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景尧 刘绥

【摘 要】 本文论述了毛泽东政治哲学的理论特质，包括四个方面：理论与实践相统一、阶级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党的领导与依靠人民相统一、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

【关键词】 毛泽东政治哲学;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

任何思想体系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主客观条件，也铸就了这些思想体系所独有的理论特质。近代中国的社会状况是毛泽东政治哲学产生的客观社会历史条件，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优秀品质和超强能力，则是毛泽东政治哲学产生所必备的个人主观条件。毛泽东政治哲学产生所必须的主客观条件，塑造了毛泽东政治哲学独具特色的显著特征，即理论与实践相统一、阶级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党的领导与依靠人民相统一、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这些理论特质为准确理解和有效应对新时代新思想新问题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南和基本原则遵循，有助于建構面向21世纪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哲学，有助于推进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兼具理论家和政治家的双重身份，集中体现了他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鲜明特征。毛泽东既具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又具有强烈的实践精神。他深厚的理论素养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来自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来自于对西方文化知识的借鉴。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著作是毛泽东深厚理论素养的集中体现。毛泽东政治哲学散见于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著作之中，是毛泽东深厚理论素养的必要构成和重要体现。毛泽东政治哲学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论为理论基础，着眼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群众的解放，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立场，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批判地继承和借鉴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和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哲学，紧紧围绕实现人类解放的价值诉求，积极探索价值诉求实现的良好制度，形成了结构完整、内容丰富、论证严密的理论体系，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指南。

毛泽东又具有强烈的实践精神，使他的政治哲学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毛泽东一生都非常重视实践。年少求学时他注重“游学”、“实学”。他在1913年10月12日的《讲堂录》中说：“实意做事，真心求学。”[1]“古者为学，重在行事。”[2]“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3]毛泽东不仅这样说，而且还这样做。他与同学萧子升在1917年7、8月间，历时月余、步行千里，到长沙、宁乡、安化、益阳和沅江五县进行社会调查，考察了广大农村和一些城镇、寺院和学校等，走访了一些社会人士。在毛泽东看来，只有深入实际进行学习才能学到真知识。

年长革命时毛泽东更加重视实践。毛泽东认为，理论的目的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实现。他在1920年9月26日发表的《“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中指出：“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的。”[4]因此，作为科学理论体系的毛泽东政治哲学，只有在轰轰烈烈的人类解放运动中得到运用，才能达到实现人类解放的最终目的。毛泽东在领导人民实现解放的伟大运动中，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实际开展调查研究，坚决反对脱离实际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之路，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毛泽东政治哲学的鲜明特征。毛泽东在创立和发展政治哲学的过程中，坚持把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在现实社会中，理论与实践是双向互动的。毛泽东政治哲学来源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是对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毛泽东政治哲学也是用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要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得到检验。毛泽东政治哲学是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不断丰富而发展完善的。毛泽东政治哲学的目的就在于指导中国革命、影响人类解放运动。因此，毛泽东总是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需要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近现代中国的社会性质、阶级力量、矛盾状况、革命特点和建设情况，制定出与各个历史时期相适应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运动取得胜利走向成功。

毛泽东政治哲学之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特色还体现在有关工作方法的论著中。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化为指导革命和建设的方法论原则，并在总结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写下了一系列论述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著作，从而形成了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方法论体系。毛泽东政治哲学乃至整个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方法论特性鲜明地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特点。[5]

二、阶级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毛泽东政治哲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它是为中国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谋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组织，实现和维护的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不仅要站在中国工人阶级的立场上，而且还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作为领导者的作用。在毛泽东看来，工人阶级不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而且还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者。他在1949年6月30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年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6]

此外，毛泽东又从近代中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国家的基本国情出发，认识到农民阶级的重要性，提出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的观点，主张大力发展农民运动并且要建立工农联盟。由此可见，毛泽东是坚持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阶级立场的，这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立场观点的创造性发展。

毛泽东鲜明的阶级性还表现在他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娴熟运用。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从经济状况和政治态度两个方面，对近现代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阶级情况进行了剖析，认清了革命和建设的“敌友”问题，从而制定出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作为毛泽东创立的重要思想理论，毛泽东政治哲学也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毛泽东政治哲学是为了实现包括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解放的，它坚持和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方法，提出通过建立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来最终实现人类解放的主张。

毛泽东政治哲学还具有广泛的人民性。毛泽东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他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7]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且还是社会变革和制度更替的决定力量。在政治哲学的视域下，毛泽东认为人民不仅是政治活动的主体，而且也是政治价值的主体。任何真正的政治都是人民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进行的斗争，任何真正的政治运动都是人民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参与的运动。毛泽东政治哲学也研究为争取和巩固政治权力而进行的政治活动的本质和规律，但其目的是为了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求利益的最大化，是为了最终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以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作为一切政治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毛泽东在各个历史时期领导人民群众所从事的政治实践活动，都是为了争取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在毛泽东看来，民心向背是政治兴衰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因此，要高度重视和充分依靠人民。毛泽东要求领导干部关心群众的疾苦，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尊重群众的利益，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并据此制定正确的政策、切实为群众谋利益。[8]毛泽东政治哲学就是为实现人民的权利和解放而斗争的哲学，毛泽东为此而执着地奋斗了一生。

毛泽东政治哲学的人民性和阶级性是统一的，体现了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和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结合。人民性以阶级性为基础，只有在无产阶级通过其政党的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才能实现自身的解放。同样，阶级性也离不开人民性。只有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才能最终实现人类解放的价值诉求。坚持人民性和阶级性的统一，有助于使党这个毛泽东政治哲学的关键不断巩固和扩大自己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有助于使党带领人民群众最终实现人类解放的奋斗目标。

三、党的领导与依靠人民的统一

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政治哲学的关键，要实现人类解放的价值诉求，必须要坚持党的领导。同时，人民群众是毛泽东政治哲学的主体，要实现人类解放的奋斗目标，也必须要坚持依靠人民。由此可见，要最终实现人类解放的目标，必须要将党的领导和依靠人民结合起来。毛泽东政治哲学具有党的领导与依靠人民相统一的显著特征。

毛泽东政治哲学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在毛泽东看来，党的领导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毛泽东认为，没有中国共产党革命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他在1942年2月1日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讲话指出：“如果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人民要想推翻敌人的压迫，简直是不可能的。”[9]后来他又指出：中国人民要解放，中国要得救，只有共产党才有办法，全国人民都仰望着我们。[10]在1945年4月21日主持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他更是明确地指出：“没有我们的党，中国人民要胜利是不可能的。”[11]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总结历史经验时也指出：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要有一个成熟的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12]毛泽东还认为，社会主义事业要取得胜利也需要党的领导。他在1957年5月25日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時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13]总而言之，实现人类的解放必须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

毛泽东政治哲学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主张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在毛泽东看来，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力量的来源，人民群众不帮助就没有力量。他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14]因此，要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完全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全心全意地依靠人民群众。

毛泽东认为，只要我们信任和依靠人民群众，我们就会有办法，就会制定出正确的路线，就会克服任何的困难，就会打倒任何的敌人，就会取得最终的胜利。反之，如果离开了群众，就什么事儿也干不成;如果脱离了人民，任何势力终究是要垮台的;脱离了人民群众就会犯错误，就会导致失败。毛泽东在1963年4月24、25日会见外宾的时候指出：什么时候跟群众合作得好，我们就得到发展;什么时候脱离群众，我们就犯错误，就失败。[15]我们如果犯了错误，就是因为脱离了群众;我们纠正了错误，就是因为听了群众的话。[16]

在毛泽东看来，密切联系群众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标准。他认为，共产党人区别于其它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他在1964年11月24日会见秘鲁共产党（马）中央第一书记帕雷德斯时说：马克思主义政党，脱离了群众就不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了。[17]他认为，争取群众是共产党永远挺立的根本法宝。他在1929年4月传达中共六大决议时要求：“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如和尚念‘阿弥陀佛那样，随时随地都要念叨‘争取群众，这是共产党的护身法宝，是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法宝。丢掉这个法宝，革命就要失败，共产党就一事无成……”。[18]

毛泽东政治哲学还坚持党的领导与依靠人民的统一。毛泽东认为，决定中国事情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19]因此，必须将党的领导和依靠人民紧密结合起来。在关于党和人民关系问题上，毛泽东曾作了大量论证，其中心思想可以概括为：在本源和本质意义上，人民是历史的主体、动力和创造者，共产党则是人民实现自身解放与自由的阶级工具。[20]他在著名的《愚公移山》中将人民比喻为至高无上的“上帝”，誉为革命之“本”。因此，对人民来说，共产党是“向导”，而不是“异物”;是先锋，而不是主宰;“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21]因此，共产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22]所以，要坚持党的领导与依靠人民的统一，实现党和人民的紧密结合。

共产党人既要相信党又要相信群众，要把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作为自己言论和行动的出发点。正如毛泽东在1955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所做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23]

四、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统一

毛泽东具有浓厚的民族情结，不仅对悠久灿烂的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充满了自信心和自豪感，而且他还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苦奋斗最终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使伟大的中华民族又重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毛泽东的民族主义，就是毛泽东在谋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实践进程中所形成的有关处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以及本国内部各民族之间关系的基本态度和观点，其内容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对外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对内求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平等。”[24]毛泽东的民族主义以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和传统文化为理论渊源，以近现代中国的救亡图存和建设图强为时代背景，以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繁荣为历史任务，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进程的向前推进而发展完善。

毛泽东的民族主义具有实践性。它是在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进程中所遇到的诸如民族解放、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繁荣等现实问题中逐渐形成的，是对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和实现民族解放、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繁荣等革命和建设策略与思想的提炼和升华。毛泽东的民族主义具有抗争性。无论是建国前的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独立，还是建国后的反对社会帝国主义以维护国家主权，毛泽东都表现出了毫不妥协的抗争精神。毛泽东的民族主义具有过渡性。过渡性的特点源于毛泽东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毛泽东的民族主义不仅是要争取民族的独立与自由，而且还要缔造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的中国。[25]毛泽东的民族主义具有开放性。毛泽东的民族主义主张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兼收并畜，大胆他拿来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真正好的东西，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中西文化的有效结合。”[26]毛泽东的民族主义还具有平等性。毛泽东的民族主义主张坚持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发展民族经济文化，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道路。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坚定的民族主主义者，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国际主义者。早在1920年12月1日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中，他就强调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帮助和推动世界其他地方的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如帮助俄国完成社会革命、帮助朝鲜独立、帮助南洋独立等。[27]毛泽东主张实现民族主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结合，并在带领人民群众实现人类解放的伟大征程中进行实践，使之成为毛泽东政治哲学的显著特征。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讲国际主义的，并且马克思主义者是要讲话算数的。因此，中国共产党人不但要发扬而且更要落实国际主义。更为重要的是，不仅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不能离开世界的革命，而且中国的事业也是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一部分。

在毛泽东那里，爱国主义就是民族主义。他认为，“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28]比如在抗日战争中所采用的民族自卫战争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动，都是正当的爱国主义的行动，也都是国际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因此，毛泽东主张：“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29]他在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庄严地宣布：要做到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结合。他指出，我们的民族“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30]

在毛泽东看来，国际主义就是世界主义，也就是“愿大家好的主义”，[31] “应该是真正的国际主义，不能仅仅把它当作一个口号。”[32]毛泽东认为，真正的国际主义要切实做到：“不论大国小国，互相之间都应该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33]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不管是世界上哪个大洲的国家，毛泽东都用真正的国际主义来对待他们，主要采用道义上声援和物质上援助的方法来帮助他们。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以及免除二战后日本的对华赔款等，都是毛泽东国际主义的充分体现。

五、结语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出现了只有运用自己的特色理论才能解决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因此，建构面向21世纪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哲学尤为必要。要构建当代中国的政治哲学，必须打破西方政治哲学的话语垄断，突破西方政治哲学的话语模式，立足中国的独特国情，承扬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精华，借鉴西方政治哲学的文明成果，致力于解决中国发展进程中的现实问题，建构适合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引领中国发展的政治哲学话语体系。毛泽东政治哲学奠定了中国现代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确立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哲学的核心思想和基本理论框架，特别是毛泽东政治哲学的理论特质，提供了准确理解和有效应对新时代新思想新问题的理论武器和基本遵循，是建构面向21世纪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的重要思想资源。毛泽东政治哲学的显著特征也必将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发展而得到充分彰显和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2][3][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年6月～1920年11月）[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525、529、530、464.

[5] 杨信礼、于英华、王立胜.毛泽东的政治哲学[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3.41.

[6]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9.

[7][9][22]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31、811、809.

[8] 杨信礼.毛泽东的人民观[J].青海社会科学，1993（06）.