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承吉

二0一六年大选后美国各地哀鸿遍野。“文化左派”（CulturalLeft）和“新左派”（NewLeft）在校园、媒体、政府机构所确立的关于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自由共识”（Liberal Consensus）似乎瞬间倾覆，致使很多践行左派理念的师生情绪失控。美国政治版图里的蓝州和红州不断互掐、愈发难以相互理解。校园里弥漫着恐惧和焦虑的气氛，校方动员各个方面的资源安慰惊惶不安的学生，正常的课堂秩序在大选后几个星期陷入混乱。人们开始忧虑美利坚合众国的未来，好事者甚至讥讽美国当易名为“美利坚分裂国”（The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

这种分裂也表现在美国知识分子对“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充满分歧的议论上。哥伦比亚大学的思想史学者马克·里拉（MarkLilla）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写道：“身份政治给美国带来的问题多过表面的和谐，使年轻人无法走出自己基于种族、性别和阶层划分的小圈子，以美国公民和美国价值的大局观看待问题，也使他们对自己身份和认同的小圈子以外的世界漠不关心。”在其关于身份政治的著作中，里拉指出，身份政治强化了年轻人的个人主义倾向，使之退缩到自己族裔群体和性别维度里，蜷缩到自己熟悉的小世界，给不同的人群贴标签，而不再关心更大更开阔的世界，更无法牺牲小我、为美国做些什么。美国当下最大的问题之一，在于过度强调身份政治。马克·里拉坦言，他为美国的当下感到沮丧。他因此呼吁美国走出身份政治的时代、摆脱身份政治的束缚（Lilla， The Onc eand Future Liberal After Identity Politics， Harper Collins， 2017）。

看到马克·里拉的表态，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有自由主义者批判身份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