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留学作曲家在重庆抗战时期的音乐创作

2020-05-06李晶

艺术评鉴 2020年6期

关键词：音乐创作

李晶

摘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一批海外留学背景的作曲家也汇聚于此。他们在重庆创作了不少质量上乘的音乐作品，助推了重庆音乐作品的繁盛。下面我们将对这一部分作曲家和其作品进行分析。

关键词：海外留学背景作曲家重庆时期音乐创作

中图分類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20）06-0009-02

一、海外留学背景的作曲家

1909年起，美国对中国实行“庚款兴学”①，英国、日本、法国等国家随之仿效，客观上培养了一批学习西方先进音乐思想、吸收不同音乐流派的中国音乐家。应尚能、周淑安从“留美预备学堂”的清华学校官费留美。周淑安 1914年-1921年先后在哈佛大学、新英格兰音乐学校、纽约音乐学院学习，是“庚款兴学”中获益的音乐家。应尚能1923年-1929年在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学习音乐。李抱忱于1935-1937年在美国欧柏林音乐院学习音乐教育并获得硕士学位。

20世纪初到30年代期间，马思聪、郑志声等人留学法国专业艺术院校。这个时期的法国是欧洲文化艺术交流的中心，各方名流云集，加之留学法国经费也相对比较便宜，这些优渥的条件吸引了许多有志青年心之向往。另一方面，欧洲文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历了空前的剧烈变化，印象主义音乐在法国诞生并开始大放异彩。作曲家们欧洲文化之都接触到了当时艺术的新潮流，新的和声、调性、题材、配器、音乐风格给了这些异国求学音乐家们新的思想。他们把这些新的事物、新式的音乐元素、和声以及对音乐、艺术的看法融入在了自己的作品里面。

吴伯超于1931-1936年留学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这个学院在当时致力于发展古典音乐，他在这里系统的学到了传统西方音乐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作曲家除了马思聪、郑志声以为，其余几位出国前均在上海国立音专学习、深造，国立音专的学术基础加上国外先进音乐思想，为他们日后在抗战时期的音乐创作展现自己特有风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作曲家作品及特点分析

（一）欧洲背景的作曲家作品

这一时期，作曲家由于各自留学背景不同，创作的体裁和风格也有一些差别。欧洲留学的主要在法国和比利时。法国留学的马思聪、郑志声等人创作的作品，多以西方的器乐、歌剧、管弦乐等形式为主，代表作有马思聪的小提琴组曲《西藏音诗》、交响乐《第一降E大调交响曲》②，郑志声的器乐曲《回春之歌》③、歌剧《郑成功》（未完成）。他们创作的音乐富有现代风格、构思讲究。如马思聪《西藏音诗》中《述异》的第一主题音乐，既是全曲的序曲，又考虑到了西藏民间歌曲风格，用C羽五声调式来表现淳朴、彪悍的藏民形象。第二主题音乐用G宫五声调式与第一主题形成对比，强烈的切分节奏，体现藏民舞蹈的粗犷、热情。《喇嘛寺院》要体现西藏民歌的极大特性，在和声编配中“用一些减七和弦与一些不协和和弦去解决此旋律和声上的要求”。[1]《剑舞》加上一些新的音乐素材，用小提琴和钢琴节奏交互的手法推动音乐的发展，结尾以主部主题“无穷动”的形式把音乐推向高潮。[2]《郑成功》（未完成）是郑志声创作的唯一一部歌剧。他为这部歌剧创作的管弦乐片段也是在这一时期创作，主要分为五个部分：《主题歌》《小引》《主题》《早晨》《朝拜》。除了《主题歌》为声乐作品外，其余均是管弦乐作品。整部作品运用了中国民族五声调式、民间音乐的节奏型以及中国鼓等民族器乐，同时大量采用西方的创作技法和西洋乐器来模拟民乐乐器奏法，以表达藏族的曲调风光。能够吸收中国民族音乐素材进行“中国管弦乐”创作，郑志声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为中国管弦乐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法国留学作曲家的作品其音乐素材、节奏等极具中国民间音乐特色，却又不失独特、新颖的创作风格，与印象派音乐有一脉相承之相。究其原因，这与马思聪、郑志声分别在重庆担任中华交响乐团、国立实验乐团指挥不无关系。在20世纪40年代初，中国管弦音乐创作刚起步的时候，他们合作的乐团为其作品的创作完成、演出，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吴伯超虽然同在欧洲留学，所学的是传统西方音乐体系，创作的歌曲体裁多倾向于艺术歌曲、合唱，如《冲锋歌》为混声四部合唱，《喜庆》（又名《桃之夭夭》）、《宴请使节》则属于艺术歌曲范畴，有强烈的西方创作特色。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抛弃中国的民乐创作。他在重庆的器乐作品主要是二胡曲《秋感》以及民乐合奏《合乐四曲》。用中国的民族化音乐创作民乐作品，用西方的技法创作艺术歌曲和合唱，中、西方特色非常清晰、划分明确，二者并驾齐驱，既拓宽了中国音乐的创作道路，又为“新音乐”的创作提供了实践的可能。

（二）美国背景的作曲家作品

美国留学的有李抱忱、应尚能、周淑安。其中，李抱忱和应尚能二人均有国民政府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工作的经历。李抱忱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教育组组长，在任期间关注抗战时期全国中小学音乐教育情况，力推乐教，深信“音乐教育对于抗战建国又重大的供（贡）献”。④他的作品有校歌《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系歌》《中央政治学校校歌》，合唱作品《上山》《中美携手歌》，抗战歌曲《万年歌》《出征歌》《复国歌》《汨罗江上》等。应尚能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委员兼秘书，从事普及音乐教育工作，组织音乐教导员训练班，以自己的声乐特长培养歌咏干部。他的作品除了一部新歌剧《荆轲》、钢琴小品《回忆》之外，其他大部分为歌曲。其中有艺术歌曲《拉纤行》《无衣》《喜雨》《渔父》等，合唱作品《赴战》《我愿》《我们是游击队》《国旗歌》《为了祖国的缘故》等，以及部分独唱或齐唱歌曲。周淑安在抗战时期，全身心投入到重庆地区的乡村中小学音乐教育，创作了不少儿童歌曲。如《儿童卫生歌》《惜时歌》《守时间》等。美国留学的这批作曲家深受美国多元文化音乐和音乐教育的影响，且回国后均从事音乐教育工作，因此，创作的作品多以歌曲为主，歌曲的形式丰富，有独唱、齐唱、二重唱、混声四部合唱;体裁多样，有艺术歌曲、抗战歌曲、群众歌曲。许多歌曲作品，配有五线谱和钢琴伴奏，伴奏和声织体讲究、严格。这些歌曲的创作，既有利于抗战宣传、又相应地提高了当时的音乐教育水平，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结语

抗战时期，这些留学海外的作曲家在重庆开辟了抗战大后方音乐文化交流的广阔空间，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们以饱满的爱国热情投入到抗战宣传之中，从不同的创作视角、风格各异的体裁、高超的作曲技法和对艺术的不懈追求中进行作品创作，体现其独具魅力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海外留学背景的作曲家更多喜欢创作体裁多以西方的器乐、歌剧、管弦乐、合唱等形式为主，作品较富有现代风格，构思讲究。他们以专业音乐学院背景为出身，专业能力十分扎实，许多作品均有五线谱的记录，体现了良好的专业素养。

第二，不少作曲家在留学之前有在国内专业学院学习的经历。如吴伯超、周淑安、应尚能等作曲家出国之前仍旧在上海国立音专学习、工作，可以说，上海国立音专在学术传统在创作上多多少少有一脉相承的特点。

第三，对民族化音乐的自我认同。这批海外留学的作曲家虽然所学均是西方的作曲理论和音乐体系，但是其作品并非全盘西化，相反，在那个年代他们对音乐民族性有非常高的文化自省和文化自觉，十分重视民族性作品的推广和创作，对这些作曲家来说，实属难得。

注释：

①1909年，美国决定减免其所得庚子赔款的一部分，改用于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教育费用建立“留美预备学堂”（清华大学之肇始），鼓励我国学生赴美入学校、求高深学问。随后，英、法等欧美国家及日本效仿。

②《第一降E大调交响曲》又名《抗日战争交响曲》，1941年底开始在重庆创作，后离渝，1942年完成。

③《回春之歌》，1940-1942年根据许可经同名歌曲改编成器乐曲，并曾在中华交响乐团演奏。

④李抱忱，《抗战时期音乐教育工作计划书》，1938年9月19日。

参考文献：

[1]马思聪.创作的经验[J].新音乐，194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