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媒人的作用与责任

2020-03-31任志强

新西部下半月 2020年1期

【摘要】文章叙述了明清时期“媒妁之姻”的缘由，探析媒人在婚姻成立前的作用与责任。作用：寻找合适异性，传递庚帖，陪同双方家人相面，见证交纳财礼或转交财礼，参与签订婚书，参与迎娶。责任：媒人担保介绍情况属实，媒人介绍婚姻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处理悔婚事宜，媒人介绍的婚姻不合情理也会受到处罚。媒人在婚姻成立后的作用与责任。作用：处理夫妻双方矛盾。责任：在婚姻争讼中出庭作证的义务;在夫妻发生争讼时，媒人必须协助官方调查调处夫妻纠纷;为诉讼中息讼的夫妻具保。作者认为，在明清时期，“媒妁之姻”是明清时期婚姻合法的条件之一，是传统礼制的要求，是根深蒂固的风俗习惯。

【关键词】明清;媒人;作用;责任

媒人，又称媒妁、冰人、媒证、月老、红娘、伐柯人等，在明清史料中，以媒人称谓最为常见。明清时期的媒人有官媒和民间媒人之分，我们仅探讨民间媒人。明清时期，媒人是民间说合一个男人或女人通过缔结婚姻、买卖、典当、租赁等方式进入另一个家庭生活的中介人，我们称之为广义的媒人;狭义的媒人是“说合男女成婚配的中介人”。[1]对于侠义的媒人，有许多学者进行过探讨，[2-11]但是，探讨仍不够深入，尤其是明清时期婚姻成立前后，媒人都起了那些作用？承担了怎样的责任？仍需进一步研究。笔者利用判牍文书，试图对明清时期媒人的作用与责任进行探究，以求了解当时的婚姻秩序。

一、“媒妁之姻”的缘由

从周朝到新中国成立，媒人在“合二姓之好”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诗经·豳风·伐柯》曰：“娶妻如何？匪媒不得。”显然，西周时期就有“媒妁之姻”的习俗。不过，据目前所见到的史料，“媒妁之姻”一词最早出自孟子，孟子曰：“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母，国人皆贱之。”（《孟子·滕文公》）“媒妁之姻”成为婚姻合法的必要条件是在唐代，《唐律疏议》卷十三“为婚妄冒”条曰：“为婚之法，必有行媒。”古代的婚姻为什么要凭媒人呢？“清代于成龙在吕氏的女儿被戏子奸污一案判牍中说：“娶妻纳妇，自有常轨。古人非媒妁不相问名，盖亦深鉴及此，思患预防。”[12]清初金华府知府李之芳在《棘听草》中说：“婚姻所藉为信者，惟凭媒妁。” [13]晚清渭南知县樊增祥在揭露潘桂香卖女图财时说：“尔与吴姓既结姻亲，何无媒证。”[14]在另一起诉讼中，金德荣“私识陈陈氏”，知县范增祥认为他们是“无耻苟合”，判他们“永远离异，不准往来”，否则，“提案杖毙不贷。”[15]这说明古代两姓通婚，凭媒人是必要条件。

清代地方法规曾要求婚姻须凭媒人。雍正时河南巡抚田文镜发布的《禁止换钟定亲》法令规定：“婚嫁大事，自应明媒正娶，写立婚书、礼帖，即小户穷民亦不应草率从事。豫省男女婚嫁止凭换钟，并无媒聘婚帖，以致男家弃亲不娶、女家赖婚另配，讦讼不休。查割媒指腹，律禁甚严，换钟结亲与此何异？地方官严行禁止，违者按律治罪。”[16]清政府曾对苗人与民人结亲须凭媒妁专门做过规定：“湖南省所属未剃发之苗人，与民人结亲，俱照民俗以礼婚配，须凭婚妁，写立婚书，仍报明地方官立案稽查。”[17]显然，政府是从避免争讼的角度立法干预无媒人的婚姻。

民间婚姻纠纷诉至州县，许多官衙规定“凭媒人”是受理词讼的必要条件。例如，在清代，河南省规定：“照得户婚、田土、钱债等事，俱要原媒、原中为证，婚书、契卷为凭，方许告争。”[18]四川省巴县规定：“告婚姻无庚书及媒妁聘礼年月者不准。”[19]順天府所属宝坻县：“告婚姻无媒妁、婚书者不准。”[20]徽州绩溪县规定：“婚姻无媒妁日期者，不准。”[21]浙江黄岩县《状式条例》规定：“告婚姻，无媒妁、聘书……者，不准”。[22]康熙年间黄六鸿说：“告婚姻者，必以媒妁聘定为凭。”[23]清代徽州黟县“告状不准事项”曰：“告婚姻不开明婚书媒妁财礼若干者不准。”[24]代徽州祁门“告状不准事项”曰：“告婚姻无媒妁日期者不准。”[25]

清代地方官在断案中将“凭媒人”作为正式夫妻的标准。例如，清末端方在判牍中曰：“据禀尔嫁周之翰，凭屈赵氏为媒，是系正式夫妻。”[26]清末杭州地方审判厅判牍说得更加明白：“陈庆生、王锦山虽均与月仙为婚，然皆由月仙自媒自合，并非依律嫁娶，均难认为正当婚姻。”[27]有学者说：“法律有媒人作为人证，也可作为婚姻凭信的规定，但这是为了照顾习惯，毕竟不大正规，在某种程度上属于无奈之举。”[28]显然，这种说法有失偏颇，

在清代，请媒人说亲已经是绝大多数地区的民俗习惯了。在前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编的《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关于亲属继承习惯之报告”中，婚姻不凭媒人而凭婚书的地区非常少，凭媒人而不凭婚书的地区则非常多，例如，在直隶省临渝县，“民事完婚，向无婚书，专凭媒妁之言。”[29]类似的地区还有奉天省怀德县、[30]吉林全省、[31]黑龙江省林甸县、[32]河南省洛宁县、[33]山西省蒲县、[34]福建省漳平县、[35]湖北省黄安县、[36]陕西省靖边县、[37]甘肃岷县等。[38]不过，更多地区的婚姻需要媒人、财礼、婚书（或庚帖）三者并重。

二、媒人在婚姻成立前的作用与责任

何谓婚姻成立的标志？有学者说：“从我们所见各种案例依据的婚书来看，应该是纳征之时交换的定帖，婚姻就算最后成立。”[39]不过，笔者从众多判牍中看到，地方官通常将无婚书的男女结合宣布为婚姻不成立，但是，有婚书还不是婚姻成立的标志。清代山东莱州知府张船山的判牍载：“沈石氏有子一英，曾凭媒聘邵培元之女为妻。未过门而一英病死，是一英与邵女未为六礼之迎，难遂双飞之愿。夫者尚不可谓夫，媳者亦曷云是媳。”[40]可见，知府张船山是将“过门”作为婚姻成立的标志。下面我们就探讨媒人在婚姻成立前的作用与责任。

1、媒人在婚姻成立前的作用

（1）寻找合适异性。这一过程属于“六礼”的纳采，即“托媒提亲”、“说媒”。媒人在这一阶段起牵线搭桥的作用。清代中期四川巴县《蔡永一退婚在醮文约》载，[41]蔡永一和妻子赵氏“情愿两相离异。将生女招弟同赵氏母女，在渝央请媒妁择户觅主，不拘远近，任行再醮，或正或妾无论，只取财礼纹银十两正。”在明清时期，男方和妻子离异，并非简单写一份休书了事，多数男子为了收回婚聘时的财礼，而将妻子嫁卖。蔡永一也是这样，为了能将妻子赵氏再醮，在渝央请媒人择户觅主。在江苏，沈氏与人通奸，丈夫任妻子沈氏另嫁。沈氏祖母沈张氏“随央旧邻张世英寻觅娶主。张世英转托浙民施佑铨留心觅嫁。”[42]其实，请媒人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例如，四川巴县《冯大顺嫁卖妻文约》载，[43]大顺欲嫁卖妻子，“至重城黄熊氏家，一再三哀恳黄熊氏为媒说合。”因此，再婚请媒人常常是一件求人的事。

（2）传递庚帖。这一过程就是“六礼”的问名，就是请媒人询问对方姓名、生辰，以求属相相合。问名的文书叫庚帖，庚帖通常由媒人传递，真是“男女双方非媒不知名”《礼记·曲礼下》。据民国初年在直隶省临榆县的民事习惯调查，“女家将自家愿许某家，预先，半多将姑娘生辰年月日时，用红纸书一红单，交付媒妁，转给男家。”[44]在安徽省南丰县，“凡男女两家议婚，初由媒人说合，双方同意后，即由男家出一庚帖，交媒人送往女家。”[45]当然，各地风俗各异，有的地方没有交换庚帖的习俗，但其中仍凭媒人从中说合，例如，在陕西省靖边县，“男女婚姻向多不立庚帖，例如，甲有一女，欲与乙子结婚，彼此均各情愿，甲、乙两家各请一媒，名曰“双双媒”，其媒先往女家商议，如甲确愿许亲，凭媒议定聘礼银若干，其媒即回乙家，与乙告知，择期行聘。”[46]

（3）陪同双方家人相面。当双方家庭同意婚事之后，许多地方还有“相亲”的环节，即家庭中的长辈在媒人陪同下到对方家庭看看。清代在福建漳州任职的徐士林记载了一桩订婚经过，戴氏有一女儿名叫愿娘，有男子托媒向戴氏提亲，“戴氏令次子苏迎，同媒颜维，验婿于市，……遂许聘，纳礼金十五元，并发婚书。”[47]戴氏是让媒人陪同次子去相亲。据民国初年在黑龙江省绥楞县民事习惯调查，“绥楞地方，婚姻预约之成立，须先用媒妁说合，双方认可时，由男家主婚人邀请亲友男女数人并媒妁，同往女家，俗称曰‘相亲”。[48]在山西省屯留县，“男女结婚，两家家长必当偕同媒人，彼此相看，如双方同意，则由男家择吉向女家送帖，谓之‘传庚”。[49]

（4）见证交纳财礼或转交财礼。这一过程就是“六礼”中的纳征。据民国初年在黑龙江龙江县的民事习惯调查报告，“男女订婚之初，必须先纳聘财，俗谓为‘过小礼，……交纳聘礼亦无一定物品，有用金钱者，有用牛羊者，亦有用衣服即装饰品者，至品类之多寡，价值之贵贱，因人家贫富而异，并无限制。但由媒妁介绍，聘财亦由媒妁交纳，其两家对面交纳者则甚鲜。”[50]陕西省“吴堡各县缔婚习惯，概由媒妁从中作合，取得男女两家同意后，男家置备布匹、首饰、酒食，女家亦备鞋帽食物等类，由媒妁互相传送，婚约遂定，此项礼物称‘定亲礼物”。[51]李鸿章的判牍载，邵志高长女邵娟慧“曾受邹浩福之聘，聘银六十两，凭媒交付。”[52]

（5）参与签订婚书。签订婚书是婚姻成立过程中一个重要环节，媒人通常必须参与婚书的缔结过程。婚书与私约并列提出最早见于《唐律疏议》。[53]清人沈之奇解释说：“有媒妁、通报写立者为婚书，无媒妁、私下议约者为私约。”[54]可见，是否有媒妁参与签订文书是婚书与私约的区别。那种私约“应包括口头约定及其各种民间俗成惯例”的观点是不正确的。请看雍正十二年（1734年）的一张婚书：

立婚书人潘良栋同妻何氏，系云南本滇住民。为因家贫，情愿将亲生女本命丙申年十月初八日巳时生，夫妇商酌明白，央请媒在中说合，立婚书说合与王锡九名下为正室。当日言明，接受财礼银四十四两整，入手收足。自嫁之后，宜孙宜子，科甲联芳。其女实是亲生，并非抱养过继之儿。倘有内外亲族人等声言，借故生端，俱系父母一面承当。如有反悔异言，甘认设骗之罪。此二比情愿，并无逼迫等情。今恐人心不古，立此婚书存照。雍正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日。立婚书人：潘良栋同妻何氏。凭媒：胡氏、林荣。知见：李氏（俱押）。[55]

云南昆明人潘良栋与妻何氏的嫁女婚书，写明“央请媒在中说合”，落款还写有“凭媒：胡氏、林荣”。这说明媒人胡氏和林荣见证了婚书的书写过程，并画了押。“签押是传统社会中在契约文书上的署名或画押，表示签押者对契约文书内容的真实性、有效性以及约束力负责，具有法的效力。”[56]因此，媒人胡氏和林荣的签押，不仅表明他们参与婚书的签订，还意味着该婚书正式生效。由于私约没有第三人作证，其证明效力就不强。所以，难怪清末江苏句容县令许文浚在《张传亮控裘正财》判牍中说：“裘正财呈出字据，乃是草稿，并媒妁之名而无之，何足为凭？”[57]

有学者说：“具体到婚契，往往不止媒人，还有其他见证人。他们起到的是公证的作用。”[58]据《现代汉语詞典》解释：“公证是法院或被授以权力的机关对于民事上权利义务所做的证明。”[59]所以，公证一词使用不恰当。笔者认为，媒人和主婚人的签押表明婚书生效，主婚人、媒人以外的其他人的签押，则起见证作用。

（6）参与迎娶。这一过程就是“六礼”中的亲迎。樊增祥在判牍中说：“卢皎氏之女断归尔子为婚，业经具结在案，尔仍应请同原媒择期送礼迎娶过门，方为正办。何得竟令尔兄往唤未过门之媳，无怪卢皎氏不依也。”“如果凭媒迎娶不能到手，再来说话不迟。”[60]樊增祥指责皎增官没有同原媒择期送礼迎娶过门。这说明，媒人应是迎娶女方到男家的重要参与人。

所以，在婚姻成立前，“始终有媒人奔走于男女双方家庭之间，这里的媒妁起到了沟通双方的作用，又起到了从中见证的作用。”[61]尤其是媒人在婚书上签押还意味着婚书产生法律效力。如果两家不凭媒人为婚，会受到他人的指责，例如，明代判牍载，陈仲成的次女与孙汝玉的长子成婚，断案官员说：“乃今不凭媒议，私结姻盟，是仲成不合以女许嫁，而偏听牝鸡之鸣;汝玉不合令男从亲，而私结文鸾之好。”[62]断案官员以“不合”对陈仲成和孙汝玉进行谴责。

2、媒人婚姻成立前的责任

（1）媒人担保介绍情况属实。媒人必须将男女双方的年龄、身体条件、身份等事项如实介绍，否则，在涉讼时会受到官方的处罚。《大明律·户律·婚姻》“男女婚姻”规定：“凡男女订婚之初，若有疾残、老幼、庶出、过房、乞养者，务要两家明白通知，各从所愿，写立婚书，依礼聘嫁。”[63]《大清律》也有相同的规定。[64]按照清人沈子奇对《大清律》的解释：“媒人知男女残疾等项不通知明白，及知妄冒之情者，照后嫁娶违律法，各减犯人罪一等，不知，不坐。”[65]

有的媒人为了保护自己，防止托媒方欺诈，就让请托人书立字据，以免无端牵涉事端。例如，清代1832年，四川巴县的《道光十二年六月初二日赖荣发请约》载：[66]

立出请字文约人赖荣发。情因先年凭媒得娶曹应福之长女许配与荣发为室。不料荣发家寒日食无度，夫妇自愿再三请媒证张大兴、田世泰二人说合，曹氏另行改嫁与吴方吉足下为室。赖荣发自请之后，族内弟兄叔侄人等，永远无得妄言异说生非。日后倘有生非情弊，任从媒证张、田二人执约甘究。此系情愿，其中并无勒约。控口无凭，特立请约一纸付与媒证为据。在见人：赖仁发、赖信发、贺盛伦，笔。

赖荣发因为贫困，将妻子曹氏改嫁给吴方吉。赖荣发所写文书说明了妻子的身份、改嫁的缘由、夫妇两人属于自愿、保证族内不会有人争执、将来出现事端情愿承担责任，并且还有见证人签字。

（2）媒人介绍婚姻不得违反法律规定。除了《大明律》和《大清律》规定男女婚姻、典雇妻女、妻妾失序、逐婿嫁女、居丧嫁娶、父母囚禁嫁娶、同姓为婚、尊卑为婚、娶亲属妻妾、娶部民妇女为妻妾、娶逃走妇女、强占良家妻女、娶乐人为妻妾、僧道娶妻、良贱为婚姻、外番色目人婚姻、出妻等十七个罪名外，还规定了嫁娶违律主婚媒人罪，其中规定：“若媒人知情者，各减犯人罪一等。不知者，不坐。”[67]按照清人沈之奇的解释：“此条乃断婚姻事情之通例。自男女婚姻以下诸条，凡有嫁娶之罪者，均谓之嫁娶违律。引拟诸条，皆当以此参之，所以补其未备也。”[68]也就是说，媒人在说合婚姻过程中，如果知道两家中有违反以上诸条罪的而故意做媒的，将问罪。

例如，康熙年间，在陕西省郿县，年龄较大的杜必寿与十二岁的祁氏幼女定亲，杜必寿让弱冠的弟弟杜三奇出面，媒人滕天才“贪许五百媒钱，通同串诈。”知县认为：“所当均为按律究治，姑念尚未成婚，从宽惩责。”[69]又如，清代金华府知府李之芳在《棘听草》中说，[70]陈八妹是陈文一的叔族，虽然陈文一是养子，但“祖孙之分已定”。陈八妹不顾名义，欲娶陈文一的妻子应氏，族员“陈三九二为之执柯立契”，叶茂卿做中人，堂叔陈九三也怂恿成婚，婚契上立有花押。知府李之芳将应氏仍断归陈文一，“作合说媒之陈三九二、叶茂卿、陈九三”罪坐。再如，清代在安庆府宿松县，方德欲逼嫁弟媳田氏，“托张列为媒，串许恶棍何伟，仍捏伊母婚书，收受财礼八两，订于十一日强抢。”田氏拼死不从，衣服被撕成碎片，田氏族人阻止，抢亲人逃散。田氏遭此凌辱，无颜苟活人世，用剃刀自杀。知府徐士林判决，何伟应按照“用强求取，因而致死者”的律条，埋葬田氏，发配戍边。张列明知田氏是贞节之妇，故意做媒，配合何伟强抢，应为从犯，罪减一等，判处徒刑。[71]

（3）处理悔婚事宜。明代《新镌官板律例临民宝镜》载：[72]

“罗光明初聘吴招使为妻，有媒有币。后以女幼翁贫，不愿作赘，央媒凭众，自求告休，聘财退矣，婚书毁矣。”吴招使与蓝龙结婚四年后，罗光明持假婚书来控告争娶。断案官员认为：“婚书假不足凭，覆水收不容载。”断案官员让“原媒取亲笔退书，以杜后来无厌之求也。”因此，当媒人说合的男女退婚后又出现矛盾时，原媒人还有处理其纠纷的义务。

（4）媒人介绍的婚姻不合情理也会受到处罚。例如，在陕西省渭南县，“关孙氏夫故无子，遗女翠儿九岁，凭媒刘之安说合，招王心宽上门为婿，俟翠儿长大成婚。心宽于八月十七日进门，至九月二十七夜，突欲与丈母同宿。孙氏斥骂不允，遂用剃刀将其脖项抹伤。翠儿哭喊，又用剃刀登时杀死。及孙氏大声呼救，邻右纷来，心宽亦畏罪自刎。”发生这样的惨剧，樊增祥认为，“其最不可恕者，媒人刘之安也。一男一女相差十六岁，欲求配合，至早须得五六年，乃竟妄为撮合，致酿此等淫凶冤酷之案。非将刘之安重责枷号，何以服人？”最后对刘之安判决“除枷杖外，再勒令出钱二十串，帮给关寡妇，以为惨遭人命之费。”[73]

由于《大明律》和《大清律》的规定比较原则，法律空白比较多，但是，《大明律》规定：“凡不应得为而为之者，笞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74]《大清律例》也有相同规定。薛允升说：“凡律令无文而理不可为者，皆包举在内矣。”[75]也就是说，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就可以依据该条处罚。如上述案件，刘之安说合关翠儿与王心宽的婚事并没有违法，但是，如果刘之安不说合此门婚事，也就不会酿成如此人命大案，因此，必须对刘之安予以严厉的处罚，否则，不能服人。因此，明清时期，媒人说媒还需尽注意义务。

三、媒人在婚姻成立后的作用与责任

1、媒人在婚姻成立后的作用

处理夫妻双方矛盾。在清代贵阳，陈金余的儿子娶有妻妾，“无宠妾嫌妻情事，”但妻子久居娘家不归，法官批词说：“仰请凭原媒至程杏生家明白开导，劝令该氏速行转回，勿任逗留。”[76]所以，对撮合的夫妻之间出现矛盾时，媒人有调解她们矛盾的义务。

2、媒人在婚姻成立后的责任

（1）在婚姻争讼中出庭作证的义务。明末广东有一诉讼，石恒祯娶黄国琰哥哥的女儿为妻，石恒祯以压奸成孕控告黄国琰，推官颜俊彦“问其冰人林廷丽，云以奁薄起衅。”颜俊彦评论说：“婚姻论财，夷虏之道，而况出此不堪闻之语，则禽兽之不若矣。”[77]颜俊彦判石恒祯被杖。这起诉讼中，推官颜俊彦采信了媒人林廷丽的证言，对争讼做出了判决。

（2）在夫妻发生争讼时，媒人必须协助官方调查调处夫妻纠纷。清代范增祥的《樊山批判》载，[78]赵学刚贪利将十三之女许给三十多岁的程八娃，后来悔婚。樊增祥“本欲断离，因学刚将财礼耗尽，无银断还，从权断俟赵女及笄，准尔迎娶。”现在，程八娃“忽控称择期腊月初四迎娶，学刚欲逃往远方等语。”樊增祥“着原差原媒查处复夺。”所以，对于婚姻成立过程中出现的诉讼，媒人负有协助官方调查调处的义务。

（3）为诉讼中息讼的夫妻具保。在清代州县词讼中，地方官时常让第三人具结保证书，以保证官府判决的执行。在清代江苏句容县，李赵氏被夫家的人侮辱，无家可归。许文浚审理此案，丈夫李三贵表示“今愿领赵氏回去过活”。许文浚“勒令李三贵择日备舆迎归，和好度日。”“李子方、刘尚南本是媒妁，又兼姻族，著具保。趙氏设或失所，汝两人并干惩罚。”[79]媒人李子方、刘尚南签写保证书，保证赵氏不再流离失所，否则，要受到惩罚。因此，媒人“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起到了稳定社会和家庭的作用。”[80]

综上所述，婚姻虽然是两个家族之间的私事，但是，在传统的熟人社会里，婚姻关系的确立必须得到社会的认同，媒人的参与就是社会认同的体现;同时，媒人是明清时期婚姻秩序的一种保障。有学者说：“中国封建社会礼教规定‘男女授受不亲、‘男女有别的隔离状态，使得在议婚过程中，当事人双方几乎不曾照面，即便是相了亲，见了面，其个人意志往往也无法实现。当事人成了局外人，而一切只需由媒妁作中介，她们参与‘六礼推演的全过程，几乎成为整个婚姻过程的真正主宰者。”[81]这显然夸大了媒人的作用，因为男方、女方家庭会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对方的情况，不会惟媒是听的。因此，一般情况下，媒人在明清时期两姓成婚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媒人具有联系两姓、传递信息、递交庚帖婚书、见证或转交财礼、参与签订婚书、参与迎娶过门、处理夫妻纠纷、出庭作证等作用，同时也肩负着如实介绍双方的情况、不得违反法律、协助官方调查调处夫妻纠纷、为诉讼中息讼的夫妻具保等责任。因此，明清时期媒人参与婚姻的整个过程，不仅是法律的要求，也是合乎礼制的需要，是根深蒂固的民间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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