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明代郭大有所撰《评史心见》是一部评论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史论著作。这部书在方法论上有三个特色值得关注，一是撰述旨趣注重评论“可以为鉴者”与“不可以为鉴者”的史事;二是以“扶纲常、振风化”为论史目标;三是主张评史当观“时”、“势”与“天命人心”。《评史心见》中存在不少相互矛盾之处，究其原因，是作者评史时过于强调理学式的道德评价，忽视了事实评价。郭大有的史论是明代前中期正统史论的代表之一，对其研究可以增进对明代史学的深入理解。

关键词：郭大有;《评史心见》;理学;天命人心;道德评价;明代史学

作者简介：于泳，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史学理论及中国史学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5）04-0158-07

一、撰述旨趣：“可以为鉴者”与“不可以为鉴者”

明代郭大有所撰《评史心见》，凡十二卷，前十卷为正文，后两卷为补遗。全书按时间顺序编次，上起西周，下迄元末，多以帝王标目。这是一部评论历史人物和有关史事的史论著作，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是书取古人事迹标题，每事为论。”[1]（卷九十，P2317）

本书作者郭大有，字用亨，明代南京江宁（今南京市江宁区）人，《明史》无传。关于郭大有的行事，文献不足，难以稽考。《评史心见》一书，据笔者所见，最早著录于明代藏书家高儒的《百川书志》：“《评史心见》十二卷，皇明郭大有用亨著，南京人。”[2]（P58）《百川书志》成书于嘉靖十九年（1540），因此《评史心见》的刊刻、流布当不晚于此年。1《评史心见》中郭大有曾引用明人程敏政《宋纪受终考》的论断，而《宋纪受终考》始刊刻于弘治四年（1491）。据上述两条证据，我们可以推断郭大有主要生活于明代弘治前后至嘉靖时期。除《评史心见》外，郭大有还有《古今书史补断》和《古今名贤咏物诗选》两部著作。2受识见所囿，笔者尚未见二书的刊本流传，具体情况未能详考。

《评史心见》书前的《凡例》是关于此书的说明，从中可以窥见作者编纂此书的基本情况。

首先，是交代材料来源及评论主旨：

《评史》以《通鉴》为主，参以《纲目》、《史记》、《春秋左传》、两汉书、《三国志》、《晋》《隋》、《唐》书，《南》、《北》史、《宋》、《辽》、《金》、《元》史、《诸家咏史》、杨铁崖《咏史》、《古今史断》、诸臣奏议、《名臣言行录》、《致堂管见》、《诸儒鉴断》及我朝《皇明政要文衡》。凡古人言行，先儒或有未论者，或论而有所未当者，或有已论而余意未尽者，或有诸说不同而莫知适从者。予引六经四书为证。妄以己意参酌可否而评之。微显阐幽，则是非得失昭然可见，非敢蹈袭前哲以为己能也。[3]（《凡例》，P305）

据此可知，第一，郭大有重视《资治通鉴》和《通鉴纲目》，以六经、四书为评史标准。第二，郭大有评史以正史为主，兼及文集、言行录等其他有补于史事的著作。第三，郭大有关注三个方面的史实：前人没有评论到的人物、史事;前人评论失当的人物、史事;前人已有所论，但论意未尽，仍需要加以阐发的史事和有多种不同评价的史事。

其次，是作者对“鉴”十分重视，指出“有以为鉴者，亦有不可以为鉴者”。用今天的话说，即指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而言。作者这样写道：

鉴者乃后人之龟鉴也，古人之得失，以为己之从违。诸史所载古人言行，固有以为鉴者，亦有不可以为鉴者，如汉文帝好黄老，因吴王不朝，赐以几杖;南越谋反，卑辞厚礼以诱之。朱子乃称其善用，殊不知养成骄横，肆无忌惮，遂至兵连祸结，延及七国之变而不可救。此所当戒，不可法也。至于直不疑偿金、娄师德唾面不拭自干之类，矫情要誉，欺世媚俗，恐后人信以为美而效之，不可不辩，此评之本意也。[3] （《凡例》，P305）

从这里可以看出，《评史心见》的主要意图是以古人之言行，鉴当今之得失。“凡古人言行之善，有关于纲常，有补于教化者，因观子书，随笔以评，不拘先后次序也。”[3]（《凡例》，P305）这与司马光“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4]（《进书表》，P9739）的治史宗旨一脉相承，也是他“以《通鉴》为主”的评论主旨的具体体现。从性质上讲，郭大有主要关注两类史事：“可以为鉴者”与“不可以为鉴者”。二者相比，他更加重视那些不可以为鉴的史事，如每每在评论某人某事后，都要强调“书之以为人君用诈者戒”、“笔之以为世之人臣用机巧者戒”、“谨书以为有国者鉴”、“谨书以为妄兴土木之工者戒”、“谨书以为宠任外戚者戒”等，以表明自己的评史旨趣。

最后，《凡例》中有几句话反映了《评史心见》一书的性质，作者写道：“评史诸题，凡可为策论者，学者任意截取，以备观览，利于举业，盖遴今时之制也。”[3]（《凡例》，P306）明代科举之法沿用唐、宋之旧，科目分为三场。“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二场试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5]（卷七十《选举志二》，P1694）第二场的“论”和第三场的“策”都涉及考察考生对历史的理解、评价和议论。明代科举重论、重策的特点，促使越来越多的士人关注史论，推动相关著述应运而生。1从《凡例》来看，《评史心见》正是适应科举策论之意而作。这一方面反映此书的实用特色，另一方面体现出作者评史的格调不高。《四库全书总目》据此批评说：“其《凡例》云：‘凡可以为策论者，择取以利于举业。则其书不必更问矣。”[1]（卷九十，P2317）但《总目》所论也有武断之嫌。有研究者认为：“《四库全书总目》未查看本书内容，仅据其《凡例》内一言而否定之，未免轻率。实则该书论史颇有见解，可备参考。”[6]（P354）

综上，从《凡例》来看，大致可知《评史心见》一书“评史”的倾向和该书的性质，这两点，有助于人们对此书的认识。

二、“扶纲常，振风化”的论史目标

明代前中期，理学思想对史学有很大影响，道德评价有时凌驾于事实评价之上。郭大有身处其中，其史论亦具有鲜明的理学特色，突出地表现在他以“扶纲常，振风化”作为评史的目标。郭大有认为：“道在天地间，所当因者，三纲五常;所损益者，制度文为是已。”[3]（卷二《曹参尊何约束，P329》）如在“司马迁言陵无罪”条指责李陵投降匈奴为“失节之妇，罪不胜诛”[3]（P336）;“剧秦美新”条批评扬雄屈身事王莽为“奸佞尤为可恶者”[3]（P339）;“直不疑偿金”条责备对汉代名士直不疑“曲意狥物，矫情要誉”[3]（P334）;“二月平阳公主薨”条指斥唐高祖的女儿平阳公主领兵行军为“不守妇道”[3]（P306）;“始定公主见舅姑之礼”条称赞唐德宗议定公主拜见舅姑礼仪的举动为“遵伦理纲常”[3]（P375）等。以上评论，均与纲常、风化相关。而最集中地体现这一评史原则的，则是他对汉高祖、唐太宗以及汉、唐两代政治的评价。

郭大有鄙视汉高祖刘邦，原因是他有“分羹之语”。楚汉之争，汉军攻楚甚急，项羽为让刘邦退兵，扬言欲烹杀其父，刘邦说：“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7]（卷七《项羽本纪》，P328）关于此事的评论，从司马迁、班固、荀悦以来，基本上对刘邦当时的举动持肯定和理解的态度。而三国时期曹植则提出异议，他说：“高祖因暴秦而起，官由亭长，自身亡徒，招集英雄，遂诛强楚，光有天下，功齐汤武，业流后嗣，诚帝王之元勋，人君之盛事也。然而名不继德，行不纯道。寡善人之美称，鲜君子之风采，惑秦宫而不出，窘项座而不起，计失乎郦生，忿过乎韩信。太公是诰，于孝违矣。败古今之大教，伤王道之实义。……然彼之雄才大略，倜傥之节，信当世至豪健壮杰士也。”[8]（P103）曹植称赞汉高祖的功绩，但在道德方面对其颇有指摘，认为他“名不继德，行不纯道”。评论中也涉及对太公、刘邦父子关系的论述：“太公是诰，于孝违矣。”刘邦的言行是“败古今之大教，伤王道之实义”。曹植在这里虽然对刘邦的道德品行进行抨击，但是整体的评论基调还是积极的，对刘邦的评价还是正面的，认为他是“帝王之元勋”、“当世至豪健壮杰士也”。总的来说，曹植的评论是事功和德行并重，而以事功为主。而郭大有评论则主要从纲常伦理出发，他说：

孝乃百行之源，万善之本。帝王所以化民成俗，长治久安，皆赖此也。……（汉高祖）乃昧昊天罔极之恩而陷亲于鼎镬，其与自烹何异？何其不仁之甚哉？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何其不仁之甚哉！……高祖导子孙为不仁不义之事，父不父，子不子，兹非启乱之道欤？虽有天下，不能一朝以居，何以成其善治哉？孔子曰：“明王以孝治天下。”则高祖得罪于名教中，诚可恶也。[3]（ 卷二《项羽欲烹太公》，P326）

与曹植相比，郭大有则以理学中的父子纲常为评论出发点，把道德伦理与政治统治联系了起来。“孝道”被提到“百行之源，万善之本”的高度。从这点出发，他认为刘邦当时有两个合理的选择，一是放弃抵抗以救太公;一是卧薪尝胆、积蓄力量，为父报仇，这些都是符合儒家伦理的。刘邦之言与人伦大德相违背，因此郭大有对刘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孝道”不仅关乎个人荣辱，还会影响政治统治和社会安定。如不尊孝道，则是“启乱之道”。一个王朝的统治者如果不重视纲常伦理，则“天理灭，人伦废”，离衰败灭亡也就不远了。而刘邦正是历代君主中“不可为鉴”的代表，所以郭大有对他的评价很低。

如何评价唐代的玄武门之变和李世民，历来观点不一。如司马光评论道：

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兼容。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泰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则乱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发，然后应之，如此，则事非获已，犹为愈也。既而为群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门，推刃同气，始讥千古，惜哉！夫创业垂统之君，子孙之所仪刑也，彼中、明、肃、代之传继，得非有所指拟以为口实乎！[4]（卷一百九十一《唐纪七》，P6124-6125）

司马光从“礼”出发，认为“立嫡以长，礼之正也”。这显然是对唐太宗玄武门之变持否定态度的，并认为这种做法开启了后代以武力争夺帝位的先例。但是他又试图为唐太宗辩解，认为太宗功高，“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建成无能，“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而当时夺嫡之争已剑拔弩张，于是“群下所迫”。三者相激，遂“蹀血禁门，推刃同气”，唐太宗完全是为形势所迫。司马光虽对唐太宗多有批评，但他没有据此一概否定其功业。他对唐太宗的总体评价是：“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驱策英雄，罔罗俊义，好用善谋，乐闻直谏，拯民于汤火之中，而措之衽席之上，使盗贼化为君子，呻吟转为讴歌，衣食有余，刑措不用。突厥之渠，系颈阙庭;北海之滨，悉为郡县。盖三代以还，中国之盛，未之有也。惜其好尚功名，而不及礼乐，父子兄弟之间，惭德多矣。”[9]（卷十六，P157）这样既肯定了唐太宗的功绩，又批评了他在礼仪纲常方面的“惭德”。司马光在具体评论史事的时候能远离理学的立场，作出比较客观的评论。而郭大有则基本对唐太宗持否定态度，其批评要比司马光严厉许多。他说：

太宗除隋暴虐，削平僭乱，以有天下，在位三十余年，一身兼创守之责，绝无而仅有也。绳以大节，不能无愧。孟子曰：“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太宗但知创业守成之难而不知端本贻谋之道。观其胁父臣虏，喋血禁庭，闺门惭德，妄诛大臣，此创业之无道也。天下平定之后，鲜克有终。魏徵十渐条陈，切中其病，此守成之无道也。大本已失，虽有他美，何足羡哉！……厥后高宗、玄宗蒸父妾、乱典常、杀三子、宠妖妃，颠覆社稷，流毒苍生，固非守成之主，皆踵太宗所为。[3]（卷六《创业守成孰难》，P361）

郭大有所说的“大节”、“大本”无疑就是他心中的纲常名教思想，这也是他评价唐太宗的唯一标准。其方法就是由局部而否定整体，把历史人物所处的环境、言行、动机、效果排除在外。在他的眼中，唐太宗不是什么有道明君，他创业不合纲常，守成也不得礼法，还给后代子孙树立了一个不好的榜样。郭大有评价人物不是从事实出发。他的理学思想掩盖了史学思想，道德评价凌驾于事实评价之上，所以，他不能如司马光一样，用发展的眼光、整体的观念评价人物。但若从另一方面看，郭大有开篇即表明其评史的目的是要“扶纲常、振风化”，他以理学作为衡量“可以为鉴者”与“不可以为鉴者”的标准，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汉唐盛世，历来为人称道，如程颐认为：“汉大纲正，唐万目举。”[10]（《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P236）意思是汉代纲常伦理合乎法度，唐代各项法令制度得以创举。程颐之意，在于论两汉之人识义理、重名节，而唐代“有夷狄之风，三纲不正”，故“汉之治过于唐”。但是唐代在政治制度方面创获颇多，政治上亦有可观之处，所以是“万目举”。郭大有不同意程颐的评价，他认为：

程子谓：“汉大纲正，唐万目举。”愚谓：“大纲者，君臣、父子、夫妇之伦是也。观高祖妄诛韩信、狱系萧何，而于君臣之义废;项分杯羹、如意被鸩，而于父子之恩亏;溺爱戚姬，而于夫妇之情薄。大纲何由而正乎？”所谓万目者，礼、乐、兵、刑、教化之类是也。观太宗闺门惭德、喋血禁庭，而于礼、乐何有累？征高丽、妄杀蕴古，而于兵刑黩滥;大诰名儒，增广生员，无明伦教化之实。万目何由而举乎？……程子不究其大本，徒以末节言之，故予所以辩。[3]（卷六《汉大纲正，唐万目举》，P363）

程颐评论汉唐之治，虽然是从理学观念出发，扬汉抑唐，但他没有一概否定唐代政治的贡献。郭大有则不同，他从伦理纲常上把汉、唐两代都否定了。他由否定汉高祖进而否定整个汉代政治。他在批评唐代礼、乐、兵、刑等制度的时候，不以这些制度在实践过程中的得失利弊为标准，而是计较于唐太宗的“闺门惭德、喋血禁庭”、“征高丽、妄杀蕴古”等个人的道德和政治行为，否定唐太宗的同时把整个唐代制度都否定了，可谓是以“一眚掩大德”。朱熹说：“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11]（P196）郭大有为“扶纲常、振风化”，故作惊人之语，其评论格调不但远逊程颐，而且在史学观上更是与朱熹相去甚远。

以上所举，说明郭大有在评论历代人物和事件上，坚持纲常名教的思想，意在发挥史学的褒贬作用，“扶纲常、振风化”这一点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他以理学衡量史学，不顾客观事实而空洞议论，这种空疏不实学风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全祖望批评说：“自明中叶以后，讲学之风已为极弊，高谈性命，直入禅障，束书不观，其稍平者则为学究，皆无根之徒耳！”[12]（卷十六《甬上证人书院记》，P1059）全祖望所论，也是《评史心见》一书的主要缺陷所在。

三、论史当观“时”、“势”与“天命人心”

郭大有论史，除阐发理学观念之外，也十分注重“时”、“势”与“天命人心”等因素的影响。他说：“大抵学者之评人物，当观其时之难易，势之顺逆，天命人心之去留向背何如。昧此妄议，亦非定论。”[3]（卷四《三分天下》，P346）这里，“时”是指人物所处的历史环境，“势”是指历史发展的趋势，而“天命”则比较复杂，有时是指上天的意志，有时又等同于“势”，指历史发展之大势，有时又是指正统所归。“人心”是指民心所向。郭大有认为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应该考虑人物当时的现实处境、历史大势的走向和民心向背等因素，要回到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状况和个人境遇去思考、判别和评价人物的行动。这种见解接近于实事求是的观点，比之于其以纲常名教批评人物，有很大的不同。如在评价诸葛亮时，针对学者邹璧对其“谋不正，兵出无名，无恢复一统之志”的评价，郭大有为诸葛亮辩护道：

方睹孔明独处群雄之中，力弱势孤，如一支十，孰难孰易，孰顺孰逆乎？当时审天下大势，定于胸中，一见之顷，告以荆州用武之国，谋非不臧也;辅帝室之胄，《纲目》书：“刘备起兵讨曹操”，兵非无名也;又曰：“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志非不欲大一统也;兵有节制，正义明律而不为诡计，师非不堂堂正正也。奈何老瞒未诛，而先主已殂;陇军方出，而营星夜坠。孟子曰：“若夫成功，则天也，非人力所能为也。”杨诚斋有曰：“人心归汉，王即假之而有余;人心去汉，孔明扶之而不足。”邹壁不观其时、势、天命人心大节，乃以成败论，岂不谬哉！[3]（卷四《三分天下》，P346）

郭大有主要从时、势、天命、人心四方面为诸葛亮辩护。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天命”主要指上天的意志，有运气、机遇的意思。他引用孟子的言论即为明证。诸葛亮的失败是各方面因素相激使然，但这并不妨碍诸葛亮杰出的政治家的身份。郭大有进而指出读史要观“时、势、天命、人心大节”，反对以成败论英雄。

从“时、势、天命、人心”出发，郭大有特别赞赏那些既能坚持正义，又能审时度势，建功立业，使个人行动符合历史潮流的“豪杰”。他说：“所谓豪杰者，明道义而知自重，审去就而不苟禄。”[3]（卷二《颠倒豪杰》，P328）即是说豪杰之士要重义轻利。在“岳飞班师”条，他又进一步申论：“盖天下之事有常有变。君子于常，则守之以经;于变，则处之以权。”“常”与“变”其实就是指“时势”的变化。具体到人物评价上，就是看历史人物的活动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当时社会需要。他进一步论道：

君命，我所重也，国难，亦我所重也，二者不可得兼，舍君命而救国难，此所谓权。……当时飞手握重兵，使其先诛桧而后灭虏，迎回二帝，奠安宗社，有回天之力，建再造之功，亦汤、武除害救民之意也，孰敢以公为过乎？吁！徒守一节之忠，遂遗无穷之患，即孔子所谓匹夫匹妇之为谅也，岂非忠有余而智不足？惜哉！[3]（卷十《岳飞班师》，P391-392）

按照郭大有的说法，如果岳飞能“处变行权”，矫诏行事，内诛奸臣而外抗强敌，舍君命而救国难，那他的行为不仅符合儒家义理，而且也合乎“天命人心”，是顺应“时”与“势”的行为。他十分惋惜岳飞识见未能及此，“忠有余而智不足”。与此不同的是，他特别赞赏张良。刘邦、项羽鸿沟之约后，刘邦本打算退兵，张良与陈平劝说刘邦：“汉有天下太半，而诸侯皆附之。楚兵罢食尽，此天亡楚之时也，不如因其机而遂取之。今释弗击，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7]（卷七《项羽本纪》，P337）郭大有认为劝刘邦攻打项羽，虽然失信于人，但确是为了“背小信而全大义”，是“处变而行一时之权也”。他说：“孔子曰：‘君子贞而不谅。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其良之谓欤？”[3]（卷二《养虎遗患》，P326）

我们把郭大有对岳飞和张良不同的评价联系起来，就会发现，郭大有虽然强调论史当观“时”、“势”与“天命人心”，但他评论主旨最终归宿还是在一个“义”上，强调的是儒家的道义。在以上所举材料中，这个因素体现得并不明显，但是依然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这说明，郭大有评价历史人物时，虽然看重特定环境对历史人物发挥作用的影响，但他依然不能完全走出理学思想的圈子。

四、矛盾、混乱的历史观

郭大有受理学支配，纲常伦理在他那里成为了最高的历史评价标准。理学观念凌驾于史学之上，这使得他的许多史论显得迂阔，有些评价自相矛盾，而他又不惜牵强附会地予以解释。如他全面否定唐代魏徵、王珪的功绩，认为他们是“罪臣”，理由是他们“不能引太王传位季历之事以谏高祖，坐视相残，不能谕之于道，遂成弑逆之祸”[3]（卷六《以魏徵、王珪为谏议大夫》，P356）。这与其上文否定汉唐政治的方法如出一辙，都是从理学观念出发，偏执一端而否定整体。这是用义理思想来任意解释历史，而离中国史学据实直书的传统越来越远。

郭大有试图用理学思想规范历史，以经驭史。但是历史现象千变万化，又怎能是理学思想统率得了的呢？而试图以理学思想强加解说，则往往会出现矛盾、混乱的现象。比如，郭大有提倡统治者要“举贤不避亲”。冯野王是汉元帝的亲戚，汉元帝为了避亲属之嫌，没有提拔他。郭大有评论说：“愚谓野王果贤，虽亲必用，不贤，虽踈必废。……汉治后世，不以私亲为嫌，而以用贤为羡。”[3]（卷四《汉元帝不用冯野王》，P339）这是批评汉元帝用人避亲。而在评论“窦宪勒功燕然”时，他却说：

凡椒房之亲，人主但常尊位重禄，不当委以兵政之权。权柄一专，谋为不轨。……（窦宪）倾无量之费，击无罪之虏，夸张功德，纪于燕然，何有补于汉哉？[3]（卷四《窦宪勒功燕然》，P343）

前一论赞扬举贤不避亲，后一论主张用人要避免任用外戚，两则评论自相矛盾。郭大有赞扬汤武革命，主张“处变行权”，这点上文已有论述。但是他又以纲常苛责唐太宗“胁父起兵以篡隋”，“胁父起兵”为不孝，“篡隋”为不忠。[3]（卷六《世民诛佞人》，P355）这与前一论赞扬汤武革命又相互抵牾。同类性质的论断，书中还有很多。这实际上反映了作者以理学观念来解释历史所面临的困境。自宋至明，理学家认为“大道在六经”，“经细史粗”，主张“以经御史”。如南宋张栻：“读史之法，要当考其兴坏治乱之故，与夫一时人才立朝行己之得失，必有权度，则不差也。欲权度之在我，其惟求之六经乎？”[13]（卷三十四《西汉蒙求跋》，P814）以六经为史之权度，其评史自然以义理为裁断标准。他们把理学思想凌驾于史学观点之上，研究历史不是为了探究历史的真相，而是为了阐发义理，以史证理。这种不顾事实而空谈天理性命的论史风气，不利于史学实事求是学风的形成，因而遭到其后清代学者的严厉批评。实际上，在历史评价中，道德原则与事实原则往往发生矛盾。而优秀的史学家可以二者兼顾，不偏废其一。如赵翼所论：“义理之说，与时势之论，往往不能相符，则有不可全执义理者。盖义理必参之以时势，乃为真义理也。”[14]（P552）郭大有虽然看重“时”、“势”与“天命人心”，但理学仍然是他的立论之本。他注重理学的义理，而忽视了史学求真的特征。事实与褒贬是史学研究中互相关联、对立统一的两个因素，只讲事实而不讲褒贬，则史学无以体现自己的社会价值，而离开事实谈褒贬，则不能称其为客观的历史评价。《评史心见》中的矛盾、混乱之处，正是郭大有犯了后一种错误的体现。

结 语

郭大有评史，一方面是阐发理学，扶纲常、振风化，另一方面也有以史为鉴的用意。他的史论，有的结合明代的现实， 有的则对先贤的史评再加以评析，作出自己的论断。作者生活在理学大盛之明代中期，他的思想固然超脱不出理学的窠臼，他的许多史论也因此显得保守和迂阔，但也有一些有价值的地方值得参考。作为受明代中期理学论史风气影响的学者，在逐渐注重实学的晚明和以考证著称的清代，其书因有浓厚的理学特征而渐渐无传，以致湮没无闻。清人对明代史论评价不高，“明代史论至多，大抵徒侈游谈，务翻旧案，不能核其始终”[1]（卷八十八，P2289）。以清人崇尚考据的学术眼光来看，《评史心见》正是“徒侈游谈”的史论代表之一，故此书仅被列入四库存目。虽然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评史心见》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足，但是它作为弘治至嘉靖前期正统史论之一，对此书的研究依然有助于从一个方面了解明代史论的面貌。

参 考 文 献

[1]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2] 高儒：《百川书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3] 郭大有：《新刻官板大字评史心见十二卷》，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88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

[4] 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2011.

[5] 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6] 杨翼骧：《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元明卷），乔治忠、朱洪斌订补，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7]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

[8] 曹植：《曹植集校注》，赵幼文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9] 司马光：《稽古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10] 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

[11] 朱熹：《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

[12]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载《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3] 张栻：《南轩先生文集》，载张栻：《张栻集》，长沙：岳麓书社，2010.

[14] 赵翼：《廿二史劄记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

[责任编辑 王雪萍]

Tendency， Gains and Losses of Historical Commentary of

Ping Shi Xin Jian

YU Yong

（School of Hist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Ping Shi Xin Jian is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book written by GUO Da-you in Ming Dynasty， which is well-known for its commentary on historical figures and historical events. There are thre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methodology in this book that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First， the narrative shows great interest of commenting on historical events， divided as comments which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and which “cannot be used for reference”; secondly， the book holds its vision to be “revival of principle， avocations of moral”; thirdly， it argues that historical commentary should analyze “timing”， “situation” and “fatality and human mind”. Apparently， there are also some contradictions in Ping Shi Xin Jian. As for the reasons， it is mainly due to the fact that GUO Da-you overuses moral appraisal with neo-Confucian principle as the form to make assessments. This method lacks evaluation of historical facts. Anyway， GUO Da-yous historical commentary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for orthodox historical commentaries in early and middle Ming Dynasty. It is useful for us to study his book and his theories to enrich the understanding of historical studies on Ming Dynasty.

Key words： GUO Da-you， Ping Shi Xin Jian， Neo-Confusion， fatality and human mind， moral appraisal， historiography in Ming Dynas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