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非

【摘 要】 新时代乡村善治是实现乡村振兴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枫桥经验的启示是：实现乡村善治必须立足地域文化，发挥人民的主体性作用，推进治理主体的多元化。

【关键词】 新时代;社会善治;乡村善治;枫桥经验;启示

李克强总理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推广促进社会和谐的“枫桥经验”，构建城乡社区治理新格局。为我们今天的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可供参考和借鉴的典型和样板。从1963年11月下旬，毛泽东同志作出重要批示让总结和推动“枫桥经验”再到2003年11月下旬在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4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同志指出把学习和推广新时期“枫桥经验”作为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总抓手，再到今天成为构建城乡社区治理新格局的样板，“枫桥经验”的内涵不断丰富发展和创新，但是无论如何变化，“枫桥经验”最核心的思想内涵没有变，就是立足本地，依托自身的历史文化根基，发动群众共同治理，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的需求，这已然成为我们今天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和构建“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基层治理体系的经验与智慧源泉。

一、新时代乡村善治问题的提出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而我们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乡村最为突出，表现在农村经济、政治、社会等方方面面，解决这一困境继续提高乡村社会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现乡村善治，满足老百姓对物质生活、生活环境、民主政治、公平正义等多方面需求。

何为“善治”？善治是对治理效果的肯定，谈善治必须先谈“治理”，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更加的权威和具有代表性，它在1995年发表的《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中对治理下了这样的定义：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法的综合。简单概括，治理的理念更多的体现共治和综合治理的方式，也就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方式的多样化。那么善治就应该是多元治理主体的有效合作和多种治理方式的合理运用已达到富有成效的治理结果。在现代社会中，许多领域是政府的行为无法干预的，尤其在基层，面对老百姓方方面面的零散、异质化、复杂化的需求以及日常的矛盾纠纷时，往往感到力不从心，出现了“政府失灵”，所以需要改善政府治理的方式，引导和鼓励社会主体参与到治理的过程中，促进社会主体的联动合作，提升治理的民主性和互动性。

何为“乡村善治”？乡村的善治，就是要整合乡村社会各种资源，引导各种社会力量有序参与到乡村社会治理当中，尤其发挥党组织的领导和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的作用，有效运用法律、村规民约、风俗习惯等多种治理手段达到乡村社会稳定有序又充满活力。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其概括为：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

二、新时代乡村善治的重要价值

乡村治理是社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落实在基层实践的重要抓手，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党和政府对乡村经济生活的管理经历了从“管控”到“管理”再到“治理”的过程，如今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转变，新时代同时也为乡村善治赋予了更加丰富和重要的意义。

1、新时代乡村善治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十九大报告中对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作了明确规定，概括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二十个字，其中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基础。这是立足我国当下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分析问题与挑战，总结经验教训并吸收国内外先进理念基础上做出的重要论断，为解决好我国新时代“三农”问题指明了方向。

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经济社会有了长足的发展，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改善，农村社会在步入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村的社会关系、社会观念和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包括旧的社会价值和道德观念在逐步解体，而新的价值体系和道德观念还没有建立起来;农村精英群体的流出导致的治理主体缺失;基层治理中的形式主义和内卷化①严重;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下降;留守人员、农村空巢老人、困难老人、和农村大龄未婚青年比重增多等，这些问题都严重影响农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同时也对乡村社会治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是农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以及生活富裕的基础，对此，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2、新时代乡村善治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乡村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支撑，乡村社会治理相较于其他领域的社会治理更加具有实践和实证价值。乡村社会治理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不同于国家层面的治理和政府治理、也不同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因此在其制度设计和供给时必须符合乡村社会的实际，例如乡村社会相较于城市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精神文化、风俗习惯，不同地域的乡村的治理手段也应更符合当地实际条件。国家和政府治理的制度供给中法律和制度的作用更加凸显，而乡村社会治理中社会规范的作用更加凸显，主要体现在风俗习惯、道德规范、村规民约等。乡村社会在治理过程中强调在基层党组织的引领带动下，以自治为基，发挥村民理事会、村民议事会、老年人协会等自治组织的作用，实现村民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等功能。总之，乡村社会治理在治理的方式、治理主体、治理制度方面为我国社会治理提供了必要的补充，是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枫桥经验”对新时代乡村善治的启示

1、实现乡村善治必须立足地域文化

“枫桥经验”作为基层治理的典范，它的成功一个关键的因素就在于能够立足当地的文化，将正式制度安排与地域文化传统完美的结合。中国地域辽阔，民族居多，而我们的乡村治理又是以地缘为基础的，不同地区的乡村在文化、风俗、人文风貌等方面有很大的区别，所以讲乡村治理不能抽象、空洞、大而化之，必须立足于当地的文化。文化不同于知识，而是内化于心并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人的思想和行为的一种抽象规则，我们虽然不能够意识到或者理解这些规则，但是这些抽象的规则一直在影响我们的生活。因而，乡村善治过程中的治理体系的形成必须要有内在的精神文化作为支撑，以达到各个治理主体对治理体系持久的认可。如果一种社会治理方式能够有效实施、社会治理体系能够有效运转，除了行政体系的“权威”在发挥作用，更由于与之相适应文化传统、人文风貌、精神价值、风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安排起到了不可或缺的社会心理支撑作用。相反，如果没有这样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乡村治理的规划化、标准化、程序化的正式制度安排在实施中也会变形。例如，现在很多基层出现的完成任务时的“办事留痕”来应对上级的检查，造成基层治理中严重的形式主义和内卷化。①我国乡村目前还是具有很强的乡土性的礼俗社会，并且不同地区的农村情况又不尽相同，例如东西部乡村在经济发展、社会结构等方面差别很大，即使同属于一个地方的乡村也各自有各自的特征，因此，乡村的善治必须立足于本地文化，强调治理的灵活性和自主性，这样谈治理才更具有针对性和成效性。

2、实现乡村善治必须发挥人民的主体性作用

“枫桥经验”能走到今天依然发挥着良好的效果少不了人民群众的参与，从对“枫桥经验”不同时期的概括中有非常明显体现，例如最早的 “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到 “党政动手，依靠群众，立足预防，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再到“以人为本，依靠群众;抓早抓小，就地化解;维护稳定，建设小康”;再到今天从群防群治向共建共治共享，无论“枫桥经验”如何与时俱进、如何创新发展，其中的核心价值是不变的，就是“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始终发挥着积极作用。

当前乡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转变，尤其在我们西部的农村，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流出，农村空心化、老龄化严重，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谁来治理”？华中师范大学贺雪峰教授认为应发挥两类人的作用“一类是未离开农村又可以在农村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收入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这种不离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就是‘中堅农民，还有一类是‘负担不重的低龄老年人”这两类人在农村社会治理中有很大优势，首先在“中坚农民”在农村有很可靠的收入，有可能是在拥有良好收入的经济作物，或者规模种植粮食作物亦或是有一门手艺，总之他们不用外出打工就能很好的生活。正因为这部分农民不离乡，并在农村进行生产生活，因而他们对农村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有很强的内在需求，并且他们了解农村，也了解村民，懂农村实际，也有能力处理乡村社会治理过程中的问题，化解矛盾。例如，在扶贫调研中，我们通过走访一些常年在农村进行生产生活的村干部就可以有深刻的体验，这类由“中坚农民”担任的村干部，对本村的基本情况、村民的基本信息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大到村民的房子是哪年建成，小到村民的孩子哪年出生、目前在哪里上学他们都如数家珍，并且这类“中坚农民”当村干部，因为靠自己在的才能和劳动在村中取得较好的收入，所以也能够对其他村民起到良好的带动作用。现阶段乡村治理中的另一类重要群体“负担不重的低龄老年人”，他们中很多子女已经成家，自己也有可靠是收入，负担不重，且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对农村也有很深厚的感情，也愿意为自己生活的村庄发挥余热，“出头露面”。这些在湖北荆门、贵州塘约等地的老年人协会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中都有所体现。除此之外，发挥退休党员、退休教师、留守妇女等群体的作用，都体现了“依靠群众”这一党的优良传统，也充分体现了“三治结合”中的自治这一乡村社会治理基础。

3、实现乡村善治必须推进治理主体的多元化

“治理”和“管理”最大的区别就在治理更加强调主体的多元性。“枫桥经验”强调党委、政府领导，社会各主体共同参与，形成齐抓共管的基层治理新格局，这充分体现了社会治理理念当中多元主体共治的思想，有利于调动各方力量，形成优势互补的治理局面，避免各方力量在处理某一问题时出现效果的“失灵”。首先，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目前，基层党组织建设存在组织力欠缺、党员结构不合理、党员管理不规范、脱离群众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党组织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影响党组织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所以必须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为基层党组织配好支部书记、充分激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服务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热情，避免基层党组织的行政化、官僚化以及工作的形式化。其次，整合政府资源，实现综合治理。基层面临的很多问题牵涉众多部门的工作，因而必须整合各个部门之间的职能，北京平谷区的“街巷吹哨、部门报到”的基层治理体制充分的体现了街道在解决群众问题时整合政府资源的典范。再次，发挥社会各主体的积极作用。乡村善治必须整合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其中，解决政府在社会治理领域的“政府失灵”问题，充分发挥基层民主协商的作用，达成社会治理的共识，解决政府不能管和管不了的问题。

【注 释】

① 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发展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

【参考文献】

[1] 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2] 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

[3] 何雪峰.乡村治理如何实现善治[J].南风窗， 2018.14.

[4] 何雪峰.规则下乡与治理内卷化：农村基层治理的辩证法[J].社会科学.2019.4.

[5]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6] 金伯中：论“枫桥经验”的文化底蕴[J].公安学刊—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3.

[7] 余钊飞：“枫桥经验”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N].人民法院报，2018.2.2.

【作者简介】

同 非（1986.02—）男，汉族，陕西渭南人，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公共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