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晨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中“周亚夫军细柳”的故事历代广为流传，最近亦收入“统编本”初中语文教科书八年级上册。其中，周亚夫治军之严明与为人之刚正更是为历代读者所称道。董份曰：“细柳营，亚夫为真将军。”（《史记评林》引）李白《司马将军歌》诗曰：“细柳营开揖天子，始知灞上为婴儿。”权德舆《细柳驿》诗曰：“细柳肃军令，条侯信殊伦。”而汉文帝因称赏周亚夫为“真将军”，并拔擢其职亦是备受尊崇。概而言之，“周亚夫军细柳”中周亚夫与汉文帝的关系被普遍认为是“贤臣遇明主”的理想君臣关系。

然而，司马迁真的仅仅是想写一个“贤臣遇明主”的君臣佳话吗？要想弄清这个问题，就必须将“周亚夫军细柳”这一片段置于《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中进行讨论。

一、“足己不学”与“守节不逊”之臣

《史记》于每篇之末都有司马迁以“太史公曰”的形式发表的论赞，此乃作者对传主及其生平的直接评论，最能体现作者为文之用心。《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中关于周亚夫的论赞曰：

“亚夫之用兵，持威重，执坚刃，穣苴曷有加焉！足己而不学，守节不逊，终以穷困。悲夫！”[1]（2526）

所谓“持威重，执坚刃”，据韩兆琦《史记笺证》注释，即为“有威严，且沉着稳重。意志坚定，法令严明”[2]之意。因此，司马迁首先肯定了周亚夫的治军能力，并将其与春秋名将司马穣苴相比。但其紧接着就指出，造成周亚夫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足己而不学，守节不逊”。司马迁这一观点亦贯穿在“周亚夫军细柳”部分的行文之中。

综合司马贞《史记索隐》与韩兆琦《史记笺证》的注解，所谓“不逊”，意谓不顺从皇帝，乃至对皇帝无礼。在“周亚夫军细柳”中，周亚夫对文帝的“不遜”是显然易见的，不必赘言。这里只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不逊”是否合法度;第二，“不逊”是否合情理。

首先，“不逊”是因为“守节”。文中所谓“节”，集中体现在对周亚夫三句语言描写（一句直述，两句转述）之中。这三句话分别是：

①军门都尉曰：“将军令曰：‘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转述）

②壁门士吏谓从属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转述）

③将军亚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直述）

①②两句为将士转述周亚夫军令。《史记·司马穣苴列传》有载曰：“景公遣使者持节赦贾，驰入军中。穣苴曰：‘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问军正曰：‘驰三军法何？正曰：‘当斩。使者大惧。”[1]（2626）可见，军中唯将军之令是从，任何人不得在军中驱驰的军事规定至少在春秋时期已然形成。关于③句，裴骃《史记集解》引应劭曰：“礼，介者不拜。”[1]（2520）因此，周亚夫所守之“节”皆有所本，合乎法度，并非妄为。

其次，“不逊”又是否合乎情理呢？依据文本还原当时现场的情形。其一，军队处于备战状态，对任何风吹草动本就相当敏感。其二，天子劳军，阵仗甚大，而细柳离长安亦不远。其三，天子劳军的顺序是先至霸上，再至棘门，最后至细柳。因此，周亚夫对天子前来劳军毫不知情的可能性甚微。然而，当天子先驱到达细柳营前，面对的竟然是刀剑出鞘、弓弩开张相对（“锐兵刃，彀弓弩，持满”）之临敌情形。此后，天子亲临而不得入，入而不得驰，见而不得行君臣之礼，凡此种种，周亚夫之“不逊”甚矣。表面上虽合法度，从实际情形看却实在不合情理。天子先至霸上、棘门，刘礼、徐厉尚且能迅速做好准备迎送天子，周亚夫却做不到？由此观之，周亚夫非不能也，实不为也。

周亚夫的“不逊”不是仓促应对所至，而是有意为之;不是备战常态，而是自著其能。这一点司马迁已然在对周勃、周亚夫父子军事才能的书写中透露出来了。《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中，司马迁对周勃军功的书写笔触极为凌厉俭省，意在突显周勃将兵为战之神勇。如：

“高祖之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从攻胡陵，下方与。方与反，与战，却适。攻丰。击秦军砀东。还军留及萧。复攻砀，破之。下下邑，先登。赐爵五大夫。攻蒙、虞，取之。击章邯车骑，殿。定魏地。攻爰戚、东缗，以往至栗，取之。攻齧桑，先登。击秦军阿下，破之……

项羽至，以沛公为汉王。汉王赐勃爵为威武侯。从入汉中，拜为将军。还定三秦，至秦，赐食邑怀德。攻槐里、好畤，最。击赵贲、内史保於咸阳，最。北攻漆。击章平、姚卬军。西定汧。还下郿、频阳。围章邯废丘。破西丞。击盗巴军，破之……”[1]（2510-2512）

而对于周亚夫，司马迁不写其如何抗击匈奴，却唯独写其一再对天子“不逊”之行，正因为这件事不同寻常，乃周亚夫有意为之，如姚苎田所谓“着意装点，现才于人主”[3]以达到“锥处囊中脱颖而出”[3]之目的。同时，司马迁亦想通过这一极不合情理的行为揭橥周亚夫“足己而不学”的性格弱点。“足己而不学”即“自以为己之智谋足，而不虚己而学古人，所以不体权变，而动有违忤”。（司马贞《史记索隐》）[1]（2526）“守节不逊”之行为正是其“足己而不学”之性格的外在表达。

二、慧眼识才与深藏不露之君

司马迁在行文之中已悄然将周亚夫的心理动机和性格弱点暴露无遗。周亚夫后来也看似如愿“征服”了天子，并得到了天子的赞扬和拔擢。汉文帝真的如此单纯宽仁？司马迁笔下的汉文帝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呢？

要完整把握汉文帝形象，可以透过其与三个（组）人物的交往来观察，他们分别是：周亚夫、群臣和周勃。

（一）周亚夫的视角

前文已述，周亚夫有意以自己“不逊”的行为，展示自己治军才能。汉文帝到细柳营劳军一路频频受阻，面对周亚夫的“不逊”甚至无礼，汉文帝却反而表现出异乎一般帝王的宽仁有礼。“上自劳军”是对一线将士的慰劳，“先驱”提前通报是对将军的尊重，“使使持节诏将军”是入营受阻后克制地按照制度办事，“按辔徐行”“改容式车”是对军令、军礼的尊重。本该逊顺的周亚夫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汉文帝“不逊”，汉文帝的绝对权威似乎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挑战。换做一般的帝王，周亚夫几乎不可能全身而退。然而，汉文帝始终未被周亚夫惹怒、没有发作，而且全程举止合乎礼制，最终“成礼而去”，竟然还留下了一段对周亚夫的称赏。对于一个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帝王而言，这样的宽仁之举实在异乎寻常、耐人寻味。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这绝非汉文帝真实情感态度的表达，而是出于某种心思和目的而有意隐忍。

汉文帝这一系列的表现透露的两点信息：其一，他慧眼识才，能发现周亚夫“不逊”行为背后是将军之才;其二，他善于隐忍，深藏不露，具有惊人的自控力。以往论者往往只见其一，未见其二。作为帝王的汉文帝绝非窝囊软弱之主，在细柳营中宽仁表现实是有意隐忍。我们可以从群臣和周勃的视角对此加以印证。

（二）群臣的视角

这里的“群臣”分为两组：一为刘礼和徐厉二将军;二为随王伴驾之“群臣”。

先看刘礼和徐厉二将军的表现。文中着墨不多，仅有汉文帝“至霸上及棘门军，直驰入，将以下骑送迎”一句。仅此一句，即可见汉文帝与历史上任何帝王一样，有着不受任何法度限制的绝对自由，尽可以在军营之中驱驰。与此同时，亦可见刘礼和徐厉二将军根本无意、更加不敢以所谓“军令”对皇帝的权威发起丝毫挑战。

再看随王伴驾的“群臣”表现。汉文帝劳军仪仗“既出军门，群臣皆惊”。仅此“皆惊”二字，足可见周亚夫对汉文帝的“不逊”之举，“群臣”别说做，可能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因为他们心里清楚帝王是绝对不可以忤逆，皇权是绝对不可以冒犯的。

刘礼、徐厉和伴驾“群臣”的表现，从侧面反映出汉文帝已经牢牢地掌握着帝国的最高权力，而绝非窝囊软弱或无度宽仁之主，任何挑战皇权的做法都是极度危险的，身为臣子，只能顺从。

（三）周勃的视角

然而，作为臣子，仅仅顺从帝王却依然无法全身自保。这在《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中关于周勃晚年命运的书写即可看到。周勃晚年亦在文帝朝为臣。

“文帝既立，以勃为右丞相，赐金五千斤，食邑万户。居月馀，人或说勃曰：‘君既诛诸吕，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赏，处尊位，以宠，久之即祸及身矣。勃惧，亦自危，乃谢请归相印。上许之。岁馀，丞相平卒，上复以勃为丞相。十馀月，上曰：‘前日吾诏列侯就国，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就国。”[1]（2517）

汉文帝刚刚继位，本应是其权力最弱之时。但功勋卓著，位极人臣的周勃非但没有丝毫托大不敬之举，甚至仅仅因為害怕皇帝疑心而主动辞去相位。后来再次为相十余月，在未犯任何错误的情况下，又被汉文帝以一个由头便就地免职。周勃如此功勋地位，面对少主尚且战战兢兢，足见文帝自登基之初便完全树立了帝王的绝对权威，凛然不可犯，同时亦可见他并不是对任何臣子都能宽仁以待的。

更重要的是，在同一篇传记中的汉文帝对待周勃和周亚夫父子简直判若两人。

“岁馀，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绛侯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其后人有上书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长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辞。”[1]（2517）

周勃是周亚夫的父亲，司马迁有意将周氏父子合于一传。父子二人先后皆为文帝朝臣，汉文帝对周勃的猜忌和寡恩，让功勋卓著、位高权重的周勃晚年如惊弓之鸟，更有甚者险些以“莫须有”的罪名断送了性命。在司马迁对周勃命运的叙述中，完全看不到汉文帝对待周亚夫时的识才和大度。

因此，汉文帝面对周亚夫一再“不逊”的表现，绝不是无可奈何、任其摆布，亦不是简单的谦恭有礼、宽仁以待，而是有意的克己隐忍。司马迁笔下的汉文帝不仅是一个慧眼识才贤君明主，更是一个懂得隐忍，深藏不露的帝王。

三、以政治平衡为前提的“君臣佳话”

既然周亚夫是一个“守节不逊”之臣，而汉文帝又并非其表现的那样宽仁大度，问题随之产生：为什么惟有周亚夫可以在汉文帝面前“不逊”，而其他人（周勃、刘礼、徐厉等）却不行？此外，通观《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周亚夫的“不逊”一直延续到了汉景帝时期，但却没能得到宽仁以待，最终落得了个“不食五日，呕血而死”[1]（2525）的悲惨下场？

《史记评林》引刘子翠曰：

“周亚夫强直自信，当文帝而显名，遇景帝而杀身，非有幸不幸，其操术然也。……夫行己恭，事上敬，此大臣之节也。亚夫不知遵此，姑以强直自信不移，文帝宽仁，故推成其美;景帝忌刻，故陷于戮辱。然则景帝之杀亚夫，虽日滥刑，固有以招之矣。”[4]

此论将周亚夫的命运悲剧归因于两点：其一为内因：周亚夫过于“强直自信”，又“操术”不当，对帝王不恭，失人臣之节;其二为外因：汉文帝与汉景帝的性格差异，导致了周亚夫的不同命运。刘氏同时指出，周亚夫的悲剧主要是由个人内因所致。

汉文帝与汉景帝虽有性格差异，但前文已述汉文帝亦有“忌刻”一面（如对周勃等）。因此单以二帝性格论，稍嫌不足。同时，周亚夫性格行事确有弱点，然同样的“操术”为何又在两朝招致不同命运？可见此论不足以完全回答以上问题。

其实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亚夫性格与人臣“操术”，而在于中国古代帝王政治中的“帝王心术”。在“周亚夫军细柳”故事的开篇，司马迁已然透露了讯息：

“文帝之后六年，匈奴大入边。乃以宗正刘礼为将军，军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军，军棘门;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军细柳：以备胡。”[1]（2519）

这三人的顺序绝非随意排列，而是依照地位尊卑排定。刘礼是刘邦之侄，刘邦弟楚元王刘交之少子，后来被封为楚王。“宗正”为官名，专司皇族事务，乃九卿之一。徐厉则是“祝兹侯”。此二人，刘礼为皇家宗室，位列九卿，而徐厉已然封侯，二人地位崇高。反观周亚夫，仅为一区区“河内守”，且此时“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当代”。[1]（2519）居微末之职，袭爵位无望是当时周亚夫所处的人生境地。这正是其必须“守节不逊”以自著其能的原因，也是汉文帝之所以宽容其“不逊”之行的原因：皇权并未因周亚夫的“不逊”而受到任何威胁和实质损害。

“‘嗟乎，此真将军矣！曩者霸上、棘门军，若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於亚夫，可得而犯邪！称善者久之。月馀，三军皆罢。乃拜亚夫为中尉。”[1]（2520）

汉文帝宽容抬举周亚夫，除了赏识周亚夫之才外，还意在借此机会警示、敲打位高权重的刘礼和徐厉。司马迁有意在这三人姓名之前分别冠以官衔爵位，用心正是在于提醒读者留意“周亚夫军细柳”故事中不同人物的地位身份，并借此洞察汉文帝的“帝王心术”。

“帝王心术”之要在于政治平衡。周亚夫地位低微，因此其“不逊”之举于皇权无碍，自著其能无非只为博得帝王欢心，帝王也乐得摆出一副宽容大度、谦恭有礼之态。然而，已然身居高位、掌有实权的臣子则必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因为其任何不慎之举都有可能打破这本就极度脆弱敏感的政治平衡，引起帝王猜度之心，而招致杀身之祸。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周亚夫（“河内守”）可以行止“不逊”，而刘礼（“宗正”）、徐厉（“祝兹侯”）、周勃（“右丞相”“食邑万户”的“绛侯”）却不可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早年周亚夫（“河内守”）在文帝朝可以“不逊”，晚年周亚夫（“丞相”“条侯”）在景帝朝却不可以。

因此，“周亚夫军细柳”这一被历代称颂的贤臣遇名主的君臣佳话，其实质是一场以政治平衡为前提的、帝王心术操控下的政治表演。太史公以其细致入微的笔触为后人揭橥人臣心思、帝王心术与历史真相，终“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4.

[2]韩兆琦.史记笺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

[3]（清）姚苎田.史记菁华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4]（明）凌稚隆辑校.（明）李光缙增补.于亦时整理.史记评林[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