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干

《归去来兮辞》一文的创作完成标志着陶渊明归隐生活的真正确立。与之前几度退隐又几度入仕不同，在“彭泽辞令”之后，陶潜正式告别劳心役形的官场，归入心中期许已久、安闲静逸的田园。对“仕”与“隐”的困惑不定在此时完成了最终选择，潜心山川与躬耕陇亩成为陶渊明之后人生的全部要素。可以说，《归去来兮辞》既是陶渊明同仕宦生涯的断绝信，同时也是其归入田园人生的宣言书。正因如此，《归去来兮辞》集中体现了陶渊明的隐逸精神。

朱秋萍从整个魏晋文化环境对陶渊明的隐逸思想进行宏观的整体观照，其言，“《归去来兮辞》反映了魏晋时期知识分子弃儒入道的总体趋向”。[1]孙亚杰、钟伟建以文本为基点，深度切入。孙亚杰认为其中的隐逸文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厌恶官场，鄙弃功名”“娱情诗酒，崇尚自然”“尽享天伦，体验农趣”“抚摸伤痛，不忘忧思”。[2]除上述四方面外，钟伟建指出，五柳先生的隐逸思想还体现在对松、菊的偏爱上，陶渊明借二者的挺拔劲节与幽姿芳逸来抒发己志。[3]林丽钦亦运用微观视角来探寻陶渊明的心灵世界，将陶潜的人生解脱归纳为“摆脱形役”“傲世心安”“愉悦生活”“无惧无忧”四个层面。[4]可见，学界当前对《归去来兮辞》一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1.以横向的视角将该文与魏晋时期隐逸盛行的文化大环境相联系;2.纵向剖析，揭示其中具体的归隐思想。在具体而微地探索《归去来兮辞》中的退隐思想时，目前研究成果所提炼出的内容是片段式的，各个层面的归隐情感彼此独立，相互之间的联系性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