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礼制度与汉魏六朝时期帝王乐府诗歌创作

2020-04-30姜岩林

文教资料 2020年5期

姜岩林

摘要：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称号，礼乐制度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重要标志。传统礼乐制度是封建社会传统王权的重要体现，反映了帝王身份的高贵和君主权力的高度集中。汉魏六朝时期，在五礼体系由孕育到开花结果的过程中，帝王通过五礼制度对民间乐府创作施加重要作用，同时对帝王们的生活产生了反作用。在乐府诗歌的创作过程中体现五礼制度的成分，主要表现在乐府诗的叙述方式和技巧顺应礼制的变化，以及潜在情感流露的变化。

关键词：汉魏六朝帝王乐府诗五礼制度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而绵长，礼乐制度是其源头与基本构架①（3）。无论是从相对完善的礼仪制度，还是从礼制最终传播和接受情况来看，汉魏六朝时期都很好地完成了当时的封建礼治任务，为“礼仪之邦”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汉魏六朝时期标志性的五礼制度是自汉末三国时代开始孕育的，但当时羽翼未满，没有相对统一稳定的结构，还未成气候。魏晋时期，五礼制度的好处渐渐被广泛认可，开始受到皇家的推崇，正式确立并施行。五礼制度承认了礼仪制度的合法性，礼乐由此从原始形态走向典雅状态，从单纯的行为准则转化为具有艺术性的活动内容的社会规范，并成为之后帝王家走向崇高神圣境界的重要媒介。

传统的礼仪制度是帝王控制民众思想的一件法宝，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重要作用，譬如在祭祀大典所作的乐府诗可以体现君权神授的仪式感，不但有稳固政权的需要，而且有协调传统社会人际关系的作用。

在现实中，民间百姓是无法接触到君主阶级的，帝王想向民众灌输自己的思想，便于向外广泛传播，乐府是最方便的形式，大量的乐府创作便应运而生。同时君主因为有五礼制度的束缚，抒情性质相对单一，流露出来的大多是关于鬼神的幻想和帝王海纳百川的豁达胸襟。

本文大致把帝王乐府创作同五礼制度的结合程度，按照不同的历史阶段加以整理，分为开拓期—发展期—成熟期—衰退期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独特的特点，会在下文详细论述。

一、帝王乐府创作与五礼制度的初步建构

“五礼”这个词早在《周礼·春官》中即有记载，那时五礼只不过是儒家停留于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做出的构想，并没有付诸实践。

五礼分别指的是：吉礼、凶礼、嘉礼、军礼和宾礼，涉及许多繁缛的礼仪。如譬如五礼之冠的吉礼涉及祭祀天神、地祇、人鬼，即祭祀先帝、日月星辰、山川等。《通典·礼六六》中曾记载：“（五礼）其仪百五十有二。一曰吉礼，其仪五十有五：一，冬至祀昊天于圆丘;二，正月上辛祈谷于圆丘;三，孟夏雩祀于圆丘;四，季秋大享于明堂;五，立春祀青帝于东郊……五十五，王公以下拜扫、寒食拜扫。”②（366-367）为了使祭祀活动更正式，更能体现出礼的特色，随之伴随着大规模的祭歌产生。由此可以知道王室有关于五礼的乐府创作从很早就开始了。但是当时因为五礼制度只是提及，并没有正式产生，所以早期宫廷的乐府创作还是以大批量的祭歌式的产物为主，帝王还没有亲自创作，是由宫廷专门设立的乐府机构负责创作及演奏歌唱。在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中，专门为这种类型的歌谣设立了郊庙歌辞的类别，郊庙歌辞的体例以迎神送神、祈求祥瑞为主，一般在大型祭祀活动或在宫廷内部重大活动时产生。汉朝和西晋初年因为没有正式形成固定的五礼制度，只是在一些群体内有认同感。五礼制度对帝王乐府诗作的影响还在开拓期，我们可以参考当时记载的资料：

礼乐具，宴嘉宾。眉寿祚圣皇，景福惟日新。群后戾止，有来雍雍。献酬纳贽，崇此礼容。丰肴万俎，旨酒千钟。嘉乐尽宴乐，福禄咸攸同。③（394）

当时的场景礼乐繁盛，美酒佳肴无数。贵宾纷至沓来，交纳礼金，庆贺帝王寿辰，景象好不热闹，其中这已经朦胧有些吉礼和宾礼的特征了，可以说是五礼制度的先兆。

之后儒学复兴，礼学的发展有明显转折，汉武帝废除挟书令，独尊儒学，古文经始出，传统礼学由重视道德转向到道德、政治并重开始全面创制基于“国家层面”的新礼制体系;郑玄合今古文经为一体，奠定了礼制重政治的新局面;王肃批判郑玄，使经学再次形成新派系，促进了礼学的深入发展。

在汉至西晋初年这一段时间，诞生了帝王乐府第一段发展时期最重要的创作者——汉武帝刘彻，他是第一个真正做到把礼制完全融入乐府创作的帝王。汉元鼎四年，汉武帝刘彻到汾阴祭祀后土。在他因此事而创作的《华晔晔》一诗里，可以从侧面展现汉代帝王对祭祀后土礼仪的敬重态度。诗中描绘了一幅帝王乘车祭祀的图景，将欢快的情感含蓄地寄寓在诗里。

华晔晔，固灵根。神之斿，過天门，车千乘，敦昆仑。神之出，排玉房，周流杂，拔兰堂。神之行，旌容容，骑沓沓，般纵纵。神之徕，泛翊翊，甘露降，庆云集。神之揄，临坛宇，九疑宾，夔龙舞。神安坐，翔吉时，共翊翊，合所思。神嘉虞，申贰觞，福滂洋，迈延长。沛施佑，汾之阿，扬金光，横泰河，莽若云，增阳波。遍胪欢，腾天歌。④（470）

皇家大多有借祭祀神灵、祈求保佑平安一说。通过赞颂神祇的功德，祈求来年风调雨顺、物阜年丰。对于帝王，祭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每当进行祭祀仪式总是伴随着浩大的场面，车骑千乘以匹配帝王家的身份。至少可以发现自比天子的帝王会大力提倡祭祀行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并且还会同时进行乐府诗的创作，利用一种歌功颂德的方式进行宣传，达到维系民众思想、培养华夏民族认同感的目的。学者葛晓音在学术著作里对此行为有一番解读“乃是标榜仁政的一个主要方式”⑤（64），汉武帝不仅热衷亲自创作，还经常派遣采诗官员，下基层观风采诗，体察民情，了解百姓疾苦。

汉武帝此类反映宗法祭祀的乐府诗并不在少数，据《汉书·艺文志》一书曾说：“推士礼而至于天子之说。”结合当时历史背景看，汉武帝这样做不无道理，汉王朝经过初期的休养生息，经历文景之治的稳步过渡之后，已经具备繁荣富庶的条件。正值国家稳定、内部繁荣的时期，通过所谓的神之庇佑宣传帝王的功绩，让百姓意识到一位好皇帝的诞生，不仅能造福名誉，还能名垂千古，至少汉武帝是绝对不会拒绝一个扬名立万的好机会的。

事实上，帝王创作的乐府的主题曾经是非常广泛的。魏文帝曹丕在父亲魏武帝曹操的寿宴上，曾撰写一篇《临高台》给自己的父亲祝寿，表达了对于父亲的赞美，凸显自己的忠诚。

临台高，高以轩。下有水，清且寒。中有黄鹄往且翻。行为臣，当尽忠。愿令皇帝陛下三千岁，宜居此宫。鹄欲南游，雌不能随。我欲躬衔汝，口噤不能开;我欲负之，毛衣摧颓。五里一顾，六里徘徊⑥（806）。

这个时代帝王乐府诗的创作，归功于五礼制度不太显著的影响力，成就了帝王内部乐府诗创作的多样性。

二、五礼制度确立后帝王乐府诗创作的发展

五礼制度产生需要三个前提条件：帝王的意志、學术发展的基础和国内外政治局势，三者缺一不可⑦（150）。魏晋南北朝恰恰满足了这些前提条件，社会的不稳定形成了礼仪制度更新换代的契机。晋武帝成功结束了割据局面，重新创建了一个大一统王朝，他本人有创制新礼制体系的意愿，加之郑玄等人的礼学思想已臻成熟，故适应大一统的五礼制度便破土而出。成为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的重要发展阶段，五礼成为国家的制度就发生在此时。

帝王乐府诗作自五礼制度产生之后就迈入发展的快车道，帝王们不仅把礼乐因素作为乐府诗创作的关键部分，而且将五礼制度当做一种乐府诗的描写与展示途径。

魏晋南北朝的五礼体系是不同于以往礼仪制度的新体系，是内容趋于丰富、系统逐渐形成的体系制度⑧（27）。具体到细节的礼仪制度的框架逐渐确定，帝王维系稳定的阶级统治的需要，他们的乐府诗创作与五礼制度的发展相得益，大有借礼抒志的情感趋向，所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乐府诗大多类似于上文提及的《华晔晔》，与古代通过占卜形式颇具异曲同工之妙。可有巫术之分，再加上孔孟学说的广泛传播，流传便水到渠成。

五礼制度对诗歌的创作有广泛的影响，它倡导的审美习惯影响了乐府诗创作主体的帝王⑨，对诗歌创作的风格、样式都起到了规范作用。例如下面这一首诗即为五礼制度规范下的由帝王创作的乐府诗作品：

前旆拂回中，后车临桂宫。轻丝驻云罕，春色绕川风。桃林方灼灼，柳路日曈曈。笳声骇胡骑，清磬詟山戎。微臣今拜手，原帝永无穷⑩（475）。

五礼制度下，固定的叙事模式兼具典雅清丽的特点成为那时帝王乐府诗创作的主流。

而且提及神灵已经是家常便饭，无论是“无因谢神女，一为出房栊”{11}（871）还是其他攀附神灵之作，都是由于礼仪祭祀影响的深刻性所致，这种深刻的影响代代相传，最终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唐代乐府文学的繁荣。

三、萧梁时期的发展与衰落

萧梁时代，当五礼制度正式成为不可或缺的礼法制度时，乐府创作的道路逐渐宽广，发展非常顺畅，帝王乐府诗作期由发展期走向高峰期。因为当时的帝王同时是文坛的标志性人物，并相继主导了五礼制度，如梁简文帝萧纲、梁武帝萧衍、梁元帝萧绎等。以萧衍为主导人物，五礼制度的理论依托《五礼仪注》开始编纂，这一事件标志着萧梁时期五礼制度建设的开始。时人评价梁简文帝之乐府诗“诵于妇人之口，不及君子之听”，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礼与诗歌的首要关系表现在诗歌的使用上⑨，它在制度层面规定了一定的诗歌与礼仪间相互的对应关系，以此体现礼的等级差别，由此产生了诗歌的“符号性”功能。

即使是乐曲的加入，萧梁时代的帝王们也非常审慎，谨记遵循五礼制度的原则执行，丝毫没有因为自己帝王的身份而有例外发生。《古今乐录》{12}曾曰：“《上云乐》七曲，梁武帝制，以代西曲。一曰《凤台曲》，二曰《桐柏曲》，三曰《方丈曲》，四曰《方诸曲》，五曰《玉龟曲》，六曰《金丹曲》，七曰《金陵曲》。”{13}这一系列的乐曲都以礼制中比较吉祥的成分为叙事典型，内容典雅藻丽，循规蹈矩的成分较多，生动地反映了当时五礼制度的力量。

《隋书·乐志》又曰：“梁三朝第四十四，设寺子导、安息、孔雀、凤皇、文鹿、胡舞、登连、上云乐、歌舞伎。”梁朝俨然展示出一套规范的礼仪体系，浓郁的礼仪氛围已经铺满了整个宫廷。当时的帝王崇尚“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整体乐府诗创作贯彻“黜靡崇雅”的原则。

但是随着五礼制度的深入推行，弊端逐渐暴露出来。一是五礼制度虽然可以保障朝廷一段时间内的礼法稳定，但长期的推行势必将国家的政治发展限制在固定范围内，不利于政治生态的循环;二是五礼制度试图把文学纳入礼仪的体系，抽空乐府诗赖以生存的抒情性、故事性、情节表现力。梁简文帝萧纲针对五礼制度抱有极度不满的情绪，认为五礼制度干预了正常的文学创作，并批判当时在文人群体中普遍存在的弃典趋丽、文道相分的不良文风。梁简文帝致力于为文道复合寻求理论依据，尤其是乐府诗的创作方面。奈何五礼制度早已根深蒂固，单凭梁简文帝一人之力是无法扭转的。

但从总体来说，梁后期依旧维护五礼制度建设的需要{14}（316），又与批判的态度可谓若即若离。到了南陈，陈后主举起帝王乐府诗作的大旗，可政治形势的混乱多变已经让五礼制度艰难支撑、步履维艰，虽然陈后主有五礼制度建设之心，却无复兴之力，由此汉魏六朝时期帝王的乐府创作彻底迈入衰落期。直到隋唐政局稳定、国家统一，帝王乐府诗作才又一次恢复元气，达到古代帝王乐府诗作第二次的巅峰。

四、结语

汉魏六朝时期，五礼制度的发展轨迹同帝王乐府诗作的发展相辅相成。我们之所以要研究这一时期的帝王乐府创作与五礼制度的关系，根源上还是因为礼法制度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始终，对当时文化制度、社会习俗及人的思维方式、创作意图有重要导向作用。很大程度上，帝王当时的乐府创作受五礼制度的熏染在创作模式上已经形成固定的格式，利用吉凶礼的差异表达出不同的情境，侧面表露出帝王的情绪指向，在今天看来，确实有它的规范性和合理性。

除此之外，五礼制度佛化对帝王乐府的创作也产生了直接影响，除以佛事、佛仪、佛理、佛寺、佛僧为主题的诗文蔚然兴起外，佛儒糅合成为征典隶事的普遍现象{14}（316）。从某种程度看，五礼制度提升了帝王乐府创作的欲望，对于整个乐府文学史不失为一件好事。

注释：

①金尚理.礼宜乐和的文化理想[M].成都：巴蜀书社，2002.

②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

③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④汉武帝.华晔晔[A].郭茂倩.乐府诗集[C].北京：中华书局，1973.

⑤葛晓音.論汉乐府叙事诗的发展原因和表现艺术[J].社会科学，1984（1）.

⑥魏文帝.临台高[M].郭茂倩.乐府诗集[C].北京：中华书局，1973.

⑦汤勤福.秦晋之间：五礼制度的诞生研究[J].学术月刊，2019（1）.

⑧梁满仓.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礼制度化[J].中国史研究，2001（4）.

⑨丁进.周礼与文学[D].上海：复旦大学，2005.

⑩梁简文帝.上之回[M].郭茂倩.乐府诗集[C].北京：中华书局，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