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强对农村地区的资源输入，其结果却是乡村治理的内卷化，距离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尚有较大差距。上世纪，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较早地开启了乡村治理的相关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由于东亚地区在历史、文化、传统等诸多方面具备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因此，文章选取韩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作为中国大陆地区的参照物，进行多案例比较的研究，希望通过对其乡村治理的梳理，明晰乡村治理资源与乡村治理水平之间的关系，为中国大陆的乡村寻求一种治理的技术逻辑。

关键词：乡村治理;内卷化;东亚地区;多案例比较

乡村治理的实践当中，经常会发现富裕村表现出混乱的治理状态，相比之下，一些发展较为落后的村庄却可以拥有“善治”。这是否说明了乡村治理并不取决于单一的治理资源，而是被多种治理资源共同形塑？横向对比或许能够为我们探索乡村治理的技术逻辑提供借鉴。上世纪以来，东亚地区纷纷展开一系列较为成功的乡村治理的改革实践，例如日本的“造町运动”、韩国的“新村运动”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社区营造”等。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对东亚地区乡村治理的实践进行梳理，从而为我国乡村治理探求提供宝贵的经验。

一、韩国的乡村治理实践：新村运动

（一）经济资源

新村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由政府牵头调整农业结构，推广优良种子和先进的农业技术;为农民提供低息贷款，并在各方面提供优惠政策;推广科技文化知识和技术等，这些举措使得韩国农业获得了较大发展，为乡村治理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二）政治资源

政府扮演着重要的乡村治理角色，新村运动的发起、推广都是政府主导的结果。政府通过一系列支持措施形成了对乡村的支持体系，有力地推动了新村运动的开展[1]。此外，韩国农协也充当起与政府对话、沟通政府和农民的重要角色。新村运动就是通过基层农协与政府部门共同合作才得以顺利推行的。

（三）公共资源

新村运动的主要内容就是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政府制定了“新农村整治美化事业”计划，选定了包括修建进村公路、修建桥梁、拓宽村内道路、改善排水系统等在内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16项工程，对全国的三万多个个村庄免费发放水泥，并且规定村内公共财产的用途只能用于新村建设项目。

（四）文化资源

新村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激发农民活力，塑造农村共同体精神。政府在农村中开展国民精神教育活动，让农民自己管理乡村和建设家园。因此，新村运动是一场精神启蒙运动，通过精神启蒙，韩国乡村共同体意识得以形成，乡村自治成为可能。

二、日本的乡村治理实践：造町运动

（一）经济资源

日本的造町运动中最具知名度的要数“一村一品”运动：即以地方特色产品为基础，形成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地方根据自身的条件和优势，发展一种或多种有特色的拳头产品，产品并不限于农特产品，也包括特色旅游项目及文化资产项目。“一村一品”运动对于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政治资源

日本乡村地区主要的治理主体有农协和町、村地方行政组织。其中，农协代表农民的共同意志，农协职员的录用必须经过统一考试。日本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称之为町、村，有处理自治事务、制定条例或规则等自治立法的权限。町、村政府机构包括作为决议机构的町、村议会和作为执行机构的町村长等。

（三）公共资源

日本町、村政府的财政来源划分成自主财政来源与外部财政来源。其中，町、村自主征收的部分作为自主财政来源，从外部得到的财源为外部财政来源，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町、村的财政经费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政府的支持。

（四）文化资源

在造町运动中，日本政府十分注重对乡村文化的保培育：一是，弘扬传统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二是，注重公共文化服务。每个町、村都有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三是，注重经济与文化的结合，大力发展乡村文化产业，使文化资源转化为旅游资源、经济资源。

三、中国台湾地区的乡村治理实践：社区营造

（一）经济资源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当局提出了发展“精致农业”的口号，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发展新的优良农产品，提高农产品质量;大力发展“休闲农业”等，一系列的措施使得台湾农业迈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二）政治资源

台湾乡村社区的治理主体较为多元化，包括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以及社区中的村（里）办公处、社区发展协会等社区组织。总体来讲，台湾的乡村治理体系是由乡、村（里）办公处、农会、社区发展协会等主体相互作用形成的，其中政府处于治理格局的中心地位。

（三）公共资源

台湾村（里）所需的资金和资源的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的供给和捐赠，主要来自于企业、非营利组织的捐赠等;另一种来源则表现为“社区提案申请”方式，即以社区提案的方式申请资金和资源，政府部门通过对社区提案的申请进行审批，从而配置相应的资金、资源。

（四）文化资源

台湾的社区营造最初就是围绕文化层面而开展的，注重培育社区共同体文化和精神，因此“生活”和“人文”构成了台湾社区营造和社区治理的两个基本面向[2]。从生活层面上看，社区营造试图将社区建造成为美丽富有文化内涵的家;从人文的角度看，社区营造试图借助文化建设发掘各地方文化特色，进而建立乡村社区居民的共同体意识。

四、中国大陆的乡村治理实践：历史与现实

（一）经济资源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逐渐外溢至广大乡村地区，农民人均收入不断提高。但是随着农村社会的阶层分化，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拉大，东部沿海地区的乡村往往比较富裕，而中西部地区的乡村则相对落后。

（二）政治资源

中国大陆乡村内部的治理主体主要是乡镇政府、村两委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之规定，村党支部委员和村委会委员都必须通过直接选举产生，然而事实上乡镇党委和政府仍然可以通过选举程序，将自己满意的候选人通过法定程序转变为民选的治理精英。

（三）公共资源

改革开放后，农村尚有“三提五统”，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尽管水平不高但尚有一定的来源，但农村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也使基层财政收入大幅下降，乡镇政府普遍陷入财政困境，无力承担农村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农村出现了基于公共资源匮乏的治理危机[3]。

（四）文化资源

贺雪峰（2007）认为村庄价值的缺失以及社会性价值的变异给乡村治理带来了较大程度上的负面冲击[4]。因此，农村的文化、传统以及价值观念等会不断地侵蚀着村落共同體文化。

结语

基于东亚地区乡村治理实践的多案例比较，可以发现并非某种单一的治理资源禀赋越高，乡村治理水平就越高。质言之，良好的乡村治理水平需要在各种治理资源的耦合下才得以产出。

参考文献：

[1] 黄辉祥， 万君. 乡村建设：中国问题与韩国经验——基于韩国新村运动的反思性研究[J]. 社会主义研究（6）：89-93.

[2] 李翠玲. 家园认同：社区治理的台湾经验——以一个台北社区为例[J]. 台湾研究集刊， 2018（3）：103-110.

[3] 李芝兰， 吴理财. “倒逼”还是“反倒逼”——农村税费改革前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互动[J]. 社会学研究， 2005（4）：44-63.

[4] 贺雪峰.中国农民价值观的变迁及对乡村治理的影响——以辽宁大古村调查为例[J].学习与探索，2007（05）：12-14.

作者简介：

李宁（1994-），男，汉族，河南南阳人，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公共管理领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