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雷

摘    要： 信任问题，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其研究历久弥新。“信任”概念的内涵十分丰富，从不同的基础出发，对“信任”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本文以个体有限理性为前提，从个人能力、个人诚信、无私价值和道德美德四个方面，对“信任”概念进行分析，得出不同的理解“命题”。同时，对人与人之间产生信任的概率、信任的产生过程，进行分析和实证评价。结论是：非计算性信任，在人与人交往过程中是很重要的;基于价值和美德的信任，是一种超越单纯计算要求的合理性交往方式，正被人们运用于日常交往实践中。

关键词： 有限理性    信任    不同基础

一、基于不同基础对信任的阐释

1.基于个人能力的信任

这是信任的一个基本方面。有学者以外科医生为例定义了信任：“对外科医生的信任超越了认为他是诚实的。最重要的是，人们相信他会把工作做好。”这里的“好”一词指的是患者“最先进”的概念。他们继续说：“期望另一方具有必要的技能，以执行商定的交易的具体任务。”他们将这种类型的信任称为“技术信任”，对他们来说，包括与该专业相关的技术专长及该专业所需的一般能力。这一概念与我们经常所称的“能力”类似。按照我们的定义，能力是“使一方在某一特定领域内具有影响力的那组技能、能力和特征”。能力的领域是具体的，因为受托人可能在某些技术领域具有高度的能力，在与该领域有关的任务上给予该人信任。有学者试图将职业能力正式化，使其成为比委托人更了解潜在现象的受托人。技术专长、能力或与专业能力相关的更好的信息是A在任何情况下能够信任B的必要条件：如果B不具备这些，他/她就不能被信任产生对双方都有利的结果。由此得出：

命题1：信托的一个基本要素是受托人的专业能力：技术专长、能力和更好的信息是受托人获得预期结果的必要条件。

2.基于个人诚信的信任

根据韦伯斯特第七版《新學院词典》，正直是“遵守道德、艺术或其他价值观的准则”。一个人对他人信任的重要部分在于他们的正直。当我们把价值和偏好作为研究信任问题的重要维度时，我们将看到在人的有限理性的背景下，信任是如何变得有意义的。委托人A可以对受托人B的基本价值做出评估，并做出与该价值一致的决定。这就是这种情况与无界理性的不同之处：有了无界理性，任何个人都可以看到他/她的整个偏好图，而他/她所做的所有决定必然与那个偏好图一致。A可能相信B会（或不会）做某件事，因为A认为B拥有基本的价值观，而不是因为A认同这些价值观。例如，假设A和B有不同的宗教信仰，A可能知道B的宗教禁止某些行为，而B是一个坚定的信徒。然后，A可以信任B，即使B的宗教禁止的行为在A看来并不坏。达斯古普塔（印度哲学家）在《摩诃婆罗多史诗》中引用的Yudhishthira（尤帝什提拉，印度史诗中的坚战王），在这里非常切中要点。尤帝什提拉以值得信赖而闻名，他曾撒谎以摆脱不义的敌人。这个谎言奏效了，因为敌人（他们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不重视可信度）相信Yudhishthira不会说谎。

在有限理性条件下人类构建的中端链中，中间值是实现更多最终值的手段。显然，这些较高的值需要彼此一致;否则，矛盾就需要牺牲其中一个。在特定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摩诃婆罗多的例子是特别有用的，因为Yudhishthira不会为了自己的直接利益而说谎。真实对他来说是一个更高的价值，但他说谎是为了打败不义的敌人。达斯古普塔认为，他是结果主义论者。看待同一问题的另一种稍微不同的方式是把它看作两种价值观之间的冲突，这两种价值观在主人公的偏好中都是相当高的：诚实和他的人民的利益。当他们被认为是不相容的时候，他决心要打败敌人，尽管是通过一个谎言，但因为他认为人民的利益是更高的。

基本的价值观或多或少有些不稳定，取决于具体的个人和环境。但是A对B的基本价值观的信念（这些价值观的内容，它们有多稳定，以及B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基于这些价值观做出决定）将决定A的主观概率，即B会尊重或背叛他/她的信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信任B意味着A相信B愿意根据他/她的一整套价值观，而不仅仅是决策中涉及的明确的金钱价值观做出某个决定。这就是诚信基础上信任的概念，可以表述为：

命题2：信任的一个基本要素是受托人愿意按照他/她的价值观和偏好行事，因为使受托人在特定情况下的行为更可预测。

3.基于无私价值的信任

正如我们看到的，无论价值观是什么，无论委托人是否同意，一个人可能愿意做出与他们一致的决定，或者相反，一个人可能会比较冲动。但是，如果我们对价值观只字不提的话，那么信任的结果就取决于具体的情况和具体的价值观。换句话说，我们不能说A一般信任B，但A只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在某些特定问题上信任B。当然，受托人的行为是可预测的这一事实并不一定意味着受托人通常会做出对委托人有利的决定。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要更进一步地考虑委托人和受托人的价值观。

从这个角度看，价值观可以是纯粹的自私或利他主义;他们可能会把讲真话、公平、友谊、社会福利、公共利益等看得很高或很低。如果B的价值观是自私的，那么A也许可以在某个特定的问题上信任B，或者只信任B的一小部分决策。相反，如果B的价值观是不自私的，A可能愿意相信B的决定。由此得出：

命题3：在各种情况下，两个人之间信任的基本依据是，受托人必须具有一套价值观和偏好体系，其中将某些非自私或社会的价值观（或者简单地说是他人的利益）置于首位，并且受托人必须愿意根据这样的价值观和偏好系统做出决定。

4.基于受托人道德美德的信任

在决策和组织的经济模型中（具有无限理性），我们通常假定人们缺乏耐心，即他们希望尽快得到回报，然后再付出代价。这种偏好被称为时间一致性。但是，用奥多诺休（英国哲学家）的话来说：“随意的观察、内省和心理学研究都表明时间一致性的假设是错误的。忽略人类倾向于以一种我们的‘长期自我并不欣赏的方式攫取即时回报和避免即时成本。”

一个人在不同时期的偏好差异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亚里士多德批判苏格拉底伦理学的基础正是这一点。在亚里士多德的分析中，苏格拉底曾说：“如果一个人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就没有人会反对什么是最好的。”他只会因为无知而犯错。然而，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推理，“与臭名昭著的事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们可能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却因为意志薄弱或缺乏控制而不去做。

谢林（德国哲学家）对时间不一致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想戒烟又不去做;保护你的钱不受自己影响的圣诞账户;通过少报受抚养人的人数，从纳税人那里获得免费贷款;把闹钟放在房间的另一头;把表拨快几分钟骗自己……在这些例子中，每个人的行为都像两个人，一个想要干净的肺和长寿，另一个喜欢烟草，或者一个想要瘦的身体和另一个想要甜点。这两种人都在不断地争夺控制权：“直率”的人往往在大多数时候都处于支配地位，而任性的人只需要偶尔获得控制权，就会破坏对方的“最佳计划”。这两个自我在谢林的分析中并不重要。他显然偏爱“直率的”自我。例如，在他的论文中就包含一些建议，以便“直觉”自我可以控制“向往”自我：放弃权威，让别人握住你的车钥匙;提前订购你的午餐;不要在屋子里喝酒或吸烟;不要在没有电视的情况下预定旅馆房间;早餐后购物……

其他学者以稍微不同的方式阐述了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基于现有的经验证据，“两个自我”理论可以很容易地简化为“想要/应该”的解释。当人们被问及他们想要什么时，他们的回答会是情绪化的、情感的、冲动的和鲁莽的;然而，当被问及应该做什么时，他们的回答将是理性的、认知的、深思熟虑的和冷静的。这就是两个自我：“想要的自我”和“应该的自我”。

毫无疑问，人类有时不能做他们认为最符合自己利益的事情。做一个人认为他应该做的事情（可以被称为“应该的自我对想要的自我的统治”），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发展道德美德或应用于自己的实践智慧。亚里士多德认为道德美德是通过实践获得的，他称之为“实践智慧”。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们可以预期，内在因素的影响，或者说欲望和应该自我的相对重要性，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个人及他/她过去在道德美德（或实践智慧）个人发展方面的经历。

组织环境使事情更加复杂。管理者的自身利益可能与组织的目标有本质的不同。例如，经理可能会说，公司的主要目标是价值最大化，而他或她可能会为了短期利益同时采取破坏长期价值的行动，这是人类以创造价值的名义采取短期的价值毁灭行为的倾向的结果。由此得出：

命题4：一个人信任另一个人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这个人是否能够把他/她认为从长远来看对他/她最有利的事情付诸实践，尽管可能会有吸引人的短期结果。

二、B兑现A的信任的概率

实际上，委托人A必须正式或非正式地评估受托人B将兑现信托的概率P。委托人必須评估四个概率：受托人在当前事务上具有胜任能力的概率Pc，其他代理人的值稳定且一致的概率Pv，此类值是亲社会的概率Ps，或至少是不自私的，并且B将选择兑现（尽管这样做会立即获得物质上的回报），但考虑到该决策具有以下事实，B实际上有意愿将该决定付诸实践的概率Pw已完成，即（假设它们是独立的）：

P=Pc·Pv·Ps·Pw

显然，Pv和Ps取决于B的价值体系，并且B愿意根据该体系做出理性的决定。而Pw取决于B的意志力，以及是否有可能采取有吸引力的替代行动背叛A。如果B没有立即获得诱人的回报以背叛A，那么B毫无问题地兑现A的信任，则Pw将等于1;而B背叛A可获得的奖励越有吸引力，则Pw越低。

综上所述，对他人的信任基于以下四个因素的评估：（1）能力;（2）另一个人遵守（稳定和一致的）价值体系;（3）这种价值体系某种程度上包括社会目标或他人的利益;（4）他人将自己认为应该采取的行动付诸实践的意愿。但是，我们分析中的一个基本要点是不能以任何精确度进行这种评估，因为这将需要无限的理性，而我们处于相反的境地。这就是为什么信任不能仅仅是计算的原因。

三、关于p的实证评估

基于判断和能力的信任基础与基于偏好和正直的信任基础之间存在重要的区别。前者完全是经验主义的：B不能假装知道他/她没有，一旦他/她有了，他/她将在未来继续拥有它。当然，B在未来可能要适应新的情况并学习更多，B在短期内可能会更幸运或更不幸运，但事实仍然是B的能力的证明是在他/她的决策的结果的经验上的成功。

相反，后者不可能完全是经验主义的。它是经验主义的，因为所有关于现实世界的知识都来自对经验事实的观察;但在评估他人的喜好和价值观时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些喜好和价值观可能是假的。在重复决策中，一个代理可能会假装对某些变量有偏好，只是为了获得别人的信任，一旦获得信任，就会背叛对方。事实上，很常见的情况是，贪污犯有一段完美无瑕的诚实史，甚至到了无度的地步，直到有一天，他们背叛了托付给他们的信任。因此，基于这两个原因，即使一个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表现出不变的偏好，也不可能确定这种行为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

这与哲学中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归纳法问题密切相关。罗素（英国哲学家）曾说过，这么多年来，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太阳升起，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明天太阳就会升起。明天太阳升起的可能性与我们把它的运动归因于因果关系的解释有很大不同。如果太阳升起是因为一些巨人每天晚上都点燃一个火球，然后在早上升起，那么如果有一天他们太累了，或者他们觉得异想天开，可能根本不会点燃它。然而，根据历史标准，我们的一些祖先一直相信这种解释。目前，我们相信运动定律、万有引力和地球自转是太阳升起的原因，使明天太阳不升起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必须改变的东西太多了，巨人的意志可能比巨大物体的运动和它们的法则更容易改变。

罗素再次提供的感应鸡的比喻在这里很重要：“家养动物在看到通常会喂食它们的人时会期望食物。我们知道，所有这些对统一性的粗略期望都容易产生误导。终其一生每天都喂鸡的人最终扭了扭脖子，表明对自然均匀性的更细致的看法对鸡很有用。”换句话说，仅仅是一个人对给定选择的重复，并不能作为推断该选择将被重复的良好基础。人类是有目的的系统，可能有完全不同于那些看起来明显的意图;除非对他们行动的真正原因有一些了解，否则对他们下一步行动的任何预测都可能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

有限理性是一个决定性的概念。有了无限理性，人类就会有无限伪造偏好的能力;但他们有无限能力解释这个事实。也就是说，一个人想要欺骗其他人并不难，其他人会立即给这种可能性分配一个概率并把它纳入主观概率。因此，这一战略的成功将受到怀疑。

借助有限的理性，一个代理人可能会尝试内部化另一个代理人的价值和偏好系统，部分是通过以前相同形式的正式互动，部分是通过其他交流方式：言语，肢体语言，共同朋友，共同的信念，态度……所有这些因素都与确定B兑现A的信任的概率P有关。然而，关键的事实是，在过去的类似情况（“声誉”，如果用这个词简单地表示对方的往绩），仅对给定替代方案进行历史重复是远远不够的。内部化他人的思维方式和他/她的价值体系是评估他人兑现或背叛信任的可能性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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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为2019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社会信任危机的现代性视角考察及解决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19KY08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