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杨

[摘  要]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大背景下，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是将党的领导嵌入和融入社区治理实践的一种新探索，是我国当前和未来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方向。党建引领社区治理背后有其重要的历史逻辑、价值逻辑，及在实践探索中形成的实践逻辑，并在时代背景下随着基层党建重心的变化而变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价值取向，并且已经形成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社区共同体建设的实践。

[关键词]新时代;党建引领;社区治理

党的十九大首次明确指出，街道社区等基层党组织作为党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根据地”，应发挥其在基层治理、服务群众等方面功能。当前，社区担任着打通基层社会治理“终点站”的重大任务。在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和社会结构发生变革等现实问题的倒逼下，党建引领社区治理逐渐走进人们的视线。本文将从历史逻辑、价值逻辑、实践逻辑等三个层面探究党建和社区治理两者结合的内在机理。

一、历史逻辑：时代变迁背景下基层党建重心的变化

1949年新中国成立，计划经济时期特有的产物——“单位制”成为我国基层党建的主要形式。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序幕的拉开，基层党建重心逐渐完成由“单位制”到“街居制”的转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和现代化的不断发展，“社区制”这一组织形式日益占据主要地位。党的十六大明确，社区正式加入我国基层党组织的队伍，十八大强调建设基层服务党组织，十九大首次赋予其领导基层治理的重要使命。这反映出党建根据社会发展变化不断作出新的调整，以期实现党建的引领作用。

（一）“单位制”“街居制”到“社区制”的转变。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基于当时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国情，我国基层党建主要以“单位制”这一组织形式开展工作。“单位制”作为计划经济时期“特有产品”，是国家组织城市生产、调配资源、凝聚人心的一种方式。这在当时既是经济利益的集合，又是社会和政治力量的集合。这样一来，单位不仅成为人们工作的地点，也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地点，单位变成了一个小社会。计划经济时期，“街居制”补充“单位制”空缺，负责城市内闲散人员和退休工人的管理，城市街道办和居委会的党组织作用发挥不明显，甚至处于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边缘地带。

自1978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单位制”社会管理方式日渐式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使得社会结构发生变革，人们的就业、生产、价值观念等都在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人们对单位的依附逐渐减弱，各类新组织出现并发展起来。国家无法再依赖单位这一组织形式进行基层社会管理，党组织的核心地位在社会层面受到冲击和挑战。在此背景下，“街居制”开始发挥作用并迅速成长。随着《城市街道办事处条例》《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的出台，街道办、居委会的作用得以恢复和发展，“居民委员会”一词写入1982年宪法。自此，街道办和居委会日益弥补了“单位制”式微后带来的功能缺位，以城市基层党组织的身份，填补了党建空白。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社会流动性不断增强，“街居制”也出现了新的情况。作为上级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街道办自身并无独立的行政权和财政权，囿于上级部门约束;而居委会归街道办管理，财政大权完全掌握在街道办手里，工作处于被动局面。职责与权力的不对等，让街道办成为执行政府命令的行政机关，居委会也成为模糊了自身职能的街道办的下属部门。在“街区制”无法满足社会发展变革新形势的情况下，随着社区这一概念的引入，政府开始尝试用它来建构基层社会，管理社会基本事务。党的十六大将社区党组织列为基层党组织，“基层社会治理中心从单位转向社区”[1]，社区成为基层党建的基本单元，日益成为我国社会基层党组织不可或缺的构成。

（二）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需要。从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20字社会管理体制”建设，到2013年强调“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从“管”至“治”，一字之差的转变是党和国家对新时代背景下社会治理作出的最新研判，从被动的接受管理到主动的参与治理，是对人民群众提出的新要求。

政党本质上是一定阶级利益的集合，大多为夺取或巩固政权而建立。[2]中国共产党在社区中的重要作用不同于西方的选举型政党，它不以夺取政权为目标，而以实现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为己任，其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处于领导核心地位，具有引领社区治理的关键作用，并在时代变化中不断明确和澄清在社区中的定位。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建设基层服务党组织”，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发挥基层党组织在领导基层治理、服务人民中的堡垒作用”[3]。党组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为人民服务，同时这也是发挥基层“战斗堡垒”作用的社区党组织的职责所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丰富了社会治理体系的内涵，增加了“民主协商”和“科技支撑”，在这个丰富后的治理体系中，党组织仍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政府、社会和公众是重要的参与主体，民主协商、法治保障、科技支撑能更好地支持治理体系的运作。同時构建社区治理新格局，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推动“三治”更好地融合和发展，进而促进社区发挥打通国家治理“终点站”的作用。

二、价值逻辑：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并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调整党建工作的布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理必将有力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基层党组织在领导社区治理的同时也在提升着执政能力和治理能力。

（一）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性的现实担当。政党作为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其执政基础决定政党的价值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本性是人民性，其日益发展壮大与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是不可分割的。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变化反映出人民群众需求的变化，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民群众的需求更多地从物质层面向精神层面倾斜，从数量的满足转变为质量的提高，这对当前形势下开展党建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