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晓虹

摘要：因共生又共祭的宗族意识而衍生出的贵州苗族鼓舞，是在历史累淀下巩固族群身份源初认同的文化诉求表达，进而通过肢体作为传递的“源生体”叙述呈现出多种鼓舞形式。木鼓舞、铜鼓舞、花鼓舞等鼓舞，以跨时空的族根铭刻了族群意识内在所指的根性认同。然而鼓舞源起的初衷正在现实的解构下呈逐步淡化的趋势，进而变迁为被舞台文化语码抽空原生性的艺术形式。诚然，识别象征世代苗族人“共同体”意识之中的具有“母题”性质的根源符号，并重拾情感叙事表征的缘由，是历史生存追忆下阐释族群同源及鼓舞同根的艺术与生命同在的叙述符号。

关键词：苗族鼓舞   族群   意识   符号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20）06-0001-04

一、形式与场域：贵州苗族鼓舞典例初解

在上千年崎岖且漫长的苗族历史进程中，艺术形式颇为丰富的鼓舞是贵州苗族民间艺术的瑰宝。木鼓舞、铜鼓舞、花鼓舞作为最典型的鼓舞艺术代表，均为囊括族群历史、原始信仰、古老神话、民间仪式等多位一体的视觉表征语汇。族人在动与静的鼓点节奏中体验过往的脚步，在收与放的身体限度中感受神秘的力量，在人与神的隐形沟通中追忆历史的故事。原始思维的涉入下鼓舞具有朴实的原生态风貌，其独特的民族文化和丰富的韵律形式则通过“人神共舞”的观念格调，将贵州苗族多彩的社会生活画卷及族人追忆生命形式的跃动进行书写。苗族鼓舞不只是形式的铺设、动作的展现、音乐的结合，而是族群在文化积淀后集寓意借比、叙事逻辑、肢体表现和音乐协奏等整合的具有独特身份识别性的诉求体现。各支系在迁徙的遗迹中，原始审美及生命诉求的互动链通过迥然有别却根源相同的舞蹈进行传续，将自我身体的情感表述从集体意识中植入相符合的文化关联体。探寻文化中深刻的内涵如何在外延的艺术形式上辨析其“根”与“源”的符号叙述，在以鼓敬神、以舞记事、借舞言情中置入特殊的场域，便是初解“生”的追忆所需投入的第一步。

（一）尚力的腾跃：木鼓舞

“木鼓舞”是广泛流传于民间中最典型的苗族鼓舞，而“反排木鼓舞”的盛名更是早已流传于全国乃至世界。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方召乡反排村作为“反排木鼓舞”的发源地，其最初起源于花溪高坡苗族这一支系。世代相传的祭祀性舞蹈起源于十三年一次的“鼓藏节”，特殊的舞蹈形式成为木鼓舞具有神秘意味的符号。木鼓舞的形式十分隆重，场面极为震撼，以五段规律整合且极具表现内涵的鼓舞段落透视出生活表演中苗族迁徙历史的记忆再现。第一段“略高斗”鼓点，从鼓点流传的起源来看称作“啄木鸟舞”，从表演的内心隐喻层面则称作“出门舞”，身体以“回望”为核心动作寓意族人心中不舍的心情，表现祖先离开老家即将经历艰难又漫长的迁徙出门时的情境。第二段“略扎霞”鼓点，从表演的内心隐喻层面称作“在路上”，民间俗称“寿星舞”或“迁徙舞”，身体以“行走”为主要动态表现族人迁徙壮途的场景，心中喻示自己始终不忘祖先迁徙时艰辛的路途。第三段“扎夏耨”鼓点，是将第二段重复并过渡至下一段高潮的段落，从表演的内心隐喻层面则意译为“播种舞”，身体以“劳作”为动机而发展的姿态是苗族人世代自力更生、跋山涉水安家后重置家园的情景。此段的鼓点节奏快速且变化丰富，加上刚劲有力的身体在空中腾跃式变化，掀起了整个木鼓舞的高潮。第四段“虾蒂福”鼓点，从鼓点流传的起源来看称作“黎方舞”鼓点，从表演的内心隐喻层面则称作“团结舞”，身体以空中“翻转”和“腾跃”为动作核心，再现族群心系相依并共同建设家园的喜悦场面。第五段“略高斗大”鼓点，即把“略高斗”再跳一遍，身体以“回望”作为特殊的动态配合颤动的身体韵律，舞姿中透出凝重的不舍之情，从表演者内心出发则暗喻着苗族人将神圣的木鼓视作祖先的象征，并把跳木鼓舞视作祭奠祖先的身体表达方式。仪式感极强的木鼓舞是苗族信仰文化的外在体现，作为与祖先对话的媒介由此应运而生，作為地域性文化叙事的特殊符号进行以身体为语言的阐释，将族人赖以生存的自然地域作为表演的场域，视追忆祖先迁徙之途为族人内心表演的情景再现，用刚劲有力的身体律动表达对祖先永世的怀念。无论是最初以纯粹性祭祀而起舞，亦或是现今将木鼓舞跳向田野、舞台，它圆满的寓意表达整体在族人的心中始终暗示着祖先的灵魂永远存在，也预示着族群生命的延续是永无止境的。

（二）形似的模仿：铜鼓舞

“铜鼓舞”是贵州苗族地区民间流传较广的舞种之一，“铜鼓”的记载却可追溯至公元4世纪前，在那时铜鼓就已出现在乐舞的场合中了，直到现今也颇为盛行。[1]铜鼓作为众多民族心中的神圣物，在苗族人心中的寓意和象征或许不同于其他民族延传它的缘由，它是苗族先民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等为一体的情感抒发媒介。铜鼓舞同样也起源于十三年一次的“鼓藏节”，主要在苗族的“鼓藏节”“苗年”“吃新节”等仪式活动中以不同寓意的舞段呈现。在贵州苗族地区，铜鼓舞主要流传于被誉为“铜鼓舞之乡”并将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掌坳村，隶属雷山县。铜鼓是从诸葛时期遗留下来的宝物，属蛮人之宝，因具有寓意极强、传承良好等特点成为苗族世代传达内心情感、认同身份及表达心中夙愿的身体阐释。苗疆的铜鼓形状呈圆形并且有耳，苗族的铜鼓纹路相当丰富。[2]铜鼓舞作为贵州苗族文化中重要的情感表达载体，其发展伴随浓墨重彩的鼓点而浸润于可感化的场域中。现今保留的十一组表演动作在不同的场景中各具寓意性，其多数为族人日常生活的写照。“捉螃蟹舞”在民间俗称《省哥雕》;“赶鸭子舞”在民间俗称《鸭赶条》;“劳作舞”在民间俗称《翻跟斗》;“逗趣舞”在民间俗称《丢留虎排索落单》;“河边舞”在民间俗称《根哑神》;“送别舞”在民间俗称《送力又》;“送鼓舞”在民间俗尘《丢虾古》;“欢聚舞”在民间俗称《奎箱良》;“放牧舞”在民间俗称《略南新》;祭祀祖宗亡灵时祈念并起舞的场景而衍生的舞蹈称《门略虾》，表现族群男女老少一同载舞的聚集画面称《团结舞》。铜鼓舞作为苗族人生活劳作写照的民俗舞蹈，族群内心的情感寄托是在生存境遇较为复杂的条件下族人原始信奉思维对世间万物的探索。贵州苗族地区的铜鼓舞作为鼓乐与舞蹈共同配合的艺术表达形式盛行数年并流传至今，其隐喻的符号叙述观成为探知及延续的“根”。

（三）灵活的象征：花鼓舞

“花鼓舞”是贵州东北部梵净山脚下的一张名片，松桃县正大乡瓦窑村是其发源地，故此享有“花鼓艺术之乡”的盛称。花鼓实则由牛皮或羊皮制成，亦称“皮鼓舞”。击鼓的根源追溯同样也源于“鼓藏节”，后来逐渐发展并广泛流传于苗族各大节日和仪式中，用以祭祖庆神、传承族源文化、沟通内心情感以及民间娱乐交往等。节日娱乐性鼓舞，有民间最盛行、场面也最隆重的“年鼓”，有在四月八、六月六、七月七等民间盛大节日上表演的“喜庆鼓”，有极具趣味性的“拦路鼓”（亦称“卡鼓”），有最高待客礼节的“迎宾鼓”，有男女之间互表心意的“情鼓”等。日常劳动类的鼓舞，有“推磨鼓”“插秧鼓”等，均以自力更生的民间劳动生活画面发展而来。日常生活类的鼓舞，比如“挑花刺绣舞”“梳妆打扮舞”“河边洗衣舞”。摹拟动物形象的鼓舞，比如“猴儿鼓舞”“蛙鼓舞”等，其中“猴儿鼓舞”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不仅灵动性强，鼓点与舞蹈配合中身体展现的难度性也极高。花鼓舞无论出现在神圣的仪式中、娱乐性的节日中、日常生活劳作中或是以某种动物为摹拟而发展，异彩纷呈的种类均是伴随在信仰崇拜下族群通过身体互动的表现，作为松桃地区苗族人的艺术标识，同时具有贵州苗族鼓舞中符号隐含的叙事性。花鼓舞丰富的表现内容及灵活的肢体形态，起舞时全身将同时协作，并在原地旋转、全方位移动旋转、复合舞姿组合旋转等丰富的鼓舞套路中，进行单人鼓舞、双人鼓舞、对打鼓舞、分组鼓舞、群体鼓舞等多种表现形式的演绎。花鼓舞作为苗族文化传承的实践性身体表达，在不同场合需求中表演的鼓舞蕴含着符合各自心理寓意的结构，使其对应性关系的整体诉求在可感化的形式与场域中重现。

二、象征与阐释：族群同源  鼓舞同根

木鼓舞、铜鼓舞、花鼓舞作为族人传达内心象征寓意的身体阐述方式，是族群整体从文化根源中自寻的取向与选择。不同形式与场域的苗族鼓舞中身体的表象自然呈现出各自的风格原貌，若想窥探苗族为何忠于鼓、传于鼓，或许它隐藏的神秘话语正是成为叙说族群起源的真正隐言。鼓这一由苗族始祖姜央兴起并作为“鼓社制”流传的媒介，在远古时期苗族人自东而西的大迁徙时，它便成为族群内部以及向外部环境传达信息、相互联络的媒介。鼓被视为世代苗族人心中“祖先灵魂的安身之处”，其神圣性则源于对祖先至高的崇仰，代表着族人的生存观在外部群落形态上内在心灵的隐喻。“鼓社”是因“鼓”而形成世代血缘文化的内部社会组织制度，其构成了氏族制度的基本组成单位。“鼓社祭”在当地称为“Nongxjiangdniel”，译为“宗鼓节”，在苗族的仪式中祭祖为大，鼓作为祖先的象征物，鼓舞的最初目的便是祭鼓，而祭鼓实则为祭祀祖先，故此也有学者普遍把这一祭祀活动称作“鼓藏节”[3]。鼓藏节是鼓社作为苗族血缘文化的社会组织制度在历代文化遵照中衍生出的构建鼓社共同制度的祭祖仪式，显然，鼓、鼓社和鼓藏节是三位一体的有机整合体。贵州各地区的苗族鼓舞在保持着自己氏族支系文化的原生性时，族源的认知在身份识别中个体的身份通过族群之间的互动使其情感得以隐形地传达。贵州苗族地区鼓舞衍生的根源追溯，从区域投射进整体而观，都与祭鼓时对祖先的深层虔敬相关联。

迁徙后地域生存的差异，自然投射中环境的差异，交流中语言识别的差异以及生活习俗等差异使得木鼓舞、铜鼓舞和花鼓舞各自生成不同的场域，进而通过身体的自由表述将记忆回到最初，但“向祖而生”的集体诉求并未因迁徙将鼓舞相同的根源遗忘。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同样，在苗族稳定的社会中，地缘只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二者并不分离。苗族人生于某地，最后终将死于此地，生与死把人和地的因素固定了。族群诞生后也就代表血缘的生成，这便直接决定了他的地缘及二者的关联。[4]祖先的神圣作为族群的象征，其中赋予的寄念通过自然界赐予的力量将鼓舞连通古今。崇尚肢体力度和心灵深度的身体表象寻找在各自的心里场域中不同的文本意义，与祖先、与自然、与族人进行情感交流。民俗仪式乐舞作为特殊的形式具有民间歌舞的“母本”特征，在苗族的仪式中鼓乐与舞蹈即是一个整体，二者共同建构了仪式乐舞特有的文化意义。[5]苗族的鼓舞正是文本和仪式共同的符号叙事，是通过身体进而阐释其文化的民间仪式乐舞。族群集体内部世界对外部自然界、生物界的体验和依赖，以身体的形态表达部落秩序的回归与运转，使这种界域中生成的鼓舞成为凝聚族群意识的身体叙述方式。

三、共同体意识的符号叙事与自由重塑

（一）苗族社会结构中鼓舞的符号观念认同

在古老的苗族社会中，宗族整体观念在自然法则的顺应下将身份与文化的认同互为关联。“当人们互动时，他们尽可能寻求保持某种特定的身份”[6]，鼓舞作为群体集聚时将祭拜的意识通过身体进而表象的互动方式，始终无法脱离文化本身的符号叙事及自我意识的认同。在“鼓社祭”仪式中，借用“鼓词”所富含的寄托性表述，传达族人内心的隐藏话语，鼓舞因此被意为一种可视、可喻的文本。苗族社会结构中鼓舞的叙事主要聚焦于族群起源及族群生存叙事文本的内部结构，旨在鼓舞作为身体表象的符号如何构筑叙事规则及观念认同。“由于很多少数民族传统上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中‘人的培养就显得愈加重要。”[7]在古老的苗族社会结构中，人类叙事行为和叙事意识萌发是以人作为传达符号的媒介进行传播而存在的。从心到口的结合即是从意识到祭鼓词的结合，从意识到叙事的传达即是从鼓舞表演到内心言说的传达，苗族人从具有象征性的文本世界里不断去唤醒原型秩序最初的认同，并在其衍生的舞蹈中体验某种图腾再现的神圣性。鼓舞作为鼓藏节的组阁体，它不仅是文化的叙事，也是动作的叙事及意象的叙事。肢体动作中透出的共同体意识及符号叙事的可能性，双重构成苗族族群记忆的另一种编码系统。

（二）符号中“共同体”意识的延续与重塑

代表性的群体符号作为构建族群生命秩序的最初媒介，源初的共同体意识是否维系完好，则依赖于族群怎样将有力量的符号做标记及符号表现形式如何进行创造并延续。在《互动仪式链》一书中曾谈论身体的在场性影响，认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聚集在同一个场所，他们的意识不管有没有特别地关注或投入到对方，只要他们是聚集在同一个场域下的，都能通过其身体在场而相互影響。[8]木鼓舞、铜鼓舞、花鼓舞的发展作为识别如何阐释符号的方向，在生成各自的规定套路时，用象征祖宗的鼓去构建苗族社会结构中通过肉身与心灵配合下的生命秩序表征。鼓舞最初是从族人内部社会结构、内心意识的诉求、自然生存的欲望中自然生成的不单一以审美为界定的舞蹈原型。随着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迅速性及包容性，外部文化的输入与内部文化的输出以至苗族鼓藏节的文化繁衍环境受到严重的侵蚀，鼓舞也因此在现代的舞台上作为展演的艺术发展、流变。鼓舞在不同的情境中，最初的意识随着文化融合发展的现实状况发生一定的现实淡化。原生仪式鼓舞中族人的思维生产方式是具有逻辑性的，它是在族群集体意识保护下作为规整思维逻辑并规训身体表象而衍生和传承的艺术形式，而现代展演鼓舞则满足不同效用的生产，是在相对的体系化要求下发展的。仪式中信仰崇拜植入下的思维方式，使得具有摹拟性和具象性的鼓舞成为印证共同体意识的砝码之一，而现实下鼓舞的意识保留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或许是出于无奈。毕竟艺术发展中新鲜元素的不断涌现正是对少数民族原始信仰崇拜的冲击，艺术观的追求固然显得与最初的观念格格不入。

无论是木鼓舞、铜鼓舞还是花鼓舞，若是想保留最初的鼓舞套路已然不再是现实下行进的脚步能倒叙并维持的，并且与文化发展的顺应现象也相背离。如何使不尽之意的对生的追忆实现根的延续呢？所谓度的把握或许不再是重拾过去原模原样的鼓舞形式，能做到的也只是重现鼓舞该有的场域，进而使得鼓舞诞生的起初缘由得到规范性的拿捏。无论是规定仪式中特定的场域还是需求下娱乐舞台中的表演，无论构建语汇的原则是规定的套路相符合还是需求下的编排，其实都非影响鼓舞中符号叙述最初的至关因素。木鼓舞、铜鼓舞、花鼓舞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存在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原住族人特定的认知系统，它不仅有助于确立所谓独特的“文化物种”属性，同时构成区分我群与他群之间文化的差异性。尊重和分享不同的遗产，是符号中隐含的共同体意识的无声呼吁，实则是尊重和分享族群的认知系统。[9]鼓舞从衍生到发展的实践表明，“已有研究成果事实上无法绕开文本或文化，研究文本不能脱离文化，研究文化亦不能脱离文本，为避免研究成果的无限向前端延伸或无限向后端延伸，资料取向与学科取向并重成为重要导向。”[10]贵州苗族鼓舞作为发源于远古时期族人对祖先等的祭拜，是源于民俗性文化的艺术。鼓舞起源的追忆作为延续鼓舞根源的原点，外在包容的社会形态应该与其文化内涵的原初性拉至两个思维空间，进而在理性思考与情感体验中进行文化辨识的调适。多位一体的叙事观作为延续集体意识的文本，身体表达在社会发展结构的占有中重塑新的叙事话语，即符号叙述起源的历史重温。作为鼓舞内在中生成并传续结构的过程，族群意识形态的建构中信仰崇拜以何种方式借代，体现了符号与社会之间的关联。诚然，宗族血缘承继式作为传承中身份的认同，与之体现符号和社会关联的信仰崇拜紧扣相连。或许只有身份得到准确的认同，信仰崇拜在某一个体的意识中才得以真实并符合群性需求的发酵，进而鼓舞的叙事特点才能不被演员形式解构化所打破族群意识结构化的循环模式，集体超验的力量才可通过舞蹈的在场性回到神圣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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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杨兰.贵州民俗研究70年：基于学术史的考察[J].贵州社会科学，2019，（12）：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