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超

【摘 要】 文章介绍了李大钊与陈独秀社会主义观形成的时代背景。探析李大钊与陈独秀社会主义观形成的理论渊源，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社会主义思想是他们社会主义观形成的理论渊源。

【关键词】 李大钊;陈独秀;社会主义观;理论渊源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逐渐沦为帝国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各阶级为救亡图存走上探索救国的道路，李大钊与陈独秀就是其中的代表。李大钊与陈独秀作为中国早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同时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且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观，形成了对于社会主义最早的系统理论认知。李大钊与陈独秀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也曾经拥护倡导自由与平等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主张在中国实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成功，李大钊与陈独秀二人受其影响，逐渐接受、宣传马克思主义，并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国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观。

一、李大钊与陈独秀社会主义观形成的时代背景

任何思想观念的形成都离不开深刻的时代背景，李大钊与陈独秀的社会主义观也是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中形成、发展起来的。“五四”之前各阶级救亡运动的失败、十月革命的成功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等对于李大钊与陈独秀社会主义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1、“五四”之前各阶级救亡运动的失败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和机器革命逐渐惊醒“天朝上国”的美梦，有识之士看清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认识到只有求变才能挽救民族危亡。在“五四”之前，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相继登上政治舞台，发起武装起义或革命政治运动来挽救国家危亡。无论是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还是戊戌变法运动，虽然都以失败而告终，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中国近代以来掀起的救亡运动不断高涨，这些救亡运动并没有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中国人民依旧遭受着本国封建主义和国外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民不聊生。然而，各阶级的诸多努力却证明脱离中国实际而追求一种理想的新社会的向往和实践是不可取的。各阶级救亡图存运动的失败促使先进的知识分子寻求一种与中国国情相符合的社会思想来挽救民族危亡。在日本留学且接受西方先进思想观念的李大钊与陈独秀目睹国内的境况，感慨国内的严峻形势，意识到要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就必须找到一种能和近代中国历史现状相契合的社会思想，且要能在中国寻找到实现它的主体性力量。李大钊与陈独秀选择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作为改造中国社会工具的前提就是近代中国已具有了与之相应的现实需求，且适应了近代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

2、俄国十月革命描绘了新世界的蓝图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的曙光，尤其是十月革命反对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革命任务，使处于苦难中的中国人民倍感振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其他先进分子上了共产主义的一课”。[1]十月革命的成功给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再造中国的理论、路径与方法上指引、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方向。李大钊作为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他首先认识到了十月革命对于中国的意义，并且最早放弃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制度，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接受、宣传马克思主义，李大钊确定了中国走社会主义的决心。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李大钊称俄国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着世界的革命之彩色者也”，[2]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3]李大钊充满激情地欢呼“Bolshevism的胜利”，他甚至异常激动地宣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4]

陈独秀在接受、宣传马克思主义之前，也曾经拥护倡导自由与平等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主张在中国实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主张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解决中国问题。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上的失败打破了他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美好幻想，陈独秀对威尔逊等巴黎和会“三巨头”从充满期望到感到失望。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震撼到了陈独秀，陈独秀将俄国十月革命看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5]特别是俄国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深深的吸引了他，而且国内出现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高潮，他开始认真研读马克思、列宁的著作，转向马克思主义，用马列主义观点分析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二、李大钊与陈独秀社会主义观形成的理论渊源

1、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李大钊自幼丧父，由他的祖父李如珍带大。李如珍在李大钊6岁时就把他送进了本村私塾读书。在这段时间内，李大钊较完整地学习了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熟读四书五经，并且同时结合其他儒学经典和史籍的学习，加快学习理解儒家思想精义，李大钊对于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理解颇深。李大钊深受传统文化中大同思想的影响，倡导“个性解放”与“大同团结”相结合，他认为人的解放是与社会一起的，人与社会紧密相连，他指出“世界进化的轨道，都是沿着一条线走，这条线就是达到世界大同的通衢。”  [5]从李大钊学习传统文化起，开始关注国家大势，传统经典中的“治国平天下”、“救民于水火”的意识趋使李大钊寻求一种实现“大同”社会的道路。陈独秀也是如此，他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自幼丧父，从小就跟着祖父陈章旭读书，接收封建主义的旧式教育，学习四书五经，也受到中国传统优秀思想文化的影响，大同思想也在少年的陈独秀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国外社会主义思想

（1）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潮。李大钊、陈独秀二人都在日本留过学，读了一些日本社会主义代表人物的著作，初步接触了日本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14年，李大钊在孙洪伊、汤化龙的支持下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就读于政治经济学本科。在留学的期间，李大钊受到老师安部矶雄的影响初步接受了社会主义，他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可称作“宗教社会主义”，它的特点是“注重从精神方面观察社会主义”，即“以人类爱为中心，使宗教与社会主义在我的心中浑然融合一体”的“社会主义”。安部矶雄成为早稻田大学教师中对他影响较大的人，特别是在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上或多或少受到安部磯雄的影响。他同时广泛接触日本社会党员，在与社会党员的交流中一边学习社会主义，一边分析中国实际国情，相继发表《风俗》、《物价与货币购买力》等一系列文章，开始把中国与欧洲联系起来。这说明李大钊已开始将接收到的社会主义思想运用于实践，来试图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陈独秀同样在日本留学，并且可以算做是近代中国第一代留日学生，在1901年到1915年，陈独秀曾先后多次前往日本留学。在第一次留学期间，陈独秀与张继等人参加了留日学界最早的团体励志社，表明了他对国家民族命运以及社会政治问题的强烈关心，陈独秀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由支持维新派的变革立宪转变为主张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第三次日本留学期间，他曾参加了在东京成立的“亚洲和亲会”。在这个团体中，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等等都具有各自的地位，在第三次留学期间，陈独秀初步的接触了社会主义思想，为他回国从事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以及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

（2）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是第一个接受并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他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正确的解释了十月革命的性质，对于十月革命有一个清晰地认识。第一，他认为十月革命是反对资本阶级，壮大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它的胜利是无产阶级的胜利，是世界所有劳动者阶级的胜利。第二，李大钊认为十月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认为十月革命必将在全世界产生重要的影响，共产主义一定能在全世界实现。第三，他指出，中国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获得解放和新生。李大钊在这里强调了俄国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必将极大促进世界的革命运动。

陈独秀不是国内最早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李大钊等人开始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时候，陈独秀只是把这看做为“新思潮”的一个分支内容，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虽然在谈论具体的政治问题时也涉及马克思主义，涉及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但知之甚少。使其转向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是1919年6月陈独秀因散发带有进步要求的《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入狱的事件。陈独秀在出狱后南下前往武汉、广州等地，在这段时间内，他本人抓紧时间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思想上进一步向马克思主义靠拢。如1920年4月以“社会主义研究社”名义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陈独秀也曾参与了校译工作。在这一阶段，陈独秀完成了由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先后发表《马尔萨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劳动者底觉悟》、《答知耻》等文章。

三、结语

李大钊与陈独秀社会主义观的形成是在特定的时代中形成的，具有历史必然性。研究其社会主义观形成的的思想渊源能够为我们清楚地认识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传播的概况，为研究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理論支持。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90.

[2][3][4] 李大钊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26、228、263、122.

[5] 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474.

【作者简介】

杨 超（1994—）男，汉族，山西长治人，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专业201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