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铖[广西大学文学院，南宁 530004]

马来西亚华裔小说家欧大旭在小说《丝之谜》中通过丝织业商人林强尼风云变幻的一生展现了“二战”时期马来亚暗流涌动的社会历史图景。小说在叙事上采用了限知叙事的手法，通过三种不同的视角讲述了林强尼扑朔迷离的一生。在小说中担任叙事者的林宝玉、宋雪儿和皮特受限于自身所处的历史、文化空间的不同，在叙述中也倒向了对林强尼人性中不同侧面的反映。林宝玉作为三人中时间最“近”的叙述者，在他所处的时代里，二战已经结束，马来亚也已经走向独立，因此在亲疏关系上反而是距离林强尼最“远”的叙述者。宋雪儿作为林强尼的妻子所讲述的是林强尼青壮年时期较为私密的一段历史，然而从她与林强尼第一次相识到1942年难产而死，她并没有陪伴林强尼太长的岁月，而且深闺中的生活也限制了她对林强尼人生不同侧面的窥探。相较之下，第三位叙述者林强尼的密友皮特则更进一步，他不仅十分清楚林强尼作为马来亚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而且对他一生在许多重大事件上的判断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他的叙述具有更强的纵深性与穿透性。小说中三位叙述者的依次出场，逐渐形成了小说文本在叙述话语上的矛盾性，从而搭建了一个具有开放性叙述结构的“叙述迷宫”，为小说内涵提供了多义解读的可能性。

一、林宝玉：历史的“跨层”叙述

小说中第一个叙事者林宝玉对于林强尼的叙述基本都是根据后人所书写的历史文献资料、报刊以及他自己幼年时的记忆拼凑而成，然而对于自身所受西方教育的自信使他刚一出场便展现出一个历史颠覆者的姿态。他的叙述着围绕自己多年以来所搜集的史实资料对林强尼罪恶人生的还原展开，他根据这些资料揭露了自己父亲所犯下的累累罪行，并控诉了林强尼的虚伪与狡诈。然而，随着叙述的逐步展开，其中种种不谐之处也逐渐显露。

他的叙述首先以一种理性客观的回忆记述开始，他详细讲述了自己父亲名下最大的产业“和谐丝庄”的来龙去脉，并借此交代了自己在丝庄中的幼年生活。在他的叙述中，林强尼在他“臭名远扬”的丝庄中接待过无数与他一样的“诳客、骗子、叛徒和好色之徒”，并从他们那里收受各种贿赂。而“我”则从小被严禁与家中的客人接触，否则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由此，林宝玉向读者勾勒出自己父亲林强尼的可怕面貌。然而，当林宝玉开始讲述自己父亲罪恶的发迹史时，叙述开始出现了一丝裂痕。他首先罗列了来自一位西方权威学者的专著《马来西亚低地的山村》中的大量观点向读者介绍马来西亚本地的风土人情，并向读者指出：“他的观察报告已经被公认为是最详尽、最准确的资料。”可以看出，由于长期在国外留学，林宝玉选取了一位西方学术权威的考据作为叙述本国历史的起点。然而，正如萨义德那个著名的论断所言：“我们不可忘记，东方学家之所以在场其原因恰恰是东方的实际缺席。”因此林宝玉对西方学者话语权威的反复强调，恰恰招致了读者对叙述话语本身的怀疑。

作为叙述者的林宝玉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为自己申辩道：“围绕父亲可怕的过去，我会尽可能勾画出一个清晰而完整的画面。我说‘尽可能’是因为大家都知道重述历史永远不可能做到完全精确……”然而，他随后的叙述推翻了他的这种承诺。

根据现代叙述学理论，叙述存在着分层的现象，时序上相对靠后的高叙述层中的人物将成为低叙述层的叙述者，小说中的林宝玉相对于他的父亲林强尼来说就是一个较高层的叙述者。赵毅衡先生指出：“在人物视角的小说中，人物兼叙述者突然说出他作为人物不应见到的情节，（他作为叙述者知道一切）实际上是一种‘跨层’。”

小说中林宝玉在叙述其父亲林强尼的事迹时，多次出现了“跨层”的叙述。例如在谈到林强尼与岳父宋狄克密会时发生的火灾时，林宝玉将其叙述成一场林强尼精心设计的阴谋：“男孩一走，强尼就检查了整个电路，测试了所有连接器和开关，确定一切都没有受潮。”林宝玉对林强尼与宋狄克密会场景的叙述以及对林强尼设置炸弹的叙述，显然是他作为小说人物不应见到的场景，而他却通过进入林强尼自身意识的“跨层”手法，将其绘声绘色地叙述出来。而作为叙述者的“跨层”，使林宝玉对历史的叙述产生了强烈的“不可靠性”。

而小说中另一次重要的“跨层”发生在林宝玉对其父母关系的叙述上。由于林宝玉一直以为母亲宋雪儿是被祖父母出于利益上的考虑而强行许配给林强尼的，因此他这样叙述自己的外祖父母狄克与帕蒂对强尼与雪儿的看法：“狄克与帕蒂认为，强尼举止正派，行为谨慎，所以他俩这样会面也无伤大雅……他们全部的直觉都告诉他们，这是一个值得骄傲的结合。”

事实上，如果参照小说第二部分宋雪儿自己的日记，我们可以明显发现这种叙述与宋雪儿的叙述正好颠倒。宋雪儿在日记中说道：“‘我们志趣相投’，我曾对他说。那时，我和他手牵手走在河边，父母反对的眼睛就在身后不到一百码的地方。他用纯真的眼神看着我，相信我说的每一句话。”

不仅如此，林宝玉在“跨层”叙述自己外祖父母的想法的同时，他的意识也入侵了自己母亲的叙述。在他口中，母亲宋雪儿对林强尼根本没有任何感情，“眼前这个人也没有给她带来什么希望，她自己看得很清楚。”然而宋雪儿的日记中记叙了他们结合的原因恰恰在于她从林强尼身上看到了反抗命运的可能：“我还记得，当时我感觉到了一股力量，我和强尼两个人待在起居室里，在缓缓逝去的余晖中握着手，好像我们已经克服了巨大的障碍，穿越了看不见的界线。”

而在林宝玉对于林强尼一生罪恶的论述中最为矛盾之处，要数1942年马共游击队被日军屠杀的历史事件。他认为在这起事件中向日本人告密的叛徒就是林强尼，并且在惨案发生之后，林强尼还在社会上散布流言将自己塑造成与日军尽力周旋以保存自己同胞的大英雄。林宝玉认为，所有的资料都显示林强尼是一个苟且偷生的伪君子，他是一切罪恶发生的幕后黑手。然而，“我想，直到今天，人们仍然相信他说的话”。随后，林宝玉又叙述了林强尼葬礼上的情景，进一步印证了他所认为的民众被林强尼所欺骗的状态。“数百人前来向父亲致敬，各种各样的人都来了：王公贵族、农民、政客、罪犯、雇工、小孩。”然而，这使得林宝玉的叙述陷入了彻底的矛盾之中。因为如果直到他父亲林强尼去世，人们都还将他奉若神明，视其为护国的英雄，那么如何可能像林宝玉在小说开头所说，林强尼的和谐丝庄是近四十年来当地最臭名昭著的建筑呢？由此可见，林宝玉对历史的叙述中再次出现了“跨层”现象，并且这一次他的意识所入侵的不再仅仅是他的父亲或母亲的叙述，而是彻底侵占了全体马来民众对历史的叙述。

凡此种种，都揭示了林宝玉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跨越自身叙述层级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借各种人物之口宣泄自己对父亲的巨大恨意。在最后，他终于忍不住满怀信心地宣布：“只有我明白真相。我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官方记录、回忆录，我有历史为证。”然而，这一坚定与自信的宣言恰恰构成了叙述对“历史”本身的巨大反讽，也使林宝玉作为叙述者的理性、客观形象产生了严重的“坍缩”。

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海登·怀特认为：“我将把历史作品看成是它最为明显的要表现的东西，即以叙事性散文话语为形式的一种言辞结构。为了说明过去的结构和过程到底是什么，它声称是这些结构和过程的一种模型或象征。”因而小说中林宝玉“引以为证”的“历史”，只是他企图摆脱林强尼“父权”话语掌控而使用的一种言辞结构。这种言辞结构笃信与倚重“真相”的特点导致他在叙述中频频“跨层”，因此又间接实现了他对“父权”中心的历史话语结构的认同与继承，从而再次开启了一种言辞理性对历史的“暴政”。

所以，在小说的开头，欧大旭利用林宝玉对历史的叙述，为读者布下了一个精彩的障眼法。当他让林宝玉去“澄清”历史的“真相”时，又引领读者走入了历史叙述的“迷宫”。

二、宋雪儿：叙述的“复调性”与“非时间化”

与林宝玉在历史叙述中表现出的理性建构不同，第二位叙述者宋雪儿的叙述则对历史本身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有学者指出：“妻子Snow扮演的是另一个无心的角色：历史见证人。因为她拒绝建构或反思，只是记录历史的轨迹，成为个人历史的书记。说她‘无心’是因为她同样以一种‘无知’的姿态臣居于自己所属的时代和阶层，哪怕她对殖民地资本家女儿的身份怀着一种对抗情绪。”她对历史的“无知”状态首先体现在她叙述意识中的复调性。小说中宋雪儿的叙述全部以她个人日记的形式所呈现，这些日记的叙述通过展现她性格意识中的矛盾之处，反映了她一生反抗命运未果的悲剧经历。首先是她对自己与丈夫林强尼之间关系的叙述。她在开头的几篇日记中先是回忆了自己与强尼婚前相遇、相识的种种美好场景，随后很快讲到自己与强尼在婚后的性格不合，因而她做出了要离开丈夫的决定。然而，她性格中勇于反抗的这一面时时被另一种叙述意识所干扰，她不断回想起自己母亲叫她“接受命运”的教导，因而时常举棋不定，甚至自怨自艾。

例如在蜜月旅行的汽车上她听见林强尼谴责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暴行时，她明白这对于与他们同行的大佐国近守（真实身份是日军的秘密警察）而言是一种难堪的场面，因而她立刻想要为自己心仪之人辩护。然而她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了母亲的话语，于是转而退却，并安慰自己：“而且，并没有人指责守，我怎么能为他辩护呢？”随后，当他们一行人在去往七女岛的航船被暴风雨击翻时，面对国近守抛下她，转而救起了强尼的行为，她逐渐产生了对守的怀疑：“现在，我好像对一切都不能肯定，我一直寻求庇护的世界，我自己的这个世界，也不像以前那么让人宽慰了。”可在七女岛上皮特质疑她对国近守的感情时，她又竭力为守辩护称日军的暴行与守无关。由此可见，宋雪儿的叙述体现了她内心不同意识之间的反复博弈，而这种叙述意识的复调性背后其实隐藏着强烈的象征意味。小说中她身边三个最重要的男性——林强尼、皮特、国近守——对于她的争夺象征着“二战”时存在于马来亚的三股势力对于马来亚国家的争夺。其中林强尼代表着本土的华人势力，皮特代表着步步败退的英国殖民者势力，而国近守则是战争中崛起的强势者日本。宋雪儿的叙述在三人关系中的徘徊，展现了马来亚国家在“二战”中风雨飘摇、身不由己的状况，但同时又反映了马来民众对国家历史漠不关心，只着眼于自身生存，随遇而安的旁观者态度。

宋雪儿的叙述对一种宏大历史叙事的解构还体现在叙述时间的混乱上。赵毅恒先生认为，述本对历史底本在时间上的叙述加工分为两种模式，其中依照一定时序的“再时间化”加工强调的是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与之相反，非时间化是基于一个事实，即历史现实并不服从一个必然的因果规律。”小说中宋雪儿突出时间特征的日记体叙述方式恰恰带来了“非时间化”的叙述加工效果。它通过制造时间断层与空洞，将叙述集中在一个个跳跃性极大的空间场景中，从而解构了历史叙事的连续性。

其中最为明显之处是叙述海上漂流时，她在十月二十日的时间下面标注：“大约是这一天，我记不清日子了。”而到了十月二十一日时，她再次标注：“也就是第二天——确切无误。”这里出现了两次“叙述干预”现象，第一次干预中断了时间的线性流动，使历史坐标产生了混乱。后一次干预似乎表明了叙述者修补时间线的努力，然而这种“确切无误”的记忆，恰恰是建立在一种前历史的缺失基础之上的，因此更加表明叙述时间出现了无法挽回的断层。

博尔赫斯在《小径分叉的花园》中曾经这样论述过时间的特性：“时间有无数系列，背离的、汇合的和平行的时间织成一张不断增长、错综复杂的网。由互相靠拢、分歧、交错或者永远互不干扰的时间织成的网络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宋雪儿在叙述中制造的时间断层，正搭建了一种历史时间的网状结构。它表明从某个时间点开始，宋雪儿对于历史的见证就陷入了不确定性之中。这种“非时间化”的叙述策略与她自身叙述意识的复调性，共同搭建起一个层层交错的“叙事迷宫”。

总而言之，宋雪儿在小说中的叙述相较于另两位叙事者的叙述而言是一种更为个人化的叙述。这种个人化的叙述只着眼于自身利益相关的历史片段，表现出她对历史完整性的“无知”状态。然而，正是作为叙述者的碎片化叙述，向读者清晰地呈现了她作为小说人物所具有的叛逆与盲目的性格特征。

三、皮特：叙述的“自省”与“自反”

与前两位叙述者相比，《丝之谜》中的最后一位叙述者皮特的叙述中表现出了强烈的“自反性”特征。上文提到，林宝玉的叙述是一种冷静客观的历史叙述，他小心翼翼地在叙述中隐藏自己的个人情感倾向，并且搭建了一个从“引言”到“结语”的规范叙述格式，以增强自身叙述话语的可靠性。而宋雪儿的叙述通篇以日记体的方式呈现，叙述者身份与小说人物完美重合。然而，相较于他们皮特却在叙述中有意地频频“露迹”。从叙述形式上看，皮特的叙述从头至尾没有任何小标题的干预，这使得他的叙述在叙述意识上显现出更强的完整性。然而，他的叙述又是建立在两种时空的反复转换之上的。一个时空是晚年他在老人院中过着孤独生活的“叙述现在”，另一个是他以写作的方式所呈现出的对过去的回忆叙述。其中前者是次叙述，而后者是主叙述。

皮特叙述中的“自反性”首先就源自于次叙述中叙述者对主叙述的质疑。他在老人院中一边通过写作来复现过去的历史，另一边他又深受这种写作带来的内心煎熬。他讲道：“我的上帝，有时候我几乎不会说话！我感觉我的词汇跟不上我的思想，近来甚至使我养成了一种说到半句就停住的习惯。至于写作，现在正写的东西对我来说是一种真正的折磨，写作根本不是我想象中那种激动人心的经历。”

由此可见，作为次叙述层中的叙述者皮特对写作的反复质疑，一开始就解构了主叙述层中皮特叙述话语的可靠性。这无疑产生了一种“叙述干预”的效果，它以叙述“露迹”的方式成为提醒读者思考皮特叙述矛盾性的一个标志。

而要探寻皮特主叙述中“自反性”的具体表现则需立足叙述之间的“互文性”。他在叙述中对罪过的“自省”首先指向了他与雪儿之间的暧昧关系。他作为林强尼最亲密的好友，却爱上了朋友的妻子，甚至有时他对雪儿的爱恋压倒了他对强尼的友情。这诚然是一种背叛，因而他在叙述中袒露了自己内心的自私情感。例如他讲到自己看见国近守与雪儿的亲密时内心第一次感到苦涩，然而他又明白：“我一次也没有想到强尼，我在世上唯一的朋友。”

从这些语句中可以感受到皮特对强尼的愧疚之情与忏悔之意。然而，他对雪儿与他关系的误解又削弱了他“自省”的力度。小说中皮特与雪儿的叙述中都提及的一段情节是他们在七女岛上为皮特开生日宴会，宴会上皮特借着酒意高声歌唱起了歌剧《唐璜》中唐璜向泽琳娜求爱的一段。很明显这里皮特是想要向雪儿表示爱慕之情，并且皮特也以为雪儿明白了他的意思。在提到那张生日宴会上拍下的照片时，他说道：“我看到她坐在我身边，我把手放在她肩膀上，她没有躲避，反而扭过头来接受了我试探的触摸。那天是我的生日。我们那时都不知道已经有些互相爱慕了。”这段叙述与雪儿日记中的叙述形成了“互文”关系。一方面雪儿在日记中提到她根本不理解皮特歌词的含义，而不断求助于国近守的讲解。另一方面当她在拍照时看到皮特有意站到她身边时，她说：“我觉得表情怪怪的，好像忘记该怎么笑了。”由此可见，雪儿其实并不能够完全理解皮特的行为，更没有表露“互相爱慕”的情感。

更为耐人寻味之处是，雪儿的日记在七女岛之行后便留在了皮特的手中，他在叙述中提到自己将他转交给林宝玉之前已经读过了无数遍。而皮特却在对往事的叙述中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宋雪儿的叙述与他自己叙述间的矛盾，这很可能另有原因。

从皮特的叙述中可以得知，他一生对林强尼最大的愧疚在于当日军侵占了马来亚之后，他违背了当初照顾雪儿的承诺，独自乘车逃跑。而另一件林强尼无从得知的事情，则是在七女岛上国近守企图强暴雪儿未果后，他乘虚而入与雪儿发生了关系。而从林宝玉提到自己出生时一个护士因为询问孩子的父亲是谁而被辞退的事件来看，林宝玉其实是皮特与雪儿在七女岛事件中留下的私生子。然而，皮特却在叙述中对自己犯下的卑劣行径进行了掩饰。他以一种戏剧语言美化了自己代替国近守玷污雪儿的过程。他将自己比作一个揭穿恶棍真面目的英雄，在危难时吓跑了伪装成英雄的恶棍，并且最终的结局是“一颗素馨花树装饰了整个场景，场景中只剩下两个真心相爱的人。他们不顾一切地拥抱在一起倒在了地上”。可对于这段情节，雪儿在日记中的叙述却是：“我停止了反抗，像孩子抱住母亲一样抱住了他，紧紧地、盲目地抱住了他。”在这里，二者的叙述形成了巨大的反讽。皮特将雪儿在受到惊吓，反抗未果后做出的盲目行为说成是“真心相爱”，这充分暴露了皮特内心的卑琐与伪善，同时也说明了皮特最终也没能敢于直面自己犯下的罪行，那么他有意忽略雪儿日记中的叙述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皮特在小说中的叙述来看，他在为自己从前犯下的过错进行忏悔的同时，又在潜意识中坚信西方白人价值观念的优越性。这种不彻底的“自省”使他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悲剧英雄的形象，因而造成了他叙述中强烈的“自反”。然而，正如海登·怀特所说：“历史中的英雄恰恰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对自己的个人目的与利益具有的合理性深信不疑，以致在他们自己的愿望与公共道德与法律体系对一般人的要求之间存在任何差距时，他们都无法容忍。”从这个角度而言，皮特在叙述中对历史表现出的哀怜与伤感，只是他个人利益受损后一厢情愿的自怜自伤。

皮特是小说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人物，他的叙述从侧面反映了林强尼人生中不为人知的一面，展现了林强尼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所不得不背负的悲剧命运，然而其中也充满了各种疑点。事实上，从小说中其他人的角度看来，1942年屠杀惨案的发生，要么是林强尼向日本人妥协的结果，要么是国近守与宋狄克之间勾结的结果。然而，皮特叙述中提到，林强尼与他相识之初，便曾经亲口向皮特透露了自己马共的身份。因此，皮特是否才是向日军泄密，造成惨案的真正元凶也未可知。因此，皮特作为小说中最后一位叙述者，同时也是最不可靠的一位叙述者，他的叙述真正完成了小说叙述的“迷宫”，也将历史的“真相”永久地留在了迷雾之中。

四、结语

《丝之谜》中三位叙述者共同搭建的“叙事迷宫”，不仅塑造了一个立体多面的主人公林强尼的形象，同时也在对“他者”形象的建构中完成了对自我形象的叙述。小说最初年少冲动的林宝玉满怀信心所“重构”的历史“真相”，经由宋雪儿与皮特矛盾且痛苦的叙述后，重又跌入了扑朔迷离的深渊中。而这种历史叙述话语的流变说明对历史的叙述永远受制于叙述主体位置的变迁，因此对历史“真相”的祛魅从根本上说是对历史叙述话语的祛魅。欧大旭在《丝之谜》中通过三种历史叙述话语的并置所搭建的“叙事迷宫”为多元历史观念提供了交流、碰撞的场域，也最终将“真相”导向了不同的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