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世界单边主义的抬头，如何利用多边平台推动宏观政策协调成为重要议题。本文分析了主要经济类多边平台机制的成就和挑战、国际规则与国内政策的互动给国企改革带来的压力以及我国主动搭建多边平台的经验和教训，认为在短期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拥抱补充现有秩序，在中期要正确认知形势变化、专注国内发展改革，在长期要切实增强“四个自信”、扎实推进人才建设。

关键词：国际多边平台 全球经济治理 宏观政策 国企规则

作者简介：

陈超，中投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一、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面临新挑战

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国家实力方面，随着美国、欧盟、日本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降低和中国等新兴国家重要性的提升（图1），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多边平台二十国集团（G20）备受关注，传统的主流国际经济组织也逐步改革，与各国的相对实力变化谋求协调。价值取向方面，二战后以开放合作为主的国际经济秩序受到冲击，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仅2017年全球就有837项新的保护主义干预措施出台;（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http：//www.scio.gov.cn/ztk/dtzt/37868/39004/39014/Document/1638347/1638347.htm。） 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美国总统特朗普近年来发起与中国等国的贸易战，在各条约和国际组织中减少承擔国际义务，削弱了多边平台机制的协调效果。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我们要居安思危：一方面，要认真思考如何适应我国综合国力相对提升后的国际角色转变;另一方面，要谨慎判断时代主题未来是否会再次发生转换，（ 王辑思：《理解世界政治的多样性》，《环球时报》2019年3月7日。）深入研究在多边合作受到冲击的背景下，我国应该如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考验着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眼光和智慧，利用多边平台推动宏观政策协调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和经济外交的重要抓手。目前，世界主要国家仍然对在多边平台基础上进行合作存在共识。美国仍然希望在世界贸易组织等重要国际机构中发挥领导作用并推动这些组织的改革;中国也认同以联合国为主体的，世界银行等国际多边平台机制构成的国际框架。（ 傅莹：《全球的变革与中国的角色》，《中国人大》2017年第7期。）但是，随着相对实力快速提升，我国利用多边平台机制推动宏观政策协调的努力开始面临新挑战。

第一，我国在多边平台中的话语权与经济地位不匹配。2017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是日本的2.5倍，但日本在世界银行（WB）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的投票权份额仍然高于中国（表1）。目前在主要国际组织中中国员工的比例仍小于3%，世界银行的大部分中国雇员都是咨询师，很少有人能做到主管级或以上。（佚名：《国际主要机构中的中国雇员比例不到3%》，人民网，2016年3月22日。）

第二，美国、欧盟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发生转变，中国面对的外部条件有所恶化。美国正在与中国展开全方位大国博弈。在国内发展方式上，美国白宫2017年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和挑战者，认为中国在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等方面自行其是。在全球经济治理上，美国指责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从事不公平的贸易和强化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从根本上判断2001年同意中国加入WTO的决定是错误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017年度中国履行WTO承诺情况的报告》，2018年1月。）在先进科学技术上，华为事件持续发酵表明了美国限制中国占领高新科技制高点的决心。同时，欧盟也意识到中国越来越成为其战略竞争者。2019年3月，欧盟委员会发布《欧盟—中国：战略展望》报告，指出虽然中欧关系仍然以“2016年中国战略”为基石，但欧洲越来越意识到中国应该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更广泛地遵守国际规则和维护国际秩序，将既有的改革承诺转化为具体的政策行动。

面对共识和挑战，中国首先认为自己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创建者、受益者、贡献者和改革者;其次，中国提倡的改革国际秩序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推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 傅莹：《全球的变革与中国的角色》，《中国人大》2017年第7期。） 这需要中国细致研究各类多边平台经济协调机制及其与国内政策的互动，（《开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征程（2018年度国际特别报道）——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回顾2018年外交工作并展望明年工作》，人民网，2018年12月31日。）深刻总结中国主动搭建多边平台的经验和教训，努力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二、经济领域的主要国际多边平台机制面临诸多挑战

当前在国际经济领域发挥作用的多边平台，一是联合国框架下的专门机构，如IMF;二是联合国框架外的专业性国际组织，如WTO;三是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多边会议机制，如G20。它们可以根据功能划分为贸易协调机制、货币政策协调机制和综合性协调机制，分别规范全球贸易投资秩序、金融/货币秩序和发展秩序。

（一）国际贸易投资协调机制：以WTO为例

二战后的主要贸易投资协调机制是WTO，2015年9月该组织成员国数量达到161个，成员国贸易量全球占比达到98%，在国际贸易中最具代表性和普遍性。经过70多年的发展，该组织框架完备、成就突出，但目前面临三大挑战。

第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利益分歧，但WTO议事规则却要求全体一致，最终导致重要共识难以达成、协调效率大为降低。这集中表现为多哈回合谈判的中止，一方面要求各成员国协商一致才能达成有效协议，另一方面提出要着重考虑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贸易和发展诉求，多哈回合谈判后WTO进入停滞期，（ 王辉耀：《WTO的历史困局与变革之路》，《参考消息》2018年9月24日。）规则实际执行过程中话语权强大的发达国家获益更大。（ 曹胜熙：《分化发展中国家：理解美国在WTO发展中国家身份识别中的立场——先进发展中国家的差别待遇问题与经济一体化的挑战》，复旦大学网站，2019年3月5日。）

第二，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程序冗长、效率低下，几近瘫痪。每个WTO贸易争端案件需要由3名法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2015年上诉机构法官人数为满额7名，2016、2017年下降至5名，2018年更是只有3名。任命新法官迫在眉睫，但美国却屡次拒绝尽快开启上诉机构法官候选人甄选程序，（佚名：《美国百般阻挠，WTO上诉机构面临瘫痪》，《第一财经》2018年1月24日。）导致争端解决机制瘫痪。即使法官满额，WTO也存在争端陈述与裁决篇幅过多、案件审理时间过长的问题。例如，2002年欧盟、日本等联手向WTO申诉美国上调进口钢铁税，诉讼耗时2年以上，期间美国涉钢企业一直在享受关税保护并迅速扭亏为盈。（ 王辉耀：《WTO的历史困局与变革之路》，《参考消息》2018年9月24日。）

第三，WTO过去多关注关税等传统贸易议题，亟需与时俱进，改进规则框架以适应贸易方式和全球价值链的新变化。2018年的世界贸易报告开始关注数字技术对全球经贸格局的重塑，数字技术时代如何衡量和确保贸易公平成为新议题，信息成本降低导致全球价值链出现区域收缩的征兆也亟待纳入讨论（图2）。

（二）国际金融/货币政策协调机制

金融危机后的国际金融/货币政策协调机制复杂性和专业性并存，相关协调机制既包括国际组织、论坛、定期会议，也包括专门的行业联合会;参与者既包括各国首脑、监管机构负责人，也包括重要的行业企业和国际组织。2008年后，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已成為重要的、起核心协调作用的全球金融治理机制（图3）。

由于专业性强，一国话语权主要源于其国家实力、知识贡献和专业人才储备。目前，中国的相对实力在2008年后有所上升，中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商业银行、资产管理公司等纷纷代表中国成为几乎全部全球金融治理机构的会员（表3）;但是中国在知识贡献和人才储备上有待发力。

（三）综合性国际多边平台协调机制：以G20为例

伴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G20成为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展宏观经济政策对话和协调的最重要平台，它的作用在危机期间得到充分体现，但在后危机时代，G20面临以下四个挑战：一是组成和代表性问题。非洲等代表性不足，而欧洲代表性过高，G20成员资格的合法性、代表性问题是其重要“软肋”。二是决策机制问题。G20筹备进程缺乏战略性、全局性的长远规划，主席国主导的特点突出，削弱了G20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的连续性和一致性。三是决定落实与效力问题。G20所产生的成果文件不是国际条约，不具严格的法律约束力。四是主导权问题。各方对G20利益取向不同，发达国家同新兴市场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集团内部的主导权之争会影响G20的团结。（ 金中夏：《中国与G20：全球经济治理的高端博弈》，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版。）

中国利用G20平台推动宏观政策协调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议题设置和谈判地位的提升。2016年G20杭州峰会上，中国首次将贸易与投资相关议题引入G20议程，并推动峰会最终通过了《全球贸易增长战略》《全球投资指导原则》等多边贸易投资政策的纲领性文件。挑战主要体现在中美、中欧关系的复杂性：中美之间既有共同利益也有天然分歧，欧盟调试对华战略意向也显而易见。（ 卢锋：《如何看待发达国家对华政策调试动向？》，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网站，2019年3月27日。）

三、国企规则的国际协调对国内政策产生压力

当前国际经济协调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国家之间经贸和货币政策关系的协调，还涉及各国国内竞争方式的协调。中国的快速发展促使相关国际规则发生改变，国际规则改变给国内发展模式带来压力，近期讨论最多的是国企规则对我国发展方式的影响。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它的快速发展被西方国家视为巨大的竞争威胁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再生。美国对国有企业的态度最为强硬，认为国有企业所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对美国经济最大的挑战之一。（ 中美贸易全国委员会：《中国商业环境调查》，https：//www.docin.com/p2107854357.html。）

从发展历程看，国有企业规则经历了从以“竞争中立”为核心的公平性原则到对国有企业的歧视性规则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对国有企业的限制和歧视由弱到强：最初WTO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国有企业的原则性规定基于“所有制中立”原则是不存在所有制歧视的中立主义。（ Qin，and Y.J.WTO Regulation of Subsidies to StateOwned Enterprises（SOEs）A Critical Appraisal of the China Accession Protocol.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7.4，2004，pp.863～919.）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澳大利亚（ Competitive Principles Agreement 1995，Clause 3 Subclause（1）.）和英国（ UK Office of Fair Trading.Competition in Mixed Markets：Ensuring Competitive Neutrality.UK Office of Fair Trading working paper，2010，p.4.）的提倡下，“竞争中立”原则开始成为企业规则的核心，旨在消除国企所产生的资源配置扭曲效果，而非意图限制国企商业活动。2005年，经合组织（OECD）发布了《国有企业治理的指引》，（OECD.OECD Guidelines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OECD.http：//www.oecd.org/corporate/guidelinescorporategovernanceSOEs.htm.） 并于2009年进一步将“竞争中立”作为重要课题研究，（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著：《竞争中立：经合组织建议、指引与最佳实践纲要》，谢晖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4页。）为非歧视性的“竞争中立”原则进一步推广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进入21世纪，对国有企业带有歧视色彩的规则开始出现。2003年起，美国开始针对国别做出一定调整以最大限度满足美国的经济利益。例如，美国要求新加坡政府不得影响国有企业的决策，并要逐步降低国有企业的政府所有权比重。在2012年的第12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中，美国提出增加国有企业条款，并落实为第十七章“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该条款在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中得到延续。这一框架下的国有企业条款针对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各种援助，（ Daniel C.K.Chow.How the United States Uses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o Contain China in International Trade，Chicag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17，No.2，2017，p.398. ）要求缔约国不得通过使用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提供非商业援助并对另一缔约方的利益造成不利影响和国内产业损害;CPTPP规则还对缔约方国有企业及其经营活动的信息透明度和可得性做出了具体的高标准要求，若另一缔约方认为国有企业或垄断企业的行为对各缔约方之间的贸易或投资带来损害或不利影响，则有权申请及时得到相关信息。这实质上在投资准入阶段违反了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原则，构成了对国有企业的歧视和限制。2019年1月9日，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欧盟贸易委员西西莉亚·玛姆斯托姆、日本经济贸易和工业部长世耕弘成在华盛顿特区发布联合声明，矛头直指中国对国有企业保护的所谓非市场化产业政策。而此前的三方声明也指出，有第三国将国有企业发展成为国内顶尖并任其在全球市场肆虐，对三方国内农民、工业生产商和工人产生了负面影响，美欧日三方认识到应进一步加强产业补贴和国有企业规则的制定工作。（ 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美欧日贸易部长三方会议联合声明》，http：//www.sccwto.org/post/25570？locale=zhCN。）

限制性的国有企业规则结合CPTPP的辐射效应，将给我国国有企业发展带来压力。在发展目标方面，国际规则的限制与我国认为国有企业还应继续成长成为国有骨干企业，实现全球影响力有所矛盾;在“非商业援助”条款方面，由于我国国有企业往往是政府资源的使用者，“非商业援助”几乎必然存在，所以国企的产品和资本输出将被视为“损害其他国家的本地产业”的行为而受到严格限制;（ 甘瑛：《国际货物贸易中的补贴与反补贴法律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56～57页。）在“商业考虑”条款方面，我国国企改革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要加强服务国家战略，这一考量因素天然地是国际规则下的不当因素;在“透明度”条款方面，我国至今尚未建立国有企业信息披露制度。（ 马超：《国有企业信息披露与舞弊治理》，暨南大学学位论文2013年，第35～37页。）

四、中国尝试主动搭建多边平台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

长期以来，全球化的发展动力一直源于西方，非西方国家处在边缘位置，“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设是中国主动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次重要尝试。（ 王文：《望海楼：画好共建“一带一路”“工笔画”》，《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8月28日。） 2013年以来，中国主动搭建多边平台的努力既获得了诸多成就，也面临着巨大挑战，中国需要认真分析经验教训，逐渐适应和学会担当中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新角色。

（一）“一带一路”倡议六年来的成就和挑战

“一带一路”倡议在五通发展方面成就突出。2019年3月，意大利成为首个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G7国家，实现“政策沟通”;截至2018年10月，海运服务已覆盖“一带一路”沿线所有沿海国家，中欧班列可到达德国、俄罗斯等欧洲14个国家42个城市，与45个沿线国家实现直航，助力“设施联通”;2013年至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增速高于对外整体增速，促进“贸易畅通”;中资银行不断进行海外布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覆盖40多个“一带一路”国家165家银行，做到“资金融通”;2017年底全球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情绪占比达到23.67%，高出美日印澳“印太战略”8.06个百分点，体现“民心相通”。但“一带一路”倡议在政治协调、商业落地、文化舆论等诸多方面也还面临挑战。

政治协调上，“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分布集中且地区影响力有限，重要国际组织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视度、参与度、支持度也有待提高。目前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多分布于亚洲和非洲，占全部合作文件签署国数目的60%左右（图4）。法国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并不积极，德国、澳大利亚尚未拿出实质性支持行动;IMF总裁拉加德也曾警告倡议将带来债务陷阱问题。

商业落地上，项目前期设计和尽职调查不完善、国有企业政治动机强于商业动机、项目融资审批过于宽松等原因造成了一些备受诟病的案例，削弱了“一带一路”沿线和有关国家对倡议的支持。以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为例，针对这一项目的批评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东海岸铁路的货运和客运需求不足，且已有一條高速铁路作为替代品，铁路建设的必要性欠缺论证;第二，东海岸铁路造价过高，新政府评估的总投资额为200亿美元，比前任政府评估的135亿美元高出近50%，加重了马来西亚政府的财政负担。另外，项目建设过程中贿赂当地政府领导人、项目融资和招标流程不透明等问题也受到诟病。

文化舆论上，观望和消极的观点仍然颇有市场。大数据分析显示全球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情绪占比在最高点时也仅为32.50%，负面舆论涵盖军事意图、债务负担、项目本地参与度低等方面，中国媒体的不当宣传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他国的误解和抵制。

（二）亚投行成立以来的成就和经验

与“一带一路”倡议遇到困境不同，亚投行正以惊人的速度持续发展，并不断收获国际社会的美誉和信任。亚投行在2016年成立之时就有57个创始成员国，且创始成员包括英德两个重要的G7国家;成立三年来，亚投行成员国迅速扩容至93个，其包容性和认可度不仅体现在加拿大、意大利、法国等重要的发达国家相继加入，还体现在与中国有外交摩擦的菲律宾、越南、印度等国也愿意加入这一平台，共同致力于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际金融秩序改良。

亚投行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是积极拥抱现有秩序，不“特殊照顾”中国利益。在亚投行筹备建立之初，金立群行长就明确表示“亚投行是对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补充，而非替代，是对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完善和推进，而非颠覆”。亚投行成立后，管理团队中的5位副行长均非中国人，总顾问和首席风险官等其他高管也非常国际化。在最初的4个投资项目当中，3个项目都是对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欧洲复兴银行的项目进行补充投资。

亚投行为融入既有国际秩序、做出中国增量贡献、获得广泛国际认可做出了有益探索，没有刻意强调中国特色和中国角色，而是首先努力成为一个符合国际规则的多边开发银行，其次努力探索成为更高标准、更高效率、更受尊重的优秀的国际多边合作机构，这一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学习。当然，未来亚投行还需要在改善内部治理、拓展国际影响力、体现中国视角等方面继续探索。

五、中国利用多边平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战略路径

（一）短期：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拥抱补充现有秩序

短期内，我国应当对历史经验进行总结，认可当前国际经济秩序的基本框架、减小我国进一步拓展国家生存空间的阻力并致力于做出符合国际社会期待和自身发展需求的增量贡献。

在联合国框架下：一是要充分发挥联合国系统的协调作用，利用其作为政策制定者、议员、学者、基金会、工商企业、青年和3200余个已注册的非政府组织独一无二的全球交汇点的平台优势，建立广泛联系;二是要积极参与经社理事会的年度专题设置，引导经社理事会各合作伙伴和整个联合国发展系统将注意力聚焦于中国关心、对中国有利的话题。

在国际贸易投资协调方面：一是要从目前已有共识的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改革、打破大法官遴选程序僵局等入手作为突破口，推动国际贸易组织尽快恢复协调作用，树立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二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各方利益分歧，瓦解不利于我国的共识，例如，要团结全球61.8%的贫困人口所生活的非最不发达国家，以为我国争取特殊与待遇;（ 曹胜熙：《分化发展中国家：理解美国在WTO发展中国家身份识别中的立场——先进发展中国家的差别待遇问题与经济一体化的挑战》，2019年3月5日。）要团结TPP缔约国（ 张晗：《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中国：贸易与投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6页。）越南、智利、日本和新加坡等国有企业占重要地位的国家。（ 赵晋平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经济影响与对策》，中国财经经济出版社2016年版，第54页。）

在国际货币/金融协调方面：一是要利用好中国走在世界发展前列的金融科技等行业领域，在议题设置方面寻找中国特色和全球關注的契合点，增强我国在议题设置、监管经验、行业标准等方面的影响力;二是尽快将国内实践转变为行业知识和国际贡献，积极参与新兴专业领域的国际标准制定，分享中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成功经验;三是重视与IMF、国际清算银行（BIS）等专业性国际组织的交流和联系，利用其向G20、联合国等综合性国际组织提供技术和智力支持的功能，间接扩大中国经验在全球的影响力。例如，BIS在2019年9月底专门召开会议讨论金融科技和数字货币，而这一领域显然是中国的优势领域。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认真总结亚投行的成功经验，切实考虑商业逻辑、项目论证和当地社会接受度，塑造中国“负责任国家” “负责任合作伙伴”的形象，尽可能消除已经造成的负面影响。此外，在宣传方面，也要考虑到中国官方媒体越来越受西方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关注的现实，既要避免过度正面宣传引发负面反应，也要加大力度澄清不利于我国的舆论。例如，要用事实说明国有企业存在和发展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稳定器。由于风险高、资金需求量大，国有企业往往成为跨境投资的重要主体，2014年国有企业投资占全部跨国投资流动资金的比重高达11%。（ Raj Bhala.Exposing the Forgotten TPP Chapter：Chapter 17 as a Model for Future International Trade Disciplines on SOEs Manchest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Vol.14，2017，p.14.）

（二）中期：正确认知形势变化、专注国内发展改革

中期内，我国应当认识到自身实力增长对他国造成的冲击真实存在，认识到我国的发展阶段和利益诉求已经发生深刻变化。有鉴于此，中国必须专注内部发展改革、加强对外沟通联络，以内促持续增长、外合国际期待。

第一，中国需要认识到自身实力增长对他国国际地位和实体经济的冲击和影响真实存在，需要应对。自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首次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7年中国GDP迅速膨胀至日本的3倍;中国产出变动对德国、日本、韩国、巴西、俄罗斯等重要大国影响巨大（图5）。在这一现实背景下，其他国家对中国继续强调发展中国家身份、继续严格市场准入的不满情绪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要认识到随着中国继续发展和创新，中美两个大国共同的经济特征和国家利益会越来越多，美国主导建立的既有国际经济秩序框架在很多方面也符合中国诉求。例如，随着中国企业近5到10年不断向更高端的产业链环节迈进，中国也将越来越需要保护知识产权。在此基础上，我国应当将拥抱现有国际秩序作为主动的战略选择而非被迫的无奈之举，自觉遵守整体对我有利的游戏规则，即使这一规则会在某些方面、某些案例上给我国带来损失。

第三，要做好发展改革，为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加强底气和筹码。一是要争取培育全球最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和领先世界的高新技术产业。如果中国能成长为有支付能力的消费市场和先进技术的发源地，那么中国在塑造国际贸易体制方面就有足够的话语权。（ 马晓野：《从“互惠”到“对等”：中美贸易谈判应将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分离处理》，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2018年4月。） 二是要在多边平台上就中国已经处于领先地位的关键行业提供专业知识和管理经验，从而在新兴技术领域争取关注度和话语权。三是要继续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只有让中国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真正与全球资本市场融为一体，才能提高我国在国际金融监管协调中的话语权。例如，随着我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加速推进，原油期货、铁矿石期货等品种不断引入境外交易者，目前我国已和美国、欧洲许多国家的监管机构签署了监管合作备忘录，（ 姜洋：《发现价格：期货和金融衍生品》，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272页。）逐步被纳入专业化的国际金融协调机制。四是要借鉴符合我国国有企业发展方向的国际规则，在不损害国家主权和尊严的范围内使得国有企业行为更具合法性和更符合商业逻辑。

第四，要加强与国际社会的沟通，增进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了解以争取更好的外部发展环境。一是要争取加快从政府采购协议（GPA）观察国转为成员国。中国在加入WTO时签订了特殊议定书，其中设置了15年的过渡期条款，鉴于过渡期业已结束，应要求WTO承认中国的成员国地位、继续适用多边贸易体制内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 马晓野：《从“互惠”到“对等”：中美贸易谈判应将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分离处理》，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2018年4月。）二是要明确自身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分中的特殊地位，将承担国际成员责任、符合国际社会期待与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的多样性和发展阶段相结合。以欧盟为例，欧洲整体对中国的认知广度和深度不够，缺少对于中国发展动力和发展逻辑的理解，因此时至今日仍然将中国企业快速发展简单地归结为“高补贴”和“高垄断”，造成欧盟对华贸易和投资战略日趋强硬化。（ 宋欣：《欧盟对华日趨强硬的背后》，FT中文网，2019年3月8日。）

（三）长期：切实增强“四个自信”、扎实推进人才建设

从长期来看，中国应当历史地、辨证地认识自身国际地位的变化，以包容、平和、自信的心态塑造大国形象，并加强人才储备。

就大国心态而言，中国在物质和精神双重层面对美国世界霸权形成威胁，并从奥巴马执政后期起开始引发美国各阶层的思考和焦虑。（ 葛汉文：《唐纳德·特朗普：战略家还是无知者》，《唯实》2019年第5期。）美国遏制中国发展赶超的态度很难改变，树立自信心态、应对大国竞争具有长期必要性。一是要正确看待其他国家的“三好学生”心理。中国需要意识到，自身实力的快速增强可能会引发其他主要国家的恐惧、嫉妒等过激反应。例如，特朗普总统就在2017年12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定义为战略对手，在大部分对外事务上进行收缩，却在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基础上加大推进“印太战略”的力度。二是要摒弃“受害者心理”，真正树立“四个自信”。近代的屈辱造就了国人自卑的历史心态，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又使国人出现过度自信的倾向，而正确的面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态度应当是平和包容、不卑不亢。中国需要真正增强“四个自信”，避免双边和多边外交中在过于强硬和过于妥协之间摇摆不定。

就能力建设而言，中国自身对于现行国际规则的理解、全球治理人才的储备和中国人在国际组织中的参与度仍有所欠缺，制约着中国通过多边平台对现有国际经济秩序提出改进意见和做出增量贡献的能力和可能性。因此，中国一方面要加强对现行国际规则的研究和理解，更加建设性地参与到多边平台的改革进程中;另一方面要培养和储备人才，通过多种机制鼓励语言、文化、专业背景合适的中国青年进入到主流国际组织工作和发展，更加机制性的参与到多边平台的运行过程中。

责任编辑：沈家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