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岳文

“四书五经”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名词，常用来代表儒家经典。其实，细究起来，“四书五经”包含两个部分：“四书”和“五经”。“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

谈到“四书”，就不能不提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这部书被视为注解“四书”的儒家理学名著，受到后世学者的广泛重视。学习“四书”，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甚至研究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都离不开这部著作。

《四书章句集注》的成书背景

歷史上，每一个思想理论的产生，都离不开时代的文化根源和思想根源。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成书，以及朱熹“四书”学的形成，与宋代的历史文化，宋代理学思潮的兴起、发展以及宋代的社会环境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北宋王朝建立后，宋太祖赵匡胤吸取和总结了唐末以来藩镇拥兵自重的历史教训，为了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防止再次发生兵乱分裂，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并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解除了大将的军权，将军事大权收归皇帝手中，由此形成了“重文轻武”的局面。而文士在宋朝的地位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且宋代的文化政策相对开明，文化环境相对宽松，因而促进了宋代文化的繁荣。

另外，宋代的思想家继承了唐代韩愈提倡道统、重整儒学的做法，孙复、石介、欧阳修、王安石等人主张复兴儒学，统一道德，重整伦常，强调人道、人理之义理规范。不同于汉唐经学重章句训诂的治经之法，宋代学者研治儒家经典，不再局限于文字声韵、名物制度等表面文字的考证，而是深入到经典的内部，探讨内在的义理，将其体现的儒家伦理发扬光大，从而为社会治理服务。这些做法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尊孔读经的活动由此展开。

应该说，讲求儒家经义，探究儒家经义之理的义理之学，是朱熹注解“四书”的重要思想渊源。北宋中期，儒学的复兴运动引发了理学思潮的兴起。在吸收了佛老之学后，带来了传统经学上的革新，形成了新儒学——理学。理学融汇了儒、释、道三家学说，进一步发展了儒家学说的道德伦理。理学家主张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以及“格物致知”“发明本心”等内省的功夫。他们结合自然科学的发展，解经时不再拘泥于章句训诂，而是突出经文的义理大旨，着重于义理、性理、天理、唯理、穷理等，使儒学思辨化、哲理化。理学家在注经、解经的过程中，倾注了自己的思想与观点，将伦理道德规范化、定型化。

宋代理学家还认为，在义理阐发上，“五经”侧重治世，是外王之道;“四书”则注重个体的身心完善和调整，是内圣之修。他们指出，外在的求理并不能探求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只有内在的功夫，才能了解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本，进而准确、全面地把握事物的本质与规律。而《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中关于完善个人身心的理论资源丰富且系统，更适合构建理学体系，因此北宋的二程便开始注重“四书”的学术活动，把义理之说发展为理学，使理学占据了经学发展的主导地位。朱熹则将“四书”学发展到新高度，穷毕生之力撰就《四书章句集注》，书中虽然有重训诂的成分，但其主要目的在于阐发义理。

《四书章句集注》的成书过程

《四书章句集注》其实包含四种书：《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什么是“章句”和“集注”。所谓“集注”，即集合众人之注释;所谓“章句”，是以训解章句的方法来实现解经的目的。“章句”原本是章节和句子的合称，《文心雕龙·章句》谓：“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可见，章是文章的段落，句是文章中最基本的语义构成成分。根据文章中每句每段的内在含义加以诠释，就称为章句之学。在汉代，由于注家多用分章析句的方式来解说古书，于是形成了这种流行的著作体。

可以肯定，《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完成于不同时期;《四书章句集注》的成书，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由对“四书”的集解、集说，逐步过渡到章句、集注，再到《四书章句集注》的撰成和完善。这个过程也体现了朱熹理学思想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朱熹关于“四书”的训诂注释之作，最早的是作于南宋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的《孟子集解》初稿。但朱熹对这个初稿并不满意，认为义理不明之处较多，为此，他与何叔京、吕祖谦等人书信往来不断，反复商讨，在集思广益、兼采众长的基础上，经过两次修改，才在孝宗乾道七年（1171），最终改定成《孟子集解》。

同时，朱熹还对《论语》进行了注解。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他将《论语集解》删改补订，独取二程之说编成《论语要义》。又由于《论语要义》“训诂略而义理详”，不利于儿童诵读，于是另作《论语训蒙口义》，将训诂、义理并重，方便儿童诵读学习。

孝宗乾道八年，朱熹将《孟子集解》和《论语要义》二书合并刊刻，称为《论孟精义》，后又称《语孟集义》《语孟要义》。《论孟精义》是朱熹对前人之说，尤其是对二程之言的整理和编纂，并非他自己的立意之作。

孝宗淳熙四年（1177），朱熹在《论孟精义》的基础上，经过反复思索，将自己的思想见解融入注解中，“约其精粹、妙得本旨者为《集注》，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为《或问》”，而完成了《语孟集注》和《或问》的编撰。朱熹对此也颇为满意，说：“某《语孟集注》，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某于《论》《孟》，四十余年理会，中间逐字称等，不教偏些子。”

朱熹的《论》《孟》之学，体现了他对二程思想认识的不断深化，是他对儒学真精神的一种追求。

唐代韩愈及其弟子李翱十分推崇《中庸》，宋代二程也对《中庸》大加赞赏。朱熹则逐渐体悟到《中庸》乃“提挈纲维，开示蕴奥，未有若是之明且尽者也”，认为它是承续儒家道统的唯一线索，蕴含着儒家的真精神。

关于《中庸》，朱熹的最早著述为《中庸集说》，但他对此书不甚满意。随着朱熹对“中和”思想的理解不断深入，以及与友人的多次探讨论辩，终在孝宗乾道六年完成了对《集说》的修订，定名为《中庸集解》。在《中庸集解》的基础上，朱熹在乾道八年撰写了《中庸章句》初稿。随后，他又进行了多次修订，把《中庸》分为三十三章。同时，朱熹还著述了《中庸或问》和《中庸辑略》，用来辅助理解《中庸章句》。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朱熹正式写定《中庸章句序》，明确论述了圣人之道的传授，首次将“道统”连用，把“道统”的概念和实际内涵相结合。

孝宗乾道二年（1166），朱熹对早年所作《大学集解》进行更定。乾道七年，他在《大学集解》的基础上，写成了《大学章句》初稿，然后又进行了反复修改。朱熹对《大学》文本的勘定与诠释是与《中庸》同时进行的，他对《大学》古本进行改定，整体上“文理接续，血脉贯通，深浅始终，至为精密”。朱熹对《大学》的突出贡献，是把它分为经、传两部分，经“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这样，才能“序次有伦，义理通贯，似得其真”。朱熹对《大学》文本的编排，“尝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补写了格物致知论，表明了他对格物致知的重视。

从现行《四书章句集注》看，朱熹注解“四书”，既不像汉唐诸儒训诂之“不敢轻有变焉”，也不是“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是”，更不是宋儒之“全不略说文义，便以己意立论”的阐释。他既注重探究“四书”文本之本义，又注重文本义理之阐发，既有义理的梳理，又有经学文本的编排，因而巧妙地将理学思想“嫁接”到《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中，完成了在经典注本基础上新的义理阐发。

应该说，朱熹对“四书”的贡献是巨大的，从此掀起了“四书学”的风潮;而《四书章句集注》一书构建了一整套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极大地推动了儒家思想的传播。

《四书章句集注》中的“切己知道”读书法

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读书法是朱熹在解释“四书”过程中所关注的一个问题。在《论语集注》前，朱熹特别选了“二程语录”中有关阅读《论语》《孟子》的方法编成《读论语孟子法》。朱熹本人是十分认可这些方法的，甚至可以说他就是要借二程之口来表达自己的读书法。仔细分析《读论语孟子法》，并结合《朱子语类》，可以发现“切己知道”是朱熹最具特色的一种读书法，这种读书法对今人不无启发。

《讀论语孟子法》第四条称“须将圣人言语切己，不可只作一场话说。人只看得二书切己，终身尽多也。”在《四书章句集注》的注文中，也常常见到“切己”“尽心”“深戒”等语来提醒读者要反躬自省。在朱熹看来，《论语》《孟子》等经典中所讲的内容就是要改变自身，去恶从善，修身养性，从而达到圣人的境界。要将经典中的“圣人之言反求诸身”，就是将圣人之言与自己的身心结合起来，以便洞察经典中所说的究竟是指自己身上的哪一部分，对这一部分又应该怎样下功夫。也就是说，经典中所记录的言语，体现着一种思想境界，这种思想境界是需要读者真真切切地在自己身上体认的。

朱熹之所以提出理解经典要“切己”，是因为他认为秦汉以后人们读书大多只停留在书本的表面，很少联系自身，更不用说反躬自省了。他还认为，一般人读书容易舍本逐末，“但于纸上看，文义上说得去便了”。这一类人属于不求甚解者，就如程子所说的阅读《论语》的第一类人“读了后全然无事者”。朱熹强调要注重经典的深义，并善于发挥经典的余意，适应当时人理解经典的需要，进而体悟经典中蕴含的精神，提高自身的修养。

应该说，“切己”就是要把经典从古代拉向当下，拉向读者本身。具体的做法是借助圣人的言语在自己身上推究。《朱子语类》中记载了朱熹对此的一个形象比喻：譬如我们生病了，医生开出了治病的药，如果想要治好病，就不能仅仅拿着药看而已，只有吃掉药，才能使我们的病痊愈。圣人的言语就好像他们给我们的病所开出的药方，只有将圣人的言语“切己”，才能真正对自己的为人处世有帮助。

《朱子语类》中还对如何“切己”作了简单说明：比如《论语》《孟子》中讲“仁义礼智”，“切己”就要在自己身上体认出什么是仁，什么是义，什么是礼，什么是智。而不应该把仁、义、礼、智只看成是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四个字，认识它们就可以了。又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其文本原义不难理解，但要体会到学习的快乐，则必须落实到个人的心理体验上。

“切己”的目的在于“知道”，如《读论语孟子法》第九条中程子所说的“读《论语》《孟子》而不知道，所谓‘虽多，亦奚以为。”“道”在中国古代是一个抽象又“神秘”的概念，比如《道德经》说：“道可道，非常道。”古人所说的“道”，不仅仅局限于道理，其内涵是很深邃的。但对于今人来说，不妨把“道”理解成道理、规律、原则、法则，而这些应该是我们在读书时不断思考、探寻和体悟的。

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特别关注圣人之道等问题，他引程子之说，将“知道”作为《读论语孟子法》的最后一条是别有深意的。学习圣人之道，直接目的并不简单在于获取功名、增长知识，而是追求一种圣人的境界，可见朱熹眼中的“道”是十分高的。

朱熹特别强调“知道”的重要性，就是要告诉人们读书的动机往往决定了他能够达到的目标和高度。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志向有多大决定了这个人能够走多远。朱熹的一生就是以追求“知道”为目的的。他在少年时高中进士后，并没有像许多士子那样将圣贤之书作为获取功名利禄的工具，一旦考中，就将它们永远抛弃，而是更加热心于学习圣人之道，并且尽可能地拓宽自己的眼界和知识面。《四书章句集注》就是朱熹花费了大量心血精心撰就的，既具有学术性，又具有思想性，这也是此书能够流传至今仍然不朽的重要原因。

“切己知道”是朱熹十分注重的读书方法，今天看来，这种方法仍具有启发意义。它告诉我们，经典要反复读，时常读，随着人生阅历的增长，每读一遍都会有不一样的体悟和收获。此外，读经典除了理解文意之外，更要联系自身、联系实际，做到学以致用、以古鉴今，这样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以及待人处事的能力。

《四书章句集注》中的“和谐”思想

《四书章句集注》中体现着“和谐”思想，为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理论资源。

首先，书中说：“天覆地载，万物并育于其间而不相害。四时日月，错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并育并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体之分。大德者，万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脉络分明而往不息也。”

这里的“不害”“不悖”说的就是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要和平共处而不相互伤害，这正是“和谐社会”的基本要义。文中的“川流”，指的是如川之流，它们各自按自己的条理，流向远方，生生不息。也就是说，“并行”就是要“各得其所”，“不悖”就是要“和谐共生”，而这两方面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要素。具体而言：

人与自然之间的“并行不悖”，就是人口、资源、环境、生态之间的平衡。朱熹的描述是：“古者纲罟必用四寸之目，鱼不满尺，市不得粥（同“鬻”），人不得食。山林川泽，与民共之，而有厉禁。草木零落，然后斧斤人焉。”他把这种“尊节爱养”之事推为“五德之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实际上就是强调不能竭泽而渔，要保证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朱熹认为，“仁民而爱物”之“爱”就是要对“禽兽、草木”之物“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人与人之间的“并行不悖”，就是缓和和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朱熹对人与人和谐相处的最高理想是如“鸢飞戾天，鱼跃于渊”。他注解说：“子思引此诗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在评价曾点“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理想时，朱熹说：“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在这里，“上下同流”就是“各得其所”，而“各得其所”之义就是“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常之事”，人人和乐相处。

其次，朱熹继承了张载“民胞物与”的思想，为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尊重寻找到理论支持。社会成员之间的和谐关系是社会和谐的基础，“诚信友爱”则是构建和谐的又一关键因素。

我们知道，和谐社会要求社会成员之间要相互认同和接纳，人只有将自爱化为同类之爱，才能认同他人，尊重他人，推己及人，而不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做损人利己的事。朱熹对人们既把握自己又融合于群体的和谐人际关系的构建非常重视，他认为人们应该先从家庭成员的互亲互爱做起。他反复论述“孝”的重要性，认为“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也就是说，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幸福的家园是社会和谐发展的港湾。友爱之外，朱熹又提到诚信这个道德理念，他认为诚信与友爱关系密切，诚信是实现友爱的必由之路，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在对《中庸》进行注解时，朱熹提出诚是“一篇之枢纽”，认为“诚”即“真实无妄”，就是人与人在相处过程中不欺骗、不狡诈，要用真心、真言，以真诚的态度对待他人。在朱熹看来，诚信是人身心的内外统一。至于“诚”实现的途径，朱熹提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即人要通过努力，自觉地除去一己之私念，达到精诚的境界，从而完成对“诚”的追求。朱熹还认为“诚无息”，就是说对“诚”的追求是一种人格历练，它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有恒心，不断地追求，才能达到至诚的境界。

可以看出，《四书章句集注》中体现的“和谐”思想，其关键之处在人，也就是说，朱熹重视人自身的修养，倡导“涵养节制”，锻炼意志，进而重视塑造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些理念对于我们增强个人素质，进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书章句集注》选读

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际，丁宁告戒，不过如此。则天下之理，岂有以加于此哉？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则去圣远而异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以诏后之学者。盖其忧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虑之也远，故其说之也详。其曰“天命率性”，则道心之谓也;其曰“择善固执”，则精一之谓也;其日“君子时中”，则执中之谓也。世之相后，千有余年，而其言之不异，如合符节。历选前圣之书，所以提挈纲维、开示蕴奥，未有若是之明且尽者也。（节选自《中庸章句序》）

尧、舜、禹是天下的大圣人。以天下相传，是天下的大事啊。作为天下的大圣人，履行天下的大事情，而在他们交接之际，叮咛告诫，不过如此。那么，天下的道理，还有比这个更高明的吗？从此以后，圣人与圣人之间相传承：像成汤、周文王、周武王作为君主，皋陶、伊尹、傅说、周公、召公作为大臣，都已经用“允执厥中”的传统来接续道统;像孔子，则是虽然没有得到应有的位子，可他继承了以往圣人的学说，开创了后来的学问，那功业反而有超过尧和禹的。然而，在那个时代，见到并了解这一点的，只有颜渊、曾参得到了孔子的正宗之传。等到曾参再往下传，又有孔子之孙子思，此时离开圣人的思想已经很遥远了，异端学说也开始兴起。子思害怕时间越久越会失去圣人传授的本来面貌，于是根据尧、舜以来圣人与圣人相传的意思加以推演，并对照平时听到的长辈和老师的言论，重新加以编排和组织，而写成《中庸》一书，用以昭示后来的求学者。由于他的忧虑深邃，所以他的言辞恳切;由于他的思考长远，所以他的论说详尽。其中的“天命率性”，指的是道心;其中的“择善固执”，指的是精一;其中的“君子时中”，指的是执中。时代先后相距一千多年，可是他们的言论是相同的，就像是古代符节那样。遍观前代圣贤的著作，很少能够提纲挈领、开示深刻的道理，它们都不能像《中庸》这样阐述得明白且详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