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秀玲 王利平

摘    要： 我国高职教育的开放办学，已经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阶段。高职教育培养工匠型技能人才的内在属性，以及近年高职教育国际影响力的提高，给高职教育境外“教育输出”带来新的机遇，同时面临一些挑战。建立“以我为主”的观念”，实现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精准服务，兼顾境外“教育输出”的公益性、市场性和产业性，形成多赢的集团化教育输出格局，获得国际职教通行能力和国际话语权，是高职教育“走出去”的目标和方向。

关键词： 高职教育    教育输出    精准服务    市场化    国际化标准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宏伟倡议。“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中国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地缘政治经济格局中顺应国际潮流，面向未来，为全面加强中国同中亚、中东、欧洲、北非和南亚、东南亚国际经济贸易合作，惠及沿路国家，抗击国际经济危机，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大举措[1]。2016年“一带一路”倡议首次被载入联合国决议，这反映了我国国际影响力的扩大，也给高职教育带来了更大的机遇，如何使我国高职教育“走出去”，走向国际舞台，形成“中国模式”，是我們深入研讨的课题。

一、高职教育“走出去”的优势

1.高职教育的内在属性。

“专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是融合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新模式，为我国首创，受到发展中国家欢迎”[2]。中国现有高职院校1418所，比普通本科院校还多，其中有一批示范性高职院校，更重要的是高职院校的专任教师约47万人，其中有不低于40%的“双师型”教师，他们既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又有丰富的职业实践经验，能够胜任培养工匠型技能人才[3]。《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2019〕4号）规定，把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作为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和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的重要方式，使城乡新增劳动力更多接受高等教育。高等职业学校要培养服务区域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重点服务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加强社区教育和终身学习服务。

目前，高职教育已成为技术技能人才的主要供给端，其发展状况和人才培养目标为实现境外“教育输出”的精准服务提供了保障。2012年—2016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数据显示，近五年，高职教育为制造业培养和输送了170万毕业生，其中2015年制造业中就业人员接受过高职教育的占接受过高等教育的64.9%。另外，在卫生和社会工作中，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等行业中，接受过高职教育的从业人员接近30%。而且，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不同省份或不同区域的高职教育都会形成自己的特色，这形成了高职教育的不同模式在我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特色，为“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国家提供了不同的发展模式。

2.高职教育的国际影响力。

《2017年全国高等职业院校年度质量报告》数据显示，当前我国高职院校中开展“走出去”实践的共有505所，约占全国高职院校总数的38.1%，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走出去”企业培养了大批旅游、建筑、水电等技术技能型人才，推动了沿线国家职业教育的共同发展，为沿线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境外职业技术人才。并且近三年，高职教育的国际影响力逐年提高。2016年，162所院校专任教师服务走出去企业国（境）外指导时间超过10人日;187所院校在校生服务走出去企业国（境）外实习时间超过10人日。2017年，专任教师服务走出去企业国（境）外指导时间超过10人日的高职院校达到353所;在校生服务走出去企业国（境）外实习时间超过10人日的有284所，分别比2016年增加191所和97所。2018年，专任教师赴国（境）外指导和开展培训时间超过10人日的高职院校达到401所;在校生服务走出去企业国（境）外实习时间超过10人日的有300所，分别比2017年增加48所和16所。

江苏省从制度框架、发展策略、教学改革、教育联盟建设等方面，对高职教育境外输出做了诸多有益探索。境外高技能专项人才的订单式培养、境外高校教师专业培训、境外学生短期访学等普惠式、教育援助式开放有序发展。说明江苏高职教育的模式和质量得到了国际职教领域的认可，对国外学生的吸引力正在逐步增强。首先，海外短期培训逐渐成为常态。2003年—2016年共派出2.1万名教师出国培训。其中，印尼工业部工业教育与培训中心的教师培训项目、缅甸职业教育师资定向学历教育培养、中新（南通）国际海事培训中心（2011）、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共建培训中心等，为他国培训了大量的机械制造、高铁技术、数控、网络信息工程等专业的师资，培训水平得到了国外同行院校专家的高度认可。第二，共建职教人才技术培训中心。江苏高职院校依托专业优势，共建了南铁院中俄高铁实训基地（2015）、南工院苹果区域教育培训中心（RTC，2017）、南铁院欧亚高速铁路国际化人才南京实训基地（2015）、南信院海外（柬埔寨）培训与实训基地（2016）、江苏信息职院老挝磨丁经济特区苏信培训中心（2018）等，主要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本国急需的先进技术人才。第三，江苏高职大力推进境外办学。早在2013年，江苏省运行的境外办学机构及项目已达24 个，区域覆盖了欧、亚、非、大洋洲和美洲等五大洲，建设了众多境外职业人才培养培训基地[4]。其中，几内亚江苏海院韦立船员学院（2016）、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老挝分校（2017）、南京科技职业学院印尼德龙学院（2018）等依托电子商务、物流管理、自动化技术、物联网技术、轨道交通施工技术、旅游管理等优势专业，弥补了所在国产业人才需求的同时，构建了以江苏高职院校为核心，多校多专业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国际职教合作大格局，初步形成了“一带一路”职教发展共同体。

高职教育境外“教育输出”有着自身优势，但是仍旧面临着缺乏“走出去”的政府统筹，缺乏专项引导，产教融合力度不够，服务精准度不高，“走出去”相关国际标准体系的构建有待进一步加强等问题。

二、高职教育“走出去”的策略

（一）以输出国政府为主导，实现统筹规划。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我为主、兼容并蓄，提升水平、内涵发展，平等合作、保障安全”的工作原则。高职境外教育输出更是要“以我为主”，综合我国和他国的需求，实现统筹规划。

1.国际环境是其外部因素。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目前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已达100多个，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及经济欠发达国家。“一带一路”覆盖国家的官方语言近60种，多种语言并存。各个国家的宗教信仰不同，风俗习惯各异。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外交政策也有较大差异。受诸多因素影响，树立我国的国际形象，发挥我国政府的主导地位，为教育输出的稳定、持续发展，人才的安全、交流的和谐，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2.国家发展是其内部因素。开放办学的根本立足点是增强我国高职教育的内生能力，提高我国高职教育的核心竞争力。高职教育国际化是一个双向互动的教育活动。我们要在教育制度设计、体制机制激活等宏观方面，在高职教育管理、教学、科研、决策、激励、评估等中观方面，在专业建设、课程建设、课堂教学、实习实训、教学资源等微观方面，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前沿职教理念和资源，全方位創设优质发展生态，增强职教发展理念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先进性。在教育开放中，可以触动我国教育发展的“痛点”，发现我国教育的新增长点，有助于启动新一轮教育教学改革。

依托政府搭建的职教交流平台。江苏省人民政府、教育厅搭建多种交流互动型的教育平台，展示江苏职教成就，以政府之力将江苏高职推出去。其中，江苏省教育厅组织的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等国“留学江苏”高等教育展教育展及招生推介会（2017），就带领省内10所高职院校参展，充分展示了“留学江苏”品牌内涵，有力推动了江苏与境外学校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扩大了江苏教育对外开放的影响力。世界职业教育展（2016）、“留学中国”教育展等大型留学推介活动，开拓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招生渠道，建立了较为稳定的政府间、高校间境外招生合作关系，建设了较为稳固的留学生生源基地。

（二）以输入国为主体，实现精准服务。

《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实施“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促进沿线国家教育合作。加强教育互联互通、人才培养培训等工作，对接沿线各国发展需求，倡议沿线各国共同行动，实现合作共赢。

对于职业教育较为发达的国家采取“扬弃”的态度，根据中国国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通过培训、考察等形式，发现适合我国职业教育国情之处，学习其人才培养模式、教材编写方式、师资力量配比等，在我国进行研究、实践，修正。

“一带一路”沿线较多国家职业教育普遍较弱，教育基础设施比较落后，产教融合不足，亟须借助我国职业教育资源助其培养可促进经济发展的人才[5]。这就要求我们不能一味输出我国的教育观念，调研是关键，是实现需求导向、精准服务的前提。一方面是调研输入国的经济状况、职教模式、学生层次状况等，为合理、准确制定合作模式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另一方面调研传统文化、宗教信仰等，这是民心相通的基础，是营造相互合作的和谐氛围的前提条件。

（三）提高企业参与度，实现市场性。

教育输出，不仅存在公益性，更不能忽视的是它的市场性和产业性。这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市场运作、坚持互利共赢的共建原则的体现。2015年赛迪智库工业经济研究所的一项报告称，“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一带一路”未来10年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需求总额约合50亿元人民币，市场空间广阔，为中国装备制造业等产业“走出去”提供了巨大市场空间[6]。

江苏高职院校在服务优势行业、企业的“走出去”方面进行了很好的实践。如江苏省高职院校携手“走出去”企业开展留学生现代学徒制试点，大力培育“熟悉当地人文社情、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的本土高技能人才”。项目采用跨国双主体育人，创新构建出了“标准引领、平台支撑、文化交融、校企联合”人才培养模式，实现外国留学生招生培养就业一体化，有效缓解了中国“走出去”企业对本土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彰显出了中国职教的实力与魅力。积极服务“江苏企业走出去”，与柬埔寨泰州商会共建“江苏经贸柬埔寨职业教育中心”、与印尼南钢武龙钢铁有限公司筹建“江苏经贸印尼南钢职业教育中心”。服务中国高铁“走出去”战略，为印尼、泰国和老挝等国家培养高铁国际化人才。

（四）建立“一带一路”“高职教育共同体”，建设国际化标准。

“一带一路”已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也是目前前景最好的国际合作平台。截至2019年7月底，我国政府已与136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195份政府间合作协议，范围由亚欧地区延伸至非洲、拉美、南太、西欧等相关国家。在此背景下，建设高职教育共同体有着良好的基础和机遇。

1.依托国际职教联盟平台，实现整合效应。《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工作目标是，到2020年“涉外办学效益明显提升”“参与教育领域国际规则制定能力大幅提升”“通过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打造教育主场，分享教育权益、发出江苏教育话语，江苏职教在这些平台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依托中国高铁、交通施工技术、通信技术、电子商务等智能制造、现代服务业的行业优势、技术优势，江苏高职教育输出呈现出鲜明的行业特色，出现了一批中外行业联盟。江苏高职院校在欧亚交通高校国际联合会、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职业技术教育国际交流分会（CEAIE-VEC，2013）、中国-东盟职教合作联盟（2017）等重要国际职教组织中担任副主席单位、理事长单位、秘书长单位、成员单位或牵头单位，承办了第八届欧亚交通高校国际联合会研讨会（2015）、欧亚铁道院校校长论坛（2015）等国际职教学术会议。江苏省共有28所高职院校成为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员单位。在这些国际职教组织内，江苏高职院校积极致力于加强联盟内部师资流动、访学与培训，推动联盟内部合作办学和学生流动，促进校际学分互认与学生交流，合作进行留学生招生和培养。在亚、欧、美等国家的职教高校中，传播江苏职教的课程理念、课程标准、职业技能指标，阐述江苏的职教思想和模式，分享江苏的职教成果和经验，输出江苏职教的质量标准、评价标准，获取国际职教领域的话语权。

2.加强与本科院校的联合，实现层次大升级。一方面，高职院校与本科院校都属于高等教育，二者人才培养侧重点不同。高职院校更注重产业技术服务的推广，本科院校注重技术的研发与理论创新，二者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加强二者的联合，高职院校在产教融实施过程中发现问题、解決问题，为本科院校实现理论创新提供实践基础，并且为技术研究的中试、终试提供现实场地，缩短技术成果的转化周期。另一方面，高职教育目前社会认同度有待提高。受高考录取分数线、毕业后工资水平等影响，高职教育的社会认同度一直不高，在高等教育领域被边缘化。加强与本科院校的联合，有利于高职院校提高说服力，强化内涵，有利于改变现实存在感趋弱的现状，增强发展自信，实现层次大升级。

3.建设国际化标准，引领“一带一路”高职教育。实现教育的标准化是提高教育输出能力的前提条件。陈宝生部长指出，教育现代化的基本指向便是国际吸引力、影响力、引导力的大幅提升[7]。即要将中国高职教育带入国际职教视野，阐发中国高职教育理念、经验和模式，努力获得国际职教界，尤其是欧美职教强国、大国的质量认可，获得国际职业教育标准的制定权、话语权，促进全球多元职业教育格局的形成。融入国际职业教育浪潮，参与国际职业教育分工和国际生源、国际教育资本竞争，吸引更多的国际职教人才、资源、会议、大赛、资本来到中国，对世界职业教育形成强大的辐射能力。

建设国际化的标准，是加强自身专业建设、课程建设的有效切入口。国际化专业标准“走出去”，首先需要提高专业素养，研究中国乃至世界相关职业标准和技术参数，探索适合中国乃至放大到世界皆适用的技术要素，提高专业标准的整体水平，才能使引领职业标准的“中国标准”成为“世界标准”。如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底开发的《船员教育与培训教学标准》被几内亚交通部和新加坡韦立国际集团采用。邢台职业技术学院的机械制造与自动化、汽车电子技术等6个专业的专业教学标准被德国施马卡尔登应用技术大学、韩国又松大学和奔驰公司等认可和应用。

高职教育在整个社会的就业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对推动社会的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优化都起到了重要作用。高职教育“走出去”，是国家扩大对外开放在教育领域的协同共振的体现。高职教育形成中国发展模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广，开展技术技能培训和学历职业教育，服务世界人民，向世界人民展示“中国经验”，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作用，进而行使职业教育的中国话语权。

参考文献：

[1]董锁成，黄永斌，李泽红，等.“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发展格局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J].资源科学，2014，36（12）：2451-2458.

[2]翟帆.与世界共享中国高职模式经验[N].中国教育报，2017-07-18（3）.

[3]潘懋元.让高职教育走进“一带一路”[N].中国教育报，2019-5-28日（9）.

[4]郭新宇.高校引进境外优质教育资源标准探析[J].世界教育信息，2016（1）：63-66.

[5]喻恺，胡伯特·埃特尔，瞿晓蔓.“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高等教育国际输出的机遇与挑战[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8，2（39）：68-74.

[6]刘万裕，许斯华.“一带一路”背景下高职院校国际合作创新实践探索[J].教育现代化，2018，10（44）：164-166.

[7]陈宝生.推进教育现代化，提升教育水平[EB/OL].人民网-教育频道，[2016-04-21]http：//edu.qq.com/a/20160421/011079.htm.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新常态下高职院校开放办学的机制创新研究”（编号：16YJA 880044）;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基金项目“服务‘一带一路与高职院校的海外‘教育输出研究”（编号：JQ1606）;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高职教育输出的观念转型与共同体建设研究（编号：2019SJA0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