因为这个模式的形状像棱柱，因此被称为棱柱形模式(如图1所示)。理据性指图中的上下三条聚合线，组合同构性包括图中的前、后两个三角。[9](P6)图1中，1表示词语整体的字面义解读；2表示第一个组成成分的字面解读；3表示第二个组成成分的字面义解读；4表示词语整体的比喻义、惯用义解读；5表示第一个组成成分的比喻义解读；6表示第二个组成成分的比喻义解读。

图1 棱柱形模式

(二)隐喻转喻互动的三种类型

运用棱柱形模式，Geeraerts区分了三类隐喻和转喻互动：隐喻和转喻连续发生、隐喻和转喻并行发生、隐喻和转喻交替。[9](P6)

1.隐喻和转喻连续发生，指复合表达的语义的理据连接之一包含了先后两个语义延伸[9](P6)，即在语义变化过程中，隐喻和转喻在语义发展的不同阶段起作用。如“schapenkop”(sheep′s head)，涉及连续的隐喻和转喻，包括两个步骤：首先“sheep′s head”发生隐喻“human head that like of sheep”；其次“human head that like of sheep”发生转喻“stupid person”。

2.隐喻和转喻并行发生，指复合表达的语义中的不同理据连接存在差别[9](P6)，即复合结构中不同部分发生引申的理据不同。如“to sit in the shit”，从整体层面看，其基本的引申理据为转喻，属于原因代结果的类型，“if you are literally surrounded by excrements”转喻“you are typically in an unpleasant，troublesome situation”。而其下层的组成部分的连接理据则是隐喻，“sit(in)”隐喻“to be characterized by”，“shit”隐喻“Trouble”、“unpleasant things”。[10](P458)

3.隐喻和转喻交替，指不同的变化包含了隐喻性的或者转喻性的理据连接的不同组合。棱柱模式中复合语义的生成，有时用两种不同的解释方式都说得通。如从“swimming cap”到“bald person”，既可理解为先转喻“cap”转指“person with cap”，后隐喻“people”像“person with cap”；也可理解为先隐喻“head”像“with hat”，后转喻“people with such head”[9](P7)。

(三)动宾类惯用语中隐喻和转喻的互动

通过调查发现汉语动宾类惯用语中存在“隐喻和转喻连续发生”、“隐喻和转喻并行发生”两种类型的具体实例，下面对这两类进行具体分析。

1.隐喻和转喻连续发生。如“炒鱿鱼”，字面义容易理解，深层义为解雇。其深层义的形成经历隐喻和转喻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隐喻，“鱿鱼一炒就卷起来”像“卷铺盖”；第二阶段为转喻，“卷铺盖”转指“解雇”，“卷铺盖”是人被解雇后做的重要事情，以具体次事件代替复杂事件。用棱柱形模式表示(如图2所示)，图2中，1表示“炒鱿鱼”字面义；2表示“炒”；3表示“鱿鱼”；4表示“炒鱿鱼”的隐喻义：“卷铺盖”；5表示“卷铺盖”的转喻义：解雇。

图2 “炒鱿鱼”棱柱形模式图

再如“走麦城”，深层义是“遭到失败或陷入绝境”。其深层义的形成是先转喻再隐喻，第一阶段是转喻：关羽大意失荆州之后被迫退到麦城，后因粮绝连夜突围，被东吴活捉杀害，“走麦城”这一举动是以原因代结果，因为“被迫退到麦城”，结果“被东吴活捉杀害”；第二阶段是隐喻，“关羽被东吴活捉杀害”隐喻“人遭到失败或陷入困境”。用棱柱形模式表示(如图3所示)，图3中，1表示“走麦城”的字面义；2表示“走”的字面义：行走，逃往；3表示“麦城”的字面义：地名；4表示“麦城”的转喻义：以结果代原因；5表示“走麦城”的隐喻义：人遭到失败或陷入困境。

图3 “走麦城”棱柱形模式图

2.隐喻和转喻并行发生。如 “吃瓦片”，从惯用语的各组成部分看，吃、瓦片两个词的语义并行发生引申。“吃”由“咀嚼”这一具体动作隐喻为“依靠某项工作或职业生存”，“瓦片”转喻“房屋”，属于以空间部分代整体。从整体层面来看从“吃瓦片”到“依靠收房租为生”为隐喻。用棱柱形模式表示(如图4所示)，图4中，1表示“吃瓦片”的字面义；2表示“吃”的字面义；3表示“瓦片”的字面义；4表示依靠收房租为生；；5表示“吃”的隐喻义：依靠某项职业生活；6表示“瓦片”的转喻义：房屋。

图4 “吃瓦片”棱柱形模式图

再如“摇鹅毛扇”，深层义为“在背后出谋划策”。从语义整体看，“摇鹅毛扇”为转喻，用次事件代复杂事件，在以三国故事为背景的戏曲、小说中，作为军师的诸葛亮出谋划策时，经常手摇鹅毛扇，因此“摇鹅毛扇”转喻为有智慧的人出谋划策，有智慧人的出谋划策进而隐喻为在背后出谋划策。从语义组合的具体部分看，因三国时期诸葛亮在戏曲、小说中的典型形象为手执鹅毛扇，后世戏曲中军师、谋士出场时手中也多拿鹅毛扇，“鹅毛扇”以具体饰物代人，转指有智慧的人，“摇”的具体意义不变。用棱柱形模式表示(如图5所示)，图5中，1表示“摇鹅毛扇”的字面义；2表示“摇”的字面义；3表示“鹅毛扇”的字面义；4表示有智慧的人出谋划策；5表示“鹅毛扇”的转喻义：有智慧的人；6表示背后出谋划策。

图5 “摇鹅毛扇”棱柱形模式图

四、结语

不同于结构语言学对惯用语的静态描写，认知语言学从人类经验出发，对惯用语进行动态分析，认为隐喻、转喻是产生惯用语深层义的重要思维方式，参与了惯用语的认知和理解。

通过引入隐喻和转喻的工作原理，能够清晰地分析惯用语深层义生成的基本途径。“相似性”与“映射”是惯用语隐喻义生成的基本前提，转喻义的形成则离不开“邻近性”与“认知框架”。动宾结构惯用语自身特有的离合性，动词和宾语结合的松散性，决定了隐喻认知既可作用于惯用语整体，也可作用于某一组成部分，同时也可对二者都发生影响。转喻作为更为基础的人类认知经验，多发生在动宾惯用语的名词宾语部分，借助转喻认知，人们在识解惯用语语义时，可自然化解动词和宾语之间的语义冲突，通达其组合后的整体义。隐喻和转喻两种机制在惯用语深层义形成过程中往往共同作用，或者在先后顺序发生，或者在不同部分之间发挥各自的作用，共同影响惯用语语义的演变。

隐喻和转喻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认识惯用语语义的大门，仍有很多领域需要我们去深入探讨，如惯用语辞书释义中经常出现术语混乱、引申义理据模糊的现象，可借助隐喻、转喻认知理论来进行解决，通过严格区分概念域的“相似性”与“邻近性”，区分惯用语的深层义是“比喻义”还是“借代义”；通过“映射”和“认知框架”的分析可探寻惯用语字面义和深层义之间的引申理据。但在辞书编纂实践中，具体该如何结合隐喻、转喻理论对惯用语进行科学、规范地释义，则需要展开进一步地研究。

注 释：

①本文所分析的动宾类惯用语选自《新华惯用语词典》(温端政主编，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②本文所引用实例用楷体标出，均引用自北京大学CCL语料库，不再一一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