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设玲 梁 峰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外语与旅游学院，江苏 无锡 214000)

一、虚拟与现实的“失衡”：移动网络休闲的新问题

智能信息时代，网络休闲行为已然成为一种全方位的新的社会形态[1]。据CNNIC(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2019年度《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8.47亿，手机上网比例高达99.1%[2]。当下，以手机、平板电脑为代表的智能移动终端，搭载着形形色色的移动应用软件(App)，大大提升了人们参与休闲娱乐的机会，使休闲行为突破了原有的时空局限，获得了新的诠释与拓展，成为了持续时间短、数量多、信息量大、内容丰富的集合，给人们的休闲生活方式、休闲观念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结构性改变。

在移动网络普及之前，现实休闲空间与网络休闲空间本是两个相对平行空间，人们会在一个相对较长时间处于现实空间中从事休闲活动，在另一个相对独立的时间段落里通过网络空间寻找休闲娱乐。然而，当移动智能终端将一个比现实世界更为快捷、丰富、合其所愿的虚拟世界拱手送到人们眼前时，现实与虚拟的天秤悄然“失衡”。移动网络搭载智能终端以黑洞之势将大量的碎片闲暇时间吸入网络空间，人们高速度、高频率、高效率地穿梭于现实与虚拟空间之中，让现实与网络空间变成了密密交织的渔网状，两者之间的界限愈加模糊。例如，碎片化阅读、碎片化社交、碎片化娱乐、碎片化服务等，密密填充着人们的休闲时间，牵动着人们的休闲行为。

人与人、人与世界直接互动的传统休闲方式正在被“人机”互动不断挤占，新的移动网络休闲行为问题正在逐渐显现，并发展成为一个困扰人们的社会问题。不难发现，环顾周边，低头族人数激增，且年龄段越来越小。人们对移动网络休闲的过度依赖导致无论是在路上行走、电梯间等候，还是就餐间隙，只要稍得片刻闲暇，便低头刷屏——朋友圈、视频、游戏、新闻、评论、购物，无所不有。

在人际间休闲活动方面，智能移动终端提供多个社交平台的同时，也阻碍了人与人之间直接的情感传递，如深受诟病的“聚会刷手机”——在这种貌合神离的休闲聚会中，人们沉浸在移动互联网所勾画的各自的场景里。随着移动网络渗透到现代人生活的每个罅隙，网络休闲似乎成了唯一能在碎片闲暇时间里提供休闲体验的工具或途径。甚至，人们已经回忆不起来，没有移动互联网的年代，是如何度过无数个短暂的闲暇时光的。

诚然，移动网络的快速发展从社会文化发展角度看，其意义是巨大的，不容否定的。但是，由其所引发的多种社会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依赖、上瘾、放纵等移动网络休闲行为表象的背后，其实质是缺乏休闲认知、生活哲学或价值体系对休闲行为的支撑和约束。在网络技术时代，人们亟需要从哲学层面对移动网络休闲行为进行深度反思，深化休闲行为认知，构建理性、良性的精神世界和休闲生活。正如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序言中指出：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3]。意在说明哲学往往迟于当下或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反思这个时代。

二、“经济人”与“社会人”：移动网络休闲的内在动机

(一)闲暇时间中的“经济人”

“谁能占领用户的闲暇时间就将获得最佳的商机”已成为移动互联网休闲产业的共识。因此，让用户逐渐产生一系列规律化的移动互联网休闲行为习惯，尤其是碎片化的网络休闲行为是移动网络产业智能化、人性化和技术进步的目的之一。“经济人”假设为这一行为习惯养成的可能性与有效性提供了理论支持。“经济人”假设是西方古典经济学对人的看法，即把人当作“经济动物”来看待，认为人可以做出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追求物质性补偿的最大化。在休闲行为中也不例外，通过移动网络将碎片化的闲暇时间转化为经济效益，是每一个“经济人”都无法逃脱的诱惑。

智能移动网络通过削弱结构性休闲制约，降低休闲娱乐参与成本，满足“经济人”对低投入、高收益的人性需求假设，推动碎片化时间内休闲行为的养成。克劳福、杰克森和戈比认为，休闲限制性因素可分为三类，即：“结构性的”“个人的”和“人际的”[4]。相对而言，最难以克服和首要制约休闲行为的当属结构性限制，如社会较低收入群体，结构性制约中的经济因素是阻碍他们自由选择休闲活动的首要的限制条件。然而，移动网络、智能移动终端的普及，应用软件的免费性、设计的人性化、内容的低门槛与丰富性，大大降低了休闲活动的参与成本，很大程度上削减了传统休闲活动中金钱与技术的结构性制约，这也成为普罗大众热衷于移动网络休闲的一个重要动机。以典型的休闲活动——观影为例，随着影视资源在智能移动终端的广泛传播，观影变成了随意性、可间断性的休闲行为，人们可以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以较低成本完成原本是需要在固定时间、特定场景下才能完成的休闲活动。

技术革新带来的优质休闲体验，也在强化着人们对移动网络休闲娱乐的偏好。从休闲方式上来看，移动网络休闲消费与休闲娱乐往往是传统的PC端互联网产品向移动端迁移后的优化形态，它们在原有功能上增加了更适合智能移动终端使用的场景与新功能。例如，微信的出现让人们沟通的形式更加多样化，这一新的移动社交模式让用户能够在原有关系链的基础上拓展新的关系网络。这些设计与创新彻底颠覆了以往的社交方式与理念，使得人们在智能移动终端中获得更好的休闲社交体验，从而进一步促进了人们利用碎片时间开展移动网络休闲娱乐行为。

休闲行为习惯是一种规律化的休闲行为方式，它能通过降低门槛、经济让利、技术优化等手段，被不断地巩固、强化从而形成并发展成为日常休闲生活的重要行为方式。在“经济人”视角下，人们渴望在闲暇时间通过智能终端获取更多的优惠、让利或免费信息，从而不自觉地在强化个人的移动网络休闲行为。而人们的移动网络休闲行为习惯一旦养成，就会成为一种不由自主的无意识行为，即便市场刺激减弱，也会不间断地、高频率地、“不自觉”地体现出移动网络休闲行为。

(二)休闲活动中的“社会人”

不难发现，“经济人”的假设从利己主义的人出发，很大程度上否定了人的主人翁精神，否认了人的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与责任心。马克思则是将人的本质定义为社会关系的总和，认为“人是社会的人”[5]。“社会人”理论强调重视与周围人的友好相处、和谐共生的关系，视物质利益为相对次要的因素，强调了人在休闲活动中感情方面的特点和人际需求。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休闲行为的动机并非只是出于经济效益最大化来考虑，而是要从每个人的现实存在和他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关系上去理解，去解释人的休闲行为。

根据马斯洛的人类需要层次分析理论，人类的发展取向与动机都可从人的种种需求中寻出踪迹，这些需求通常可从其活动与作为中去探寻。人们将大量的闲暇时间投入移动网络进行休闲娱乐，除了便捷和流畅的体验感，还包含着深层次的精神和心理需求。因此，移动网络休闲行为动机也可以按照“社会人”的需求分为几个层次。“解闷”是移动网络休闲行为最直接、最基础的需求层次，包括放松身心、消磨时间、避免无聊、消遣娱乐。人们通常视工作和休闲为对立关系，认为休闲是工作的补偿或一种逃避方式，而非工作的延伸或“溢出”。在短暂的闲暇时间中，人们往往想逃脱充满“义务”感的工作，而进行与工作无关的休闲和放松身心的活动。移动网络便成为了最适合的、便捷轻量的休闲方式。通过智能终端的各式应用软件与设置，以一种随意的、无目的的参与状态来摆脱碎片闲暇时间的无聊与空虚。同时，也借此缓解生活与工作的紧张状态，让精神处于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将移动网络休闲作为增强精神健康和缓解压力的“调制器”，力求保持生理和心理上的平衡[6]。

人际交往是每一个“社会人”开展移动网络休闲活动的高一层次动机。梅奥在“社会人”假设中指出，“工业革命与工业合理化的结果，弱化了工作本身的意义，人们只能从社会关系中去寻求意义”[7]。移动网络休闲行为突破了传统的人际间交往的时空限制，人们可以在碎片化时间中借助于智能终端开展网络休闲活动，从而令人的工作、生活及娱乐休闲的界限变得模糊，大大扩展了休闲活动空间。这从一定程度上转变了工作与休闲“完全对立”的生活价值观，从而使人们身处工作压力之下，仍能从充满温情的社会关系中寻得心灵上的安慰与生活的感动。

学习创新与获得社会归属感是“社会人”更高层次的休闲动机。梅奥指出：“人是独特的社会动物，只有把自己完全投入到集体之中才能实现彻底的‘自由’。”[8]人们通过移动网络休闲活动将自己完全投入到集体与社群之中，从而获得认同与参与感。如浏览新闻、公众号推送的优质报道和社会评论，实时把握社会舆论动态，时刻让自己成为社会中的一个参与者，获取归属感，而非脱节于社会。

从解闷、社会交往，到创新与归属感，这是从无目的性到有目的性，从个体需求到社交需求的休闲动机转变，反映了“社会人”的不同需求层次。当人们借助于移动互联网休闲活动获得了良好的社会主体感、存在感，亦或是赢得了片刻的自由时间、获得了全新的生活休闲娱乐体验，都将成为进一步巩固人们投身于移动网络休闲行为的最佳推力。

三、人本真品质的“异化”：移动网络休闲的潜在危机

不管是在乡镇还是城市，只要有网络覆盖和移动终端的存在，移动网络休闲行为就在延续。智能移动终端空前的便捷与高效的应用技术为人们带来了全新的休闲体验和机会——既可以作为虚拟休闲活动，也可成为构成休闲活动的内容材料、辅助工具，为各类休闲娱乐活动的开展营造空间、提供指导。与此同时，移动网络也让很多人陷入了不可自控、着迷、依赖甚至沉溺的休闲状态，一些严峻的社会人性本真迷失的问题正相伴而生。

(一)拒绝沉思与内省

沉思与内省，是同步建构自己健全人格品质的过程。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具有极大的潜能，只有将潜能充分地发掘出来并发展它，才能形成健全、完整的人格[9]。在休闲状态中，将时间花在杰出而天才的沉思中才能发现更好的自己，才能带来更多挖掘“潜能”的机会。德国哲学家约瑟夫·皮珀认为，闲暇是一种平和、宁静的精神现象，是一种为了使自己沉浸在“整个创造过程中”的机会和能力[10]。这种观点植根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经院派的哲学，这一派强调有了闲暇的时间，人们才有沉思的机会，而沉思帮助人们发现更好的自己。诚如笛卡尔所言“我思故我在”，唯有自我意志才是无法被否定和怀疑的，将闲暇时间用于沉思与内省之中能为自我成长、自我创造、自我认识提供更多的机会。

无独有偶，我国儒家经典文化推崇的“吾日三省吾身”，即重视自我反思、自我醒悟。一是修己，一是对人，时时反问自己“对生活、工作是否尽心不敷衍”“对人是否诚信磊落”。这才是建构自己健全人格品质应有的思想状态，而非让大量的闲暇时间都穿梭于不同的智能终端服务平台，忙于应付这些广泛却又浅薄的信号，难以集中精力完成一件事情。高速运转的社会，人们需要沉思与内省，它们有一种减速的作用，让你在这眼花缭乱的社会信息浪潮中不会晕眩，将碎片化的闲暇时间从移动网络中引导回现实、回到自身，让人们的内心更加清澈、坚定。

沉思与内省是瞬息万变的信息科技世界中的精神治愈站，也是我们在移动网络世界中逐渐遗失的一种最佳休闲体验。移动网络将无数的碎片时间吸附其中，人们疲于处理各种信息而无暇沉静、反思，继而就放弃了沉思而投降于更为轻松娱乐的感官享受；甚至于连安静思考的能力都在逐渐退化，以至于到了没有移动终端的片刻闲暇就萌生毫无意义的焦虑、迷茫和不知所措。作为一个完整的“社会人”，我们亟需静心的沉思与内省，并从中培养人的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与责任心。

(二)自由时间的虚无感

“人生的目的有三，即智慧、幸福、与闲暇，而欲达到前二者，必先获得充分的闲暇”，亚里士多德将闲暇放在了人生的重要位置[11]。拥有闲暇意味着自己有更多考虑和创造的机会，才能够去追求自己理想的幸福生活。诚如科学最主要的贡献，不在于满足人类的物质欲望，乃在于能够供给人类以充分的闲暇时间，以培养发挥其高尚的智慧能力。闲暇时间来之不易，且蕴含巨大的价值，却往往被无谓地流逝在移动网络空间。

一直以来，人们深信科技的进步会给全人类带来幸福，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此产生怀疑，曾经以简单的生活为基准的人们开始失去心灵的寄托。在生产力日益发达的当下，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赢得了更多的闲暇时间，可也更加忙碌了。移动互联网技术在改变人们消费、娱乐、享受的生活方式，人们在自由时间内马不停蹄地去追求消遣和享乐，比如候车、候餐的时候，聊微信、刷新闻、听音乐，眼、手、耳和大脑处于持续的高度集中和场景切换状态，身体器官和大脑工作在爆炸性的信息中就未曾停息。来之不易的自由时间没用于获得更多的幸福感或舒适感，却带来了额外的疲惫与虚无感。这种“自由”其实是令人怀疑的。智能产品公司小米在2016年曾对其手机用户进行调查，发现人均每日累计使用时间超5.5小时，竟占据了人们清醒时间的三分之一[12]。当短暂的闲暇时间被网络世界虚拟现实用完回到现实世界，突然感觉精力消耗、时间资源被无价值地占据了。常常还会因为没有休息好或者思维还停留在之前的网络世界中，而影响到后面的行为，这在工作时间中的碎片化网络休闲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如果说时间是一个生命的成本，移动网络似乎要“榨干”你的每一分每一秒，指尖轻击，就可以进入移动互联网的休闲娱乐世界，无所不有。作为一个人类寻求娱乐的入口，它比历史上任何曾经有过的入口都更为便捷。这种看似“完美的”“自由选择”的休闲行为，一旦习惯养成，便会占据大量的闲暇时间并将之“放逐于虚无”——大多在不知不觉中流失了——“花了无数的碎片时间刷手机，除了眼睛的酸涩与肿胀感，其他什么也没留下”的空虚感。正印证了尼采所言“人类迷失自身行为目的的虚无主义时代已经降临”[13]，当科技革新与生活哲学的发展步调不一致时，其背后往往蛰伏着重大的危机：生存认知与生命价值体系的崩坏将丧失自我创造、自由感知的生存体验。

(三)非理性的意志与行为

面对移动网络中排山倒海般的知识信息量，对许多人来说，随之而来的不是成就感和满足感，而是一种莫名的焦虑和烦躁。InformationSystemsJournal最新研究指出，与朋友聊天、扫描新闻源和发布更新等社交媒体活动都会导致压力，这种现象被称为技术应激[14]。广大用户应对压力的方法并不是放弃或退出社交媒体，而是更多地投入闲暇时间切换使用不同的社交网络平台寻找其他的吸引物，其结果势必增加上瘾与意志沉溺的可能性。以“碎片化学习”为例，闲暇中通过移动终端在App学英语、听书、听新闻、刷知乎中不停切换，致力于随时随地、终身学习，希望消除无知带来的恐慌，但如若缺乏清晰的知识预期与计划，不能让各种知识点、信息链之间发生联系，非但不能掌握有价值的信息，还将迷失在海量的信息中难以自拔。

叔本华曾对人类盲目的欲望倍感绝望，悲观主义的他尖锐批判“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不合理且盲目的意志”[15]。移动网络休闲可能导致非出自于主体意识或盲目的休闲行为。而意志、行为非理性的表象下往往埋藏的是自我认知、自我需求不清晰的种子。许多深度移动网络的使用者发现：休闲行为会被移动互联网所“绑架”，并做出甚至不符合自然愿望的行为决策。如各种旅行应用软件中推送的某地休闲度假软文，便可能引起非理性、盲目的休闲行为。

四、“自然人”价值观的回归：移动网络休闲危机的消融

移动网络休闲行为意味着生活行为的重大变革，这种变革与人类未来的生活方式相互促动，最终影响人类认知方式的变革和文化的演进[16]。技术的进步看似让人们拥有更多的自由、选择、空间，实际却使人背负更多的枷锁。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人将更多的闲暇时间用于虚拟的、感官的、浅显的网络休闲方式，“在场”感的体验在逐渐削弱，长此以往，深层次的、刻骨铭心的体验将渐行渐远。卢梭指出，“当人走向社会化、技术化就可能意味着脱离自己的本性，科技的发展如没有相应的价值体系做支撑，最终必然导致生活意义的丧失”[17]。诸如，移动网络休闲在满足“经济人”与“社会人”需求的同时，也带来了自我隔绝，增强了社会的隔离与原始化，把社会变成了一个不完整的、没有人情味的世界；被占用的大量闲暇时间，在获得成就感的同时也因为缺乏沉思、内省、自我认知而带来空虚感与自我迷失；人们在休闲行为中更重视的是虚拟自我的情感宣泄，这种行为极易呈现出非理性的“价值合理性”与盲目的休闲行为。

这一系列的人本真品质的“异化”表现，究其深层原因，往往是由于缺乏相应的价值体系或生活哲学做支撑而产生的。因此，摆脱移动网络的“绑架”及其引起的焦虑感和盲从，需树立“自然本真”的价值理念，让移动网络与智能终端回到“器物角色”——辅助休闲活动开展的工具，而非休闲行为的主导者与操控者。需提倡主体意识，并注重休闲活动中的身体力行与参与感，或许更能收获“以欣然之态做心爱之事”的美好休闲体验。

中西方虽然文化形成过程差异巨大，但不乏在自然本真的生活哲学思想高度上存在诸多的相通之处。深受魏晋时期玄学影响的陶渊明认为，人若能摆脱世俗社会名利的干扰回归自然,就能获得精神上的自由。继承美国超验主义衣钵的梭罗，认为崇尚自然并回归自然是保全并防止人的异化的最佳途径。现代人要善用审美和人文情怀唤醒“自然人”的人本意识，让休闲活动回归自然本真。现实生活中，人们自是不用照搬陶渊明的隐遁山林，也不必非要模仿梭罗般放弃一切物质生活隐居瓦尔登湖，而应将这一种精神状态和超越物质的人生追求哲学用来保卫人的自然本真，摒除包括智能设备、网络世界在内的繁杂干扰，在闲暇的时间中去审视、寻得自在的自我。换言之，需重视人本身作为一个“自然人”的需求，使休闲活动真正成为发展和完善人性的过程和方式[17]。

历史总是在矛盾中前行，应对这些层出不穷的社会价值问题的关键，并非逃避与掩盖，而是正面、客观地揭示并深刻反思这种新社会形态下，所衍生的移动网络休闲行为方式对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价值伦理的深层次影响，理性地看待智能移动终端在休闲生活中的角色和功能，摆脱对其的精神依赖和盲从，探寻回归本心、回归自我、回归“自然人”的休闲生活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