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骏

陈寅恪曾言：“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这段名言演化出的一个概括版就是今日为人所乐道的“同情之理解”。但陈寅恪又特别提醒，“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附会之恶习”，因此“同情之态度”不应该是单向度的，一个人的，有强烈倾向性的。据杨奎松指教，所谓“同情之理解历史”应该是“同情地理解历史的方方面面”。这句精彩之言正对再思目前的“学衡”研究有提纲挈领之效。

所谓“学衡”研究大致包括《学衡》杂志的研究、与《学衡》相关各人物的研究以及所谓“学衡派”的研究。这些研究既具有各自的独立性，又彼此紧密关联，因此会出现不少共通的问题，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同情地理解历史的方方面面”就应排比各方史料，对照各方史料，厘同考异，彼此参证。但目前“学衡”研究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出现了不少“笼罩性”史料，同时又存在着不少“灯下黑”型史料，如不对史料问题做一个基本的梳理，则研究之推进大概无从谈起。

从“笼罩性”史料来说，一般一位历史人物留下的史料足够多无疑是学界的福音，但身在福中，不能忘形，我们也应自觉地意识到这种福音同时也意味着一种长久而不自知的笼罩，即当史料留存甚多，同时留存史料中又多细节丰富，描述精细，书写生动的日记、年谱和回忆录，就要警惕是否在被这一历史人物的叙述牵着鼻子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