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 戈 侍 磊

(江南大学 江苏 无锡 214122)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自201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美国以来，我国制造业规模便一直处于世界第一，虽然我国制造业的规模很大，但是我国还只是制造业大国，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企业占比较大，相较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我国制造业水平还有较大差距。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占全球能源消费量的23.2%，其中煤炭占比超过60%。十九大明确提出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在这种情况下，研究绿色技术创新技术对制造升级的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文献综述

关于我国制造业升级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基于价值链体系的角度，即从价值链低端向高端升级。余东华和田双(2019)认为嵌入全球价值链总体上能够推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地位与制造业转型升级程度之间存在“U”型关系，低端嵌入不利于制造业转型升级，迈过“拐点”后的中高端嵌入能够明显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1]；二是基于区域的角度，研究不同区域之间的升级水平，并进行比较研究。殷宝庆等(2018)认为“中国制造”升级水平总体呈现先下降后缓慢上升的“V”型曲线特征，并依照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依次递减[2]。三是基于行业角度，从制造业细分行业出发，对制造业升级进行研究，阳立高等(2014)基于对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面板数据分析，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劳动、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升级影响分别为显著为负、显著为正、为正但不显著[3]。冯志军和陈伟(2015)分析了29个制造业行业，认为技术创新绩效的提升对我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有着显著促进作用，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存在行业差异，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密集型行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有负向影响[4]。

二、理论分析与实证模型构建

(一)理论分析

绿色技术创新包含两种属性，一种是绿色性，一种是技术创新性。在技术创性方面，新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创新理论”。学者将他提出的创新归纳为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和组织创新。柯布—道格拉斯在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做出改进，引入了技术资源这一要素，形成了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其他生产要素不变的情况下，技术水平越高，总产值也越高。就我国而言，技术创新所带来的新技术，降低了制造业的单位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使得制造业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从而在国内国际市场上获得更大的竞争力，实现制造业的升级。

在绿色性方面，传统的技术创新忽略了环境保护。庇古最先提出对排污者进行征税。庇古税的征收会造成企业生产成本的增加，从而降低企业的竞争力。但是波特认为适当的环境规制可以促使企业进行更多的创新活动，而这些创新将提高企业的生产力，从而抵消由环境保护带来的成本并且提升企业在市场上的盈利能力，提高产品质量，这样有可能使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同时，有可能提高产业生产率，实现产业的升级[5]。在这种情况下，环境规制太弱，对企业生产成本的影响微乎其微，企业自然不会向着绿色方面发展；环境规制太强，会对企业生产成本带来很大的负担，最终导致企业难以承受，而最终选择退出，只有适当的环境规制才能是企业实现转变，向着更加绿色环保的方向前行，从而实现自身的转型升级。

(二)实证模型构建

产业升级是产业要素和产业生产过程不断高级化的过程。在前文基础上，本文构建如下的制造业升级模型：

Ln(CMU)it=β0+β1Ln(GTI)it+β2Ln2(GTI)it+β3Ln(FDI)it+β4Ln(AE)it+γi+μt+εit

(1)

其中，CMU表示制造业升级水平，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代替；GTI表示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基于波特理论，本文引入了绿色技术创新的二次项；FDI表示外商直接投资；AE表示人力资本，即平均受教育年限。

在(1)式中，绿色技术创新这一变量用环境规制所引起的R&D投入增加部分来表示[6]，首先建立环境规制与R&D之间的计量模型，如下：

Ln(RD)it=λ0+λ1Ln(ERI)it+λ2Ln(RDS)it+λ3Ln(VA)it+γi+μt+εit

(2)

三、实证模型结果分析

(一)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分析

利用模型(2)，计算出λ1，在此基础上计算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将我国区域按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进行区分，可以计算出相应的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和全国平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2009年时出现一个明显的向下趋势，这是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影响。刨除2009年的数据，我国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大致为“N”型；从分地区情况来看，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按东部地区、全国平均、中部地区、西部地区逐渐递减。

(二)我国制造业升级分析

根据模型(1)对制造业升级水平进行测算，首先对数据进行基础的分析，发现各个指标相关系数较小，且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10，所以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接下来用Stata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相关的系数值，系数值对应的P值，拟合度R2等。发现P值小于0.05，拟合度R2接近0.9，这说明模型和实际情况拟合较好。

对Stata结果进行分析，发现模型(1)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一次项系数为负值，二次项的系数为正值，这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和我国制造业省级水平之间的关系呈现“U”型关系，计算拐点发现，我国现在处于“U”型关系的右侧，即随着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我国制造业升级水平将得到进一步的提高。进一步地对外商直接投资和地区教育水平与我国制造业升级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和地区教育水平所对应的系数均为正值，这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和地区教育水平对我国制造业升级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

四、政策建议

以往的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将难以持续，结合前文的实证分析，本文给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一是进一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加大各地区制造业的R&D投入水平，当R&D投入不断上升的时候，能够很好地带来技术升级；同时，各地区还要根据自身情况实施强度不同的环境规制，在东部地区，可以实施相对严格的环境规制，因为东部地区人均GDP较高，相关政策对污染型企业的容忍度较低。所以，强环境规制更有利于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从而实现制造业升级的水平的提高。相对的，其他地区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环境规制制度。

二是进一步吸引外资，促进外商投资的增加。各地区政府应该积极制定相关政策，完善相关配套措施，为吸引外商投资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当然，在吸引外商投资的时候，并不是不加审核，全盘接受，各地区应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积极吸引质量环保型FDI进入，淘汰污染较重，对环境有负面影响的FDI，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FDI的竞争、示范和扩散效应，更好地发挥FDI的技术外溢作用。

三是加强教育，引进先进人才，促进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人力资本的竞争，主要就是体现在先进人才的竞争上。在地区人力资本水平这一要素禀赋上，东部地区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其在区位的优势、城市的吸引力等方面竞争力比较大。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要积极出台相关的人才引进政策，其次，可以适当的对当地的高等院校进行合作，最大限度的做到毕业生本地工作，进而留住人才。国家层面也要给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相关的政策倾斜，这对其人才引进也会产生很大的正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