隈研吾的「负建筑」与文化政治

2020-05-13刘超

读书 2020年5期

刘超

隈研吾与东京奥运会有着不解之缘。一九六四年，日本举办第十八届奥运会。十岁的隈研吾第一次见到建筑大师丹下健三设计的东京代代木国立体育馆时，被它的魅力吸引，自此萌生了当建筑师的念头。隈研吾说没有一九六四年东京奥运会，他可能不会成为一名建筑师。二0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日本安倍政府最终否决了二0一二年赢得竞标的扎哈·哈迪德事务所二0二0年东京奥运会主竞技场的设计方案（此方案遭到大量日本民众和日本著名建筑师的抗议），取而代之的是隈研吾团队的方案—“木与绿色的竞技场”。

扎哈认为，日本当局与日本的一些建筑师合谋否决了她的方案，日本有些人不希望外国建筑师设计东京的国立体育馆。扎哈还指责隈研吾方案有抄袭自己方案的嫌疑，隈研吾予以否认，认为扎哈输掉这个项目关键在于她不是日本人。

在建筑领域里，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曾存在最激烈的斗争。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F.R.Jameson）认为：“关于建筑的论争有助于凸显这些看似仅与美学有关的问题的政治内涵，使我们容易发现其他艺术领域中有时更专业或更隐晦的讨论包含的政治内容。”（《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王逢振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四年版）从文化政治的角度，我们或许能理解为什么隈研吾说扎哈输掉项目关键在于她不是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