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琪?张立胜

【摘 要】 中国近代化大体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的三个演进阶段：器物的近代化，師夷长技;制度的近代化，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思想文化的近代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但三者之间又有交叉与融合，并非泾渭分明，只是不同历史阶段侧重点有所不同，所以中国近代化的三个阶段的演进内容不应绝对化，而应该辩证地看待。

【关键词】 中国近代化;器物;制度;思想

中国近代社会面临着两大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二者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两大线索。前贤将后者概括为谋求中国近代化，并指出经历了一个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的演变过程。下面对这三个阶段的内容进行进一步探讨。

一、器物的近代化：师夷长技

第一阶段为从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结束，中国近代化的探索是“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为器物阶段的近代化。

乾嘉之际，清王朝已显衰败之势。鸦片战争的失败，促使当时一些有识之士把眼光投向现实，引起思想文化领域的新变化。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目睹了列强的坚船利炮，提出了剿夷的八字要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 [1]开始探寻外面的世界，组织专人翻译外国的书籍和报纸，编成《四洲志》。作为林则徐挚友的魏源，深受林则徐“师夷”思想的影响，依据林则徐的《四洲志》及其他中外文献资料撰成《海国图志》，明确提出编写此书的目的“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2]魏源还提出了推动中国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的第一个近代化方案——包括发展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发展官办工业和民办工业的设想，包括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人才和培养本国技术人才的设想，及改革军政制度和改革经济制度的设想。尽管这些主张并未真正付诸实践，但能认识到“夷”之技术是先进的，是可以学习的，奠定了近代学习西方的基础。

洋务派继承和发展了林则徐、魏源的主张，不约而同地形成了“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以制器为先”，“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的共识。[3]于是，他们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开始了洋务运动。19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洋务派把西方近代工业导入了中国，“开始了中国的机器时代”， [4]创办了一些军事工业，如：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制造局、湖北枪炮局等，洋务派之所以首先创办这些军事工业，是因为他们认为英法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取胜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拥有先进的武器，中国落后于西方就在于此。

后来在“求强”的同时，洋务派又提出“求富”的口号，创办了一批民用企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汉阳铁厂等等，这标志着洋务运动进入了新时期，这便是后来早期维新派“商战”的雏形。他们主张中国不但应当讲求武备，加强国防，以抵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兵战”，而且必须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同西方国家进行“商战”。洋务派创办的这些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由于不同程度地采用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把师夷之长、夺夷所恃与变法实践结合起来，在封建“祖宗之法”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学习西方上迈开了一大步，标志着中国近代化在器物层次上的真正发动。

洋务思潮的理论核心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口号，包含着对传统性进行改造使之适应近代化的企图，刺激了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虽然这一阶段，中国学习西方以“器物”即学习西方军事与科技为主，但是也包括了若干西方的制度与文化。这从脱胎于洋务派，而又超越洋务派的早期维新派的言行中可以看出。如，王韬赞扬和认可君民共主、与民共治的英国式立宪政治，认为：“中国欲谋富强，固不必别求他术也。能通上下之情，则能地有余利，民有余力，闾阎自饶，盖藏库帑无虞匮乏矣。由是而制器则各呈其巧，练兵则各尽其材。上下同心，相与戮力，又安见邦本既固而国势不日隆者哉。”[5]郑观应说：“余平日历查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育才于书院，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练兵、制器械、铁路、电线等等，此其用。中国遗其体而效其用，所以事多扞格，难臻富强”， [6]把恪守“中体”的洋务派官员们远远抛在了身后。这就说明：在这一时期，也萌发了学习西方制度与思想文化的因素。甲午战争清朝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从而表明单单追求坚船利炮仍不能真正救亡图存，这样，先进的中国人对近代化的探索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制度变革。

二、制度的近代化：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

第二阶段为甲午战后至辛亥革命、清廷覆灭。在这一阶段中，出现过维新派的“君主立宪”主张、清王朝的“新政”和预备立宪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共和制。这一时期，国人对制度的探索层层深入。

甲午战争的失败引起各个阶层的深思，更给中国知识分子极大的刺激。康有为曾大发感慨：“夫以中国二万里之地，四万万之民，远比日本，过之十倍，而为小夷慢侮，侵削若圭羊缚豕，坐受剥削，耻既甚矣，理亦难解”。 [7]其维新思想逐渐走向成熟。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对“祖宗之法，莫可言变”的守旧思想提出挑战，冲击了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力图把西方近代兴起的民权、议院、选举、平等新思想、新观念解释为孔子所创，解释为中国文化本身所固有的东西;他试图用人们所熟悉的语言和观念使它中国化，为其推行变法探索理论基础。在传播维新变法思想的同时，维新派将其所推崇的制度层面的近代化方案展示在中国社会舞台上，使维新思想由理论走向实践。在政体方面，他们力主实施君主立宪，主张三权分立，高度赞誉西方的政治制度;在文化教育方面，他们主张设学堂、变科举、兴西学，主张男女平等，要求广设女学，给女子提供平等就学机会，主张兴办师范学堂……这些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光绪帝的赞赏。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迅速展开。然而由于这些变革触犯了封建守旧势力的利益，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对。维新派势单力薄，其变法最终胎死腹中，他们在制度层面所做的近代化努力昙花一现。

另一方面，维新运动虽然被清王朝所镇压，但是在变法失败后两年内便发生了两大事件——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其对清廷的影响是巨大的。痛定思痛，清廷不得不进行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清末新政的基本取向是“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主、学校、科举、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改革举措远比“百日维新”范围广泛而更有力度。不管慈禧太后出于何种考虑，也不管这个立宪政体的实质和内容如何虚伪，毕竟推动了政治改革的进步。研究新政的美国学者任达认为：“晚清革命本身便足以使人惊叹不已，那已经发生的转变，无论在速度、范围和持久性方面，在到当时为止的近代世界史上都是无与伦比的”。 [8]其对新政的评价是很高的。然而，清末新政的局限性仍不容回避，新政并未减缓清廷内政外交所面临的困境，反而加剧了国内的社会危机，促进了革命形势的成熟。

在此期间，资产阶级革命活动逐渐兴起，并逐步走向高潮，终于导致1911年秋武昌起义的成功，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封建帝制。民国建立后，又颁布了许多有利于近代化发展的措施，把制度创新推向更高的阶段，在中国也在亚洲第一次确立了共和政体，《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一次在中国宣布“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主权在民”取代了“君权神授”，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

所以，自甲午战后至此，维新派、清廷当局与资产阶级革命派，都在制度层面上对中国近代化作了种种努力，并付诸实践。在这一阶段，制度变革已是大势所趋，成为近代化探索中的重点。但是洋务派所创立的“器物”仍然存在和发挥作用，在制度变革的艰难过程中也激发了进一步学习西方思想文化的因素。大家从这一时期翻譯的大量书籍方面就可以管中窥豹。从中国近代化的历程看，不仅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的制度变革没有成功，而且辛亥革命亦有其失败之处，即没有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这就促使中国的先进分子不得不追求中国近代化的新阶段——思想觉醒。

三、思想文化的近代化：五四新文化运动

第三阶段为民国建立至五四运动前后。这一阶段，谋求思想文化近代化的典型事件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

面对着辛亥革命的失败，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和社会上的尊孔复古逆流，激发了先进的中国人的再次反省。1916年2月，陈独秀在《青年》杂志1卷6号上发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写道：“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忧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李大钊提出“自觉主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国家而不爱。”;[9]鲁迅也指出：“我们的第一要著，是要改变他们的精神”。 [10]激进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了新的求索和斗争，在文化思想领域发动了一场比辛亥革命更猛烈的反封建斗争——新文化运动。

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为《新青年》的编辑或主要撰稿人，到1919年《新青年》已成为领导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利用文化报刊，从西方文化中进行选择，将“民主”与“科学”的两大主题鲜明地写在自己的理论旗帜上，树立了中华民族思想史上的伟大里程碑。中国人对近代化的追求推进到思想解放的阶段。正是由于“五四”启蒙者对科学精神的呼唤和对民主理念的追求，既为科学知识的传播与普及奠定了基础，也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国民素质的近代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中国近代化以思想文化的近代化为重点，但是其间仍包含了实业救国、科技救国等器物上的追求以及对制度的进一步探索和反思。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化的演进经历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器物的近代化（1840-1895），表现为洋务运动;第二阶段为制度的近代化（1895-1912），表现为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第三阶段为思想文化的近代化（1912-1919），典型表现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是是总体趋势而言，就不同历史阶段侧重点而言。另一方面，这种阶段划分并非泾渭分明，其各自阶段的器物、制度与思想又有交叉与融合，如第一阶段器物的近代化包含若干萌芽的近代化的制度与思想因素，第二阶段制度的近代化也包含了已有的器物近代化与思想近代化的因子，第三个阶段思想近代化更是包含了器物近代化与制度近代化的特征。换言之，中国近代化的演进在不同历史阶段往往以某一层次为重点，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融合了其它两个层次，所以中国近代化的三个阶段演进的内容不能绝对化，而应该辩证地对待。这对于今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尽快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无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林庆元.（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林则徐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340.

[2] 魏源.海国图志原序.姜龙，董玉海主编.扬州历代名著[M].扬州：广陵书社，2017.118.

[3] 田正平，肖朗.论中国教育近代化起步阶段的成就、特点与问题[J].教育研究.1998（10）61.

[4] 徐锋华.补天术：大变局中的李鸿章[M]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269.

[5] 王韬.达民情[A].弢园文录外编（卷二）[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98.

[6] 郑观应.南游日记[A].郑观应集（上册）[Z].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967.

[7] 中国史学会编辑，剪伯赞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167.

[8] 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219.

[9] 李大钊.李大钊选集[Z].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29.

[10] 鲁迅.呐喊自序[A].鲁迅选集（第1卷）[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3.

【作者简介】

孙 琪（1999—）女，山东青岛人，德州学院历史与社会管理学院学生，从事中国近代史的学习和研究.

张立胜（1972—）男，山东宁津人，历史学博士，德州学院历史与社会管理学院教授，从事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