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瑜倩丝

摘    要： 柳宗元在永州期间的许多作品都深受佛家思想的影响。他对佛家的借鉴不仅在于思想上的“统合儒释”，面对佛经中的题材和意象也有不同程度的借鉴。本文首先分析柳宗元“统合儒释”的思想形成，其次针对《三戒》的文本，着重分析柳宗元是如何通过借鉴佛经达到警示世人的目的的。

关键词： 佛经    儒家思想    统合儒释    《三戒》

柳宗元是唐代著名的哲学家，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在永州期间，便与佛教密切接触，深受佛教的影响，期间所写的散文和诗歌集中体现了佛教禅宗思想。例如，《岳州圣安寺无姓和尚碑》写道：“生物流动，趋向混乱，惟极乐正路为得其归。”柳宗元最重视佛教的部分是佛经，他认为：“佛之言，吾不可得而闻之矣。其存于世者，独遗于书。不于书而求之，则无以得其言。言且不可得，况其意乎？”[1]（258）佛之真理，存于书中，不读经书者，难以理解佛学的真正意义。柳宗元对佛经的阅读不仅影响了他的文学思想，在文学创作上也对佛经有多方面的借鉴。

一、柳宗元“统合儒释”的思想

中唐正是儒佛道三教鼎立时期，柳宗元虽为儒家学者，但不像韩愈一般排斥佛学，反而对儒佛道三教都兼容并取。他提出“（浮屠）不与孔子异道”的命题，把孔子定位成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和“道统”的核心，认为只有将儒佛思想结合起来才能给人指点方向[2]（157）。关于如何“统合儒释”，柳宗元并没有在文章中系统说明，后人根据柳宗元的“序”“碑”“记”中将他的观点集合起来。其中牟钟鉴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提出“统合儒释”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3]（212-215）：

一是佛家以孝道为先，与儒家相合。印度佛教在传入中国时分为两条支线：一是藏传佛教，二是汉传佛教。印度佛教本身并没有“孝道”的概念，这与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学者产生分歧，因为印度佛教直接否定了维系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理，使君臣、父子、夫妻的关系不复存在。为了使佛教更易被世人接受，它吸取了相关的儒家思想，并完成了自我改造。佛教经书中大量添加了如《大报恩》《父母恩重经》等符合世人道德观的内容。佛教对当地传统思想的吸收和并取，成就了现如今的汉传佛教。柳宗元将“孝道”立为佛家之本，并提出“盖本于孝敬而后积以重德，归于空无”的观点，认为对“孝”的实行可以脱离苦海，归于虚无。这体现出柳宗元对解释“统合儒释”的良苦用心。

二是佛家的清净论与儒家的性善论相通。佛家主张众人皆有佛性，人人都能涅槃解脱，立地成佛，这是佛教为教化众生一心向善的说辞，与儒家的性善论如出一致。柳宗元认为佛家高于庄、墨、申、韩，是因为诸子百家中只有佛教的清净论与儒家性善论相对应，他对此是十分赞同的。佛教认为人性皆有“三毒”，而《论语·季氏》则有“三戒”。柳宗元的寓言故事对人性的讽刺是基于儒家的性善论，他深受佛经的影响，在进行文学创作时有意对佛经进行借鉴，这是为什么柳宗元的寓言故事能自成一派的原因。

三是佛学博大多容，与《周易》的精神相通。柳宗元认为佛学博大多容，佛道宽阔，各色人等都能皈依佛祖，志向高洁并不愿被世俗所束缚的人更是愿意信奉佛教。《周易》说：“地势坤，君子以德厚载物。”意思是君子要以博大的仁德施恩万物。佛家和儒家都崇尚仁德宽厚，包罗万物的思想，这也是柳宗元所提倡的思想。

四是佛教的相关理论可为治国服务。佛教提倡众生平等，目的是帮助世人脱离苦海，拯救世人，这体现了佛教的民本思想。孟子提出“民贵君轻”的政治主张，认为贤君应以民众为本。佛教的民本思想是为了解脱众生，而儒家的民本思想则是治国之方。柳宗元选取儒佛二教的相通之处，认为佛教的相关理论也可为治国服务。

五是佛家高雅的精神境界与儒家礼立仁义相合。佛家的戒律众多，因此，僧人大多具有高雅的精神境界，且重视礼教，而儒家经典则是以礼义教化为本。因此，柳宗元将二者统合起来，认为佛家戒律和儒家的礼义是对等。

结合以上几点，不难发现，柳宗元对佛教思想的吸取只建立在与儒家思想的共通之处，对于佛教中的“彼岸”和“超越的世界”则只字不提。这是因为“彼岸”和“超越的世界”与柳宗元的世界观相矛盾，他认为天地无神，天地的变化只是“元气”的变化。即便柳宗元对佛经有多方面的借鉴，他始终都遵循儒家的传统思想。

二、对佛教题材的借鉴

寓言故事多为讽刺和教育意义的故事，托物言志是寓言故事的基本特征。从我们熟悉的“拔苗助长”到“叶公好龙”，古人为后人现世提供了不少具有教育意义的故事。但这些寓言故事只是只言片语，通常作为文章设喻或者论证的手法之一。柳宗元的寓言散文则是他文学作品中最独特的存在，他的寓言故事有不少是单独成篇，如：《三戒》《设渔者对智伯》《蝜蝂传》等。《三戒》作为柳宗元寓言散文的代表作，其表达的寓意与佛教寓意高度吻合，且文中有多处借鉴佛教的题材和譬喻手法，是他佛教思想的集中体现。《三戒》从主题到取材都有借鉴佛经的影子，但他所借鉴之处，无不与儒家思想一一对应。

（一）对佛经寓言故事主题的借鉴

《三戒》是柳宗元寓言散文的代表作，共包括三篇寓言故事：《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这三篇故事主要讽刺了鹿的“痴”，驴的“嗔”和老鼠的“贪”。“痴嗔贪”是佛教中最不提倡的人性，被称为佛教“三毒”。这三种人性的讽刺和论说在佛经中大量体现，如天台宗《童蒙止观》中的《诃欲第二》和《弃盖第三》。柳宗元不仅吸取佛教对人性探讨的思想，而且遵循儒家的思想。柳宗元的《三戒》与《论语·季氏》中的“君子有三戒”有所关联。文中说道：“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4]（1480）翟灏的《四书考异》中对“三戒”的解釋是：“淮南诠言训‘凡人之性，少则猖狂，壮则强暴，老则好利，本于此章。今释氏所谓戒者，曰贪、嗔、痴。”[4]（1482）这其中与佛教中的“贪瞋痴”相对应。所以，柳宗元对佛教故事主题的借鉴是建立在与儒家思想有共通之处的部分。

（二）对佛教动物寓言的借鉴

柳宗元《三戒》的动物寓言与佛经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临江之麇》中的鹿，《黔之驴》的驴。其中“鹿”在佛经中的寓言故事经常出现，是佛经故事中经常刻画的角色之一。比如《鹿母》《九色鹿》等。关于《黔之驴》的来源，季羡林先生早年就已考究。他认为此篇寓言来源《五卷书》《故事海》《益世嘉言集》及巴利文《佛本生经》等故事集。基于唐代中印文化艺术频繁地交感融合，柳宗元可能在某种场合接触到，并受到启发，便留下这篇著名寓言[5]（25）。《黔之驴》的行文结构和叙事内涵都与《五书卷》中的故事紧密关联。《五行书》中的驴是借虎皮扬虎威的“假虎”，柳宗元笔下的“假虎”变成了真虎。在两篇寓言故事中，驴的真实身份都是因自身鸣叫而被识破，且都是以死亡为结局，其主要体现的主题是“贪”，驴假装老虎贪食麦草，被人识破后乱棍打死。而《黔之驴》中的驴则因不知彼而好斗，最后被老虎吃掉。其主题与《论语·季氏》的“斗”相同，也与佛经文化中“嗔”相符。虽然两篇故事的主题不同，但明显可以看出《黔之驴》借鉴了佛经故事中的意象，用同一种动物表达了不同的寓意，这也许是作者的有意为之，结合佛儒两教的相似之处，保留了与儒家相通的思想价值观，体现了柳宗元“统合儒释”的观念。

三、对佛经譬喻手法的运用

柳宗元的寓言散文是他文集作品的特点之一，他的寓言文不仅在题材上有对佛经的借鉴，对譬喻手法的运用也比比皆是。佛教寓言故事有许多是关于对人性的反思和讽刺，主要目的是教化世人，脱离苦海。在《三戒》中，柳宗元借鉴佛经的譬喻手法，讽刺世人的贪婪和急功近利，为众人指明正确的方向。

（一）佛教的譬喻手法

“譬喻”是佛陀说法常用的方式之一，当弟子遇到难以理解的问题时，会请求佛陀“说喻”，且将佛理建构成具体的故事和寓言形态[6]（1）。譬喻的使用把佛教中抽象的哲学道理转为经验性的语言，达到晓喻明理的效果。在佛教说法明理的过程中，譬喻語言是连接世俗与神圣的桥梁。关于譬喻的形式，不同的佛经有不同的方式。如《阿含经》中的短喻就有两种方式，还有《大般涅槃经》卷二十九详细列举了八种，除此之外佛经又有分喻和增数喻，分喻又有六喻、九喻、二十喻等多种譬喻形式[6]（311-330）。柳宗元的《三戒》用“非喻”的手法，“非喻”即今修辞上的“假喻”，是一种“例证”“举例”的性质。这在经典的佛经当中随处可见，而且常常是以故事形态出现[6]（314）。

（二）对佛教譬喻故事结构和修辞技巧的借鉴

柳宗元的《三戒》对佛经譬喻故事的结构有所借鉴。佛经譬喻故事的叙事形式大概分为三种：其一，多为短故事;其二，每则故事多由两组或两组以上的故事组成，主角为同一个人;其三，主题相关，但由主角毫不相关的故事合成一则故事[6]（380）。《三戒》借鉴了第三种叙事形式，三组不同主角的故事都是围绕“贪嗔痴”的主题展开。中国古代寓言故事的内容基本都是以人为喻或以事为喻，主要目的集中在阐明哲学道理上，所涵盖内容相对广泛，如《守株待兔》《拔苗助长》等。而佛教寓言则每每针对人生问题和人性中的“贪瞋痴”进行批评嘲讽。如《百喻经·效其祖先急速食喻》结尾：“世间凡夫，亦复如是。不达正理，不知善恶。作诸邪行，不以为耻。”[7]（562）柳宗元借鉴佛经中对人性讽刺的手法，对三种动物的形象刻画描写，阐明自己对现世的讽刺和对自己的警示。

在修辞技巧方面，因佛教的譬喻故事面对的是普通大众，重视故事的文学色彩，对主角形象的刻画较为丰富。在《三戒》中，柳宗元不仅重视对文中五种动物的形象刻画，还添加了一些心理描写，使文章更具故事性和文学性。

在《临江之麇》中，柳宗元笔下鹿的形象是愚痴的，因为人类的驯化和宠溺，鹿失去了动物原有的天性，并且“忘己之麋也”，终日与犬一起玩耍。最后被犬吃掉后还“至死不悟”。柳宗元对犬的描写也形象生动，比如，“犬畏主人，与之俯仰甚善，然时啖其舌”[8]（288）。简短的一句话将犬贪婪和谄媚的形象描写得淋漓尽致。在《黔之驴》中，驴的好斗与虎的凶残是驴悲剧结局的原因。文中，柳宗元不仅描写了驴易怒而不自知的形象，还增加了对虎的心理描写：“虎因喜，计之曰：‘技止此耳！”[8]（289）心理活动的描写使故事主角的形象变得立体，使老虎凶残的个性更鲜明。这是佛经譬喻故事中经常使用的修辞方式。《永某氏之鼠》则体现了老鼠贪婪的形象，比如“由是鼠想告，皆来某氏，饱食而无祸”“昼累累与人兼行，夜则窃啮斗暴，其声万状”[8]（289）。这体现了老鼠肆意暴行，唯利是图的形象。故事中的永某氏者却认为“鼠，子神也”。把老鼠供奉在家中，任凭它们肆意妄为。作者对老鼠形象的刻画，实则也是对贪官的讽刺，而“永某氏”则是当权者的缩影。因为当权者的纵容，让老鼠一般的贪官唯利是图，搜刮民脂民膏，这些贪官最后都会因为自己的贪婪而受到惩罚。作者通过对老鼠形象的塑造讽刺了当时不学无术的门阀弟子，并利用寓言故事的形式向世人说教，以此警示世人，这也是柳宗元寓言散文主要的创作目的。

四、结语

柳宗元与佛教深入接触，不仅把佛教思想作为儒家教化的一种工具，还深入研究佛教，切身理解佛教义理的境界。《三戒》是柳宗元寓言散文的代表作，也是柳宗元文学创作上的革新。《三戒》从内容题材到修饰方式都能看到柳宗元对佛经的借鉴。他作为儒家学派的学者并没有像韩愈那样排斥佛学，反而通过对佛经的学习，兼容并取与儒家相通的思想，创作出别具一格的寓言散文。

参考文献：

[1]柳宗元.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M].北京：中国书店，2000.

[2]张勇.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研究[M].合肥：黄山书社，2010.

[3]牟钟鉴.从儒佛关系看韩愈、柳宗元与李翱[J].圆光佛学学报创刊号，1993（12）.

[4]黃怀信，周海生，孔德立.论语汇校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5]刘金柱.唐宋八大家与佛教[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丁敏.佛教譬喻文学研究[M].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会印行，2001.

[7]僧伽斯那.百喻经[M].北京：中华书局，1997.

[8]柳宗元.三戒（柳宗元集）[M].北京：中国书店，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