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外贸管理体制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织部分。改革开放40年来，外贸体制改革极大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力量。在制度理论与新新贸易理论基础上，本文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贸管理体制改革转折性时点进行界定与阐述，并从增长、市场制度、微观企业及人的解放独特视角对中国外贸管理体制改革的直接与间接效应展开深入评析，最后对未来中国外贸体制改革做出展望。

关键词：对外贸易 管理体制 市场经济 增长奇迹

作者简介：

朱福林，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教授。

引 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实证表明，什么时候能正确地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什么时候中国的经济社会就能获得发展进步;同样地，哪个地区能正确地理解并实施市场化改革，哪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就快。中国对市场的定位从党的十四大以来的“基础性作用”上升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性作用”，凸显了我国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决心，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明了方向。但实际上，中国市场化改革仍处于低位阶段，与现代化、法治化、国际化市场经济体制还存在很大差距。直到今天，世界三大经济体仍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导致中国在面临国外反倾销调查时处于极其不利地位。鉴于目前中国经济社会还存在诸多体制弊端和难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实现市场决定性作用的改革目标。

4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对外开放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钟山：《奋力谱写新时代对外开放新篇章》，《求是》2018年第17期。）1978—2017年，以美元计算，对外贸易额年均增长14.5%，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9.5%的增速，表明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外贸体制改革是对外开放的前提，也是推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重要路径，外贸体制改革事关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来源问题。2018年，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进入不惑之年，然而中国尚在半途，前行之路可谓任重道远，（ 贾康：《将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伟业进行到底——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全球化》2017年第10期。）能否取得新一轮改革开放胜利仍在于对外开放能否继续深入推进。

外贸管理体制变革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外贸管理体制经历了由最初简单的微观层面到目前复杂的宏观层面上发展的改革过程。从总的线路来看，由原来的计划、集权、严格管制的对外贸易制度变成市场、分权、放松管制的对外贸易制度，是一项涉及方方面面的复杂工程，没有现成经验可循，注定是一个不断试错、纠正、再试错、再纠正的反复与验证过程。一定程度上，中国对外贸易管理体制的变迁就是一个自我创新的过程。实践表明，以市场化为取向的对外贸易管理体制变革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国际贸易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经济强劲增长。

一、中国外贸管理体制变革轨迹与逻辑

对外贸易是中国改革开放伟大进程中的重要一笔，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获快速发展得益于外贸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在历次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突破中，对外贸易管理体制变革往往担任着先行前沿历史使命。一定程度上，改革开放40年也是对外贸易管理体制变革的40年。中国对外贸易体制变迁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与国内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及参与国际化程度密切相关，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其特殊的历史使命与任务，对外贸易管理体制在响应时代需求中不断向更高层次递进，也为实现不同阶段的经济目标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一）开放型外贸制度渐进式变革

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斯从历史演进角度提出“贸易由制度启动”的假说，由此掀开了制度与国际贸易研究热潮。在他们看来，制度是决定增长的关键因素。有效的制度安排或高质量的制度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促进国际贸易的产生。文雁兵构建了“中国特色”制度质量指标体系并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制度质量的改善有利于促进中国外贸增长的结论。（ 文雁兵：《制度质量对中国对外贸易的促进效应——基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考察》，《国际经贸探索》2015年第2期。）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来源。（ 卢现祥、朱迪：《中国制度变迁40年：回顾与展望——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人文杂志》2018年第10期。）李勇坚和夏杰长等认为，改革或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 李勇坚、夏杰長、林瑜璟：《服务业改革的“中国模式”：特征与评析——基于1978—2016年服务业改革历程》，《China Economist》2018年第4期。）

制度变迁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更有效制度的产生，或对旧制度的不断迭代过程。（ 卢现祥：《论制度变迁中的四大问题》，《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中国对外贸易管理体制的重要分水岭。隆国强指出，中国的对外贸易体制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时间节点为中国加入WTO前进行外贸体制市场化改革阶段，以及加入WTO后兑现“入世”承诺约束条件下市场化深化和国际化阶段。（ 隆国强：《新形势下的对外开放战略调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新阶段的若干问题》，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版。）因此基于制度变迁视角，我们尝试将中国外贸体制改革40年划分为两大阶段，即入世前与入世后。

1.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1年加入WTO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被打破。（ 梁明：《对外贸易：行走在中国体制改革的前沿》，《国际商报》2018年8月1日，第A04版。）在此背景下，中国对外贸易管理体制改革不断向市场化方向转变。20世纪80年代伊始，学术界提出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方向应是对外贸易部负责研究发展政策、掌管政策的贯彻与执行、负责对外贸易活动的监管;各个专业外贸公司经营重要商品;一些具备条件的重要企业和联合体将直接经营对外贸易，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张培基：《世界经济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2年版。）1983年，外贸行业开始推行承包责任制。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全面铺开。1987年，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明确外贸体制改革的方向。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围绕自上而下的主动式放权改革不断扩大地方和部门的活力，政企分开是该阶段整个外贸体制改革的方向。

1991年底苏联解体，东欧巨变，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发生的最大变化。美苏冷战的结束为世界各国发展经济建设提供了良好国际环境。面对国际国内复杂形势，1992年春天，邓小平发表南巡谈话，解答了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很多重大理论问题，如“三个有利于”标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等，打破了存在多年的思想桎梏，又一次通过解放思想掀起了改革开放热潮。同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为进一步扩大开放，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4年，首部《外贸法》的通过与以汇率并轨为主要内容的汇率制度改革一起，共同开启了又一轮外贸管理体制改革的序幕。整个20世纪90年代，国家通过不断丰富经济特区体系、实行汇率并轨、积极入世等多项举措形成空前活跃的改革开放新气象、新局面。至此，在外贸管理体制的不断推进下，中国已基本形成以点带面的全方位开放格局。

2.2001年加入WTO至今

一定程度上讲，至今中国仍处于后入世时代，享受的仍然是加入WTO所带来的全球化红利。今天的开放格局，大部分政策都是2001年入世时谈出来的。（隆国强：《新形势下的对外开放战略调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新阶段的若干问题》，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版。）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成为第143个成员，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全新阶段，意味中国经济全面而深入地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从而对贸易管理体制提出更高要求。按照入世承诺，中国政府修订了2300多项法律法规、清理了数十万份政府文件，废止了与WTO精神不符的政府文件。大幅减让关税，消减非关税壁垒，承诺所有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度符合《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并在5年内将国际标准作为技术法规基础的比例在原有基础上提高10%（加入时为40%）。（同①。）2004年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修订了《对外贸易法》的内容，修改了1994年《对外贸易法》中与入世承诺和世贸规则不相符的内容，并增加了中国可享受WTO成员的权利与具体实施的相关规定。新版《对外贸易法》取消了外贸经营权审批制，改为备案登记制，而且规定对外贸易经营者不仅包括法人、其他组织，还包括个人。在入世合规化推动下，中国外贸体制在朝更加开放、透明，更符合市场经济规则迈进的进程中不断完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不断加大开放力度，加快商事制度改革，以“放管服”为目标转变政府职能，由事前审批到事中事后管理，推动中国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的排名连续提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以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为重点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成立，进行深层次制度改革和贸易投资进一步便利化先行区，尝试采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转变政府职能，本质上仍然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进一步厘清。2018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海南探索建设首个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分步骤分阶段实施自由贸易港制度和政策，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营商环境更优、辐射作用更强的开放新高地。

（二）外贸潜在动能演变更迭

随着国际贸易理论假设前提的不断拓展，企业差异性问题愈发受到学术界关注，从而呼唤新的贸易理论。以Melitz（ Melitz M J.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Econometrica，2003，71（6）：pp.1695～1725.）和Antras（ Antràs P.Firms，Contracts，and Trade Structur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3，118（4）：pp.1375～1418.）等为代表的新新贸易理论，进一步放宽企业同质性假设，以生产率差异来反应企业异质性，并揭示了企业异质性与产业内贸易存在必然的关系，其主要结论为封闭经济不能有效提高行业整体生产率水平，而在开放经济中，只有生产率足够高的企业才从事国际贸易并获益，市场份额逐渐转向生产率高的企業。国外高生产率的企业自由进入，也争夺市场份额，导致国内低生产率的企业被迫退出市场，从而提高整个行业的平均生产率。

根据新新贸易理论，在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时，有些采用出口形式，另一些采取对外直接投资方式。不同方式下的交易成本和成长绩效都是不同的。但只有当企业拥有充分外贸权时，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才能充分发挥，最终促进行业生产率提高。而2004年，新《对外贸易法》的颁布彻底解决了外贸经营权不平等问题，故按此年度将改革开放以来微观经营外贸体制改革分为两个阶段。

1.1978年至2004年

1978年10月，第一机械工业部成立中国机械设备出口公司（后改为进出口公司），为本部门工业企业提供外贸服务，成为第一个工贸结合的试点。197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施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确定举办经济特区，在外贸方面给予更多自主权，允许安排和经营本省对外贸易，包括自行审批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和合资经营等项目。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和经济特区，各地方都可以批准设立地方外贸公司;且一些中央部委也相继成立了自己的进出口公司，一些大中型生产企业被允许经营各自产品的进出口业务。1982年1月，中央批转了沿海9省市区对外经济贸易工作座谈会纪要，要求扩大地方外贸经营权，规定除国家统一经营的商品外，其他商品一律由地方负责经营，极大地调动了地方经营外贸的积极性。1984年，国务院提出外贸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实行政企分开、工贸结合和代理制。到1984年6月，地方进出口公司发展到125个。（ 隆国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南方出版社2018年版。）为调动外贸企业经营积极性，1988年对外贸易体制的主要措施是开始推行承包制，而且外汇留成可自由使用，除21种商品出口保留双轨制外，其他出口商品改为单轨制。

1992年至2001年入世期间，中国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坚持执行统一政策、放开经营、平等竞争、自负盈亏、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的改革方向，加速转换各类企业对外经营机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改组国有外贸企业，赋予具备条件的民间生产和科技企业对外经营权。1994年，《对外贸易法》第13条规定“没有对外贸易经营许可的组织或者个人，可以在国内委托对外贸易经营者在其经营范围内代为办理其对外贸易业务”。外贸代理制的实施由代理人（有外贸经营权的企业）和被代理人（没有外贸经营权的组织或个人）签订委托代理协议，代理人再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并直接承担法律后果。而企业能否获得外贸经营权是须经过政府审批。1998年国务院出台重大决策，各部委所属企业与主管部委脱钩，各专业外贸总公司也与外经贸部实行脱钩，开始按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外贸公司的改革目标。之后，除外贸公司之外，鼓励外贸企业、获得外贸自营权的大中型企业、私有企业、乡镇企业等多种性质企业出口。（ 朱钟棣：《新中国外贸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展望》，《财经研究》1999年第10期。）

2.2004年至今

外贸经营权的审批制人为地剥夺了中国众多民营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正当权利，显然与WTO市场经济精神相违背。按照国际通行做法，企业在依法注册后，即可获得进出口权。加入WTO的一个要求就是中国“入世”3年内取消贸易权的审批。为履行承诺，2004年，由十届人大八次会议修订通过的《对外贸易法》将外贸经营权由审批改为登记备案制。在对外贸易经营主体方面，除企业和其他组织外，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自然人也属于对外贸易的经营主体。这是中国以入世为契机将入世承诺的履行，以及对WTO规则的遵循，转化为中国国内法的重大举措，标志着外贸经营权的全面放开。自2004年7月1日起，中国正式取消外贸经营权的审批制，彻底下放了外贸经营权，打破了原先外贸经营权的国营垄断。根据新版《对外贸易法》的有关规定，商务部随后制定发布了《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办法》。自此，中国企业只需提供合格材料备案即可享有对外贸易经营权，外贸市场主体多元化格局逐渐形成，民营与外资企业经济迅速成长为对外贸易进出口的重要力量。据海关数据统计，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由2001年的57.5%上升到2017年的83.7%。2017年，作为第一大出口经营主体的民营企业出口占比达46.6%。（ 国务院：《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2018年。）

二、中国外贸管理体制改革效应评析

外贸管理体制改革效应评价是一项重要而复杂的工作，由于不可避免地揉进价值判断，不同利益获得者往往会得到截然相反的结论。但评价往往又是必须的，通过对波澜壮阔的外贸改革历史进行评析可为高水平開放促进高质量发展、推进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提供经验教训。

（一）外贸体制变革引领中国经济增长奇迹

国内学术界基本认可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开放促改革、改革助开放双向互动而实现。不对外开放肯定无法享受到全球化红利，也就不可能通过效仿、干中学、知识溢出等渠道获得技术进步。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通过对外开放得以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通过对外贸易盘活了国内各类生产要素，从而带动了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及生活水平的提高。虽然2018年美国因贸易逆差向中国发起贸易战，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正是通过积极加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实现了增长奇迹。中国GDP由1978年的3645亿元增长到2017年末的82.7万亿元，（ 胡敏：《40年伟大成就：天翻地覆慨而慷》，光明网，2018年9月3日。）达到美国GDP的61%左右，（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数据，以现价美元计，2017年中国GDP为12.01亿美元，美国为19.50亿美元，采集时间为2018年9月24日。）占世界GDP总量的比重也由改革开放之初的2.2

%上升到目前的14.8%，（ 同②。）居世界第二，对当前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人均GDP由1978年223美元到2017年已达8525美元，（ 数据来源：UNCTAD，以现价美元计，采集时间2018年9月24日。）跻身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从40年前排在世界120多位提升到了60多位（ 胡敏：《40年伟大成就：天翻地覆慨而慷》，光明网，2018年9月3日。）;1978—2017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加到36396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13432元，2017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3%，（ 迟福林：《改革开放40年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实践》，《改革》2018年第8期。）按国际标准已达到富足水平;1978年，中国外汇储备仅1.67亿美元，位居世界第38位，2017年末外汇储备余额达31399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数”说历史性跨越：从统计数据看4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光明网，2018年8月28日。）外贸管理体制改革有力地促进了对外开放的深入，而对外开放长期以来发挥着经济引擎的作用。没有对外开放就没有今天的成就，外贸管理体制的每一次突破都能往中国经济运转体系中注入一股活力。虽然外贸体制在整个经济体制中只占一小部分，但外贸体制的小变革可以撬动更大的体制改革，具有强大的杠杆原理作用。如图1所示，1981—2017年，外贸管理体制改革所释放的中国出口增速大多数时候都高于经济增长，在此期间，出口年均增速达14.62%，GDP年均增速为9.7%，人均GDP年均增速8.62%，显示出外贸对增长的强劲拉动作用。

（二）外贸开放倒逼国内改革，加速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外贸是推进国内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力量，促进了国内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据相关研究发现，中国大部分省份市场化指数不断提高。（ 王小鲁、樊纲、余静文：《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当今，中国社会资源多数已纳入市场配置轨道。相对来讲，对商品经济基础不发达的中国来说，市场经济是一个舶来品，如何发展市场经济更是在中国土壤缺乏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基因。因此，开展外贸是中国吸取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经验的重要途径，是由外向内传播与实践市场经济概念的重要渠道。俄罗斯学者伊拉里奥诺夫对比中俄国情得到，中国经济改革过程是沿着对外经济活动自由化道路循序渐进地走过，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在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改革。（ A.伊拉里奥诺夫、一丁：《中国经济“奇迹”的奥秘》，《国外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次重大会议决策看，（ 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市场化取向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政策调整的重要目标。由于传统上国内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与发展经验都比较匮乏，需向外部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学习与借鉴，并结合自身条件逐步推进。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一直朝市场化方向迈进，通过传导机制，外贸领域的市场化构成国内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思想来源。中国对外贸易市场化进程与整个经济的市场化进程是一致的。（ 李文锋：《中国开放型经济体系深化探究》，中国商务出版社2018年版。）作为整体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外贸管理体制改革不可能单独前行，需得到其他经济体制的配合与支撑，因而引发了一系列国内宏观经济体制的变迁。（ 孙玉琴：《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效应》，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在外贸体制改革推动下，中国不断与世界经贸体系接轨，中国的外贸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推动了国内整体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从根本上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樊纲、王小鲁、马光荣：《中国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经济研究》2011年第9期。）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就是通过扩大开放实现的。外贸管理体制改革所引发的国内外互动效应更是引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源动力，从这个意义上看，外贸管理体制改革对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关键性贡献。

（三）参与全球价值链体系提升国内企业国际竞争力

当今世界的绝大部分研发、技术以及贸易与投资活动都由跨国公司掌握与推动。相关研究指出，贸易强国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或特征就是拥有能够进行全球资源配置的跨国公司。虽然严格意义上中国的跨国公司数量还很少，但改革开放使中国企业国际化程度迅速提高，为未来向跨国公司变身打下了良好基础。

在外贸管理体制改革的推动下，中国经济不断朝市场化方向推进，由此推动中国企业不断适应市场经济竞争规律、向现代化企业方向转化，市场化进程能提升公司治理能力。（ 范良聪、周明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理论研讨会综述》，《经济研究》2018年第8期。）有研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在市场地位、所有制结构、经营机制、管理水平、经营管理、组织结构和企业制度等方面不断完善，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发生了根本变化。（ 沈志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的变化和发展》，《新视野》2007年第5期。）在国内市场竞争环境的浸润下，中国本土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获得大幅提升，不断参与激烈的全球竞争，国际化经营水平与能力得到提高，涌现出一批在国际上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型公司，产生了相当数量的优秀企业家和企业品牌。相关数据显示，2016年在全球非金融领域跨国公司100强中，除去港台各1家外，中国大陆只有2家企业入围，而美国有22家，德国与日本都拥有11家。（ 数据来源：UNCTAD。）例如，华为于1987年成立，从一家交换机代理商成长为在全球提供信息解决方案的国际企业，2016年支持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张网络的稳定运行，服务全球1/3以上的人口。（ 数据来源：华为公司官网，2018年9月28日采集。）吉利从1986年创业至今，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汽车制造商，2010年成功收购沃尔沃，2012年跻身世界500强，2013年全资收购伦敦出租车公司。吉利控股集团连续7年入选《财富》世界500强，2018年以412亿美元营收位列267位，7年间强劲攀升208位。（ 数据来源：吉利公司官网，2018年9月28日采集。）另外，中国新兴经济企業也得到快速发展。全球知名创投研究机构CBInsight数据显示，从2013年至2018年3月，全球共有237家独角兽企业。其中，美国拥有118家，排名第一，占比为49.78%;中国以62家排名第二，占比达26.16%;英国和印度分别排名第三和第四，分别有13家和9家。（ 数据来源：CBInsight官网，2018年5月30采集。）

（四）通过增长效应为社会全面发展提供基础保障

外贸带动增长，增长促进发展。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的社会巨大进步，决不仅限于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等经济绩效方面，而且与物质、精神、政治、文化、生态等多维度文明的不断推陈出新紧密相关。（ 贾康：《将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伟业进行到底——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全球化》2017年第10期。）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社会的全面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表1所示）。联合国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的中国人均GDP仅为229美元，处于每天不到1美元的绝对贫穷线下，物质极度匮乏极大地限制了社会有益机能的发展。外贸管理体制改革不仅具有直接推动贸易与增长效应，而且通过刺激增长带动政治、文化、教育等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发挥了促进社会良性运转的间接效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经济增长是社会保持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与保证，只有经济实现增长，各项社会事业才能获得充备的资金投入来源，人们才会有想法和实力提高文化、教育等高品质消费，从而有利于人力资本增加，为高质量发展创造必需的人文基石。经济发展也能促进政治进步。经济增长必然带来诉求与利益的多元化，在整个社会中各主体不同诉求的协调与博弈过程里，一些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无形机制，如宽容度、法治化进程获得加快，扩大了中产阶级群体这个重要的社会稳定器。改革开放不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增长，同时也大大促进了社会平等，带来了人的解放，在人的基本权利上增进了人的自由。（ 邵思思、周为民：《改革开放使中国“活”起来了》，《同舟共进》2018年第1期。）物质的丰富能带来身心愉悦，为社会道德生长提供了土壤，商业与交易的频繁促进了社会信任。繁荣的社会通常会具有很多种内生的促进社会稳定运作的内在逻辑，而这是在贫穷社会形态下不可能存在或达到的状态。

三、中国对外贸易管理体制改革展望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增长方式主要由要素与投资的数量增加转变到创新与知识的质量驱动。与此相应，中国对外贸易管理体制也进入高水平开放新征程。近年来，国际形势波谲云诡，美国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原则在全球大打贸易战，英国脱欧给欧盟政治经济蒙上阴影，“反全球化”运动不断积蓄力量，局部地缘政治冲突不断等等，中国对外开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国际环境。对此，基于和平和发展仍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判断，中国政府多次向世界宣布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承诺中国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前一轮的经济增长奇迹是通过改革开放获得，未来高质量发展也必然要通过改革开放才能实现。据此对中国的对外贸易管理体制做出如下展望。

（一）继续推进全面深化经济市场化改革

外贸管理体制的优化若得不到整体市场化深入改革的配合，则很难取得较大效果，诸多领域的非市场化因素成为阻碍中国进一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力量。目前，中国仍处于经济转轨升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还很不完善，究其原因主要还在于市场未能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集中表现为政府直接参与资源配置过程的力度依然很大、国有企业受政府保护与过度干预并未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民营经济不公平待遇问题比较突出等。为此，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精神，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一步厘清市场与政府的界限，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通过制度创新约束与规范政府权力和行为，政府职能的重点应转移至营造优越的营商环境、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打造严格的社会诚信体系、维护有效的公平正义渠道。实际上，外贸管理体制的市场化与国内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是一脉相承的，世界上先进经济体对内与对外市场化都是高度统一的，其对外贸易管理制度的高度市场化离不开国内经济运行体制的高度市场化。因此，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其实也是不断推进外贸管理体制市场化改革的过程。

（二）推进更高水平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制度与政策措施

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的是一套奖出限进的重商主义对外贸易保护政策，现如今其实施的理由已并不十分充分了。这一政策与制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一定程度内或许能得到国际社会的默许，但如今已受到一些发达国家的异议。况且国家直接补贴出口往往导致资源配置扭曲、产业间人为的不公平待遇、招致国际贸易摩擦等诸多问题。对高质量商品的进口限制也与人民美好生活的满足形成鲜明矛盾。总之，高水平自由化贸易体制应是出口与进口并重，贸易和要素的双向流动处于平等地位，商品、服务、要素和人员的双向对等流动。另外，前一轮对外资开放的产业主要集中于制造业领域，目前中国已基本放开一般制造业，但新一轮全球开放的重点在于服务业，高水平开放很大部分主要体现在服务业的深度开放。中国服务业开放相对滞后，目前中国对外资的市场准入限制很大部分属于服务业领域。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TRI），全球平均得分为26.4，中国限制指数为36.6，在全球排名第70位，说明相对而言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度仍偏低。虽然入世以来中国服务业整体开放程度大幅提升，但是仍存在较大开放空间，常常是“大门开了，小门没开”。未来应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为契机，加快实施服务业有序扩大开放。

（三）理性客观应对中美贸易摩擦

2018年，美国东部时间7月6日零时零1分（北京时间6日下午12时零1分），美国海关开始向中国首批34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随后中国宣布实施报复性应对措施，向美国大豆、汽车等商品征收更高的关税。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指责美国发动了迄今为止经济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战，是典型的贸易霸凌主义。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加剧。2018年9月24日，美国开始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10%关税。2019年5月10日，因中美谈判无果，特朗普将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加征幅度由10%提至20%。显然，此次中美互征关税是两国经贸体制与模式之间固有矛盾长期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的爆发，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之间关系大调整的一部分，也是中美建交以来最为严峻的一场全面较量，必将对中美乃至全球贸易格局产生重要影响。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贸易攻势，为避免囚徒困境博弈之不利，中国除做出有力措施之外，应着重办好自己的事，还需坚定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对标世界先进标准，建设现代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这也是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民美好生活的内在要求相一致的。中国前一轮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所造成的一些问题充分暴露，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与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和与人民美好生活休戚相关的民生事业还存在很大改进空间。中国更应借此次中美贸易摩擦契机进行深刻反思，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大力夯实经济社会高水准发展所需的一系列基础要件。

四、总结与探讨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外贸管理体制改革与其他体制改革一样，经历了先易后难、由模糊到清晰的渐进过程。从高度垄断的外贸管理体制到如今的贸易自由化，中国外贸管理体制市场化改革取得了很多骄人成绩。2001年，经过15年谈判的努力，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启了继1978年之后新一轮改革开放。加入WTO对中国外贸增长的促进作用十分显著。自2009年开始，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出口国，货物出口占世界比重由改革开放初期的不足1%增长到10%以上。（ 数据来源：UNCTAD。）与此同时，服务贸易获得快速发展，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服务贸易总额从1982年的45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6957亿美元。自2013年始，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服务进口国。（ 商务部：《中国进口服务报告（2018）》，2018年11月。）前一轮外贸体制改革较为顺利地完成了历史任务，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助推作用。中国通过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享受红利的同时，对世界经济增长及福利提升具有重要作用。然而，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下高质量发展阶段，相应地，外贸管理体制改革也有了新使命，外贸体制已明显不能很好地为高水平开放的新形势、新目标、新业务注入活力。现阶段，中国外贸管理体制还存在很大提升空间，法治化与市场化改革仍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到位，真实开放度受到诸多体制障碍限制而进步微弱，与世界贸易强国相比，外贸环境竞争力还有较大差距。原先外贸体制改革起步较低，进取空间大，收益也大，能获得明显的基数效应，但未来对外贸易体制瞄准高质量、高水平、高标准目标，提升空间与力度必然不如前一轮具有较大的“动作—结果”弹性。

1978年，经历了几十年对世界主流经济体封闭之后，中国急需打开国门开展市场化对外贸易。当年2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对外贸易要有一个大的发展”。同年5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亲任团长，带领由高级干部组成的经济考察团远赴西欧，回来后向中央政治局提交书面报告，得出与西欧发展经济贸易有助于加快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结论，此次出访成为助推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事件。但由于受“左”的思潮影响很深，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遇到很大阻力，很多时候因为不必要的顾虑太多，一些好的措施未能实施，有些政策为寻租留下太多操作空间。实际上，根据改革亲历者的回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是极为不易的，改革开放曾走过很艰难的历程。（ 高尚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回顾与思考》，《同舟共进》2018年第1期。）现如今社会上出现了不少否认改革开放的声音，认为目前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都是由改革开放造成的。殊不知，导致这些问题的最主要原因还在于权力对资源配置造成的扭曲，决不能否认改革开放给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带来的革命性变化。

外贸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助推器，同时，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影响外贸体制改革的推进。目前中国经济处于前所未有的困难期，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是多样的。在基本完成入世承诺的2006年之后，中国改革出现了停滞不前的困局，曾经的改革者成为现在的既得利益者，改革的推动遇到前所未有“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的强大阻碍。2013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提质增效成为主要目标之一。近年来，

民营经济经营出现普遍困难，中美爆发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面对种种挑战，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和十足定力，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大力贯彻新发展理念，向着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奋进。

参考文献：

1.迟福林：《改革开放40年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实践》，《改革》201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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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范良聪、周明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理论研讨会综述》，《经济研究》2018年第8期。

4.高尚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回顾与思考》，《同舟共进》2018年第1期。

5.贾康：《将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伟业进行到底——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全球化》201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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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钟山：《奋力谱写新时代对外开放新篇章》，《求是》2018年第17期。

责任编辑：李 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