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达［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哈尔滨 150025］

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罗淑的《生人妻》和许杰的《赌徒吉顺》是“典妻”题材的代表作品，为人们所熟知，有关“典妻”小说的文学批评大都以这三篇为例。中国现代文学中以“典妻”为题材的作品为数不多，如台静农的《蚯蚓们》与《负伤者》（1927）、潘漠华的《冷泉岩》、沈从文的《丈夫》、王志之的《租妻》、路翎的《卸煤台下》，等等。有些作品受到的关注比较少，但都是以“典妻”“卖妻”“租妻”为题材的作品。

一

早在汉代时期就有卖妻现象的存在了，汉代便有记载：嫁妻卖子，法不能禁，义不能止。虽然汉代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典妻制度，却已经有将妻子作为商品和工具来进行买卖交易的现象了，女性可以作为商品工具在社会上流通。“五四”思想启蒙运动以后，典妻的风气才渐渐衰弱，新中国成立后，法律明令禁止典妻，典妻、卖妻的陋俗这才逐渐消失。“典妻”这种“习俗”，在浙东农村里确有其事，其他的一些地方大概也会存在。如《为奴隶的母亲》与许杰的《赌徒吉顺》所描绘的就是浙东地区的典妻陋习，罗淑的《生人妻》写的是四川的典妻风俗，沈从文的《丈夫》描写的是湘西式的典妻。可见典妻、卖妻现象普遍流行于我国南方地区。关于典妻习俗的原因是多方面因素合力的结果，简单的政治、经济的图解难免有其局限性。典妻习俗与生育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受封建传统的宗嗣观念影响，为了种族延续的需要，传统贞节观念对女性的束缚在面对传宗接代的需求面前不得不低头。传统的父系社会中，典妻不仅仅是满足男性的性需求，更重要的是使血脉得以延续，《为奴隶的母亲》中的秀才因为没有儿子，典来了春宝娘为他生下了儿子秋宝。在生育的需求下，典妻习俗使女性作为生育工具便具有了一定的合理性，妇女为了生育的需求而进入流通领域。典妻习俗作为一种陋习，之所以能够延续数千年之久，与女性的生育能力和为父系社会传宗接代的责任不无关系，生育制度是种族得以延续的保障，这是重要的原因。典妻风俗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贫穷，从这些典妻小说来看，几乎都是家庭面临着经济破产，生活一旦难以为继，为了生存的需要，丈夫把属于自己私有财产的妻子卖掉也就顺理成章。例如台静农的《蚯蚓们》中的李小因年岁歉收，将妻子卖给赵一贵；沈从文的《丈夫》中乡下夫妻因为贫困，妻子老七不得不做船妓贴补家用；罗淑的《生人妻》以打草为业的丈夫因无法生存，将妻子卖给胡大，换来钱财等。这些都说明了典妻、卖妻的原因。在父系社会中，女性的地位低下，只是男性的附属品，一夫多妻制、媵妾制古已有之。传统封建观念“三从四德”“三纲五常”深深地禁锢着女性，女性除了履行生育责任和负责传宗接代以外，不能够自主决定自己的命运。“五四”思想启蒙运动，发现了“人”的价值，人们在追求自由、平等、启蒙的立场下，自然而然对地位低下的妇女投以人道主义的关怀。这些是一些作家统一把矛头指向典妻习俗，抨击典妻野蛮陋习的重要原因。

二

除了沈从文的《丈夫》以外，其他乡土作家的“典妻”小说都有着较为明显的现实主义特色。如果生硬地套用现实主义概念的话，稍不留意就可能遮蔽了每篇作品独特的艺术价值，为了避免简单化，本文打算从具体的文本入手，概括和总结“典妻”小说的现实主义特征。恩格斯认为现实主义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句话已经说明了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一些特点，如描写方式的客观性、细节的真实性、人物形象的典型性，关注社会现实与下层民众的生存困境，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这些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罗淑的《生人妻》、许杰的《赌徒吉顺》、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台静农的《蚯蚓们》和《负伤者》等“典妻”小说，基本都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冷静地俯视着所发生的一切，观察着被叙述的故事，自由地出入人物的内心，客观地讲述着故事。这些“典妻”小说对社会现实进行广阔再现与抒写的同时，都十分注重细节的描写。如在罗淑《生人妻》中，当打草的妇人被卖时流露出的真诚而质朴的情感，她踉跄着走不到多远，似乎记起一件大事，回过头，急急地遥遥喊道：“当家的呀，你那件汗衣洗了晾在桑树上，莫忘记收进来！”这是小说中最令人动容之处，当自己被卖掉时，仍然提醒丈夫把洗过的汗衫收进来，细节的刻画十分贴近农妇的身份，农妇的动作、语言及情感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台静农的《蚯蚓们》，当李小即将失去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时，“他微微叹息，将烟头向着树根磕灰，重新安好了烟，搓了火不停止地吸”。这段细节描写将李小苦闷愤恨的心理完整地刻画出来。《为奴隶的母亲》中，三年后当春宝娘回到家时，春宝陌生似的睡在身边，她的脑内想着，仿佛肥白可爱的秋宝在她身边可爱地挣动着，想伸出两手去抱，可是身边是春宝。此处十分生动地再现了一位母亲身份被撕裂的苦痛。这些细节的刻画，都契合人物的心理，真实地刻画出了农村底层大众的人物形象。

台静农、柔石、许杰、罗淑等作家的“典妻”题材小说，描写典妻陋俗的同时，作家以批判的眼光关照社会现实，揭露封建社会陋俗，以客观、冷酷的笔调抒写着乡村农民的境遇，以农村为特定的背景，着意去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如贫困的农民、悲惨的女性、虚伪的士绅，体现了小说的现实主义特征。《蚯蚓们》以虹霓县十年未见的荒年为背景，塑造了贫农李小形象；《负伤者》塑造了被有钱有势的张二爷欺压而麻木怯懦的吴大郎的典型性格。罗淑的《生人妻》以四川沱江上游流域的农村为背景，描绘了一对以打草为生的夫妇的悲惨命运。《为奴隶的母亲》更是有着鲜明的现实主义特色，以20世纪20年代浙东乡村为背景，小说描写了浙东地区“典妻”风俗，揭示了农村下层女性遭到的精神戕害与阶级压迫，塑造了悲惨的女性春宝娘这一人物形象。除了塑造了一大批悲惨的农村妇女形象，“典妻”小说还着力塑造了一批乡绅的形象，如《赌徒吉顺》中的文辅、《蚯蚓们》中的张朗翁、《为奴隶的母亲》中的秀才，作者抨击了传统知识分子的虚伪、迂腐与愚昧。可以说“典妻”小说在细节客观的描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对社会的介入与批判等方面都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共同倾向。

三

不同作家有不同的身份、生活经历与文化背景，所处的立场也不尽相同，典妻题材在不同时期不同作者的解读下也可能呈现出不同的主题意蕴。柔石是左翼作家，有着鲜明的阶级立场；罗淑作为女性，有着女性独特的叙事风格；沈从文则坚守传统文化立场，他们的作品还在被不断地阅读和解读。

程光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写道：“柔石的小说能够把清醒的阶级观念和复杂的人性体验结合到一种深沉的抒情笔调中。”柔石也曾说明决心用文学来反映人生，同情被损害和侮辱者。柔石是自觉地站在了左翼文学的立场上，同情广大农民阶级的苦难，特别是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具有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但《为奴隶的母亲》已经超越了左翼简单的阶级分析的立场，有别于当时流行的“普罗小说”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这和柔石的人道主义情怀、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注、将人性和阶级观念结合创作有关。

笔者认为沈从文的《丈夫》是这些“典妻”题材小说中比较特殊的一篇。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阵营在文坛上影响较大，但沈从文仍然以自由主义作家的身份，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丈夫》描写的是因为贫困，妻子老七离开乡村到船上做船妓贴补家用，丈夫从乡下来寻妻子。沈从文倒不是批判“典妻”习俗的野蛮与粗野，丈夫在家从事农活根本养活不了一个家庭，妻子出来做船妓贴补丈夫，这种夫妻状态是湘西社会的常态，也是一种生活样式。其实老七的丈夫是没有资格做丈夫的，他从乡下来寻找妻子的过程，就是重新寻回自己失去的丈夫身份。水保让老七当晚不要接客，因为他要来，水保走后，丈夫想老七一定从水保那里得了许多钱。便越想越生气，胡想使他心上增加了愤怒，身为老七的丈夫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屈辱感，最后他带着妻子回到了乡下。《丈夫》中描绘的湘西世界，景色和平冲淡、静谧幽美，与其他“典妻”小说描绘的黑暗窒息、破败衰颓的乡村截然不同。丈夫寻回妻子一起回到乡下，正是沈从文坚守传统文化立场，对纯洁的人性复归的表现。

罗淑作为女性作家，女性独特的性别经验不自觉地渗入到小说的叙事之中，和《为奴隶的母亲》表现出来的男性主体意识表现有着明显的差异。在《生人妻》中，显然妻子承担了主要视点。妇人被卖到胡家后，细细地看着屋子周围的陈设；看见地上一桶正在冒着热气的水；看见恶臭潮湿的猪圈。这些都是通过妇人的眼光来展现的，泼辣的性格也是通过独特的女性视点来塑造的，这和其他男性作家的典妻小说有着明显的区别。许杰和台静农则站在启蒙主义的立场，对乡村的黑暗与陋俗进行批判，鲁迅先生对社会下层人物的关照，对麻木、愚昧、冷漠、自私的国民劣根性的揭露批判，深深影响着许杰和台静农等一大批乡土作家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