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旭光 曾 慧

(湖北理工学院 师范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3)

作为知名企业家，董明珠近年来几乎是国内商业圈上镜率最高的女人。上节目、做演讲、开公开课等行为俨然将其打造成了一个超级IP(Intellectual Property)[1]。无论是她与雷军的十亿豪赌、与王健林的携手代言，还是直指竞争对手的问题……一次次惊世骇俗的商业行为不仅将董明珠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也塑造了其强势敢言的女性形象。

在男性企业家占主导地位的当下，董明珠职业身份的显赫和女性身份的弱势，都具有鲜明的反传统特质，引发了褒贬不一的大众舆论。尤其在父权制惯性下的中国社会，“董明珠话语”尚未得到全面的社会承认，其折射出的性别政治，书写了某种女性主义的不平等境遇。

一、理论基础与问题提出

“承认”(Recognition)是一个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指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共同体之间、不同的共同体之间在平等基础上的相互认可、认同或确认[2]。霍耐特(Axel Honneth)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承认理论”，认为主体间的相互承认，是基于需要原则以爱和关心为主导的家庭亲密关系，是基于平等原则以权利义务规范为主导的法权关系，是基于贡献原则以个人为社会所做的贡献为衡量标准的社会尊重关系[3]。

美国学者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深化了霍耐特的观点，指出当代社会不仅有阶级斗争，也有身份冲突，以及种族、宗教和性别之间的差异。她提出一个“经济-文化-政治互动”的研究框架，凸显了结构性权力压迫、集体性身份建构对于女性群体及其话语的影响。作为当下重要的女性主义学者，南希批判了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中潜在的性别偏见和虚假的性别中立，认为应该用一个多元公共领域模式来替代哈贝马斯的单一公共领域模式[4]。她反对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进行性别化的区分，主张“经济与文化并重”，试图从家庭内部动力学出发重新审视女性身份，并认为，社会应该摒弃“将女性活动归属于私人领域”的价值观，女性利用现有制度实现政治互动，是其实现“平等参与”和“性别正义”的可行途径。

南希的“承认理论”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包裹着性别秩序和权力斗争的正义观，而话语分析是窥探这种正义观的重要途径。福柯(Michel Foucault)将话语视为“一种陈述(statements)的整体，话语是由有限的陈述构成的，我们能够为这些陈述确定存在条件的整体”[5]。作为人们建构事物的一种言说方式，话语分析的重点不在于“说了什么”，而在于“怎么说”，“怎么说”的背后必然包裹着特定的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最终呈现出特定的意义结构。本研究中的话语概念，承袭的是福柯关于权力与话语的一系列学说，因此，“董明珠话语”并非等同于“董明珠说了哪些话”，而是指特定场域中的各方话语如何建构了董明珠形象，董明珠自身又在这种意义网络中呈现出怎样的话语形态。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遵循南希·弗雷泽“承认理论”的思想，试图描述“董明珠话语”的社会属性，探究大众对董明珠的性别偏见，并深挖其在权力关系中的互动图景，以窥探当下女企业家的集体身份和结构性特征。

二、研究方法

研究者挑选了2013—2019年以来与董明珠相关的、引发舆论关注的部分“大事”(如表1所示)，以此为核心对各大报纸、微信、新浪微博和知乎平台相关文本进行抽样，形成核心语料库，对其进行文本分析和话语分析。

表1 2013—2019年部分董明珠热点事件

研究者围绕上述事件，以“董明珠”为关键词，在微信平台以“阅读量排序”为筛选条件，抽取阅读量“10万+”文章样本15篇；在知乎平台“如何看待董明珠？”“如何看待董明珠与雷军的十亿赌约？”等热点问题中以“点赞数排序”为依据，抽取评论样本20篇；在新浪微博平台相关博文中抽取点赞量最高博文样本50篇。此外，研究者还通过“慧科中文报纸数据库”搜集到同一时间段标题含有“董明珠”字样的报道2 572篇，以随机等距抽样的方式获得样本28篇，这些样本涵盖了《人民日报》《中国经济导报》《成都商报》等各种类型的报纸媒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上述文本共计113篇。

三、研究发现

(一)经济维度：强势的专业话语

经济领域的发展改革给女性创业者和管理者提供了机会，使其专业话语被更多地展示在公共空间中。在28篇报纸文本中，直接涉及董明珠专业领域的有22篇，这些报道多以“专业-成绩”“专业-回报”等成果导向型框架来呈现董明珠形象，将其与“技术”“创新”“中国造”“国际市场”等话语进行勾连，建构出一个专业能力强的女性企业家形象，如表2所示。

可见，多数媒体的主体性用词都直指董明珠本人，其对象性用词涉及“格力”“国家”“中国制造”“国际市场”等企业实体和宏观经济领域，而“痴迷”“全面掌舵”等行为性用词的使用，彰显了行为主体不俗的实力和强势的风格；在感情性用词方面，“勇敢创新”“满意的答案”“远大梦想”“宗教般”等描述则带有鲜明的正面色彩，表现出对行为主体的褒扬。

而在社会评价层面，大众对于董明珠的专业身份和经济地位也多持肯定态度。如在“微信评论”“知乎回答”等样本中，可以看到：

“董明珠明显不是李嘉诚这种穷天下富自己的商人。做实事的人，即使有瑕疵也不妨碍理性评价他的成就。”(章小尚书，2018-06-11)

“董明珠领导的格力，是中国制造业的标杆之一，在各个企业做假货的时候，格力在钻研技术。专注技术升级，格力代表了中国制造业2025的方向，这是工信部认可的。”(kone，2018-04-16)[6]

表2 部分董明珠样本的话语特征

整体看来，上述话语共同肯定了董明珠的专业能力，并将格力集团和格力电器的成功极大程度上归因于董明珠的经济头脑和专业判断。媒体在成果导向型报道框架下，用专业话语建构了一个成功企业家的形象，并上升到“民族国家”的层面，使其具备高度合法性。这些包裹着“民族国家”色彩的专业话语深刻影响着受众的价值判断。它淡化了董明珠的性别角色，使个体话语被规制于组织话语中，其身份标签与企业、技术、国家难解难分，连董明珠自己也一再表示：“如果没有格力，谁也不会认识董明珠。”[7]可见，强势专业话语下的董明珠呈现出一个举足轻重的经济人物形象，并得到了官方、大众甚而本人的高度认可，其在经济维度似乎实现了南希·弗雷泽所谓的公平正义。

(二)文化维度：被压制的性别话语

在南希·弗雷泽的性别正义观中，经济再分配、文化承认和政治代表权是其三个分析维度，这三个维度共同服务于一个目标，即女性平等参与社会生活[8]。

在文化承认方面，弗雷泽致力于打破男性中心主义的不平等思想、霸权的理念，建构满足不同民族、性别以及种族身份诉求的多元文化。她提出用承认的“地位模式”来取代承认的“身份模式”，“身份模式”将人们遭遇种种不平等待遇都归结为身份问题，而“地位模式”包含了经济上的再分配和文化上的承认两个方面[8]。

从主体认同的层面看，董明珠对于性别的分类机制和文化承认带有某种无奈和自我否认的色彩。在东南卫视播出的《鲁豫有约大咖一日行》(20160909期)中，论及并不圆满的家庭时，董明珠热泪盈眶：“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一定有一小部分人，是牺牲了自己，成就了大家。选择大家，还是选择小部分，这就是你的选择了。”将自我“舍小家为大家”的价值选择视为“牺牲自己”“没有绝对的公平”，这本身便是对传统性别分工的无奈回应。类似的对话还发生在央视播出的《面对面：董明珠是怎样炼成的》(20161218期)：

记者：那又没有朋友，又没有家人的陪伴，没有小家庭的这种家人的陪伴。

董明珠：这就是孤独。

记者：习惯了吗？

董明珠：习惯了。

记者：喜欢吗？

董明珠：不能说喜欢，每个人按照自己的喜欢，这个和谐实现不了。

记者：的确作为一个女性的企业家，取得了很大成就，这所有人都看见了，但是作为一个女性，你觉得这一辈子算不算幸福？

董明珠：幸福和梦想是不一样的，有人说我天天打麻将好幸福，有些人说我天天去旅游，周游列国很幸福，但是我每天在看到我的数据变化，我也很幸福。

可见，董明珠试图以“专业话语”(数据变化)回避关于“性别话语”“家庭话语”(孤独、习惯了、不能说喜欢)的审问，这从侧面反映出其自身在文化上遭受的身份否定。当下，中国女性依然被“三从四德”等传统文化惯性所绑架，她们往往被告知要“事业家庭双丰收”，或以婚姻家庭为主要目标，以“贤妻良母”的外在形象示人。在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实践中，传统性别话语依然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在意识层面依然表现为对女性的压制，这导致女性话语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是弱势的。

从他者评价的层面看，这种被压制的性别话语表现得更为突出。如女性企业家常常被问到“您是怎么平衡事业和家庭的？”(《鲁豫有约大咖一日行》20160909期)这种具有性别色彩的问题鲜少被置于职业男性的身上，这暗示了社会文化对于两性的双重标准。而在毁誉参半的社交媒体上，董明珠获得的负面评价也多指向其性格、性别和年龄方面。

有鳏寡多年，无男女之爱。或问之，则曰：爱之者远在天边，不爱者就在眼前。人之爱，不同创业，亦不可强求。若无良配，不如独身。 (小林老师，2019-06-17)

老女人，还特别得瑟的老女人。(匿名用户，2018-11-05)

格力帝国里的翻版慈禧太后，集权谋实力跋扈于一身的女人。(柠檬味小可爱，2018-03-18)[6]

可见，专业上的成功并未消除大众对于董明珠的性别歧视，尤其在关于家庭、婚姻、女性气质等领域的讨论中，董明珠尚未被社会文化所承认。一方面，随着平权运动、女性主义革命和多元价值观的传播，人们对于性别分工和价值认同产生新期待；另一方面，长期以来社会中的性别成见依然根深蒂固，难以消除。正如董明珠所言：“在家庭当中，我们过去长期的外界导入，男性就应该是权威的，女性就应该是依附型的。”(《鲁豫有约大咖一日行》20160909期)这种角色分类机制彰显了当下复杂的性别实践形态，即性别话语始终处于国家、市场和传统文化的角力中。传统性别话语仍是其中最为基本的要素，而诸如“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等理念，则带有机械的“去性别化”特征。即便国家构建了性别平等的蓝图，这种性别平等话语仍带有依附性，从属于国家利益和社会生产的需要[9]。

(三)政治互动维度：家国同构话语

南希·弗雷泽认为，在经济承认与文化承认的基础上，利用现有制度进行政治互动，是女性实现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有效途径，也是社会实现性别正义的重要目标[10]。这种互动只有摆脱了性别偏见、凸显女性的本体价值，才具有切实意义。

在关于董明珠的样本中，不乏其政治互动的身影。如：

2016年中国经济十大年度人物组委会给董明珠的颁奖词是：“她忧心民族品牌，坚持中国制造，钻研核心技术，为中国造走向世界开出良方……”[11]

格力集团董事长、商界“铁娘子”董明珠特邀新华社等在浙媒体人和杭州互联网企业家等代表共话新时代下的“中国制造”。“大家都有一种初心，作为一名制造业者，我们要时时刻刻考虑国家利益与消费者需求……要时刻牢记中国人这个概念，为国争气。”[12]

能被选中进入中南海是一种荣耀，是一种被肯定。作为家电制造企业的代表，董明珠有幸被选中，并因其极具个人风格的发言获得李克强赞许，成为许多主流政经媒体的头条[13]。

被权威和同行认可(进入中南海、受到李克强总理赞许、共话新时代下的“中国制造”)、被官方授予荣誉(中国经济十大年度人物)是董明珠进行政治互动的基本体现。此外，作为“民建”中央常委、广东省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她多次荣获“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和“中国最杰出商界女性”的经历，似乎印证了作为女性的董明珠在政治和商业领域的“平等参与权”。然而，通过分析可见，不论是媒体报道还是官方评价，其“平等参与”的过程都遵循着“家国同构”的话语模式，而鲜见个体话语和性别话语的存在。

“家国同构”即个体、家庭与民族国家在组织结构上有共通的意义空间，个体利益与国家利益高度相关，只有民族国家的繁荣富强，才能带来个人和家庭的幸福美满。可以看到，“忧心民族品牌，坚持中国制造，钻研核心技术，为中国造走向世界开出良方……”“要时刻牢记中国人这个概念，为国争气”等话语的呈现无一不展现出其政治互动的基础：忧国忧民，舍小家为大家，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在这一前置主题下，不论是她与雷军的十亿赌约，还是直指奥克斯空调质量问题，都具备了合法性，即为了民族品牌的发展、为了“中国制造”的腾飞。在此基础上，“严苛友商”并非商业行为，“直击痛点”为了消费者和民族大义。可见，在民族国家的高度上，“董明珠式”的政治参与带有浓厚的主流意识形态特征，这并非南希·弗雷泽学理意义上的“平等参与”，而是官方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的合流。

如同其强势的专业话语一样，“家国同构”话语使政治互动蒙上了民族主义的色彩，这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女性企业家在当前社会环境中的尴尬处境。一方面，她们只有在事业上取得非凡的成绩才能被国家和大众认可；另一方面，性别政治和文化传统对作为女性的她们提出了更为严苛的标准，性格强势或家庭角色的残缺都会使其沦为不被承认的弱势群体。而借重“民族品牌”“为国争气”“中国制造”等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其“政治参与”在某种意义上得以实现，然而这种实现是一种异化的“平等参与”，它最终映射出社会转型期女企业家的生存窘境和不平等的结构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